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杜甫的「逆襲」看詩歌的流變 | 長安詩學

文 | 張歡

張 歡 江蘇江陰人，1994年生，河北大學文學院學生，保送至暨南大學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研究生，業餘詩詞愛好者，曾獲《中華好詩詞》大學季「恰同學少年」亞軍、河北省人文知識競賽一等獎。

我 作為一個本科生和業餘詩詞愛好者，很高興有機會在「長安詩學」欄目同大家分享和交流自己的一點學詩體會。這篇文章中的觀點很多也是借鑒了學界前輩的研究，我只是做了點捏合代述的工作。文後我將參考文獻都羅列出來，相信諸君讀了那些書與論文，自然更加透徹明晰。

這個題目是受兩年前一篇在網路上很火的文章——《猛人杜甫，一個小號的逆襲》和前一陣子北京師範大學的洛柏森兄在長安公開課的講座《唐人選唐詩與<唐詩三百首>的編選特色》啟發。裡面都提到的一個問題，即我們所熟悉的「詩聖」杜甫身前的失意冷清與身後享有的巨大聲譽並不對稱，我想就著這個問題挖下去，從所謂「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前事」，聯想到陶淵明、梵高、卡夫卡，這似乎是藝術家經常面臨的問題。但如果我們從杜甫在接受史上的「逆襲」切入，梳理他「逆襲」的軌跡，也許能得到遠遠超出習慣性認識的發現，抑或可以將之作為我們理解詩歌直至整個中國文學源流轉變的樞機之一。為什麼偏偏是杜甫？究竟決定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文學史面貌的最根本要素是什麼，「文學史」與客觀存在的文學究竟有多大的區別，亦可從中管窺一二。

首先，我們再簡單從文學接受史的角度來梳理一下杜甫的逆襲過程。其實如果說杜甫身前默默無名，並不妥帖，杜甫本人就有「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壯遊詩》）、「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賓至》）之詩句。前者說的是他少年時期開始與洛陽文壇名流交往，「崔魏徒」指崔尚與魏啟心，都是當時文壇前輩。崔、魏在當時就以班超、揚雄來比擬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這個評價著實不低。後者作於杜甫在寓居成都草堂時，這時就有有遠道而來的客人因為杜甫「文章驚海內」前來拜訪，能說杜甫在身前就默默無聞嗎？

而同時代的大詩人李白、朝廷重臣嚴武也對其青睞有加。有人說杜甫對李白是」單相思」，我認為值得商榷，如果李白不是對杜甫這個小兄弟有強烈的欣賞，怎麼會與他「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長達一年多之久呢？談戀愛的時候，要檢驗兩個人合不合適，有一個非常好的辦法就是一起出去旅行，因為不太熟的人之間往往善於偽裝，只有朝夕相處時間長了才能真正展現最本真的一面，連新婚夫妻出去度幾天的蜜月，回來分手的都大有人在，李杜二人在一起交遊一年多而彼此不厭倦，很多年後還想著「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可見杜甫的為人和才華，都讓李白所欣賞。

同樣，杜甫一生官微權輕，對於劍南節度使嚴武這樣一位封疆大吏來說，與杜甫結交在政治上沒有任何益處與幫助，如果不是受到杜甫出色的才華吸引，又有什麼理由讓他對杜甫那麼幫襯呢？可見杜甫身前已享有一定的名聲，但在那一時代所編成的唐詩選本，主要包括殷璠的《河嶽英靈集》、芮挺章的《國秀集》、高仲武的《中興間氣集》和元結的《篋中集》，這四個本子卻皆未收錄杜詩。有人據此說杜甫在有唐一代「無聞無臭」不免偏頗，根據選本來做判斷，有一定局限，這個問題詳見安徽大學陸效東先生的論文《杜甫在唐代的接受》，有專章來討論這個問題。但說杜甫身前作為一個普通詩人，遠遠不及後代那樣的位隆聲顯，確實是符合事實的。

老杜地位的第一次大規模被抬高，是在唐憲宗元和年間。韓愈有詩「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調張籍》），意思是李白和杜甫的詩歌，在文壇上的光焰有萬丈之長，永遠照亮了後輩詩人的創作。「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這樣的話也出自韓愈這位文壇領袖之口，推崇敬仰之意可謂鋪滿了整個屏幕。另一位大詩人元稹說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庚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今人之所獨專矣」。（《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並序》）這裡面涉及到了很多作品、詩人，意思就是杜甫的創作掌握了古往今來所有文學體裁的要領，而當下各家所獨擅長的方面，在杜甫這裡都集大成了。這也是個極高的評價了。

我們說評價一個大詩人，標準是什麼，首要就是風格的多樣！像「七絕聖手」王昌齡之擅七絕，「五言長城」劉長卿之擅五言，他們寫一種風格、一種詩體都很好。但是在別的體裁上似乎就沒有那麼出色。一個大詩人，應該做到眾體兼備，比如在文學史地位上，王維永遠比孟浩然略勝一籌。為什麼呢？王維除了那些田園詩，還能寫出《觀獵》來，這首詩格高語健，篇法入神，把律詩的體性發揮的淋漓盡致，盛唐氣象，亦融融其中。我推為五律第一。這一時期，元白和韓孟兩大主流詩歌流派對杜甫的推崇與學習，讓杜詩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到了晚唐，受杜甫影響，已經出現了以李商隱、杜牧為代表的一批學杜詩人，如李商隱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韻》、杜牧的《早雁》，不論從批判現實、陳述事實的思想內涵還是淋漓顛倒、鬼神莫測的篇法來看，皆直承杜甫。

到了宋代，更是杜甫走向「人生巔峰」最關鍵的一步，歐陽修、蘇軾的大力推崇在前，江西詩派的苦學立宗在後，我們知道，江西發展到最後還是把杜甫推到了「一祖三宗」的首要地位，「千家注杜」的盛況在宋代蔚為大觀，「詩聖」這個稱謂，其實有不少的爭議，等到了這時候，也從曹植、陶淵明、李白的身上中，漸漸歸到了杜甫。誰能想到，一世「殘羹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老杜，在身後兩三百年內，竟然就由凡入聖，「屌絲逆襲」了呢？

要理解杜甫迅速逆襲的原因，我們需要回到他第一次被推重的元和時期的社會文化語境里來觀察。元和是唐憲宗的年號，從公元806年到820年，那時候距離杜甫逝世已經三十多年了，活躍在文壇上的，是韓愈、白居易、元稹、孟郊這一輩詩人。清代學人、《原詩》的作者，也是沈德潛的老師葉燮點出了其中的樞機——「貞元元和，為古今詩運關鍵。後人論詩，胸無成識，謂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獨。後此年前，莫不從是以為斷。」（《百家唐詩序》）、葉燮的意思是，中唐的「中」，不僅僅是唐代之中，更是整個中國文學之中，這個「中」自然就意味著轉折點的意思。

何出此言呢？在元和年間，漢魏南北朝文風發展至此，漸漸衰弱，議論說理的趣味取代了之前體物抒情的風氣，於文章方面，有韓愈、柳宗元倡導的變駢為散的「古文運動」，詩歌方面，又有元白平俗與韓孟險怪等派分流競爽、諸峰並峙。思想上三教燦爛，文壇也呈現出「百家爭鳴」的狀態，是文學上的「亂世」也是「盛世」，更為重要的是，在社會結構方面，由於科舉的普及與擴大，庶人寒士在這時候第一次大規模升入知識分子階層，中國由貴族社會漸漸步入了平民社會。

這個意義是很重大的，我們知道，漢代以來文人類同倡優。司馬遷《報任安書》中就說：「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像司馬遷、東方朔等人，在漢武帝眼裡就是靠文字來娛樂宮廷的工具與小丑，不可能對他們委以國家與廟堂的重任。

到了魏晉，有很多人說這是文學的「自覺時代」，但是這時候的文學仍然是筆墨的遊戲。此時的詩，形式上倡導的是緣情綺靡（陸機《文賦》），難聽點就是文而不質，先辭采而後情理。內容上也是與實際相分開的。

所以我們有一點要注意，我們不能把所有文學作品都看成作家自身感情心跡的真實表達。中國古代文學經常有「為文而造情」「代擬」的傳統，比如江淹著名的《別賦》寫的也不是江淹本人的離愁別緒，而是所有人都會遇到的各種場合情形下的離別情感。元好問有語「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論詩絕句三十首》）著名的美男子潘岳（也就是潘安，古詩詞里也經常以「檀郎」來稱呼他），一篇《閑居賦》寫的非常的高古，而他本人卻熱衷仕途，對長官賈謐望塵而拜。再看通過殺人越貨而成為巨富的石崇，竟然也寫出過《巢許論》《思歸引》這樣推重隱士高潔志向的篇章，裡面還說希望可以像上古的高士一樣歸隱山林。

直到中唐，科舉倡導的經學風氣，才使得文與道合，講義理、言聖道的文人儒生開始大規模掌握國家機制與權力，文學的話語權就到了這批文儒的手裡。由此造成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一方面文學不再僅僅是取悅帝王權貴的筆墨遊戲，也不是在山水游賞中的玄思妙想，而出現了經世致用、宗經述義的功用，更對作家自身的立身處世、道德修養有了要求。韓愈說「文以載道」，這個「道」很明確就是儒家的人倫道德。文學需要承擔的是經世致用的社會功用，而文章的作者自身的品格也就需要端正。所謂「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者畢宜」（《答李翊書》），韓愈強調的是主觀的道德修養對文學的表現力的重要性，宋元明更是於茲多所繼武，理學一脈由此而開。「為文須放蕩，立身應端正」的觀點（王恭）已經成為過去式。

另一方面，在這個文學崇拜的社會中，新興的文人階層為了爭奪文化話語權與鞏固自身的地位，必然要通過批判舊文學來達到這一目的，話語方式的「轉譯」導致通俗文學與對才力的賣弄由此興起，文有韓柳、詩為元白，直到宋代，通俗一派已經在此時潛滋暗長。

錢鍾書在《談藝錄》中有一段非常好的論述——「詩分唐宋，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實唐之開宋調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靈，則宋之有唐音者。」杜甫之於中國文學史的關鍵，是因為他是由「丰神情韻」的唐音轉向「筋骨思理」的宋調的關鍵人物，所謂「開宋調」是也。

舉例言之，其實在杜甫之前七律這種文體並不為人重視，真正將七律發揚光大使得它能變化萬千、無所不包的，正是老杜。七律由老杜方興，唐宋之爭，往往也是五律與七律之爭，其實這是有必然原因的，與它們的體性有關。深圳大學徐晉如老師在《大學詩詞寫作教程》中有一段非常好的論述：「五言律詩與七言律詩的差別，正是在於五言律詩追求的是丰神情韻，而七言律詩追求的是筋骨思理。」「五言律詩要求精簡，總希望追求空、虛的境界，但七言律詩則要平實許多。往往五言律詩中所不需要的成分或者說必須被省略的成分，七言律詩中都要寫出來，不僅寫出來，而且都是要強調的對象。」「五言律詩，一般講究的是對現實世界、自然世界、內心世界的表現......而七言詩中，往往有一些詞，體現出詩人對於現實世界、自然世界和內心世界的評論。」以老杜為代表的宋型七律與唐型七律，作法也自是不同，主要是以疏氣為主，多用虛字拗體，或字字皆有來歷，又能樸直白道，不著色象，已經成為了最為成熟的文體之一。

如果按照盛唐之時的口味，即遠離世俗生活，追求「興象」（出自《河嶽英靈集》）與「丰神情韻」、主張體物抒情的審美觀來看，高古雄渾、平和沖淡的詩風自然是時代的寵兒，但如果以中唐以後少文主意，著力於議論、記事、言志的趣味來看，則杜甫直陳時事、引物連類，強調詩歌應該追求文章一樣的敘述與教化功能的創作導向，自然為後世所推重。杜詩豐富的內涵為各家各派皆提供了導向與營養，元白體繼承了其現實批判的精神，韓孟得其語言技法的奇絕，後世江西，所謂「脫胎換骨」「點鐵成金」，追求的「活法」，此一路正是從杜甫而來。黃山谷稱「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後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既要用意深刻，又要無意渾成，做到這樣必須追求自身修養的功夫，這是江西詩派的審美理念，而杜甫的創作，從思想的純正到技法的完美，都是天然的典範與模板。在經生儒士的眼中，作家的自身人格與道德的修養已經變得無比重要，而杜甫的人格，在儒家的評價體制下，接近於完美，所謂「聖」者，除了詩藝之精，更在人格之崇高。理想的士人，不應該求田問舍，為自身的富貴窮達而憂慮，更應該具有的，是對整個國家民族乃至人類的命運至死不渝的悲憫與愛，「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丞丈二十二韻》）「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這樣的詩句大家都很熟悉了，在杜詩中也數不勝數，杜甫身上完美顯示了這樣的精神，故特別為文儒推重，在後世的詮釋里，「醉里眉展萬國愁」，「此一仁者擔荷天下苦難的精神格外凸顯。」（龔鵬程語）

杜甫的逆襲，從更深層次來說，反映了一個文學史形成的過程，我們要知道，決定我們眼前文學史面貌的，不僅僅是作家與作品，更重要的是文學觀念。杜甫這個人與他的作品客觀的存在在那裡，並不意味著會得到所有時代和所有人的推崇，並不意味著他一定會獲得那麼崇高的地位。不同時代的人對於文學的定義，文學的審美機制、作家的評價體系、喜好的口味都不一樣。就如楊玉環放在現代未必是美女一樣。如果沒有韓愈、元稹、黃庭堅這些當時文壇執牛耳者的宣傳與推重，杜甫不可能有後來的地位，而他們對杜甫不遺餘力的宣傳與包裝，亦是帶著目的，這是中國文學借復古以立新說，靠追先來推自作的一貫傳統。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會用自己的觀念來重新塑造與捏合杜甫的形象，以更好地達到目的。實際上，他們是通過抬高杜甫、改造杜甫來宣揚自身的文學主張，減輕文學改革的阻力。

對屈原與陶淵明的接受也是一樣。換句話說，原先的盛唐、屈原、陶淵明、杜甫，與文學史上的盛唐、屈原、陶淵明、杜甫並不對等。能夠顯揚於後世，需要的不僅僅是自身的努力與才華。就如自唐至清，在現在的我們看來，唐宋八大家、李杜蘇辛、曹雪芹、施耐庵、蘭陵笑笑生等人似乎是當時文壇的全部風貌。但我們要知道，唐宋的主流從來都是我們現在鮮有提及的駢文、四六體；明清的主流則為八股，像王鏊、錢福這樣「猶史之有龍門，詩之有少陵，書法之有右軍，更百世而莫並者」的八股大家，文壇巨擘，在現在已經少有人聽說了。

杜甫能夠在今天享有這麼巨大的聲譽和地位，是幸運的，而他的形象屢遭文人黨派的改造，或攻訐或稱美，成為後世反覆爭奪文化話語權的靶子，也是不幸的。詩人的沉浮，風雅的廢興，文質的更替，反反覆復的在文學的長河中上演，青燈黃卷之下，千載變遷中的悠長滋味，留給諸君慢慢品咂。

參考文獻

[1]《中國文學史》，龔鵬程著，東方出版社2015年版

[2]《大學詩詞寫作教程》，徐晉如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3月版

[3]《杜甫在唐代的接受》，陸效東，安徽大學2005年碩士畢業論文

[4]《簡論「詩聖」的衍生軌跡》，許德楠，《廣西社會科學》2003年07期

[5]《宋代「千家注杜」原因考》，杜遠璞，《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4

（本文系作者在長安詩社公開課的講座錄音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