做一個美麗的中國人其實不難

06-14

我的書房裡，有三本關於人類「醜陋」的書，作者分別是中國、日本和美國人，針砭的對象都是本國人，說不定作者自己也包括在內。

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在台灣出版後，引火燒身。在大陸，最早是在《參考消息》上摘錄刊登，是參考，還是反面教材？不得而知。時至今日，讀書應該無禁區了，但對於這本書，知道的人不少，看的人卻不多。這位仁兄的拿手好戲是：以最不嚴肅的方式，表達最嚴肅的思想。也許問題就出在這裡吧。在市場經濟的裹挾下，「思想」漸行漸遠，何況「嚴肅」！李敖肯定看透了這一點，索性不嚴肅到底，索性狂言無忌，索性快意恩仇，索性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到頭來，就影響力而言，李敖與柏楊大不相同了。

柏楊一生坎坷，然而卻筆耕不輟，《醜陋的中國人》是他的代表作。這本書的貢獻，是在一團醜陋的亂麻中，理出「窩裡斗」與「醬缸」兩條頭緒來，既形象又一針見血，受已故雜文家牧惠先生推重，不遺餘力地向讀者推介。

但長期以來，我們聽慣了「中華民族是勤勞勇敢的」讚歌，自我感覺良好，很少有人能靜下心來想一想：我們有醜陋嗎？我們是醜陋的嗎？我們該怎麼辦？傳統的辦法是掩惡揚善，這是祖傳的家法。誰也不願意把醜陋挑到竹竿尖上，這好理解。然而可悲的是，掩惡，惡不一定自動消失；揚善，善未必能發揚光大。一個人，不能忌疾諱醫，一個民族，更應胸懷坦蕩。國家的繁榮與屈辱，民族的幸福與苦難，通常不決定於外部環境，往往取決於民族根性和國民素質。懂得懺悔，才能獲得救贖。懺悔就要正視醜陋，消除醜陋。《醜陋的中國人》其實是一本很善意的書，至少它沒有冷嘲熱諷，也沒有玩世不恭。它與那本《厚黑學》有天壤之別。

1970年長篇文化隨筆《醜陋的日本人》在日本出版。作者高橋敷畢業於京都大學研究生院理學部，從三十歲起，應聘在南美、美國、歐洲從事教學與研究。因此，對自己的同胞與歐美等國民眾在思維方式、行為特徵以及民族性上的異同，有深刻的體悟與見解。高橋敷寫這本書時，猶如肩負一台攝像機，記錄下所見所聞，當然，也免不了有所思，作些剖析與評述，把深層的東西顯露出來。這樣的書寫方式，不是關起門來做學問，可讀性自然就不一樣了。

《醜陋的日本人》在素材選用上的一大特點是，用身邊熟悉的人的行為，作為「問題」來反省。這些人，有的是他的朋友，有的給過他許多關照，為此，他一度十分煩惱，但出乎意料的是，這些人還是給予了諒解，甚至加以鼓勵。高橋敷在《前言》中說他回到祖國，「只是為了把本書贈送給我親愛的人們。因為，明治結束百年後的日本，必須再進行一次發現人性的維新。」

關於威廉·里德勒與龍金·伯迪克合寫的《醜陋的美國人》，羅伯特·特蘭布爾1958年發表在《紐約時報書評》上文章指出：「在這本《醜陋的美國人》一書中，兩名東南亞專家透過實例豐富的趣聞軼事，詳述為何自由世界會在東南亞等地節節敗陣，輸給共產主義，本書認為原因在於派去促銷民主的美國人犯了大錯。」

然而《醜陋的美國人》卻是一本小說。據說作者原本想以報告文學的方式出現，後來改寫為短篇故事，再串聯起來成為一本小說。現在人們讀到的，是以小說的形式，對美國的亞洲政策提出「批評」的文本。作者的心態，是恨鐵不成鋼。除了鮮明的人物刻畫、幽默有趣的情節之外，本書顯著的特點就是意識形態。可以說，這是冷戰老母雞產下的意識形態怪蛋。關於這本書，台灣的柏楊先生寫過一篇同名評論，說「那是一部非常可怕和偏激的書」，但在美國，作者卻受到當局的重視，不像他那樣，屢受迫害與打擊——國情不同，文化不同，說這些，未免有點隔靴搔癢了。

這三本書，我是斷斷續續研讀完的。一邊讀，一邊拿書中的關目拷問自己：我醜陋嗎？我們醜陋嗎？

我的結論是：當然。

我只有一件事不太醜陋，或者不算醜陋——那就是知道自己的醜陋，承認這醜陋，也不忌諱議論這醜陋，並且下決心在有生之年，儘可能洗滌這醜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