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文學遺產在東南亞的傳播和影響

魯迅文學遺產在東南亞的傳播和影響

王家平

摘要: 本文從20 世紀早期、20 世紀中後期和20 世紀末的3 個時段評述了東南亞國家對魯迅文學遺產的接受狀況，結合東南亞各國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文化傳統和文學形勢等因素，分析魯迅思想和作品在這些國家傳播和產生影響的諸種形態，呈現了現代中國思想文化與現代東南亞思想文化的密切關係。

關鍵詞: 文學遺產; 魯迅; 東南亞; 接受狀況

中圖分類號: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 － 9142( 2014) 05 － 0096 － 11

關於魯迅遺產在歐美、蘇俄和日本、韓國的譯介、傳播，學術界已經有了相當數量的成果；相比較而言，由於魯迅在東南亞國家傳播和影響的資料比較缺乏，還沒有受到研究者應有的重視。本文願在這方面做點嘗試性的工作，並期待更多的學者參與進來，補充更多的研究資料，提升這個研究領域的學術水平。

一、20世紀早期東南亞國家接受魯迅的開端

東南亞地區不僅在地理上與中國毗鄰，而且自古以來在文化上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20世紀以來的現代化進程中，魯迅的思想和創作成為東南亞國家知識分子批判本國保守的傳統文化和尋求變革道路的精神路標，成為他們了解和借鑒現代中國文化的基本途徑。

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紀初期東南亞國家讀者關注的中國現代作家並不是魯迅，而是鴛鴦蝴蝶派文學和武俠文學。越南文學評論家和中國學家鄧台梅(1902 - 1984，曾任越南文聯主席，又譯作鄧台枚、鄧泰梅)對這一狀況作過描述，他說：「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30年間，在我國的各種報刊雜誌上，許多作家翻譯了相當數量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甚至連徐枕亞的作品也被翻譯過來了！然而，白話作家，詩人的創作幾乎無人知曉。」[l] (p.27)

越南對中國現代文學和魯迅的接受狀況表明，接受國對輸出國文學的興趣並不一定與輸出國的被接受期待相一致。如果由輸出國來決定輸出何種類型的文學作品，恐怕多數中國人都傾向於把魯迅這一脈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介紹給越南或者其他國家；但在事實上，文學交流中的選擇權通常是由接受方來掌控的。另一方面，法國殖民當局從20世紀初起在越南強化書刊檢查制度，他們對於來自現代中國的進步文學作品實行嚴密封鎖，直到1936年「印度支那平民陣線」成立後，當局的書刊檢查制度才有所鬆弛，中國的進步作品才陸續進入越南。

作為最早譯介魯迅作品的越南學者，鄧台梅就是從那個時代開始接觸魯迅作品的，當然，他聽說魯迅及其他中國現代文學作家的作品要更早一些。1926年，當時還在上大學的鄧台梅在菜市至河內的火車上偶遇一位中國青年，兩人進行了筆談，他第一次聽說了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第一次聽說了魯迅、陳獨秀、朱自清、茅盾、郭沫若等人的姓名，他特別對魯迅產生了格外的興趣。時隔10年之後，鄧台梅在河內一家中國書店買到一冊《魯迅先生紀念特集》，他這才知道自己所景仰的魯迅先生已去世，從那以後，他開始收集魯迅的作品。後來，他結交了一位逃避日軍戰火來到河內的中國文藝工作者，便拜這位中國人為師，以魯迅的作品為課本學習漢語。[1](p.25)鄧台梅的回憶再現了魯迅作品最初在越南傳布的基本情形。

鄧台梅是魯迅作品越南譯本的最早譯者，他在1943年的《清議》雜誌上發表了《阿Q正傳》、《野草》譯文的一部分，以及魯迅的幾篇雜文的譯文。鄧台梅還是越南最早出版魯迅研究專著的學者，1944年他的《魯迅的生平與文藝》一書在河內的時代出版社印行，該書對魯迅的人生道路、思想歷程及其作品風貌進行了評述。同年，鄧台梅還在河內新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雜文》一書，該書「對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雜文，尤其是魯迅筆鋒如刀、切中時弊的雜文，給予了中肯而重點的評價」[2] (p.155)。

鄧台梅開創了越南魯迅作品翻譯和研究之路，其工作對後世魯迅譯介事業產生了深遠影響，越南下一階段出現的著名翻譯家、研究家張政說：「鄧台梅先生是我國翻譯魯迅的第一人，是他引起了我閱讀、然後翻譯魯迅作品的興趣。」[1](p.29)

20年代末、30年代初，魯迅及其作品也引起緬甸文學界的關注。緬甸著名詩人基佐承認魯迅、郭沫若等中國現代作家對他及其同時代作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這種影響，表現在緬甸二三十年代的『實驗文學作品』中，『實驗文學作品』象魯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一樣，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濃郁的生活氣息和清新、明快、樸實的寫作法風格。」[3] (p.75)

二、20年代中後期越南的魯迅接受狀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菲律賓、泰國、越南、馬來亞、印度尼西亞和緬甸等東南亞國家相繼獲得獨立。在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越南，魯迅受到政治高層的重視。1951年3月，越南黨和國家領袖胡志明在他的《在越南勞動黨成立儀式上的講話》里，引用魯迅舊體詩《自嘲》中的詩句來闡發革命道理：

在講到革命者和政黨時，中國大文豪魯迅先生曾經有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千夫」，意指強敵，比如法國殖民者和美國干涉者；也可以說艱苦、困難的意思. 「孺子」意思是指善良的廣大人民群眾；也可以說是指益國利民的工作。越南勞動黨決不怕兇悍的敵人，不怕任何艱巨危險的任務，但是，越南勞動黨樂意做人民的牛馬，做人民的忠誠僕役[4](p.164)。

在其他場合，胡志明也常常引用魯迅的觀點討論問題，有一回他這樣說道：「我依稀記得，中國革命大文學家魯迅曾經在什麼地方講過這麼一句話，大意是，凡人上天成仙，也許是真的喜歡。但老是欣賞一成不變的仙境，久了也會叫人膩味、乏味的。到那時，才會明白：要找個真正變化著的和令人陶醉的事物，還得回到人間的實際生活中來。」[5]在領袖人物的大力推舉下，魯迅的思想和作品在越南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1955年，越南作家、中國學家潘逵翻譯的《魯迅小說選》在河內文藝出版社刊行，該書從魯迅的《吶喊》和《彷徨》中選譯了7篇小說。1956年潘逵翻譯的《魯迅雜文選》由河內文藝出版社出版，該書從魯迅的13個雜文集中選譯了39篇雜文。1957年，潘逵又翻譯出版了《魯迅學生選集》第2集，收錄了魯迅的9篇小說。

張政（又譯作章政）是本時期越南又一位主要的魯迅作品翻譯者，他與越南魯迅研究的拓荒者鄧台梅一道合作翻譯魯迅的作品，於1957年在河內建設出版社出版了《阿Q正傳》的譯本。進入60年代後，張政獨立譯介了大量的魯迅作品。1960年，他翻譯的《故事新編》在河內文化出版社刊行。接著，張政的《吶喊》和《彷徨》譯本分別於1961年和1962年由河內文化出版社出版。至此，魯迅所有33篇小說全部被譯成越南文字出版。更值得稱讚的是張政於1963年推出的3卷《魯迅雜文選》譯本，該書總共翻譯了魯迅的261篇雜文、散文作品，其中第1卷還收錄了散文集《朝花夕拾》的譯文，第2卷收錄了散文詩集《野草》的譯文，這套作品選為越南讀者提供了充足的魯迅雜文和散文文本。

1971年，張政的《：魯迅短篇小說選》譯本仍由河內文化出版社出版，內收《吶喊》、《彷徨》、《故事新編》中的14篇作品。1982年他的《阿Q正傳》繼續在河內文化出版社印行；1989年，他又推出新的《魯迅作品選》譯本（河內文化出版社版）。張政是越南翻譯魯迅作品數量最為豐富的翻譯家，為魯迅遺產在越南的傳播作出了非凡的貢獻。

50年代越南魯迅研究與魯迅作品翻譯同步進行，不少魯迅作品譯本的序言就是出色的研究文章。潘逵在《魯迅小說選集》（1955）的序言中對魯迅小說創作作了獨到闡釋，認為魯迅小說儘管在數量上不如他後來寫的雜文，但絲毫不減損它們的價值，這些小說在質量上比雜文毫不遜色。通常情況下，人們認為魯迅小說是藝術精品，其中一些人看低魯迅雜文的藝術價值；但潘逵卻認定雜文是魯迅創作中的精品，並以此作為評定魯迅小說價值的參照物，這倒是很有趣的見解。1958年，河內真理出版社出版鄧台梅的著作《中國現代文學史略》，該書對魯迅的創作尤其是他的雜文創作進行評析。1959年，黎春雨的專著《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在河內文化出版社刊行。

越南的河內綜合大學、河內師範大學等高校都設立了中國文學專業，魯迅的創作成為其中重點講授的對象。越南的中學《文學選讀》課本也選錄了魯迅的《阿Q正傳》等作品。經由大中學課堂這些特殊渠道，魯迅作品在越南獲得了廣泛的傳播。

在60年代，張政翻譯了一系列魯迅的作品集，這些譯本多數都有譯者的序言，在《吶喊》譯序中，張政對《吶喊》的寫作背景、創作意圖、思想傾向等都作了比較充分的分析。在60年代越南的魯迅研究者中，芳榴是具有較高理論素養的一位，他發表于越南《文學雜誌》1968年第10期的長篇論文《大評論家魯迅》對魯迅文學批評的基本準則和個性風格作了比較到位的闡釋。芳榴指出，魯迅反對文學批評的兩種傾向，一是評論者對文學創作進行粗暴批評，這種批評會扼殺好的或者有好的成分的作品；二是一些作家憎惡評論，把所有文學批評都視為漫罵。魯迅主張評論必須好處說好，壞處說壞，對作家和作品分析要顧及全面；而作家要耐心傾聽評論家的意見，出現意見分歧可以開展論爭。芳榴指出，魯迅對文學批評家提出了十分嚴格的要求：態度要忠實，動機須純潔；魯迅反對文學批評中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魯迅主張在文學批評中要使思想標準和藝術標準獲得統一。以上是芳榴對魯迅文學批評原則的總結。

從《大評論家魯迅》一文看，芳榴對魯迅本人的文學批評風格十分著迷。芳榴認為：許多評論者在討論作品時，「只用抽象的語言來表達，致使讀者感到十分乏味」；而好的文學批評家「必須調動一切感官和智力去接觸作品的真實世界，從而為形成自己的特有風格創造良好條件」。芳榴對魯迅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著作、魯迅的外國文學作品譯序，以及魯迅關於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的評論作了具體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魯迅就是一位具有獨特個性風格的文學批評家。芳榴試圖再現魯迅從事文學批評的基本工作狀態：「在動筆評論一部作品之前，魯迅不停地欣賞浮上腦海的，有血有肉的生活圖景，然後用生動、最形象的語言來表達，給讀者帶來豐富的審美體現。」芳榴認為，魯迅的文學批評方法獨具特色，他總是通過形象來展現作品的內涵，「他常常用絕妙的比喻來加強自己論點的說服力」。芳榴尤其看重魯迅文學批評文章的「濃厚的抒情格調」，認為「魯迅的文學評論文章不是經院式的論文，而是詩一般的評論文章，有精闢的分析，同時也充滿濃艷的抒情色彩」。總之，芳榴把魯迅的文學批評文章視作藝術文本，於是，他得出了全文的結論：「如果說文藝思想是一種含有詩意的思想，他所表現的真理是具有特殊形式的真理，那麼魯迅的評論方法和風格是為了竭力捍衛並進一步豐富這充滿詩意的真理和思想。它本身也是一門藝術。」[6]

在70年代，越南出版了兩部研究魯迅的專著。第一部是張政的《魯迅》，該書1977年由河內文化出版社出版，是越南的首部魯迅評傳。除了前言外，全書分4章展示魯迅的生平和創作道路，第一章為幼年時代，第二章為青年時代，第三章為戰鬥和創作生涯（一），第四章為戰鬥和創作生涯（二）。第四章附有「魯迅在越南」一節，對魯迅作品在越南的譯介和研究情況作了介紹，張政在其中寫道：「魯迅的作品，一開始就得到越南讀者的喜愛，越深入越感到魯迅作品的親切。他在1900-1925年間提到創作中的問題，也正是越南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們在1936-1940年間創作中存在的問題。」張政還指出，中國有個阿Q，越南有個類似的人物誌飄（南高作品《志飄》的主人公），張政還分析了越南作家吳必素、海潮、鍾梅的創作所受魯迅的影響，具體表現為他們也把雜文當作戰鬥的匕首。[5]

第二部是1977年由越南大專院校出版社刊行的芳榴的專著《文藝理論家魯迅》，該書除了前言、作者的話和引言以及最後的結論外，正文有10章，從10個層次研究魯迅的文藝思想：1．文藝思想的三個發展階段；2．文藝思想的黨性；3．文學家的修養；4．文藝的大眾化；5．繼承民族遺產；6．介紹外國文學；7．文學典型；8．文學體裁；9．文學語言；10．文學批評。為該書撰寫前言的學者認為，芳榴的這部專著把作為大文豪、文藝理論家、革命家、思想家的魯迅幾個方面結合起來考察，因而能夠「更好地確定魯迅文藝理論的地位、性質和特點」[5]。看得出來，芳榴的這部書是在他本人1968年的長篇論文《大評論家魯迅》基礎上拓展開去的新論著，成為越南70年代魯迅研究的標誌性成果。

1979年，中越之間因為邊境爭端等原因而發生了戰爭，魯迅在越南的傳播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而處於停滯狀態。直到80年代後期，越南的魯迅翻譯和研究狀況才有所改善。1986年是魯迅去世50周年，越南作家協會的機關報《文藝周報》第42期刊登了陳廷史的紀念文章《魯迅——中國人民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文章稱「魯迅的一生，是中國現代的一位偉大文學家、偉大思想家的一生，也是20世紀偉大文化家的一生」。文章對魯迅的生平、思想作了介紹，認為：「魯迅的思想道路由熱忱的愛國主義到共產主義，它典型地代表了殖民地民族和半殖民地民族的思想道路。……魯迅的思想，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是它體現了真正的愛國主義和革命進步的國際主義的一貫結合」；「現代真正的愛國主義者，不能不同時又是國際進步革命的國際主義者，其最高表現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不能不看到自己民族在全人類發展未來中的地位。魯迅就是使自己民族樹立了世界觀的先驅者」。強調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統一，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的基本理念；但是在中越兩國發生了衝突的80年代，陳廷史的紀念文章可能有著自己的良苦用心，他或許試圖把魯迅塑造成為一個國際性的作家，幫助越南民眾超越當時中越兩國之間具體的爭端，把魯迅的思想和創作視作人類共有的遺產來接受和研讀。陳廷史的文章也對魯迅的作品特色作了分析，認為「魯迅的作品具有醒悟的現實性，深刻的社會性和歷史分析性，濃厚的政論風格與針砭風格，充滿著對人類命運的關切與同情」[7]。

1988年，張政撰文對自己翻譯魯迅作品的工作作了回顧，他指出：「鄧台梅先生是我國翻譯魯迅的第一人，是他引起了我閱讀、然後翻譯魯迅作品的興趣」，「多少年來，我將自己的全部身心傾注到魯迅作品的翻譯中。其結果是，幾乎魯迅文集中最有價值的作品都被我譯成越語並多次再版重印。在魯迅愛好者的書櫥里，必定會有《吶喊》、《彷徨》、《故事新編》、《野草》、《朝花夕拾》等譯本，以及《熱風》、《墳》、《華蓋集》、《南腔北調》、《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等集子的大部分雜文作品」。[8 ](p.29)越南還有類似張政這樣的魯迅作品翻譯者和研究者，他們傾其一生的精力和心血來推進魯迅思想和作品在越南的傳播事業，為消除中越兩國的誤解與隔閡，增進兩國民眾和知識界的理解作出了貢獻。

三、20世紀泰國知識界對魯迅的正讀與誤讀

泰國最早的魯迅作品譯本是叻察·班差猜翻譯的《阿Q正傳》，該書於1952年印行，立即成為暢銷書。接著，魯迅的《狂人日記》、《祝福》、《故鄉》、《傷逝》、《葯》、《一件小事》等作品的譯本陸續在泰國刊物登載，其中《祝福》還被改編為話劇在曼谷演出，受到觀眾的歡迎。後來《阿Q正傳》在泰國多次再版，具體的情況是：1956年再版一次，1974年再版兩次，1976年再版一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泰國因軍人干政而經常處於社會動蕩之中，在社會黑暗狀態下，泰國知識界對魯迅批判社會現實的知識分子立場有比較突出的認同感，從魯迅的著作中汲取精神動力是許多泰國魯迅譯介者和研究者的基本價值取向。1952年，陽努·納瓦育在《文學月刊》上發表文章指出：「魯迅向人們揭露了中華民族長期流傳下來的缺點，目的是讓人擺脫愚昧落後的思想。……現在這類思想在中國幾乎全部消失，然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包括其鄰近國家在內，卻還普遍地存在著。」文章認為，魯迅所揭示的阿Q精神存在於包括泰國在內的東南亞國家。在日軍攻佔泰國期間，廣大的泰國人民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役、欺詐和壓迫，但泰國當局卻像自欺欺人的阿Q那樣吹噓「泰國正在變成一個強國」[9]。

泰國知識分子不僅以魯迅的作品作為批判現實的參照物，而且自覺地從魯迅遺產中吸取精神資源。1956年，納里耶在《魯迅的一生和著作》（載《金羚》雜誌第28期）一文中指出：

我感到學習和研究中國偉大作家魯迅的一生和著作，就像學習其他偉人的一生和著作一樣，可以使我們更接近人類高尚的情操和品德。高尚的情操即堅信工作和戰鬥能消除一切阻力、克服困難，包括堅持不懈地反對壓迫，憎恨各種私心雜念的堅強信心[9]。

1957—1958年，泰國軍人兩次發動政變，建立獨裁政權，在那以後的10年里，泰國社會處於「黑暗時期」，一些泰國知識分子渴望魯迅式鬥士的出現。1958年，曼挺·窗瓦的著作《學習魯迅》出版，作者在前言中寫道：「我認為在充滿荊棘和各種豺狼猛獸的我國文學園地，魯迅的銳利武器——雜文，無疑是殺死猛獸的武器。我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國革命文學的園地，必然會出現人民的勇士，手中拿著魯迅銳利的武器即雜文，跳入文學園地，殺死猛獸或戳穿豺狼的卑劣行徑。人民文學的園地將生長起一篇革命文學油綠的新苗。」[9]在該書的結尾部分，曼挺·窗瓦大聲疾呼「在為奪取泰國人民自由、獨立、幸福的年代，我們更需要魯迅堅韌不拔的戰鬥精神」[9]。

在1981年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之際，泰國媒體發表了一批紀念和研究魯迅的文章。泰國著名的《書籍世界》在1981年11月號發表編輯部紀念文章，對魯迅生平思想作了介紹，文章重點介紹了魯迅在世界文壇上的影響，研究了魯迅與外國文學的關係。

泰國女作家素帕·莎娃蒂臘撰寫的紀念魯迅的文章於1981年10月在泰國《新暹羅》周刊連載，文章重點探討了魯迅在《阿Q正傳》中所顯示女性觀，認為：「魯迅是領導中國社會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對女性的看法如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一樣，是進步的和平等的。然而魯迅在這部小說中對女性的看法卻是頗為有趣和耐人尋味的。」素帕·莎娃蒂臘在分析了阿Q調戲小尼姑及其產生的性幻想後指出：「魯迅之所以要把阿Q對女人的思想感覺描寫得總是『飄飄然』，看來是要讓讀者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作者總結出來的思想，也可能是作者自己的思想，這就是『即此一端，我們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東西。』」由於素帕·莎娃蒂臘對《阿O正傳》及其魯迅思想的誤讀，導致她提出這樣的錯誤問題：為什麼魯迅會對女人有這樣激烈的看法？即為什麼魯迅會把女人視為「害人的東西」？她引用《阿Q正傳》的文字進行解釋：「中國的男人本來大半都可以做聖賢，可惜全被女人毀掉了。」素帕·莎娃蒂臘進一步錯誤地發揮道：「據筆者的理解，魯迅之所以說『女人是害人的東西』，是由於他對中國的宮廷和社會上層階級中發生的醉心於爭權奪利，以及縱容少數有權勢的女人對大多數人濫施淫威的腐敗現象而深惡痛絕的緣故。」[10]

素帕·莎娃蒂臘對魯迅的女性觀有比較明顯的誤讀。其實，魯迅一向揭露中國男性權力話語把王朝滅亡原因歸結為女人的危害之「女禍論」的虛偽，一向為婦女所受的不公正評價打抱不平。魯迅在《我之節烈觀》中指出，人們把「歷史上亡國敗家的原因，每每歸咎於女子」，她們「糊糊塗塗地代擔全體的罪惡，已經三千多年了」。[II](p.128)素帕·莎娃蒂臘作過這樣的辨析：魯迅所謂「害人的東西」的女人「並不包括貧苦的勞動婦女在內」，例如趙太爺家的女僕吳媽就是如此，「魯迅是把她作為廣大貧苦勞動婦女的代表來描寫的」；「在小說的最後部分，人們可以看到吳媽已恢復了平靜，她跟著人群到大街上去看罪犯遊街示眾。她也象某些人一樣，不知道什麼是革命。她見在遊街示眾的罪犯中有作家熟悉的阿Q，她驚奇得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她也說不清楚」。[10]素帕·莎娃蒂臘在這裡恐怕又拔高了吳媽的覺悟，她可能從階級分析的角度出發，認定吳媽與阿Q都屬於「勞動人民」，吳媽會對「階級弟兄」阿Q被押赴刑場感到「驚奇」，她以為這「驚奇」就是暗示吳媽的初步覺醒。事實上，魯迅筆下的吳媽是大街上麻木看客中的—員。《阿Q正傳》結尾是這樣寫吳媽的：「車子不住的前行，阿Q在喝采聲中，輪轉眼睛去看吳媽，似乎伊一向並沒有看見他，卻只是出神的看著兵們背上的洋炮。」[12](p.551)

總之，魯迅既沒有像素帕·莎娃蒂臘所說的那樣批判「有權勢的婦女」，把她們視為「有害的東西」，因為魯迅是從根本上反對「女禍論」的；魯迅也不是如素帕·莎娃蒂臘所說的那樣把吳媽當作開始覺醒的勞動婦女來塑造，而是把吳媽視為看客家族的普通成員。由於文化的差異，更可能由於比較執著於用「階級分析」的視角闡釋魯迅(這種視角在中國本土也很有根基），泰國女作家素帕·莎娃蒂臘對魯迅《阿Q正傳》所體現的婦女觀產生了誤讀，這是魯迅傳播史研究史上值得關注的一個案列。

1981年，泰國文學評論家塔維巴溫紀念魯迅的文章刊載在《書籍世界》的12月號上，文章的內容是介紹「泰國偉大的思想家、作家和詩人」集·普密薩所受魯迅的影響。集·普密薩(1930 -1966)是泰國的革命知識分子，1958年他被泰國當局投入監獄，1964年出獄後投入泰國東北部地區的「人民革命鬥爭」，於1966年5月5日「犧牲在敵人的槍彈下」。[13]

普密薩對魯迅非常崇敬，「把他作為自己最尊敬的導師和學習的楷模」，「他與魯迅的思想是相通的，都站在被壓迫剝削的勞苦大眾立場上進行寫作，對敵人的舊的社會制度視若仇敵，不共戴天」。據塔維巴溫介紹，50年代的普密薩在自家茅屋的大門上方「端莊醒目地懸掛著魯迅的十二時照片」，當別人打聽照片上的人是何人時，普密薩的母親「自豪地回答說：『是集兒的父親。』集·普密薩對母親作這樣的回答很滿意」。1957年，普密薩用巴功的筆名出版文藝理論專著《藝術為生活，藝術為人民》，他引用魯迅的詩句「俯首甘為孺子牛」來闡述文藝的人民性，他指出：「具有群眾觀點的人民藝術家，就是為人民服務的牛。……象牛一樣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必須肩負重枷，這枷就是對人民負責任。」塔維巴溫說，魯迅《狂人日記》對仁義道德「吃人」本性的揭露對普密薩的思想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正是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集·普密薩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上，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史觀寫出了一部新的社會發展史——《泰國封建社會的面貌》。該書在泰國史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3]。

四、20年代中後期印尼和緬甸對魯迅的接受

印度尼西亞最初出現的魯迅作品譯本是《阿Q正傳》，1956年在人民圖書出版社印行，是譯者吳文傳、蘇戈卓根據英文譯本轉譯的。印尼文與中文對照的《阿Q正傳》於1961年由雅加達翡翠文化基金會出版，譯者陳寧（陳燕生）是一位研究印尼語的專家，曾經編寫過印中字典，因而能夠比較忠實地把魯迅的作品譯成印尼文本。據專家考辨，陳寧的《阿Q正傳》的語言帶有60年代的歷史印記，顯示了「從僑生馬來由語過渡到現代印尼語過渡時期的語言特色」[14]。「馬來由語」，系Bahasa Melayu（馬來語）的Melayu的音譯，現在用Bahasa Malaysia代替，即馬來西亞語。

1963年，山努（又譯善努）翻譯的《阿Q正傳》在雅加達覺醒文化基金會出版。同一年，印尼語譯本《魯迅短篇小說選集》由雅加達覺醒文化基金會出版，譯者也是山努，該書翻譯了魯迅3個小說集《吶喊》、《彷徨》、《故事新編》33篇作品中的18篇，因而為印尼讀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比較充足的魯迅小說文本。該書是以北京外文出版社1956年6月出版的4卷本英文版《魯迅選集》為底本，參照中文原著翻譯而成，據譯者在譯序中交代，此書的翻譯工作自1956年開始，一直到1963年完工，前後歷經7年，堪稱嘔心瀝血之作。據專家分析，該譯本也「帶有僑生馬來由語的特色」，一些詞句「都是閩南語的音譯」。[14]

1989年，雅加達印度尼西亞火炬基金會出版了由努爾·拉茲米和拉斯蒂·素蘇爾洋達尼翻譯的《狂人日記及其他短篇小說》，此書系從楊憲譯、戴乃迪的英文譯本《魯迅短篇小說選》轉譯而來，共有魯迅小說10篇。[14]

1956年，印尼作家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來中國參加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大會，並在會上發表講話，在論及《阿Q正傳》時他指出，魯迅不是一位「僅僅停留在一般對社會認識而寫出文學作品的作家」，「他的偉大是在於他能夠使我們認識到阿Q的情況——我們的情況——和帶領我們擺脫這種狀況，甚至為我們的弟妹和子孫，在地球上，現在，將來和永遠地消除這種情況」。[15]杜爾進一步指出：

世上數以百計的作家被公認為是偉大的，因為他們成功地表達了自己，表達了自己的心靈：願望、愛情、哀憂、思憶、幻想和希望。但是，魯迅是他的民族的喉舌，是他的人民的聲音。魯迅體現了充滿對全人類有良好願望的人們的道德覺悟。他不是僅僅停留在希望上，他正是採取了他認為好的和恰當的方式——文學，而積極鬥爭，來實現它。[15]

印尼魯迅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黃裕榮的《試談（孔乙己）中的笑聲》，此文論點是：笑聲雖然在作品中只出現兩三次，但這笑聲首尾貫穿；寫笑聲是《孔乙己》題材處理和藝術構思的基點。黃裕榮認為，《孔乙己》中的笑聲交織著沉痛與同情兩種感情，他具體對《孔乙己》與《阿Q正傳》兩種笑聲作了比較。黃裕榮認為《阿Q正傳》里的笑聲是「辛辣的嘲諷和帶著輕鬆的氣氛」；而《孔乙己》的「笑聲卻是使人輕鬆不起來，使人要笑而笑不出來，使人透不過氣來的」。黃裕榮認為作家可以從其他角度寫孔乙己，但從其他角度切入「人物所能給我們的印象，也決不會如此鮮明突現和直接地引起我們更多的同情」。黃裕榮還就《孔乙己》和《白光》進行了對比。這兩篇作品都表現科舉制度對人的戕害，但由於使用的表現手段不同，達到的藝術效果也不一樣：《白光》描寫了陳士成落榜後內心的創痛與絕望，寫出了他在近似瘋狂的發財妄想中落水而亡的慘劇，「這是用正面的寫法寫出了這個人物的人生目的和他那必然走向」；但《孔乙己》只是從側面去寫主人公在社會上的毫無希望和毫無存在的意義，「比較著重於寫出周圍人們對他的態度，藉以突出孔乙己的可憐和可哀，因而笑聲在《孔乙己》中是顯得那麼重要，而在《白光》中是完全用不到了」，「也正因為這樣，我們在《白光》中對陳士成的印象，就完全不同於《孔乙己》中對於孔乙己的印象，同情的成分是少之又少的」。黃裕榮總結說「表面上，我們幾乎看不出作者是以笑聲為中心，而實際上，作者在寫這篇作品的時候，無論是結構上，情節上，塑造人物上，都是緊扣著這種笑聲，密切配合著這種笑聲的。總之，他是緊緊地以笑聲為出發點，去精心結構他的作品，表現他的人物的。」[16]

緬甸的魯迅作品翻譯起步於50年代。1953年，緬甸作家謬溫翻譯的《阿Q正傳》由仰光的丁溫出版社刊行，緬甸著名作家林容尼為此譯本寫了序言。該譯本的譯者謬溫原名陳天福，為精通中文和緬語的華裔作家，因此，他的緬語譯本《阿Q正傳》能夠準確地再現魯迅原著的風貌。1957年，由米亞丹定翻譯的《狂人日記》在緬甸的文學刊物上登載。素緬翻譯的《魯迅選集》（2卷）1966-1967年間由比多法德意出版社刊行。

緬甸作家貌尼溫翻譯的《魯迅小說選》於1974年出版，它的面世為緬甸讀者和研究者提供了較好的魯迅小說讀本。[17] 1973年，仰光的蘇奈書店出版了魯迅的雜文《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翻譯者貌內溫在出版前言中指出，他特意從魯迅眾多雜文中選譯此文，「是因為此文對指導緬甸今天的新文學運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18]。1974年，貌內溫編選的《魯迅的革命文學》由文學界出版社印行。

緬甸作家林容尼的《<阿Q正傳>緬甸文譯本序言》是50年代緬甸魯迅研究的為數不多的成果之一，這篇短文在對魯迅的生平作了簡短的介紹後，集中筆墨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對魯迅的思想和創作進行闡釋，文章認為魯迅的作品「不但鼓動人民起來向帝國主義制度和封建地主制度進行反抗和鬥爭，而且還為參加這實際鬥爭具體地指明了正確的鬥爭方法」。林容尼認為，人們「把魯迅稱之為中國新文學之父」的原因是：

(l)魯迅按照中國人民的進步要求和願望行事；能遵照革命的路線去做；能遵照毛澤東的指導去做。因此他能成為永恆的鬥士，成為用筆做武器作戰的英雄。(2)他的思想在實際鬥爭中永不偏離正確的方向。(3)逐步發展成為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4)能從各種遭遇和生活經驗中吸取經驗教訓。(5)能承認歷史事實，即只有在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

由於上述原因，魯迅的創作「能旗幟鮮明地表達出對敵人的仇恨心理和對渴望革命勝利的人民群眾的信賴」[19]。

1956年，敏杜溫的小冊子《魯迅逝世20周年紀念》由仰昂敏加德出版社出版，對魯迅的創作業績作了介紹。緬甸著名作家、學者貌廷於1976年出版了專著《世界文學指南》，其中的10章是介紹中國文學史的，在第10章的「中國現代文學」中，貌廷專門寫了一篇《文學革命之父》介紹魯迅的文學創作。文章對魯迅的生平和創作生涯作了簡介，它的重點是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者魯迅與緬甸現代文學的奠基者德欽哥多邁(1875- 1963，又名吳倫）進行的比較。貌廷先是對兩位大作家的文學生涯和思想進行比較：德欽哥多邁少年時代目睹了祖國遭受英國的侵略之後，萌發了為民族獨立而鬥爭的思想，魯迅留日時期因幻燈片事件的刺激思想發生巨變；兩位作家都精通本民族的經典；都為民族解放而努力，他們同革命青年並肩攜手進行了長期政治鬥爭。

隨後，貌廷比較了兩位作家的創作情形：他們都善於運用雜文筆法創作小說，德欽哥多邁的《貌邁先生傳》「對英國統治下崇拜『密斯特』的先生們的生活加以嘲弄和鞭撻」；「而魯迅卻在《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中，對那些受到外國帝國主義壓迫而麻木不仁的、不抵抗主義者加以抨擊」。貌廷指出：「後來，魯迅寫了更多的提高民眾覺悟的文章，大都用白話文寫成」；「德欽哥多邁寫的卻多為詩歌體韻文」。當然，「魯迅的白話文和德欽哥多邁的韻文一樣都有文學感染效果」[20]。如果說林容尼的文章是純粹從政治角度詮釋魯迅，那麼貌廷的這篇魯迅論注意把社會政治分析與文學分析相結合，尤其是對魯迅與德欽哥多邁所作的對照研究，使之具有了中緬文學比較的意味。

作為作家，貌廷本人創作的小說《鄂八》明顯受到魯迅的影響，有學者認為《鄂八》的主人公形象、人物關係、故事的結尾等都與《阿Q正傳》十分相似，因而有華僑作家把《鄂八》譯成中文時，將書名譯為《阿八正傳》。[21](pp.188 - 189)

緬甸著名作家、學者佐基在他的文章《愛國詩人吳倫》（吳倫即德欽哥多邁）中對魯迅在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了這樣的闡述：「新中國的成立固然是毛澤東領導取得的，但也是魯迅動員國民的意志力量的結果。」佐基認為魯迅在喚起民眾覺醒並起來參加反帝反封建壓迫和爭取民族解放鬥爭方面，起了「思想黨員」的重大作用。[17]

五、20世紀末以來王潤華等新加坡學者對魯迅的獨到闡釋

20世紀90年代初冷戰結束後，中國不再像50至70年代那樣向第三世界「輸出革命」，中國對東南亞國家意識形態的影響大為減弱。在這樣的語境中，魯迅在東南亞國家的傳播出現了新的時代特徵，多數國家對魯迅的興趣開始減退，只有新加坡的學術界在魯迅研究中繼續向著深廣處邁進。

王潤華教授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繼續講授七八十年代就開設的「中國現代文學」等課程，他輔導的學士學位論文和碩士學位論文有不少就是以魯迅為研究對象的。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師林萬菁博士除了用英語給本科生講授過去開設的「魯迅研究」等課程外，還於1991年給碩士研究生開設用中文講授的「魯迅與郁達夫」課程，參加該課程班學習的碩士生有時超過了20人。[22]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已經成為國外中國現代文學和魯迅研究的一個重鎮，除了王潤華和林萬菁外，還有南治國也撰寫過魯迅研究的論文，他發表的論文《寂寞的魯迅——魯迅與二十年代的馬華文壇》[23]，對20世紀20年代的馬華文壇如何接受、誤讀魯迅進行了研究。

海外華人史專家王庚武本時期在新加坡等地的大學任教，他的論文《魯迅、林文慶與儒家思想》研究了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文化衝突案例：作為廈門大學教授的魯迅與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的爭端。中國國內學術界通常把林文慶與魯迅的衝突解讀為尊孔者與反孔者的文化碰撞。王庚武試圖在這種二元對立思維之外提出新見，他把這個事件看作是兩個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話」的失敗：林文慶在英國的馬來西亞殖民地成長和接受英式教育，而魯迅少年時代接受的是良好的中國傳統教育。在建立現代化的中國這一目標上魯、林是一致的；但在如何實現這一目標上他們有嚴重分歧，魯迅以激烈批判傳統的方式尋找國家現代化的路徑，林文慶則試圖結合西方科技文明與中國傳統文明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於是魯、林的衝突難以避免。王庚武還指出，魯迅多少有輕視海外華人「暴發戶」的心理，林文慶倡導讀經，自然會引起魯迅的反感。[24]( pp．146 - 165)

王潤華是本時期新加坡魯迅研究成績卓著的學者，他在這一階段共發表了魯迅研究論文10多篇，這些論文後來收入他在上海學林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小說新論》、《沈從文新論》、《華文後殖民文學：中國、東南亞的個案研究》這三本專著中。

王潤華的《魯迅小說新論》其實並不是專門論述魯迅小說創作的著作，它有兩大基本內容，一是作試圖突破魯迅研究禁區的努力，二是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研究魯迅的創作。第一篇論文《從魯迅研究禁區到重新認識魯迅》是建立在王潤華1989年二訪紹興和北京魯迅故居現場感受上的成果，對人為地在魯迅研究中設置各種禁區表達了自己的批評性意見，顯示了作者敏銳的探索精神。在紹興魯迅故居「空間實在狹窄，不但容納不了眾多魯迅小說與散文中的人物和事件，連魯迅的兄弟，別的房族的人更不必說，居然也被排斥出去」；至於魯迅1906年與朱安結婚的洞房是絕對不對外開放的，北京魯迅故居朱安的卧室一直未能恢復歷史原貌。論文指出，從魯迅、秋瑾等人故居的展覽模式看，中國近現代名人通常被當作「英雄」來展示，不像歐美名人故居充分展示人性化的日常生活細節；在1949年以後直至後來很長一段時間，魯迅與朱安的關係成為諱莫如深的研究禁地，論文認為「魯迅故居只能容納魯迅孤獨的革命形象」。

王潤華髮現，在中國大陸的魯迅傳記著作中，魯迅清末曾經參加縣考的事情被當作秘密不準泄露「大概怕影響他作為一個革命家的光輝形象」；但事實上，魯迅參加秀才考試與他的舊式婚姻都是魯迅小說創作重要的素材，本來是不應該迴避的。因此，王潤華提出了一個看似偏頗卻值得魯迅研究者反省的觀點：「我的閱讀經驗告訴我，要探討魯迅小說散文的複雜性，千萬不要去讀目前許多有關魯迅的傳記！它只有阻止、妨礙我們去了解真正的魯迅」。王潤華髮現1976年版的《魯迅全集》和其他各個時代出版的魯迅作品選本通常都不註明《長明燈》發表的《民國日報》副刊，因為擔心魯迅與國民黨機關報發生關係，而會損害魯迅的「革命」形象。王潤華髮現，甚至連魯迅《故鄉》的人物閏土的原型章運水與寡婦相好而鬧到離婚之事也盡量不要提及。至於80年代出版的《魯迅論創作》之類的書盡量不選魯迅論象徵主義的文章，目的是把魯迅塑造成純粹的現實主義者。王潤華在論文最後指出，中國大陸自80年代以來逐漸開始解除魯迅研究的禁區，學術界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25](pp．2- 14)在《魯迅小說新論》中，《論魯迅<白光>中多次縣考、發狂和掘藏的悲劇結構》、《從口號到象徵：魯迅<長明燈>新論》、《探訪紹興與魯鎮的咸亨酒店及其酒客——析魯迅《孔乙己》的現實性與象徵性》等論文，都是力求突破禁區，對魯迅的生平、思想和創作進行新解釋的有益嘗試。

王潤華是中西文學比較研究領域知名的學者，比較文學研究方法一直被他很好地運用於中國現代文學和魯迅研究工作中。《魯迅小說新論》中的《魯迅與象徵主義》、《西洋文學對中國第一篇短篇白話小說的影響》等文章就是典型的比較文學學術論文，而《探索病態社會與黑暗魂靈之旅：魯迅小說的遊記結構研究》是一篇獨創性鮮明的論文，值得展開介紹。論文起首探索了文學創作與旅行、探險的關係，認為「作家其實就是探險家、旅行家，他們不但到各個土地、社會上去旅遊，也到人的內心去探險，去發現和了解人類心靈之奧秘」。論文認為，魯迅留日時期的譯作《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北極探險記》等作品都直接與旅行有關，他的文言小說《懷舊》的題目「說明了作者把寫小說看作是重回過去生活的回憶里去探險」，他的回憶性散文集《朝花夕拾》原題《舊事重提》，以及他的《彷徨》題名都顯示魯迅小說創作具有精神旅行的意味。論文把魯迅小說中的旅行結構分為3類：第一類是「故鄉之旅」結構的作品，有《孔乙己》、《故鄉》、《社戲》、《祝福》、《在酒樓上》、《孤獨者》6篇；第二類是「城鎮之旅」結構的小說，寫前往一個小城或來自一個小城，而此地沒有點明是故鄉，有《一件小事》、《風波》、《阿Q正傳》、《離婚》等；第三類是「街道之旅」結構的小說，有《狂人日記》、《葯》、《長明燈》、《示眾》等作品。其中第一類「故鄉之旅」小說完全運用自傳性、第一人稱手法來敘事，第二及其第三類小說則採用客觀的、現代新聞報道的第三人稱來報道。《吶喊》、《彷徨》共計25篇小說，其中14篇有著或隱或顯的遊記結構，「可見遊記結構在魯迅創作中，成為他最喜愛的敘事模式」。魯迅小說中的「這些旅人，大多數的身份就象清末遊記式小說中的人物一樣，多數是旁觀者，在陌生的旅途上，耳聞目睹各種奇人異事，成為社會弊病、人民劣根性的見證人」。因此，魯迅的小說創作成為他探索病態社會與黑暗心靈的旅行。王潤華指出：『魯迅的小說很符合遊記的實用目的」，譬如像遊記一樣有著開拓知識、放大思想等方面的作用，而魯迅一向強調自己寫小說的動機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王潤華指出，西方與中國的遊記小說，如英國斯威夫特的《格里佛遊記》，中國的《鏡花緣》、《老殘遊記》等，「都是通過旅行者所見所聞來暴露和指責自己社會的弊病與國民的劣根性」，魯迅與這樣的文學傳統具有內在聯繫。王潤華在論文結尾還指出，優秀的遊記常常給某國或某地創造出有代表性的意象（如日本的櫻花），魯迅的小說具有突出、鮮明的意象，譬如魯鎮、咸亨酒店等意象是愚昧、閉塞、冷漠、守舊的象徵。由於魯迅的小說有著強烈的視覺性，因此「畫家特別喜歡為他的小說背景、人物、情節作畫」，「魯迅的小說，無疑地，是現代中國作家中最受畫家注意的作品」。[25](pp．46 -58)

王潤華收錄在《沈從文小說新論》中的論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教學的困境和危機——從魯迅與沈從文的個案來考察》，同樣是對魯迅研究領域存在的問題的揭示，它主要探討國家意識形態控制下的魯迅全集和各種選集的出版和注釋給閱讀和研究魯迅帶來的影響。論文認為，1949年以後出版的《魯迅全集》和各種單行本所作的努力是「樹立魯迅是一個擁護共產黨的作家形象」。論文指出，1938年版的《魯迅全集》共有20卷，收錄了魯迅創作、譯作和輯錄的古籍；1958年出版的《魯迅全集》只有10卷，魯迅的翻譯作品和輯錄的古籍都被刪去，編者給魯迅作品加了5800多條、近54萬字的注釋；1981年版的《魯迅全集》共16卷，比1958年的全集增加了過去未收的文章和書信，繼續增加大量的注釋，總數達到23400條，字數達到187萬字，佔總字數400萬字的將近一半。論文認為，這些注釋「很顯然在導讀之外，有束縛讀者的思索和理解的目的，甚至有歪曲作者原意之企圖，這對研究魯迅的年輕學生和普通讀者是危險的」[26]( pp．1-8)。

收入《沈從文小說新論》的另一篇論文《沈從文論魯迅：中國現代小說的新傳統》，是王潤華1994年9月參加在日本召開的「魯迅留學仙台90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向會議提交的論文，論文以大量的史實證明：魯迅與沈從文兩位中國現代文學大師之間的關係，經歷了從誤會到互相賞識，從「敵人」到知音的轉變。論文第二個層次探討了沈從文作為一名「詩人批評家」從事文學批評的特點是「只肯定自己認同的作品」，因此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凡是創作描寫被現代文明毀滅的鄉村小說的作家，從魯迅、王魯彥、許欽文、施蟄存、羅黑芷、廢名，他都讚賞，因為作家迷醉於創作湘西沅水流域為背景的小說」；而魯迅憤怒詛咒社會人生的雜文與沈從文的文學理念不合，自然會遭到沈從文的否定。論文深刻地指出，沈從文偏愛魯迅鄉土小說中「靜與抒情的手法」，偏愛「魯迅作品中的頹廢、苦悶、幻想、憂鬱、感傷和冷嘲」，他肯定魯迅小說在這些方面所達到的成就，其實他肯定魯迅這方面的特色就是肯定他自己的創作追求。論文有一個重大的發現：

沈從文通過對魯迅及其他小說家的評論，企圖建立一個小說的新傳統。這個傳統由魯迅擺脫了許多教條觀念的拘束開始，貼近土地，去描寫被物質文明毀滅的鄉村小鎮，這種作品抒情、感傷、憂鬱，甚至「混合一點頹廢，一點冷嘲，一點幻想的美」[26]( pp．76 - 89)。

這篇論文對魯迅與沈從文關係轉變過程的考證、對作為文學批評家沈從文的魯迅觀的鉤沉，都屬於紮實的實證研究，能夠做到這一步實屬不易；但是論文還有更重要的發現，它從沈從文與魯迅的關係和沈從文評魯迅這一特殊角度入手，探測到了沈從文試圖通過肯定魯迅某一創作格調，來重塑中國現代小說新傳統的深層用意，顯示了作者王潤華超拔的洞察力。

在參加了「魯迅留學仙台90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後，王潤華撰寫了綜述會議成果，並提出他本人一些看法的兩篇論文《回到仙台醫專，重新解剖一個中國醫生的死亡：周樹人變成魯迅，棄醫從文的新解》[27]和《從周樹人仙台學醫經驗解讀魯迅的小說》[28]，王潤華指出，各國參加會議的文學、醫學、社會學等學科研究者對20世紀初的仙台作了「考古學」式研究，發現魯迅留學時期的仙台的確是具有濃重軍國主義氛圍的城市，加上仙台醫專的藤野教授「過於熱心」修改魯迅的解剖學筆記，引起魯迅的反感，造成魯迅對學醫的負面印象，最終決定放棄醫學專業。比起以往只根據魯迅自己的回憶，幾乎把幻燈片事件說成魯迅棄醫從文的唯一原因，王潤華的論文綜合地分析了魯迅終止仙台學業的多種原因，為讀者提供了新的視角。

王潤華的專著《華文後殖民文學：中國、東南亞的個案研究》收錄了論文《魯迅與新馬後殖民文學》，論文有兩條線索：一是描述魯迅被新加坡、馬來亞華文文壇的接受過程；二是展示魯迅如何成為新馬華文作家創作的「阻力」，以及新馬華文作家對魯迅遺產的超越過程，「後殖民文學」是歐美近一二十年興起的一種文學批評方法，王潤華吸收文論界新方法分析新、馬擺脫英國殖民統治之後文學創作的狀況是合適的。王潤華認為，後殖民文學有印度和澳大利亞兩種模式，新、馬的後殖民文學有兩類：「一種像侵略殖民地如印度的以英文書寫的後殖民文學，另一種像澳大利亞、紐西蘭的移民殖民地的以華文書寫的後殖民文學。」新、馬華文文壇對魯迅的接受從來都充滿種種意識形態意圖，二戰前，新、馬華文文壇左翼人士把魯迅塑造成左派文人中的領袖；二戰後，魯迅成為「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英雄，新、馬華文作家和知識分子把魯迅當作足以對抗歐洲文化的中華文化的偶像。王潤華睿智地發現，在魯迅被新、馬知識分子當作反抗歐洲宗主文化，反對「歐洲中心論」的過程中，魯迅本人也成了一種新的「文化中心」，新、馬華文作家幾乎都拜倒在魯迅腳下，他們拒絕在本土尋找新的題材、新的形式，一味摹仿魯迅等五四以來的中國作家的經典作品，魯迅為核心的「中國中心文學觀控制了本地文學生產」，於是新、馬華文文學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在海外的一個分支。[29]( pp．51 -76)

王潤華注意到，一些二戰后土生土長的新、馬華裔作家，在後來開始嘗試衝出魯迅等中國現代文學的作家的影響，目前已經創作出一些具有本土特性的文學作品。應該指出的是，魯迅等中國現代文學作家成為新馬地區華文文學創作的壓抑性力量與魯迅他們本人並沒有什麼關係，這正如在文革時期的中國魯迅被當作批判別人的「絕對權威」與魯迅本人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一樣。是新、馬華文作家對魯迅極端的崇拜造成了魯迅的「霸權」地位：誰反對魯迅就等於是反對中國文化。王潤華指出，目前新、馬華文文學界已經出現了「把魯迅冷靜認真地當作文學經典著作來研究」的新趨勢，魯迅在新、馬已經「從街頭走向大專學府」，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20](pp．71 - 72)

新、馬華文文化界對魯迅遺產接受模式的變化，在整個國外魯迅傳播史上都具有一定普遍意義，即：原先附著在魯迅及其作品身上的各種意識形態釉彩逐漸剝落，魯迅作為中國現代作家和思想家的面目越來越清晰，魯迅文本的思想獨異性和藝術創新性越來越成為學者書齋和大學課堂中被剖析的對象。

新加坡學者王潤華的一系列成果，標誌著東南亞魯迅研究由原先那種零碎、斷片式的狀態走向系統和深入的發展階段，是當代魯迅研究的重要收穫，他已成為近20多年來國際魯迅研究領域相當引入注目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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