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觀點》：魅力無窮的人往往一無是處

[導讀]「作家的職責並非只是忠實地記錄生活，而是要將生活演繹成戲劇，他所面臨的考驗就是既能讓讀者覺得可信又能實現藝術效果」

毛姆信奉「風格即人」，往好里說，這是面由心生推己及人，往壞里說，那就是以貌取人了。毛姆的以貌取人很是了得，他說亨利·詹姆斯小說中那些「繁複晦澀、冗長複雜和矯揉造作」之所以會為人接受，是因為詹姆斯在你印象里就是這樣一個人，「魅力無窮、和善寬厚、自負炫耀卻讓人覺得有趣」——比之毛姆在《隨性而至》中對詹姆斯的刻毒挖苦，《觀點》中的這段評價還算厚道。

在《觀點》中，毛姆也沒少損人，比如他筆下的歌德就是一花心大蘿蔔，契訶夫博愛但「從未向誰敞開心扉」，等等。不過他倒未必純然如龔古爾兄弟那樣「勇於扯下『偉人』的虛偽面具還原其真面目」，因為除《聖者》外，《觀點》4 篇文章對一干文人雖然苛刻，但字字落到毛姆本人對小說藝術的洞察。同時他也提醒讀者，「閱讀一位小說家為他人的小說所撰寫的評論時一定要有所提防，因為他所發現的優秀之處其實是一種自我認同，而對別人的作品裡那些他自身所缺乏的特點卻難以認可」。這段自白與毛姆對文人們的開涮一樣頂真，他所提供的只是一個私人閱讀經驗，鏡中觀人，到頭來看到的還是他自己。

問毛姆對哪些作家「難以認可」，不如問他對哪類作品不甚感冒。在《詩人的三部小說》中，毛姆對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評價甚好，他說此書矯揉造作，但它迎合了當時風起雲湧的浪漫主義風潮，人們動輒「相思成災，一病不起」並非全然虛構，而是生活實況。但到《親和力》，歌德濫用「偶然性」的巧合因素來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無疑對作品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毛姆認為一部作品是否立得起來，首先在於情節是不是站得住腳，歌德「用化學物質作為人物原型」來寫《親和力》，只是使作品成了一個方程式怪胎，「演繹作者的抽象理論」，缺乏「生命力的鮮活氣息」。

針砭背後，毛姆所推崇的無疑是自己的創作觀，他在蒂樂生、莫泊桑和契訶夫三位作家身上找到了闡發自己「觀點」的切入口（《短篇小說》）。他說莫泊桑的《項鏈》同樣存在情節上的破綻，但沒有讀者想到要提出異議，這正說明莫泊桑的功力，「作家的職責並非只是忠實地記錄生活，而是要將生活演繹成戲劇……他所面臨的考驗就是既能讓讀者覺得可信又能實現藝術效果」。而可信度這種東西也並非一成不變的原則，毛姆舉出古希臘雕塑家並非按照現實主義進行創作的例子，來說明文學藝術對現實的扭曲並非20 世紀獨創，「人們之所以這麼想是因為他們早已習慣於過去的藝術對現實的扭曲」。因而，作家的創作並非是要表達現實的真實，而是藝術的真實。「如果小說中人物的對話在我們看來太不真實，那必然是因為小說家覺得這樣的對話才適合這個故事，能幫助他達到預期目標」。而「預期目標」是否真正達到，要看「你講的故事」能否「讓讀者信服」。

類似觀點我們也可以從弗吉尼亞·伍爾夫為現代小說所作的辯護《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中讀到，有趣的是，對該小說理念的精闢闡述和實踐使伍爾夫被奉為20 世紀現代文學的經典作家，而毛姆卻因不汲汲於文學革新中「對現實的扭曲」、只滿足於在傳統框架內鍛造爐火純青的寫作技藝，而被打入另冊。究其原因，是毛姆對花樣百出的「時髦」玩意兒心存警惕，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就英語散文風格嬗變的論述中找到例證。在《散文和神學家蒂樂生》中，毛姆毫不掩飾他對質樸文風的喜愛。他說平實質樸與華麗典雅這兩種文字風格「沒有對錯之分，只有品味之別」，但質樸文字比起華麗風格更適合描述實際事物，「如果你側重文章主題，也就是你更關注麵包與黃油，而非果醬，那麼避免華麗文風就能讓文字更具說服力」。在毛姆看來，時移世易之後，當年那些緊跟時尚的文章「如今讀來不過矯揉造作，華而不實」，而所謂的「魅力」更是可疑，「因為魅力無窮的人往往一無是處」。於是我們便能理解毛姆對蒂樂生何以如此褒揚，這位大主教一生經歷王政、內戰、護國公、復辟和光榮革命，時代巨變教他抱持謙遜謹慎的人生觀，因而其佈道詞「無華麗辭藻而言簡意賅，風格質樸鮮活而又嚴肅優雅」，雖經數個世紀但讀之不僅不枯燥，反而見出真知與趣味，是最值得欣賞的好文章。

毛姆本人常因寫作非經世致用的文字而被評論家們貶入二三流，他對受到「全然罔顧時代背景和社會狀況」詬病的契訶夫自是惺惺相惜，「作家的職責就是敘述事實然後全部交給讀者，讓他們去定奪該如何處置」，而不應鼓動藝術家去解決問題。毛姆在此釐定了作家與社會改革家或公共知識分子的界限，反對將小說當作「佈道的講壇」，因為好的小說自己就能說話，不需要別人添油加醋或者標舉意義，就如契訶夫「超脫個人悲喜」地描寫生活，卻讓人「強烈感覺到人們的殘忍和無知，窮人的赤貧及墮落還有富人的冷漠和自私，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指向一場暴力革命」。

而對於那些想要了解當下最迫切現實問題的讀者，毛姆建議他們不要讀小說而是讀專業著作，他也提醒想要理解客觀世界的讀者，最好別去看那些獨樹一幟的作家，而去讀那些平庸的作家，因為才氣越大個性越強的作家，他的人生圖畫就越是光怪陸離，而平庸作家正因其平庸反而能把周圍環境描寫得更忠實。我想龔古爾兄弟、儒勒·勒納爾、保羅·萊奧托受到毛姆這般推崇（《三位日記體作家》），一定很不是滋味。但毛姆把他們定位為「日記體作家」是正確的，因為他們無論寫什麼，都無可救藥地「以自我為中心」，他們的有限視角和自鳴得意反而成就了他們編年史作家的地位。

毛姆不顧情面地抖落文人們的八卦，不過，他在《聖者》中卻以一種近乎虔誠的心態描寫他所認識的一位印度聖人，我們讀之既覺意外又頗覺平淡，的確，「寫好人要寫得有趣比寫壞人難得多」。不過要明白，正是印度哲學啟發了毛姆的傑作《刀鋒》，在這本書中，好人和壞人看似判然有別卻同樣寄託了作者對人生的追求和理想。而毛姆的臧否不過是把文人從各種自封或強加的虛名下解放出來，因為無論為人還是作文，祛除矯飾、返璞歸真始終是毛姆的「奧義書」。本著這樣的精神來看《觀點》，你會發覺作者對書與人的點評，是有著他對人的深刻理解和同情的。

返回騰訊網首頁>>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