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進取的人間佛教（圖文）

積極入世，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鮮明特色，「入世重於出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被強調為佛光人的指標。高揚入世，基於對中國佛教畸重出世乃至厭世逃世的消極退避偏向的批判，星雲大師在講演中反省說： 　　在過去，我們中國佛教徒的思想，總以為逃避世間，到深山裡修行才算清高。就算住在都市裡，也以不問世事為尚。結果使大乘佛教救世的熱情一點也提不起來，使人誤解佛教為消極、厭世的宗教，因此佛教在社會上逐漸孤立起來。[注67] 　　今日佛教衰微的原因，就是過份地忽略了世間資生的問題，急於要求證出世的解脫，致使世人病我佛教為消極，為厭世。……沒有入世的事業，人間的實際生活脫了節。假如天天高呼出世的口號，國家不愛，父母不孝，族友不親，這樣就能容存於天地社會之間嗎？[注68]

環視世界，先進文明國家大多宗教發達、全民信仰，而中國人大都視宗教為余物，佛教衰落不堪，一些主持佛教者不鼓勵弘法利生、犧牲奉獻，不重視現世生活，大都強調明哲保身、入山修行，自我關閉，退出社會，使佛陀聖教不能深入社會人群，被大眾冷落，任邪魔外道橫行、迷信愚昧猖獗。目睹此情景，星雲大師不禁唏噓慨嘆，發願力挽狂瀾，振興佛教，發揮其本有的經世濟民之效。他指出，出世間固然是佛教的最終目的，但佛法的出世間並非離世、避世，世間與出世間本來不二，六祖偈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覓兔角。」離開了世間，便沒有佛法。「懂得世間之常道，才堪論出世。」[注69]在此工業社會，必須復興佛法入世出世不二的精神，先作入世的事業，引導人們過好合理的經濟生活、和諧的家庭生活、高尚的精神生活，使民安國泰、社會進步，才可以找到出世的依歸。「我們贊成出世的思想，但出世思想首先要有入世的精神，有入世的精神，然後再升華為出世的想。」[注70]

中國佛教形成出世性格的一大原因，是一些弘法者不明白在家學佛與出家學佛應有所不同，而以出家人修行的做法來教導、要求在家信眾，要他們發出離心、忘情絕愛、禁斷葷肉、早晚課誦、長時打坐，從而誤導許多在家信眾不顧家庭、社會責任，只管自已修行了生死，導致家庭不和，事業無成，被人譏為消極自私，結果往往是佛未能成，人先做不好。直到今天，這種現象在佛教徒中尚屢見不鮮。針對這種偏弊，星雲大師強調分清出家與在家學佛之道，認為「小乘苦行的出家人的思想，並不適宜於在家大眾的佛教」，[注71]在家人適宜於修學本來便是由在家眾發起的大乘佛教。星雲大師極善於對在家信徒應機說法，教導在家眾遵奉《善生經》、《玉耶女經》等經中佛陀的教誡，過好正覺的生活，敦倫盡份，盡職盡責，以大乘精神在各自的崗位上無私奉獻，利樂眾生。星雲大師對在家眾的生活和心理的深切了解，他所示在家學佛之道的親切實在，在古今高僧大德中，可謂罕見。　　

至於出家眾，星雲大師也主張應積極入世行大乘道，著重在弘法利生的工作事業中修持。與在家眾應先入世後出世不同，出家眾宜先有出世的思想，然後做入世的事業。警覺人生無常，遠離物慾，淡薄情愛，不滿自己，是樹立出世思想的主要內容。對於一些人出家未久就想入山閉關靜修，星雲大師持批評態度，甚而斥為焦芽敗種，強調修行應該是腳踏實地的自我健全，犧牲奉獻。他創設條件，允許佛光山的出家徒眾輪流靜修，但規定修持到一定的時日，必須出來工作，為大眾服務，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修持。他指責那種大乘發心不夠、事業能力未備，而以隱遁修行標榜、實求安閑自了的人「美其名曰修行，實則做菩薩道的逃兵」。 星雲大師還指出，人間佛教所謂入世，並非一味鑽入世間紅塵中隨俗沉浮，而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沒有出世的思想，在人間從事事業，會有貪心，會有執著；有了出世的思想，再做入世的事業，就等於文官不愛財，武將不怕死，見到金錢不動心，遇到生死無所懼，這種力量要從出世的思想培養起來。」[注72]出世的思想，無非是對邪見、煩惱、名利聲色的如實正知和超越解脫。　　

入世的人間佛教，應以菩薩入世擔當的氣魄，發揮「人間進取」的精神，積极參与人間的建設，關注國計民生，關心社會問題、心靈問題。星雲大師確信佛教有總持人類文化的卓越智慧，有經世濟民之方，「人間所有的問題，佛教都有辦法解決，佛教應當仁不讓，主動擔負起凈化社會的責任。」[注73]他鼓勵佛教徒關懷社會，愛國愛民，克盡國民應負的責任，即出家人也不可例外。明清以降，出家人迫於朝廷的威令，遁跡山林，以不問世事為高尚，致使佛教難以發揮教化國民的作用。實則出家並非出國，當此民主化的時代，出家人也應自我肯定，走入社會，為眾謀福。比丘最好具備醫生資格，比丘尼最好能做護士或幼教老師，出家人應去任軍中的布教師、監獄的勸導師、心理咨商醫師、大學的講師教授。　　

　　　　星雲大師據佛法與世法不二的原則，提出「佛法為體，世學為用」，倡導佛教徒以佛法的智慧為本，廣學世間的天文、地理、醫藥、數學、航海、貿易、心理學等知識技能，掌握服務社會的方便，並以佛法的正見，觀察社會問題，「對民生經濟、國際形勢、民主人權、自然生態、教育改革、種族衝突、優生保健、生態環保、家庭暴力、試管嬰兒、器官捐贈、風水地理、看相卜卦等種種問題，以佛法的智慧，提出契理契機的對治辦法。此外，對自殺、死刑、核武、戰爭，以及安樂死、複製人等問題，皆應吸取世間的醫學、心理學、生化科學為用，融和佛法的理體，以解除現代人的迷思。」[注74]他自己就世人關心的各種問題，作過《佛教的財富觀》、《佛教的道德觀》、《佛教的女性觀》、《佛教的福壽觀》、《佛教的政治觀》、《佛教的忠孝觀》、《佛教的未來觀》、《佛教對命運的看法》、《佛教對社會病態的療法》、《佛教對民俗病態的療法》、《佛教對心理病態的療法》、《談情說愛》等演講，他所編著的《佛光教科書》中的《佛教與世學》、《實用佛學》分冊，及《佛教》叢書中的《教用》專冊，更廣泛闡明了佛教與法律、哲學、科學、教育、管理、觀光、農林、環保、藝術、禮俗、企業、交通、印刷、建築、會議、心理咨商等的關係，一一說明了佛教在這些問題上的獨特智慧及效用價值，對邪見迷信和世學的局限性作了揭析批判，其內容幾乎涵蓋了大部份社會問題和文理工各門學科。在佛教史上，近世只有太虛大師以正知正見、廣博學識對多種世學作過評論，但涉及面尚不及星雲大師廣。　　星雲大師不僅以佛法之正見評論世學，廣攝世學為濟世利人之用，而且成功地興辦文化、教育、醫療等多種事業，發動找回佛心、七誡、慈悲愛心列車、三好、佛學會考、監獄布教等社會運動，使佛教一改退避山林的古風，以進取的姿態深入社會，為民眾造福，展現出人間佛教積極入世的鮮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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