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鄉村裡的中國》

　　春節期間，一部有思想、有溫度、有品質的賀歲片《鄉村裡的中國》爆紅網路。它以質樸的筆觸，真實生動地描繪了鄉民的生存狀態，鄉愁的文化源頭，是有記錄意義的、不可多得的中國農村生活標本。問世以來，已榮獲華表獎、白玉蘭獎等20個獎項。

　　這部影片的導演就是曾以影像《俺爹俺娘》感動世人的著名攝影師焦波。

　　「找一個不大不小、不窮不富的村莊，在那裡駐紮上一年，以24節氣為結構，拍攝一部真正屬於中國農民的紀錄電影，名字叫《鄉村裡的中國》。」

　　2012年1月2日，時任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副局長、現為局長的張宏森這樣跟我說，並讓我盡量在立春這天開機。

　　當時，離立春只有一個月的時間了。用時興的語言來說，我「攤上大事了」。現在想想真是無知者無畏。

　　我的骨子裡流淌的是農民的血液

　　我不是學電影的，也沒學過紀錄片，底氣來自我喜歡鄉土題材的作品。我的骨子裡流淌的是農民的血液，雖然離開鄉村三四十年，但一直不斷地在回望它，不斷地跟它接觸碰撞，而且這份鄉土情結越來越濃。

　　張宏森讓我在北方找一個村莊（這裡節氣明顯），但時間太緊，我一跺腳：回家鄉沂蒙山去。最終選定了沂源縣杓峪村。

　　立春臨近，一刻不敢怠慢。緊接著籌建攝製組。片子總共才有百萬資金，找專業導演、專業攝影師是不可能的；再就是，從立春開拍到來年春節結束的373天，一天都不能離開村子，誰能做到呢？

　　攝製組總算搭成了，共6人，不是俺的學生，就是自家親戚，最大的25歲，最小的15歲。

　　正月十三是立春，我們十一進了村，在村裡租了個院子，這裡成了我們的家。我想這個家應該有個名字，掛個牌。叫什麼呢？就叫「村兒電影社」吧。杓峪村總共167戶，我們是第168戶。

　　我們在村裡過起了和村民一樣的日子。養了6隻狗，一隻雞和一隻鵝，取名光圈、黑白、快門等與影像有關的名字，給它們蓋了狗窩雞舍。把院子里的空地開墾了一遍，施上農家肥，種上各種蔬菜，在院子上空用繩子扯起讓藤蔓爬上去的瓜架。

　　對於我們樸實地到來、真誠地融入，村民也就自然地、簡單地卻又完全地把我們當成了自家人，就好像前脊樑貼著後背，沒有任何間距。平日里他們說啥幹啥也都不背我們了，幾乎忘了攝像機的存在，所以拍的都是純自然的生活狀態。

　　用足夠的誠意記錄鄉親們的故事

　　在一個村子裡，每天都發生很多事情，只要是我們覺得有價值的都收入鏡中。每一個景色的變化、每一個節氣的變化，以及村民的生活、勞作、衣食、風俗習慣及婚喪嫁娶、生老病死，都要拍下來。然後從這裡面挑故事，故事要有代表性，並且要連起來，貫穿全年。

　　紀錄片導演不能導演生活，只能靠自己的觀察、判斷，在每天發生的紛繁事情中抓取需要的東西。然而，我是一個零經驗的導演，攝製組又是一個零經驗的團隊。拍攝初期，我們山重水複有點迷茫，與故事和人相隔太遠，即便走近，也是朦朧。

　　「燕子築巢惜無泥，農夫撒種欠東風。雲蓋心頭愁滿容，頑疾擾體臆滿胸。念光陰，過半載，心憔悴，力無能，今夜又臨三更雨，葉葉聲聲，敲打六十翁。」這就是我在極度困惑甚至要被摧毀時的心情。但我們始終沒有放棄兩個字：堅持。因為中國農民可貴的精神，就是在無奈中堅持。他們始終都在上坡路上，再苦再難都是向前的，哪怕倒下了，也是往前倒的。

　　隨著我們對鄉村、對土地、對農民的一步步深入了解，那些故事和人竟呼之欲出了。

　　拍第一場戲是立春民俗。村裡的文化人杜深忠用刷子一筆一划用力在磚牆上寫著「春」字。我們發現，他深信精神食糧，不像莊戶婆娘那樣只關注家人吃穿，一有時間就愛看電視新聞、寫毛筆字、擺弄二胡。於是，我們首先確定了杜深忠這個人物作為拍攝對象。

　　在和村書記張自恩的交往中，我們發現，他是中國最底層的幹部代表，村子裡的大小事都得他處理，表面上看他粗粗拉拉、大大咧咧，其實很無奈、很落魄，經常焦頭爛額。於是，我們又確定了張自恩這個人物作為拍攝對象。

　　我們和村裡的大學生杜濱才成了鄰居。他兩歲時父親得了精神病，母親離婚外嫁他鄉。「兒想娘，筷兒長；娘想兒，路兒長。」杜濱才能不能和母親團聚？我們充滿了期待。於是，他也成為我們的拍攝對象。

　　正月底是雨水，村裡卻下了一場雪。至此，杜深忠的文化線，張自恩的政治線，杜濱才的情感線，讓人激動不已地清晰顯露出來。他們在24節氣的順序中交錯出現，從春天到夏天、到秋天、一直到冬天，這3條故事線還繼續聯繫著，而且到春節的時候，每一個故事都有了結局。

　　有助理問我：「焦老師，我們怎麼拍這個人，這個人怎麼就有故事呢？」

　　我回答：「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個鮮活的故事，當我們有足夠的耐心、足夠的誠意去記錄他的時候，就會有特別意外的收穫。」

　　我們把鄉愁留在了那個小山村

　　驚蟄、芒種、秋分、冬至……節氣疊更，光陰往來。

　　最後一場戲是春節聯歡會。我給大家拍了個大團圓的全村福。這張全村福，也算我們對這個村的回報。

　　有人問我：「當拍完這張全村福，把攝影機放進包里是什麼感覺？」

　　酸甜苦辣，五味雜陳。真的！我們拍完以後，不敢跟村民說我們要走，我說不走，我們過兩天再走。

　　大年初一，我們要走了。女房東張光愛不敢出來，在屋裡哭。攝製組的李夢龍去和她道別，也沒敢進屋，隔著牆，隔著窗戶，跪下給她磕了個頭。

　　好多村民來送我們。那個時候我們不敢回頭，不敢想得太多，就怕抱著村民哭起來，就走不了了。

　　我們懷念跟村民一塊生活的日子，在一塊土地上打滾兒的日子；懷念跟村民相伴走了這麼一段時間，這麼一段旅程。

　　我們的片子里有滿滿的鄉愁。影片接近一年的剪輯，是很痛苦的一個過程。每次瀏覽那些素材，就像一下子又回到那個村莊，當片子里主人公一個個出現的時候，我就想掉淚，從剪輯到現在看了幾百遍，看到這兒還是熱淚盈眶。

　　這就是杓峪村的鄉親，這就是從不說半個不字的沂蒙山人。他們用戰爭年代推著小車支前的那種精神，來支持我們的電影拍攝。

　　從我的情感來說，就想歌頌一下這些了不起的鄉親。有一天，我發現一個琵琶曲沂蒙山小調特別有抒情味道，特別適合歌頌。影片結尾，我就用那個音樂把小山村推出來，把我心裡的吶喊推出來，把我們拍的村莊最美雪景推出來……

　　有人說：「焦老師，您把鄉村拍得太美了。」我說，在我的心中鄉村就是美的，這種鄉村還留著，我就要把它拍出來讓大家看看。春天有花，夏天有知了，還有鳥蛋、鳥窩、蜜蜂、蝴蝶……我想把這個村莊四季的變化，每一個節氣的變化，很細微的變化拍出來，希望人們能記住鄉村，留住鄉愁。

　　土地是可愛的！鄉村是可愛的！中國農民是可愛的而且是可敬的！於是，我們在片尾打上一行字：

　　謹以此片向中國農民致敬！●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