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與哲學：中西道德觀比較

倫理學，或者說是道德哲學作為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西方哲學和東方的思想文化里都佔據了重要的地位，但與西方哲學豐富的研究領域相比，中國思想文化，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則緊緊圍繞著「道德」二字展開，表現最突出的就是儒家思想，這似乎給我們留下一個刻板印象，覺得我們在道德這一領域的貢獻比肯定西方哲學的貢獻要大，我們所引以為榮的「禮儀之邦」、「文明古國」的稱號在任何角落裡都似乎是值得驕傲的，但撥開重重歷史與文化的迷霧，真正的事實是否與我們所認為的是一致的呢？

儘管儒家思想在道德領域為中華文化乃至整個世界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與其說這種貢獻是理論性的，毋寧說是實踐性的，而關鍵就在於如果沒有道德理論的指引，那麼道德實踐也會走向窮途末路，沒有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如果將中國的道德觀跟西方的，尤其是康德的道德批判哲學相比，則是相形見絀，明顯就可以看出我們自身道德理論的缺陷和不足。

當然，排除了歷史和文化乃至政治經濟的因素，從複雜的社會形態的差異中單純地比較過濾了的道德理論，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其結論也會有很大的偏差，儘管如此，這種比較還是非常有必要的，原因就在於一方面我們的傳統道德倫理自身並不是完美無缺的，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這種道德倫理無疑對自身道德理論的完善是有幫助的，另一方面，也是更加現實和急迫的問題就是當前社會在轉型過程中所面臨的道德危機，通過這樣的比較，或許能夠為解決這一嚴峻的道德困境提供理論上的指導。

一、康德哲學概述

提起康德，我們並不陌生，但這種熟悉的程度，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或許僅僅停留在這兩個傳統文化色彩十分濃厚的名字上，一旦涉及他的具體的哲學思想，很多人想必是望而卻步。康德哲學最大的特點就是晦澀難懂，而且體現了西方人尤其是德國人一貫的邏輯嚴謹和句式冗長的傳統特色，這對於理解康德哲學來說在無形之中增加了一道屏障，沒有一定的哲學素養的人是難以涉足這個龐大的哲學大廈的。儘管如此，我們仍然不能忽視康哲學在西方哲學史乃至整個人類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而相比於西方其他哲學家，中國研究西方哲學的，做多的還是康德哲學，其原因除了他構建的龐大的哲學體系難以被逾越外，更重的是他的哲學涉及到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最核心的話題，就是道德哲學。

以康德最重要的三部著作，即《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批判力批判》為主，他的哲學體系可以大致劃分為這三個部分。「純粹理性批判」討論的是人的認識何以可能的問題，這主要針對的是來自笛卡爾的普遍懷疑所帶來的對自牛頓以來所創立的傳統自然科學形而上學的衝擊，其目的就是重建被笛卡爾所摧毀的傳統形而上學體系；「實踐理性批判」則討論的是人的道德可以可能的問題，在《實踐理論批判》里康德集中討論了關於人的道德的一系列問題，而「批判力批判」解決的是康德在前兩個批判中分別構建的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與道德領域的形而上學之間的跨越問題，康的把這種溝通的橋樑訴諸人的審美能力和審美體驗。

雖然康德哲學以批判哲學著稱於世，但實際上康德通過對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能力的批判，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哲學理論，他自己把這場哲學領域內的變革稱之為「哥白尼式的」革命，足見康德對自己哲學的自信。

西方哲學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嚴格將理論和現實，或者認識和實踐區別開來，這種分離使得西方哲學在認識領域內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構建了一個紛繁複雜的思維世界，但其後果無疑也是非常明顯的，這就是造成了理論和實際的嚴重分異，在認識領域和實踐領域之間構建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儘管一直以來都有哲學家試圖去打通這個鴻溝，但終究以失敗告終，直到康德這裡，才在認識和實踐之間重新建立了溝通的可能，經過德國古典哲學的補充，到了馬克思那裡，終於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實踐哲學。

二、康德道德形而上學

康德的道德哲學無疑是深刻而又現實的。

康德的道德哲學是建立在人的自由的基礎之上的，在康德看來，只有把人當作目的而不是手段的行為或原則才能算是有道德的，他的道德實踐的律令就是：「你的行動，要把人性，不管是你身上的人性，還是任何人身上的人性，永遠當作目的看待，決不僅僅當作手段使用。」因此，以對人的不同層次的看法為標準，康德把道德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是「通俗道德哲學」，這個層次中的道德原則是以社會生活中的經驗為基礎的實用理性原則，其表達方式為：「你要這樣行動，就像你行動的準則應當通過你的意志成為一條普遍的自然法則一樣。」道德律的這種通俗的表達方式僅僅是從行為的後果上來考慮的，在這個過程中，人是被當作實現普遍的道德法則的手段看待的，在這種情況下，人是作為對象而不是主體存在的，這就很容易使人淪為一種道德的工具，因而違背道德的本性，成為一種功利主義的實用技巧，而在康德看來，真正的道德價值不在於客觀的經驗後果中「合乎道德規律」，而在於主觀動機上「出於道德」，即不是為了感性的任何需要而服從義務，而是「為義務而義務」。比如「童叟無欺」這條道德原則，雖然在客觀結果上符合道德律，但從其主觀動機上來看，它是以自身的生意興隆為目的的，而對人的誠實則淪為其獲利的一種手段，這就喪失了道德本身的價值，因而是不道德的。

於是，康德提出了第二個更高層次的道德原則，也就是他的「道德形而上學」，其表達方式就是：「你要這樣行動，永遠都把你人格中的人性以及每個他人的人格中的人性同時用作目的，而絕不只是用作手段。」也就是說，在這個道德層次中，人從手段上升到了最終的目的，這就從行為的內在動機來考察道德原則的普遍合法則性了。人固然有各種目的，但總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人本身。所以「人是目的」貫穿在人的一切其他目的之中，其他的目的都可以成為其他目的的單純的手段，而唯有人性本身不能再成為單純的手段，它是自己實現自己的最終目的。

但康德並沒有就此止步，康德追求的道德原則是一種絕對意義上的普遍的必然的原則，因此，他所說的人性並不是指地球上人類的性質，而是任何「有理性者」的一般本性，因而它並不是僅僅主觀上作為人的目的，而是被理性表象為「客觀目的」，即任何一個有理性者一般「能夠擁有目的」這一客觀法則。意識到這一層，上述道德律就有了第三種表達形式：「每個有理性者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是普遍立法的意志這一理念。」這就是最高意義上的道德律。它對第二個層次上的道德原則的超越就在於雖然「人是目的」涉及了人的動機，但並未點出人們選擇這一動機就是服從自己的意志，而不是服從外來的命令。在這種情形下的人是不自由的，因而第三個層次上的道德律就建立在人的絕對意義上的「自由意志」上，這種道德律的建立就是出於人的普遍的自由選擇，而這個選擇，其優越性就是在消極意義上能夠擺脫人的感性的束縛，在積極意義上能夠直接上升到純粹的不受限制的純粹實踐理性上，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的道德律因而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這就實現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學的重建。

考察康德的道德哲學，絕不能忽略「自由意志」這個核心要素，為了使「自由意志」獲得先天的超越的意義，康德甚至設定了靈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來溝通經驗層面和超驗層面的普遍法規，足見康德對其建立的道德形而上學的基礎的重視，而一旦這個得以建立的基礎具有超越意義，那麼，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道德原則必然是超越的、普遍的、必然的和客觀的永恆的，這樣的道德律才能夠跨越人自身感性的束縛而不被淪為一種工具，因而能夠發揮其永恆的價值。

而在考察中國的倫理道德的時候，絕不能忽視人在這個過程中的地位。

眾所周知，中國曆來就是一個群體本位的社會，農業文明下的文化形態是建立在群體發展的基礎上的。正如農業的生產需要共同的合作一樣，人的價值的實現也是在對群體的貢獻的過程中實現的，在這個文化背景下形成的道德倫理觀無疑也是符合農業文明整體文化特徵的。

在中國的傳統倫理道德中，儒家的貢獻最大，而儒家的核心價值正是「內聖外王」。儘管儒家也講「誠意、正心、修身」，但最終的目的不是作為獨立主體的個人的絕對價值，而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即建立在對他人、家庭以及社會群體的貢獻上。孔子的「仁」，雖然也有修身內省的意味，但修身內省不是單純的修身內省，而是為了實現對人（別人）的價值，所以孟子將孔子的「仁」解釋為「愛人」，而愛人就直接涉及到主體之外的對象了。到了宋明理學那裡，周敦頤把這種道德價值標準進一步升華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後世的士人無不以此為座右銘勉勵自己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實現自我，青史留名，淑世濟人，最終發展為一種對歷史和社會懷有一種無比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感、擔當意識的「士大夫精神」。

這種以對社會和家庭、別人的貢獻和奉獻為標準的道德倫理觀在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中無疑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優越性，正是在這種精神和價值目標的推動下，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創造出了輝煌燦爛的文化，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但問題是在以傳統的農業文明為基礎的情況下創建的文明形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是否具有永恆的價值？

四、對傳統道德倫理的反思

現代工業社會和商業以及信息化社會的發展與傳統的農業社會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最致命的是這種變化是結構性的而不是程度上的深淺，儘管中國仍然是一個農業大國，但經過一百多年的現代化變革，傳統的生產方式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傳統的家族式的家庭結構也在悄然之中被現代小家庭結構代替，與此同時，現代化的思維方式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每個角落，在這個基礎上的文化形態，其存在是否仍然有合理性。

就道德而言，這種變化是非常明顯的，在沒有建立新的道德標準的情況下，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舊道德的全面否定，一百年來困擾中國人的無疑就是新舊道德之間的艱難抉擇：舊的道德被視為吃人的禮教而加以排斥，新的道德又沒有建立起來，這對於普通民眾來說面臨的就是一種混亂形態和無所措手足的境地，發展到今天，道德淪喪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這種情況的出現，絕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其中有著必然的因果關係。

社會形態的變化導致了道德倫理的危機，而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是建立在實用理性基礎之上的一種感性道德選擇，由於缺乏超越價值主體（如上帝）的「神聖指導」，它是非常具有局限性的，一旦社會形態的變化，這種道德體系隨之發生變化，因而就不可能取得超越的永恆的價值，它對人的行為的指導因而也是有限的和短暫的，沒有堅實的基礎。建立在物質基礎之上的價值選擇儘管避免了歐洲中世紀黑暗的歷史長夜，但同時也失去了永恆的精神基礎，「上帝」在中國雖然是無意識的，但是人們在世俗的歡樂中也沒能建立起豐富的精神家園，心靈上的空虛必然會依賴外部物質世界，但一旦物質世界的境況發生了變化，精神世界必然會淪陷。

同時，這種倫理道德是以對別人的貢獻為基礎的，但是對於別人的貢獻就意味著對自身價值的忽視，越是強調對別人的責任，就越是意味著對人作為獨立個體存在的忽視，在這種背景下絕對不可能產生人的個體的自由獨立意識。現代工商業社會是以個人為本位的社會，這和傳統的以群體為本位的社會有著巨大的差異，在這個時代的洪流面前，我們無法拒絕，只能選擇面對，但面對的話必然會面臨文化上的差異乃至文化形態的選擇，而這個抉擇的過程是一場艱難的，現代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問題無疑是文化衝突之下的必然結果，表現最突出的當屬道德危機。

在這種道德危機面前，一味地對不道德的行為進行口誅筆伐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批判並不能代替創建，批判不是目的，有所創建才是目的，而且對別人的批判也並不一定意味著自己就比別人「道德」，相反，在批判的過程中恰恰暴露除了自身的無知和粗陋。解決當今社會的道德困境，當然不能一味地從自身的文化中尋找突破口（當然也是必經的和最終的歸宿），而應該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去積極吸收和借鑒其他的價值體系，在自身的文化資源不能完成自我造血功能的情況下引進外部機制是非常有必要的。

從這個角度來說，康德道德哲學的重大貢獻就在於突破了傳統的道德層面而去尋找更深層次的道德基礎，從而重建起一套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絕對的永恆的道德原則，也就是康德所說的道德形而上學，以此為基礎來引導人的行為，必然也具有普遍性和客觀性，具有現實的可能條件。在這個過程中，更重要的是康德確立了人的絕對自由，即人的「自由意志」，以人為目的而不是手段的道德形而上學無疑是現代社會所普遍崇尚的，相比之下，中國自身的道德倫理則在諸多方面與現代社會的價值導向相逆，這是不是意味著康德道德形而上學能夠為我們的價值重建提供必要的思想理論基礎？

雖然進行文化抉擇是非常複雜的，也是非常需要謹慎對待的，但與其畫地為牢，把自己限制在特定的範圍內，還不如敞開胸膛，主動走出去，多看看外面的世界，或許會有新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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