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得主的獲獎心路:文學的洗禮民主的實踐

新華網北京８月２６日電（記者　任沁沁　黃小希）「這是一次文學的洗禮，民主的試驗。當作品和茅盾文學獎結合起來，就是民主和自由——這是我們一直所期待的。」著名作家劉震雲２６日在北京說，這也是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得主們的共同心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日前經五輪投票塵埃落定，張煒的《你在高原》、劉醒龍的《天行者》、畢飛宇的《推拿》、莫言的《蛙》、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五部長篇佳作獲得中國長篇小說創作的最高榮譽。８月２６日，張煒、莫言、劉醒龍、劉震雲在京接受媒體採訪，袒露獲獎心路。「茅獎」的轉折點：走向民主與透明，追求最大程度的公正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對評獎工作進行了一些改革，包括擴大評委代表性，加強評選連續性，首次採取實名制投票，每一輪評選作品入圍都在中國作協官網上進行公示等。「評選機制、規則的改變，是明智的。」劉震雲坦承，這次的獲獎者都是民主的受益者。莫言說，此次實行「大評委、實名制」，對文學本身很好，隨著公眾對文學關注度的提升，文學的公開和透明都可以做到，但公正很難。因為對文學作品的評價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要人人滿意基本不可能，只能相對公正。「評獎有了公開、透明的基礎，才能做到最大程度的公正。」張煒說，相信此次評獎會是茅盾文學獎歷史上的重要轉折，並將這種機制延續下去。作為中國最高榮譽的文學獎之一，茅盾文學獎自１９８２年開始，每四年評選一次。本屆獲獎作家們以平和淡然的態度面對「大獎」。「面對獲獎，我們都保持冷靜態度，也許十天，或者一個月，總之儘快忘掉，然後輕裝上進，好好寫作。」莫言說。「一切都要等待未來的檢驗。」張煒說，過了一段時間之後，當所有人各歸其位時，看看我們的作品是否還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獲得讀者的信任，這是最重要的。「獲獎與否其實並不重要，作品沒有多一字或少一字。」劉震雲說，對他而言，在創作獲獎作品《一句頂一萬句》的過程中，自己從一個寫作者變成傾聽者，寫作獲得了很大的自由，是最值得珍惜的收穫。感謝質疑：更多地傾聽並從中汲取營養張煒的《你在高原》共有４５０萬字，相當於６部１２０回的《紅樓夢》。有人質疑其以長取勝，有人認為其故事情節單薄，哲學思考過多，寫作中缺乏節制。「我注意到不同的聲音，這是很好的現象。這些相對籠統的質疑，對我來說還是有價值的，我需要更多地傾聽並從中吸取營養。」張煒說。「這是一部我寫過最複雜、付出心力最多的一部作品。」他說，我們可以把玩一個精美的玉雕，但它不能取代長城，美的標準是不同的。「長」並不影響文學品質。而莫言的《蛙》也同樣被一些讀者認為「在體裁上做了很大轉變，但文學藝術成就上並沒有超過《檀香刑》《豐乳肥臀》等，獲獎更像是頒給作家本人而非作品本身」。莫言回應說，《蛙》經歷了十餘年醞釀構思，四年寫作，多次易稿，塑造了他過去小說中從來沒有出現的形象「姑姑」，如此豐富的一個女子，如果用寫實手法寫其一生，篇幅必定很長，所以採用了書信體和話劇的創新題材。「題材、故事、結構的結合比較完美。」他滿意於這樣新穎的結構方式，「創新將是今後我創作的重要目標。」有人提出，如今的獲獎作品受眾面大不如過去的茅盾文學獎作品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張煒表示，經典的影響力是在一個相對漫長的時間裡形成的。他同時指出，不是市場越大，作品越好；純文學寫作相對來講有不可取代的個性，是不可超越的，很多作品要在時間裡去淬鍊。有人為網路小說未得獎鳴不平。張煒表示，思想和文學含量是評價的最重要標準，這個標準不會也不能因為載體改變而改變。無論何種作品的創作，都應該以個人現實生活經驗為基礎，作家可以用不同形式表達人性、表達個人藝術內容，但對現實的理解深度不可以改變，這是根本關切和藝術出發點。劉震雲認為，不能說寫現實生活的作品就很現實，寫穿越和幻想題材就很浪漫，甚至可能恰恰相反，「此次獲獎的五部作品，都很寫實，但思想都在向不同方向自由飛翔」。對於文學作品被改編成影視，劉震雲認為，不要把這件事看成就像良家婦女變成風塵女子一樣。「影視對文學有一個直接的作用，那就是為清貧的作者提供一個補貼的家用，讓他獲得自尊。」探討文學：構造的不僅是文本，更是一個完整的生命體對於劉醒龍來說，《天行者》是「自己在營造的一個心理意象」。「我從一歲到山裡去，回到城裡已經３６歲，山村裡非常不起眼的知識分子感動了我，他們身上有一種高貴的氣質，眼神里卻散發著一種謙卑，那是一種特有的孤傲。正是這一群人，引領了中國在２０世紀後半部分中國鄉村的思想啟蒙、文化啟蒙。沒有他們，中國鄉村將更加荒蕪。」帶著這種感情寫作的他，創作過程中數度流淚。「很多年，我一直在尋找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一棵樹，但是找不到。通過文學，我發現自己的情感根基，就在記憶深處的土地上，這是我精神的故鄉。」劉醒龍說，《天行者》的完成，是對他生命中甚為緊要的鄉村情感的莫大寬慰，也是他從內心上對自己所經歷的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一種交代。「鄉村知識分子在那時候的經歷，不僅是心靈之痛，也是中國之痛。」劉醒龍認為，對這些豐富的痛的挖掘，構造的不僅僅是一種文本，更是一個完整的生命體。」他說。而張煒也用２２年的生命完成了一場文學的馬拉松。「《你在高原》從動筆到完成經歷了２２年；若加上構思、籌劃時間，戰線更長。如今，這個較大的創作計劃跑到終點，稍微有了一點點輕鬆感，可以慢慢把呼吸放緩，然後站在新的起跑線上創作下一步作品。」「人們往往拿著放大鏡尋找別人身上的罪過，很少能把審視的目光放在自己身上。《蛙》就是這樣一種實踐。」莫言提出，中國當下文學創作應該有這樣的觀念：把好人當壞人來寫，把壞人當好人來寫，壞人並非壞得一無是處，好人也不是好得完美無缺，正反面人物都當成人來研究。劉震雲則在完成《一句頂一萬句》的過程中，從一個寫作者成為一個傾聽者，獲得了極大的自由。他說：「過去寫作的時候，總是自己在對別人說話，或者自說自話；當你傾聽，就開始樹立對人物的尊重，對讀者的尊重，對自己的尊重，實現平等、民主。」關於未來：中國文學遲早要走向世界談及下一步創作規劃，莫言說，作家的創作力和生命力是越來越強的，他將保持創作的激情；張煒「將創作短一點的作品」；劉醒龍「在寫一個長篇」，劉震雲下一部作品的主角將是女性，「因為過去我的作品主角都是男性，希望能創作出讓女人喜歡的女性形象」。關於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作家們認為，中國文學遲早要走向世界，獲得世界的認可。劉震雲認為，中國文學不能被國外理解也許與翻譯有關，很多作品在翻譯成外文時失去了原有的思想和價值，更談不上理解和思考。劉震雲笑道，諾貝爾文學獎只要改一條評審原則——以中文為標準，中國獲獎希望就大大提升。「我身邊的中國作家朋友們的創作，一點不比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差。中國文學創作作品水準的判斷，還應該由中國人來做，不能讓外國人來評價餃子味道的廣度和深度吧？」寄語未來的創作，莫言說，歷史和現實、真實和虛幻在作家頭腦中不一定要有明確的界限；但作家應該有能力創造高於歷史、高於真實生活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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