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美」欺騙了世界---希特勒的「紅顏知己」里芬斯塔爾

[轉貼]里芬斯塔爾：希特勒的「紅顏知己」2636次點擊15個回復0次轉到微評何老於 2010-6-9 15:08:38 發布在凱迪社區>貓眼看人她用「美」欺騙了世界——電影藝術家萊妮的傳奇□施京吾如果說希特勒用謊言欺騙了世界，那麼，里芬斯塔爾則用「美」欺騙了世界。桑塔格諷刺道：「在真相和正義之間，我選擇真相。而里芬斯塔爾，選擇美，哪怕它傷天害理，洪水滔天。」希特勒的「紅顏知己」她是世界電影史的傳奇。說到世界電影史，提及紀錄片，就無法迴避里芬斯塔爾。萊妮?里芬斯塔爾，生於1902年，死於2003年，可謂長命百歲。她去世當年，在中國藝術界和思想界都引起過熱烈討論，不僅因為她是位曾祖母級的世界著名電影導演，更因為她最傑出的影片乃為納粹主義極權統治而拍攝。里芬斯塔爾為世界電影史貢獻了兩部非凡的、史詩般的電影巨制：《意志的凱旋》和《奧林匹亞》。美國著名作家、評論家蘇珊?桑塔格在1975年出版的《紐約書評》上發表長篇評論《迷人的法西斯主義》，對里芬斯塔爾進行了嚴厲抨擊。此文幾乎成為批判「法西斯主義美學」的經典之作，儘管如此，桑塔格也不得不承認里芬斯塔爾的電影「甚至是迄今最偉大的紀錄片」。但里芬斯塔爾既不在乎桑塔格的「批判」，對「讚譽」也毫不領情，她壓根就沒把規則放在眼裡。里芬斯塔爾出生在德國一個小工廠主家庭，父親嚴厲、吝嗇、霸道，她卻生性叛逆，而且極具藝術家天賦。里芬斯塔爾自小酷愛舞蹈，卻在嶄露頭角時摔傷了腿改行成為電影演員；接著又因超凡脫俗的容顏陷入三角戀漩渦；隨後，她一腳踢飛兩位情人，走上導演之路，自己執導了電影《藍光》。從這部電影開始，里芬斯塔爾便與法西斯主義結下了不解之緣。電影的部分鏡頭需要在義大利境內拍攝，劇組進入義大利時因攜帶了兩萬多米的膠片和電影器材，需要繳納關稅。《藍光》劇組的財務狀況並不寬裕，里芬斯塔爾急中生智，立即給義大利總理墨索里尼拍去一份呼救電報。6小時後，劇組被免去關稅順利入關。時值1931年，她29歲。1932年3月24日，《藍光》在柏林首映大獲成功，並獲得威尼斯電影節銀獎。此時德國正處於魏瑪共和國末期，被老朽而昏聵的興登堡總統治理得一片狼藉，由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卻是德國新興力量，德國人到處都在熱烈地談論著希特勒。這種氣氛也感染了里芬斯塔爾。《藍光》首映前的一個月，里芬斯塔爾在柏林體育館聆聽了一次希特勒的演講，這使她天旋地轉：「我似乎覺得我面前的地球表面如同半個圓球在慢慢地伸展開來，它中間突然斷裂開，一股巨大的水流從裡面噴射出來，噴射的強度足以使水流直衝上天，並使地球受震動」，「我的精神完全麻木了」。隨後，她從郵局給希特勒發出一封信：「尊敬的希特勒先生：前不久在我一生中首次參加的一次政治集會上，聽了您在柏林體育場作的一次演講，我不得不承認，您和場上聽眾們表現的狂熱之情深深打動了我，我很想親自同您認識一下……」此時的里芬斯塔爾並不知道，希特勒已經注意到了她，不僅看過《藍光》，甚至看過她主演的所有影片。希特勒立刻召見了她。希特勒對德國人來說有一種無與倫比的魅力。我對影片中的希特勒形象進行過反覆觀察，他的這種「魅力」在我看來極為古怪，那種充滿神經質的舉動不僅征服了里芬斯塔爾，也征服了整個德國。一個有力證據便是：戈培爾夫人之所以嫁給戈培爾，乃是因為她愛上了希特勒，嫁給戈培爾就可以經常看見她的偶像了。這是一次充滿羅曼蒂克情調的會面。希特勒面對里芬斯塔爾時顯得平易近人，並迅即「愛上了」她，見面伊始就想擁抱她。里芬斯塔爾在回憶錄中寫道：「當他發現我不是很情願的時候，他馬上就鬆了手，側著身子對著我，舉起了雙手，向我發誓說：『在我完成我的事業之前，我是不允許愛上女性的。』」從此，里芬斯塔爾與希特勒之間開始了「曖昧交往」，儘管她拒不承認自己愛上了希特勒，但希特勒卻以「紅顏知己」待之。里芬斯塔爾成為希特勒的座上客。深陷法西斯主義泥淖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興登堡總統任命為德國總理。魏瑪共和國的覆滅，標誌著納粹主義走上了國家化道路。希特勒上台不久便邀請里芬斯塔爾前往帝國總理府，希望她加入政府：「我想交給您一個光榮的任務，依據您的才能也一定能夠勝任這個工作。您知道，戈培爾先生現在是宣傳部長……您可以協助他擔任電影和藝術方面的領導工作。」但里芬斯塔爾對此表示了拒絕。這並沒有影響他們之間的密切合作，8月，希特勒再次將她請到總理府——里芬斯塔爾從此深深栽進法西斯主義的泥淖。納粹黨將於9月份在紐倫堡召開黨代會，邀請里芬斯塔爾正是為了拍攝黨代會紀錄片。這次會議被取名為「信仰的勝利」，於是，電影的名稱也叫《信仰的勝利》。片子長達1小時，於同年12月1日公映。這是里芬斯塔爾為納粹黨拍攝的第一部影片，雖然里芬斯塔爾對片子並不很滿意，該片卻在納粹黨人中大受歡迎。1934年8月，里芬斯塔爾再度接到納粹黨邀請她拍攝本年度黨代會紀錄片的信件，儘管里芬斯塔爾聲稱自己一再推脫，但希特勒卻認為只有她有能力拍好這部「富有藝術性的紀錄片」。希特勒為了這部片子可是花了大價錢，無限制的經費使里芬斯塔爾組織了一個擁有36名攝影師、達170人的龐大攝製組。6天的黨代會期間，里芬斯塔爾手下的攝影師穿著清一色的納粹衝鋒隊制服，總共拍攝了13萬米的膠片，經過5個月的剪輯，為世人留下一部有人激賞有人詬病、時長近兩小時、史詩般壯麗的宏偉巨制——《意志的凱旋》，該片片頭即標明「受元首委託製作」。1935年首映式結束，希特勒當即送給里芬斯塔爾一串精美鑽石項鏈。這部巨制不久即為里芬斯塔爾帶來巨大聲譽，她一步跨入了世界頂級導演行列。由於德國國防軍對里芬斯塔爾在《意志的凱旋》一片中給的鏡頭太少表示不滿，里芬斯塔爾又於1935年度納粹黨代會期間，專門為國防軍補拍了一部時長約20分鐘的短片《自由之日——我們的國防軍》。這是她為納粹拍攝的第三部影片。我們知道，德國是哲學大師輩出的國度：康德、黑格爾、叔本華……即便在納粹統治時期還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海德格爾。信仰、意志、自由，是關涉人類精神最核心的超級詞語，這些劃時代的哲學家們終其一生，且一代又一代薪火相傳，也無法解決人類精神的最終歸宿。里芬斯塔爾卻用電影宣告了人類精神的終結：信仰，勝利了；意志，凱旋了；自由的日子也如期而至。可就在她為希特勒拍攝的最後一部紀錄片《奧林匹亞》上映不久，1939年9月1日，德國進攻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這當然不是說里芬斯塔爾製造了怎樣的罪愆，但她在精神上與希特勒不僅暗通款曲，簡直是心心相印：一個是在用「美」闡釋極權，一個是極權主義的直接化身。《奧林匹亞》拍攝於1936年德國柏林舉辦第11屆奧運會期間，國際奧委會鑒於里芬斯塔爾的巨大影響，向她發出了邀請。里芬斯塔爾一如既往地表現出了極不情願，但稀奇的是，她總能在「身不由己」的情緒下拍攝出驚人之作，《奧林匹亞》也是如此。奧運會是世界性的，但這一屆卻是德國的，希特勒要通過這次奧運會表達他的納粹思想：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種。經過長達一年半的剪輯，影片終於完成，總長度約為3個半小時，分上下兩集，上集叫《群眾的節日》，下集叫《美的節日》。里芬斯塔爾親自向希特勒提議在1938年4月20日上映，希特勒假作猶豫，隨即答應了她的提議——這一天正好是希特勒的生日。《奧林匹亞》再度引起轟動，公映不久便在歐美各國巡迴放映。里芬斯塔爾與希特勒的交往並未到此結束。二戰中，她希望自己能在戰爭中「做些有意義的事情」，當仁不讓地組建了「一個電影工作組來為前線做戰爭報道」。1940年6月，德國佔領巴黎，里芬斯塔爾給希特勒發去了賀電。直到二戰後期，她還與希特勒見了最後一面。自由拯救萊妮從里芬斯塔爾的履歷不難看出，她與希特勒可謂「過從甚密」，也正是與希特勒的交往把她推到了事業的頂峰。二戰結束後，里芬斯塔爾將面臨什麼，可想而知。出乎意料的是，盟軍對她進行了4年的審查，僅冠以「納粹同情者」予以開釋。這在中國人看來簡直無法想像，像她這樣的經歷，槍斃十次也綽綽有餘。使里芬斯塔爾逃過劫難的正是西方文化中浸淫的「自由主義」傳統。一位叫巴山姆的作家在採訪里芬斯塔爾後不無奉承地寫到：「里芬斯塔爾深信，藝術家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獨立於物質世界。在自己的生活中，她獲得了創作藝術的自由，但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確實，里芬斯塔爾是自由的：她拒絕了希特勒的情感邀約，回絕了希特勒的入閣邀請，對戈培爾的示愛公然表示厭煩。而她更大的「自由」來自於影片拍攝過程，不僅沒有類似「主題先行」、「政治正確」的要求，更沒有細節上的框束，即便是主管意識形態的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也從沒有在她的創作過程中給過任何「指導」——何況里芬斯塔爾根本不會接受這些。她給我們呈現的永遠是一臉的堅忍不拔、不屑一顧。正是「自由」地創作，才激發了她的天才想像，使她創造出充滿極權主義色彩的華美篇章。里芬斯塔爾表示自己「向來關注美」，為了「美」，她可謂不顧一切，她自詡每一個鏡頭都源於「真實」，其詮釋方式則相當標新立異。在《意志的凱旋》中，她把紀錄片陳述性的語言改為敘事性的，創造性地把平面視覺立體化、複合化，使觀眾沉浸在一個個波瀾壯闊的歷史畫面中。此時的紀錄片所「紀錄」的不再是「純粹客觀」，每一個鏡頭的背後，都銘刻著她表達自我的慾望。如《意志的凱旋》，開場便是希特勒的專機穿越厚重雲層，繞過紐倫堡大教堂的頂端如神靈般降臨地面；其大閱兵場面更使後來的所有大閱兵影片相形見絀。影片使人們相信，只有希特勒才能拯救德國，希特勒就是德國的上帝。里芬斯塔爾在不知不覺中把希特勒神聖化，並且通過這種「神聖感」鼓動起了納粹意識。里芬斯塔爾把納粹精神與「美」結合到無與倫比的地步，使觀眾潛移默化地接受了她對納粹主義的宣傳，當時，有相當多的德國觀眾就是在看了里芬斯塔爾的影片之後臣服於納粹的。如果說希特勒用謊言欺騙了世界，那麼，里芬斯塔爾則用「美」欺騙了世界。儘管如此，里芬斯塔爾卻從不承認她所拍攝的是宣傳片，堅決否認自己是納粹宣傳家。她確實沒與納粹建立過任何官方聯繫，而始終以獨立藝術家的身份在進行工作。溫家寶總理曾引蕭伯納名言「自由意味著責任」，此言極好。作為藝術家，如果不能擁有一顆自由的心靈，就不能夠自由地表達。一旦藝術家失去創作自由，不論其作品呈現怎樣的大義，都不會是來自藝術家的心靈，而只能是虛構。然而「自由」的另一面，是法國大革命中羅蘭夫人那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惡行假汝之名！當里芬斯塔爾以獨立藝術家身份行使自己職責時，她應該問一問自己：「自由」到底建立在怎樣的基礎之上？不論是誰，只要身處極權社會，就沒有自由可言；只要有一個人身陷極權之囹圄，那麼所有人都不會自由。今天對里芬斯塔爾拷問，並非因為她為希特勒拍攝了4部電影，而是她拒絕懺悔。（正如某大師對自己的「文革」經歷選擇性失憶一樣，里芬斯塔爾不承認自己「有罪」，大師卻是假裝「記不得」。僅此，就註定他永遠無法達到里芬斯塔爾的高度。）她總是聲稱：「不要因為我為希特勒工作了七個月而否定我的一生。」桑塔格諷刺道：「在真相和正義之間，我選擇真相。而里芬斯塔爾，選擇美，哪怕它傷天害理，洪水滔天。」里芬斯塔爾有愧於自由，也有愧於「美」。真正的自由並非來自里芬斯塔爾作為「獨立藝術家」身份的工作，而是來自盟軍對她的審判，這個審判真實地秉承了自由主義所恪守的價值——意圖和行為是罪與非罪的界限。精神的無罪即自由寬恕了她。拯救里芬斯塔爾的正是與法西斯主義完全對立的自由主義情懷。此後，她繼續保持著自己對「美」的激情，在別處釋放得同樣耀眼。雖然里芬斯塔爾取得了藝術上的至尊地位，這一成就卻成為悲劇性範例。它提醒我們，不論如何「獨立的」藝術家都應懂得：自由，不應是屈從於極權的工具；「美」，也不該是取悅於極權的資本。在極權主義的統治下，不會有純粹的藝術，也不會有純粹的「美」，只有徹底扼制極權主義的膨脹，藝術家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藝術也才擁有真正的生命。（作者系文史學者）原載於《同舟共進》2010年第6期，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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