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哲學

文學與哲學

人們通常認為，哲學與文學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認識世界，解釋世界。哲學是對世界的清楚深刻的認識，而文學則是對世界的虛構和隱喻；哲學以思辨的、理性的、邏輯的和高度概括的、抽象的方式表現世界，表達思想，追求形而上的思考，而文學則是奔涌的情感世界的再現，它以具體的、感性的、形象的方式反映社會人生，以生命的熱情感悟世界。由此哲學與文學之間形成一種等級關係。

其實，就中國傳統文化而言，文史哲是不分家的，一些士大夫往往集哲人文人於一身。西方早期也是如此，在古希臘，前蘇格拉底的哲學家喜歡用寓言的形式寫論文，而古希臘那些偉大的悲劇作家在劇中往往涉及的是關於命運、生死等永恆的主題，柏拉圖的《文藝對話錄》則是一種詩與劇的綜合體，書中討論的多是一些哲學和美學問題。亞里士多德首創哲學專題論文，進而引起了哲學和文學的分化。但文學與哲學仍有著不可割捨的聯繫。作家在用文字傾訴時，其中就暗含作者的價值觀。既是哲學家也是詩人或作家的人們如蒙田、柯爾律治、赫爾德、薩特等，他們用優美的文學形式所提供的深邃思想直到今天仍散發著鮮活的生命力。在這個意義上，韋勒克、沃倫說，「通常人們把文學看做是一種哲學的形式，一種包裹在形式中的『思想』」認為「文學可以看做思想史和哲學史的一種記錄」①。具體來說，文學與哲學的關係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哲學對文學的滋養

哲學對作家的影響是深刻的，也是顯而易見的。法國比較文學家布呂奈爾說：「從畢達哥拉斯到。斯多葛派，所有希臘思想家，大部分的現代哲學家，都在文學上造就了大批的後繼者。，，②西方近代以來，如斯賓諾莎對歌德、克爾凱郭爾對卡夫卡、馬克思對布萊希特的影響等，可以列出很長的一串名單。並且，哲學思想的變化，必然會引起作家生活觀念、生活方式的變化，由此也引起文學思想、文學形式的變化。魯迅由進化論轉變為階級論者以後，作品中就不再是「青年勝於老年」的簡單進化論，而對社會有了更辯證的看法。

哲學對文學的影響往往通過體現作家精神人格象徵的文學作品表現出來，因此對作家的研究常常與對其作品的研究聯繫起來。一部作品之所以偉大，除了它展示的精巧絕倫的藝術形式外，一個重要因素是它傳達出深刻複雜的思想。文學既是對生活的反映，也是一種評價，幾乎所有的作家在創作中都必然會將一定的哲學思想融人自己的作品中，特別是那些具有強烈責任感的作家。18世紀法國啟蒙主義者伏爾泰與狄德羅等人，他們往往將對社會的批判和啟蒙融人深刻的哲理小說中，這些在伏爾泰的小說《老實人》和狄德羅的《拉摩的侄兒》中均有體現，只不過前者比後者溫和得多。也許有人對從文學作品中尋找中心思想的做法不贊成，但不得不承認，雖然思想深刻的作品並不一定偉大，但傑出的作品必然包含著深刻的思想，偉大的作品應該是情感和理智的結合。從某種意義上講，哲學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作品的質量，歷史上任何一本偉大的文學作品最終都會指向人類的終極問題，例如法國文學史上著名的意識流小說《追憶逝水年華》，全篇幾乎沒有完整的故事或情節線索，讀起來非常零亂，但其中所蘊涵的人生的蒼茫感和深邃的哲理韻味，卻通過對「過去的時光」的眷戀和不斷追尋以及「重建失去的時光」的執著努力而體現出來。 ．

哲學對文學的影響不僅表現在對單個作家或作品的影響，更多的是體現為一種思潮，並促進文學思潮的出現。在西方文學史上，文學思潮更替和演變的根源，除了經濟、政治等社會歷史原因外，與當時的哲學思想的引導直接相關。存在主義文學的基礎就是存在主義哲學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社會在法西斯主義的鐵蹄下無法擺脫面臨滅頂之災的恐懼，在個人自由和生存受到威脅的迷惘、痛苦、絕望中，以往盛行的古典主義對理性和外在秩序的信仰受到衝擊，人們開始感到用人的理性來解釋作為基本哲學問題的宇宙之謎是有缺陷的，最重要的是存在而不是本質，外部世界毫無意義，人是完全自由的，他們也對使自己成為怎樣的人完全負責。於是，由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提出，德國思想家海德格爾提煉並創立的存在主義哲學開始流傳，這直接催生了存在主義文學的誕生。薩特的小說《噁心》、《牆》、《自由之路》，戲劇《蒼蠅》、《禁閉》、《死無葬身之地》等以嚴肅的哲理探索思考著人在非人化環境下的存在，被人們視為「存在主義哲學的圖解」。他的作品被廣泛地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存在主義哲學在大眾中的傳播，所以有人說：「就存在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來說，它的文學思潮是先於它的哲學思潮而展現在法國公眾面前的」①

不可否認，文學與哲學的關係時而也有不和諧之音，思想大於形象，主題先行，在文學創作中時有發生。克羅齊指出：「當詩歌在哲學意義上顯得卓越時，也就是說比詩本身更卓越時，它就失掉了成為詩的資格，反到應該把它看成低劣的東西，也就是缺少詩的東西。』』②也正是在這點上，克羅齊指責歌德的《浮士德》的第二部受了過分理智化的拖累。

二、文學理論批評中的哲學思想

任何一種文學理論和批評都有其哲學思想作背景。中西方古典文論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異，哲學思想的差別是其重要根源。西方哲學推崇以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把握世界，把人與世界的關係理解為主體與對象的關係，模仿說正是在這種思想背景下產生的；而中國古典哲學講究「天人合一」，它為中國古代長於感悟、印象式的文學理論與批評提供了思想營養。

文學批評中的哲學思想在批評活動中具有多種作用。首先它具有對研究對象的定向和選擇作用。批評家對對象的選擇從來就不是隨意的，在處理紛至沓來的文學現象時，他必然有一番理性的考慮，有意無意之間受到一定理論範式的支配。柯爾律治曾說過，「觀察只是思考的眼睛，它們的視野是由『沉思』預先決定的」③。只有批評主體能夠確證或者賦予客體某種性質或特徵時，才對客體加以評論。接下來文學批評還需要藉助哲學的穿透力觀察文學作品，揭示其深度。19世紀俄國革命民主主義批評家就是在唯物主義哲學指導下發掘俄羅斯文學的美學和歷史意義的。20世紀各種文學理論批評流派背後都有一位或幾位哲學導師，它們為文學批評提供理論基礎和思想資料，如現代人本主義、非理性哲學與印象主義批評，德國現象學對接受美學、讀者批評等。

同時，我們看到，一種新的哲學思潮的出現往往會衝擊或否定固有的文學觀念，從而促使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演變。20世紀的「語言學轉向」首先是從哲學上開始的，現在已經全面深刻地滲透到20世紀的各種文學批評之中。在當代哲學和語言學的影響下，文學批評中的「語言」被賦予了一個全新的概念。世界由語言劃分，主體在符號系列中建構，文學在語言世界中生存。這種嶄新的語言意識使人們對世界、對自身、對文學的看法等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往日的反映論、表現論在這種語言觀的觀照下失去庇護所。世界被高度符號化了。

毋庸諱言，哲學自身的謬誤也會使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受到損害。機械唯物論的反映論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庸俗社會學的出現。這類批評用階級分析代替藝術分析，政治標準成了文學批評的最高標準，正常的文藝批評變成了政治鬥爭，使中國當代文學和批評受到嚴重損害。

三、文學與哲學的互滲

隨著文學特別是小說的獨立精神的增強，文學與哲學的關係正發生著微妙的變化。這種變化首先表現為小說的論文化傾向。這樣的小說在功能和目的上與哲學極為相似，成為探討人生的手段。昆德拉曾說過，小說的智慧不同於哲學的智慧，小說是從幽默精神中產生的，它探究的是一種具體的存在。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玩笑》、《不朽》等，都是以小說形式展開的對存在的思考和探索，即對人的生活這種「具體的形而上」的思考。在閱讀理論上，也出現了文學與哲學位置互換的現象。解構主義理論家德里達認為，對哲學著作的最忠實閱讀是將其當做文學作品來讀，找出其虛構、修辭的結構，發掘其隱喻。與此相對，對文學作品最相宜的閱讀則是用哲學的姿態閱讀，梳理其與內在的作為根基的哲學諸對立命題之間的關係。

鑒於學科之間出現的日益綜合和邊界淡化的趨勢，文學與哲學的互滲現象將會繼續發展。海德格爾認為，人的生存是不能用概念分析的，而存在的解釋又必須從人的生存開始。哲學深處往往蘊涵詩的意味，而詩的極致則必然瀰漫哲學的精神。海德格爾從品達的詩中發現了顯現其本質存在的深深關切，而早在19世紀末，尼採的哲學中就有一種不可遏止的激情。在這個意義上，文學與哲學是「互攜互滲」的。抽象的哲學思想經過優美的文字處理，往往更能廣泛地為人們所接受；而文學創作的哲學化追求，則能賦予作品獨特的魅力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