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之爭 | 從西漢前期治國思想談起

06-14

中國西漢前期治國思想上的儒道之爭

　　前不久熱播了電視劇《漢武大帝》，其中對竇太后也頗有刻畫渲染。西漢治國思想在武帝前期有一次歷史性轉折，那就是由黃老之學向獨尊儒術的切換。竇太后在其中的個人作

用確實不容小覷。

　　竇氏是漢文帝皇后，景帝朝被尊為皇太后，武帝朝又尊為太皇太后。在景、武兩朝的二十餘年中，她雖然沒像呂后那樣走到前台直接執政，然而，作為景帝生母與武帝祖母，她卻若即若離始終左右著朝政大計。試舉數例為證。其一，平定吳楚七國之亂後，景帝原擬保留吳楚的封國，各立其後，竇氏出於個人親疏，以吳王「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史記·楚元王世家》)，僅許存楚，不準續吳，景帝只得照辦不違。其二，竇氏欲對景帝王皇后兄王信封侯，景帝以文帝不對竇氏兄弟封侯為由表示異議，她卻徑命景帝道：「帝趣侯信」(《漢書·周亞夫傳》)。其三，中尉郅都執法行事，觸忤竇氏，她就「以危法中(郅)都」(《漢書·酷吏傳》)，儘管景帝知其為忠臣，但郅都終於被殺。其四，竇氏溺愛幼子梁孝王，在景帝廢栗姬所生太子後，她「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史記·梁孝王世家》)，景帝無奈在宮廷家宴上表示「千秋之後傳梁王」。其堂侄竇嬰不以為然，竇氏大怒之下竟不准他「入朝請」；同時違制特許梁國有權自命國相與二千石的官吏，以至梁王恃寵為非，「出入遊戲，僭於太子」。景帝礙於母后，一再寬容，「不知所為」。其五，武帝即位後，更是明確規定，朝廷大事必須「奏事太皇太后」(《漢書·武帝紀》)。

　　不僅如此，文帝死後，作為黃老之學的政治代表，竇氏緊緊把握著西漢國策的取向，在景、武兩朝儒道之爭的過程中，重重打上了她個人的印記。

　　景帝時期，儘管在治國思想上仍崇尚黃老，但新儒家思想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其影響日趨強大。這裡，不擬縷述其深刻的原因，但必須指出，此消彼長已是歷史大趨勢。然而，由於「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漢書·禮樂志》)，便以母后的威嚴與地位，千方百計給予阻撓與扼制。一方面，她嚴厲懲治任何試圖動搖黃老之學統治地位的人和事。據《史記·儒林列傳》，儒學博士轅固生與道家學者黃生辯論湯武革命，景帝命「學者無言湯武受命」，正是懾於竇氏的思想傾向與政治壓力，巧妙地把棘手的爭論掛起來。其後，學者們不敢再涉及這一論題，也透露出竇氏壓制儒家政策的淫威。當轅固當面鄙斥《老子》書是「家人之言」時，她怒不可遏地命他與野豬搏鬥，藉此警告那些搖撼黃老統治思想的企圖。另一方面，竇氏以母后之尊，迫使「帝(景帝)及太子(即後來的武帝)、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史記·外戚世家》)，絕不容忍最高統治集團在治國思想上有絲毫搖擺。從景帝表面上讓儒道兩家停止湯武受命的爭論，暗中卻在保護儒家及其論點，以及竇氏命轅固與野豬格鬥時，景帝認為他「直言無罪」而借兵器給他，可以看出，景帝貌似公允，實際卻在偏袒儒家。不過，只因竇氏的存在與干預，終景帝之世儒術之士才蓄勢待發，「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漢書·儒林傳》)。

　　武帝即位後，儒道之爭進入白熱化的決戰階段。其時，不僅武帝本人雅好儒術，即位伊始，就詔舉賢良方正；分任丞相、太尉的外戚竇嬰、田蚡(漢武帝母舅)與御史大夫趙綰也都「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於是，立明堂、封禪、改歷、正服色等，儒家歷來重視的大事都提上了議事日程。儒學大師申公培也因弟子趙綰的推薦，被武帝以隆重的禮節迎接到了京師。一場旨在使治國思想儒學化的改革，已經擺開了架勢。似乎是清醒認識到竇太后的阻力，儒學派通過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向武帝提議，朝事「毋奏事太皇太后」(《漢書·武帝紀》)。對此，東漢應劭評論道：「禮，婦人不預政事，時帝已自躬省萬機。太后素好黃老術，非薄《五經》，因欲絕奏事太后」(《漢書·武帝紀》顏師古注引)，把此舉用意揭示得十分清楚：既為了確保武帝「自躬省萬機」，成為儒學化進程中最高而直接的主宰者，也為了繞開竇氏這尊黃老派的護法尊神。

　　建元元年新儒學派的政治挑戰，使各種讒毀「日至竇太后」處(《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這位老人家眼睛雖失明，消息卻靈通，反應更果斷。她一面氣急敗壞地以文帝時蠱惑人心的方士新垣平來比擬，醜化趙綰等主力儒學化的大臣，一面不惜動用特務手段，「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奸利事」(《史記·封禪書》)，作為向武帝攤牌的根據。建元二年十月(時以十月為歲首)，把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打入監獄，罷免了推崇儒學的丞相竇嬰與太尉田，即令竇嬰是她本家侄兒也毫不留情，並親自任命了新的丞相、太尉，調整了最高的統治核心。面對太皇太后的盛怒，漢武帝內心雖倚重儒者，傾向儒術，卻也不得不「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史記·儒林列傳》)。就在竇太后以其特殊身份與至高威權的強行干預下，建元元年掀起的這場治國思想儒學化的運動被迫以夭折而告終。

對西漢前期治國思想上儒道的消長，侯外廬在《中國思想通史》里指出：「直到武帝初，和竇太后鬥爭，開始猶兩面而倚重於儒，竇氏死後，才清算了道家，立出法度。」這也揭示：在西漢前期治國思想的嬗代中，竇氏卒年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年代座標，而絕非無足輕重。《辭海》1999年版與《中國歷史大辭典》堪稱兩部權威工具書，均系竇太后卒年為公元

前135年或前129年，給人以模稜兩可之說，因而有考辨的必要。

　　關於竇氏卒年，《史》、《漢》絕大部分史料都主建元六年(前135年)說：《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漢書·武帝紀》、《漢書·天文志》，都明確記載竇氏卒於是年。而據《史記·外戚世家》說「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崩」，《史記·封禪書》「今天子(按：即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後六年，竇太后崩」云云，也都只能推算出竇氏卒於建元六年。至於《漢書·竇嬰田傳》曰：「六年，竇太后崩，丞相(許)昌，御史大夫(嚴)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對照《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的明確紀年，再參證《漢書·百官公卿表》以上四人的任免記載，也表明所謂「六年」，只能指建元六年，而絕不可能是元光六年(前129年)。《資治通鑒》當即根據以上史料系年，司馬光甚至認為不必特立考異說明。電視劇《漢武大帝》也將竇氏之死安排在建元六年，這是正確的。

　　元光六年說的史源出自《漢書·外戚傳》：「(竇)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歲，元光六年崩。」正是這段自相矛盾的孤證，造成了竇氏卒年問題的混亂。按「後景帝六歲」崩來推算，與建元六年說並不抵牾；但按下文「凡立五十一年」(竇氏是文帝元年，即前179年被立為皇后的)，則應是「元光六年崩」。不過，我們首先可以舉出一條元光六年說的有力反證。《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漢書·竇嬰田傳》述及竇、田權力之爭時都說：竇嬰「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而據《漢書·武帝紀》，竇嬰棄市、田去世都是元光四年事，如果竇太后是元光六年才死的，上引《史》、《漢》本傳又怎麼能夠說竇嬰「失竇太后」呢？

　　對元光六年說，早有學者懷疑是班固的失誤。唐代顏師古在《漢書·外戚傳》上引記載下注云：「《武紀》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此傳雲後景帝六歲，是也。而以建元為元光，則是參錯；又當言凡立四十五年，而雲五十一。再三乖謬，皆是此傳誤。」唐代司馬貞在其《史記索隱》之《外戚世家》「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崩」下，亦針對《漢書·外戚傳》曰：「是當武帝建元六年，此文是也。而《漢書》作元光，誤。」顏師古認為《漢書·外戚傳》的「元光」是建元的參錯，是有根據的判斷。《漢書·景帝紀》顏氏注引文穎云：「景帝母竇太后，以帝崩後六年乃亡。凡立五十一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不難看出，文穎所說「凡立」以下兩句，顯然是承襲《漢書·外戚傳》的文字。據顏師古《漢書敘例》所列各注家時代，文穎「後漢末荊州從事，魏建安中為甘陵府丞」，可以證明：東漢末年文穎所見到的《漢書·外戚傳》還沒有誤作「元光六年」，而仍是「建元六年」的正確記載。這種年號參錯的現象，當是《漢書》在魏晉以後、唐代以前數經傳抄中出現的。至於「凡立五十一年」云云，《漢書·景帝紀》所引文穎注文與《漢書·外戚傳》相同，這或是班固一時推算錯誤而趁筆入史，或是班固以後、文穎以前傳抄產生的訛誤，兩者必居其一。然而，上述文穎注文足證今本《漢書·外戚傳》「元光六年崩」不足為信，並為竇氏卒於建元六年再次提供了堅強的證據。

　　竇太后之死，意味著西漢治國思想儒家化的最後一塊攔路石被徹底甩掉了。試看有關記載：

　　「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而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史記·儒林列傳》)

　　「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漢書·郊祀志》、《漢書·武帝紀》)

　　也就在竇氏去世的次年，即元光元年，漢武帝正式採納了新儒學思想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最終確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基本國策。

　　竇太后卒年的確定，有助於我們更準確地把握漢武帝前期統治思想的轉折點。學術界往往把建元元年作為這一轉折的臨界點，其主要依據：一是《漢書·武帝紀》班固贊語提到的「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二是將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年代錯誤推定在建元元年(董仲舒上策年代向來也有建元元年與元光元年二說，而實際上只可能是元光元年)。在建元元年的那場統治思想儒家化的運動中，誠然也有罷黜百家的舉動，例如武帝同意丞相衛綰建議，「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漢書·武帝紀》)，但這種努力旋即因竇太后的干預而中斷。故而把西漢治國思想由黃老之學向獨尊儒術轉折的臨界點定於建元元年，顯然不妥，而應定於竇太后去世的次年，即元光元年。

　　本文無意對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是非功過作出評價，只想指出：到了文景之治後期與武帝前期，在封建統治思想上，黃老之學讓位於儒家思想，已是一種歷史的大勢。竇太后作為黃老思想最後的政治代表，雖能憑藉其特殊的地位與顯赫的威權，打斷建元元年的儒學化進程，延緩歷史大趨勢的實現，但畢竟不能使歷史進程徹底逆轉。在她去世次年，歷史就回歸到自己原先的發展軌道。這是這位太皇太后無法逆料的，形勢總比那些老人家的個人意志來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