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 | 方苞：習仲勛是這樣處理偷渡香港問題的

邊防戰士是反偷渡外逃的重要力量，習仲勛與幹部戰士親切握手。（左四為廣州軍區司令員吳克華）

口述 | 方苞 主訪人 | 嚴宏偉 邱然

摘自《習仲勛與群眾路線》（上冊），中央黨校採訪實錄編輯室主編，中央黨校出版社，本文已獲出版社授權

方苞個人履歷

1931年12月出生，廣東東莞人。1949年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0年參軍，195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東莞縣公安局預審員、偵查員、副股長、股長、副局長、局長。1965年，任中共東莞縣委副書記、寶安縣委代理書記。「文化大革命」期間靠邊站。1971年 11月，任惠陽地區革委會保衛組五辦主任、公安處副處長。1973年11月至 1983年12月，先後任中共惠陽地委副書記兼寶安縣委書記，中共深圳市委副書記、書記（時設第一書記）。

1984年1月至1987年1月，任中共珠海市委書記。1986年5月至1993年，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先後兼任省委秘書長、省委政法委書記、省教育領導小組組長等職務。1993年至1998年，任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

2000年至2008年，任廣東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第一副主任、主任。

其實偷渡問題從新中國成立初就開始了，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是不是直到習仲勛同志來了以後才制止住了偷渡現象？

應該這麼說，仲勛同志放開邊境貿易、搞活經濟的一些做法在當時是很大膽的，這些舉措為以後徹底根治偷渡問題創造了條件，但徹底剎住偷渡風還有一個過程。1979年上半年還有一次大的反彈。偷渡是困擾了我們約30年的老大難問題，解放後有三次偷渡高潮。據不完全統計，1957年寶安縣偷渡行動人數6000多人次，越境定居香港約5000人；1962年偷渡行動1.5萬多人次，越境定居香港約1.2萬多人；1979年深圳市偷渡行動9萬人次，最多一天偷渡行動2萬多人次，這年越境定居香港3萬多人。

深圳建市會給群眾帶來希望，為何突然一天發生2萬多人偷渡行動？

偷渡最根本原因是境內外兩地群眾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不斷擴大。1979年5月6日突發性2萬多人偷渡行動，還有一個決策失誤的原因。1979年5月2日，民政部一位副部長到深圳收容站檢查工作，由於當時偷渡人員多，收容站床位少，倉容擠迫，天氣潮濕悶熱，汗臭味重，副部長在站內偷渡人員大會上講話，帶有批評我們的意思。他回到省里，向仲勛同志和省委彙報了情況，提出了意見。仲勛同志一直是強調禁止對偷渡人員打罵、虐待的，他知道了這個情況，聽說偷渡人員被關押在這麼惡劣的環境里，馬上就火了，當時他在省委主持開了個常委會，要求馬上改進。他強調，你既然關不下，何必還要人硬擠著？很不人道，關不下就要放人嘛，何必一定要關著他？何必一定要送他回原籍？讓他們自己回去就行了嘛！

5月5日上午，黃靜波同志到深圳向市委四位正副書記傳達省委意見，批評我們把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處理，要求我們當天就地放人。當時我們彙報解釋：收容站床位只有300個，港英當局每天遣返偷渡人員400多人，多時千人以上，百分之九十以上不是深圳人，需要運回當地公安部門處理。但運輸車輛只有3台，我們每天送偷渡人員回原籍一百多人，每天滯留二三百人，積留在收容站經常超過千人，這是倉容擠迫的原因。我們要求省里再撥20台汽車運送，才能解決好這個矛盾。黃靜波同志表示無法幫助解決汽車困難，但又堅持當天就地放人。雖然我們一再說明：根據歷史教訓，如果今天在深圳就地放人，三天之內，群眾性偷渡行動高潮一定會出現。但是，靜波同志組織觀念強，要求市委堅決落實省委決定，甚至說，如果真的出了問題，市委不用負責，由省委負責。爭論了整整一個下午，最後，市委無奈，只好按下級服從上級的原則，當晚釋放收押的幾百名外地偷渡人員。5月6日中午，一則謠言在民間流傳甚廣：市委犯錯誤了，受到上級批評了，上級決定今晚7時放人出港。在這則謠言的影響下，據不完全統計，深圳市當天偷渡行動2萬多人。由於市委採取堅決勸阻堵截的種種措施，當天偷渡出境的據統計只有800多人。但是，事後在這2萬多人的帶動下，轉變為經常性的小股行動。雖然全市各級幹部勸阻堵截工作持續不斷，許多人做到精疲力竭，但是仍然未能遏制住這次偷渡香港潮。據不完全統計，這一年全市偷渡行動達9萬多人次，越境定居香港的達3萬多人，還影響廣東全省。

為遏制住這次偷渡潮，1979年6、7月間，仲勛同志和省軍區司令、政法委主任、公安邊防部門、口岸辦等多位領導三次到深圳調研，先後到公安局、邊防分局、收容站與幹部座談，了解情況，調研原因，商討對策。仲勛同志在多次座談會上承擔了1979年5月6日發生的群眾性偷渡潮的責任，沒有強調客觀原因，沒有強調歷史原因，更沒有諉過於人。當時，深圳幹部對仲勛同志這種勇於承擔責任的精神感到敬重和讚揚。

為群眾辦事沒辦好，或者辦錯了，群眾不想聽你解釋，不想聽你推卸責任，他們就希望你承擔責任，希望你能把後面的事情做好。我一直記得仲勛同志說過的話：「有些做法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就要糾正過來；有些事情做錯了，要敢於承擔責任。這樣老百姓的氣就順了，順了以後，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不會受影響，而且老百姓會更信任你。」你看，他是多麼胸懷坦蕩，多麼了解百姓心裡想的是什麼。一個人不可能永遠不犯錯誤，主觀認識不可能時時刻刻都符合客觀實際。一旦犯了錯誤，出了毛病，就要勇於承擔責任，儘快改正錯誤。這樣，人民才會更相信你。我們幹部從這個事例中可以學到很多有益的東西，可以學會如何對待錯誤，如何對待群眾。

面對當時偷渡的嚴峻形勢，習仲勛同志義無反顧地承擔了責任，並且通過艱苦的努力扭轉這個偷渡風潮，那麼在這期間習仲勛同志都做了哪些具體的工作，您能幫我們回顧一下嗎？

好的。1979年5月初的群體性偷渡潮，對仲勛同志壓力很大。他全力抓反偷渡，省成立反偷渡小組，他自己當組長，全省各級幹部都投入這一任務。這一年，仲勛同志特別辛苦，不僅有繁重的日常工作要抓，而且多次往返深圳、珠海、惠陽、中山及偷渡最嚴重的市縣，布置反偷渡工作，檢查落實，解決困難。

我最近找出的工作筆記本記錄：1979年6月20日，仲勛同志到惠陽召開東片的反偷渡工作會議，接著到附近縣市檢查落實。接著到珠海調研，在珠海召開西片的反偷渡工作會議；6月 30 日上午從珠海到深圳，下午就聽取深圳、惠陽兩地市彙報。他布置從省裡帶來的部分幹部包括新華社記者到收容站調研；規定兩天碰頭一次，彙報情況，研究解決問題。7月1日我陪他到沙頭角去了，看沿途偷渡的情況；7月2日他到收容站去檢查，並聽取了省口岸辦主任、政法公安及邊防管理局幹部、新華社記者在收容站調研的彙報。

在彙報會上他有很多插話，從插話中我們發現仲勛同志當時對情況掌握得很具體，所以他一坐下來就先講：「昨天遣返偷渡人員途經東莞塘廈時，被群眾阻攔，搞開了車，偷渡人員跳了車，跑了140人。群眾圍攻我們，要求放人，他們為什麼對偷渡人員同情，而對我們不同情？我們為什麼這麼脫離群眾啊？脫離群眾，是不會有好下場的。這樣發展下去，我們將來會怎麼樣？很值得我們細細思考。」??

仲勛同志還說：「另外一個問題，現在總是說有敵人煽動大家往香港跑，這麼一講，往往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就把人民內部矛盾說成了敵我矛盾。我們的收容站管理混亂，存在很多問題，偷渡人員管理偷渡人員，偷渡人員打偷渡人員，有一個啞巴打人很兇，為什麼這樣做呢？其中有20個人被關押了一年，為什麼？你們很多同志彙報的，講的和做的不一樣，言行不一致。為什麼這樣搞呢？這樣搞對黨有利還是不利呀？這說明還是林彪、『四人幫』的餘毒未清。」

他說：「現在的情況這麼嚴重，要反思我們的政策是不是對頭。我們對偷渡人員絕對不能歧視，不能打罵，不能虐待，你們要把真實情況搞清楚，調查清楚，再彙報清楚。你們一點也不能隱瞞，不能感情用事。你們要用黨性來擔保，不能作假。現在很多形而上學的東西，片面性很大。大家一定要杜絕這些。」

在聽完省委常委、政法委主任寇慶延同志發言後，他表示完全同意，並大力表彰邊防部隊和鐵路部門在反偷渡外逃風上做得好，要我們向他們學習，同時肯定了大家做了很多工作。他在部署工作時，強調反偷渡要標本兼治。治標，就是把對偷渡人員的攔堵、收容、遣送、教育工作都要做好。他說，現在發現有些地方把抓到的偷渡人員隨身攜帶的東西沒收，回到農村又要罰款，這個問題一定要改過來。遣送偷渡人員回原籍的車上要帶些乾糧、水，以備急需。他指出，惠東縣對抓到的偷渡人員體罰，讓他們淋雨、曬太陽，甚至挨打，今後決不允許再犯。現在遣送轉運偷渡人員的工作比較亂，一定要糾正過來。

關於治本問題。他強調：一要抓好基層班子和黨員幹部的思想教育和組織整頓工作。要教育基層幹部區別對待兩類不同性質矛盾，引渡犯、壞人、走私的，要打擊，指使子女偷渡、煽動包庇偷渡的幹部，要撤職，要開除，以伸張正氣。寶安有些幹部送子女偷渡到港的問題，要通過整風解決好，這個問題不解決好，就不能全心全意建設四個現代化。一般偷渡人員屬人民內部矛盾，要區別對待，對他們態度要好點，使他們一進收容站就有溫暖的感覺，要和他們談心，幫助他們提高覺悟，不能歧視。二要抓好發展經濟，特別是要重視抓好農業生產。今年農業無論如何要打個翻身仗，要抓好夏收夏種，能多種一些就多種一些，大辦養豬場、三鳥場，為水稻增產提供肥料，保證市場供應。三要抓好學習。工作越緊張，越要抓緊學習。要發揚民主，解放思想。要抓好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討論，學習好，領悟好，要結合實際學點辯證法。要學習黨的優良傳統作風，學會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矛盾，樹立群眾觀點，正確對待群眾。學習法制，不要做違法的事情。

他還說：「原來收容站是公安管的，公安習慣於用對付敵人那一套對付收容人員，現在用民政局代管，不要公安局管。要徹底改變這種做法，公安管的，很多做法是違法的，是違憲的。」自從仲勛同志說了這話以後，偷渡問題都歸民政管了。

新華社記者在收容站找了20個偷渡人員談話，在會上反映了收容站的幾個問題。一是吃水難的問題，因為人很多，人要吃水，做飯、洗澡要水，廁所要衝水，水供不應求。因為搶水，收容站裡面有打架現象。管理人員送水到收容倉內，你擠我，我擠你，就打架了。記者建議把自來水管接到倉內去，讓偷渡人員能喝上水，能洗上澡。這位記者說：「我談了20個人，只有兩個人表示以後不偷渡了，其他人都說還要走。」

仲勛同志聽了這些情況，就說：「像這些直接關係到偷渡人員生活的問題一定要解決好，否則問題會越鬧越大。現在口頭說得多，實際做得少，這就是作風問題。你們趕快帶一批幹部下去，把水的問題儘快解決。沒有水，就挑水去！我們的政策不調整好，將來矛盾會更加激化的。現在我們的官僚主義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不能再這麼下去了。」

當時他對收容站的管理工作很不滿意，他在會上說：「收容站管得太壞了！要偷渡人員管偷渡人員怎麼行？你們應該派幾個工作人員去做飯給他們吃。收容站條件那麼差，讓偷渡人員受罪，這叫什麼政策？共產黨怎麼能用這樣的政策！」

當時邊防局長就講了他們面臨的困難：「我們也雇了人來做飯，但是人手不夠，現在是按收容人員300名定編製，而一天收容進倉的偷渡人員有800名，倉容和工作人員都嚴重不足，造成目前的混亂。要求增加人員編製和場所，至少也要增加1400平方米，可以容納1400人才行。」

仲勛同志說：「現在收容站面積800平方米，使用面積只有600平方米，如果關人的話，1.5平方米關一個人，可以關400人，如果緊一點可以關600人，邊防部隊抓到偷渡人員最多的一天，有3000人，根本關不下，只能放到車棚那裡去了。原來你們就應該彙報這個情況，早彙報，早解決。而且你們應該多分幾個點，不應該聚集那麼多人，每個點搞1000人左右，多搞幾個點。一個點搞得太多了不行，把幾千人關在一個點上，怎麼管理呢？」他還說：「第一步，先把現在的收容站改造好，管理好。第二步就把收容站分開，一個收容站最多關1000人，家屬宿舍和收容站不要建在一起。」

當時下邊有很多困難，仲勛同志都在努力幫助我們解決，他給我們增加了一些轉運偷渡人員的車輛。他把中央撥來的140萬元專項經費，分配給深圳20萬元，惠陽、佛山、汕頭各10萬元，省留的用做機動經費。

仲勛同志通過深入調研，知道基層幹部普遍存在埋怨消極情緒，他把解決基層幹部思想認識問題放在重要位置，抓得非常緊。當時我們在市委黨校辦了一個全市農村基層村支部書記學習班，有200多人參加，解決思想問題和政策問題。仲勛同志獲悉後要和支書座談，也要求和他一起來的省有關部門領導同志與支書座談。

從7月2日到7月5日，仲勛同志和省有關部門負責同志與參加學習班的支部書記多次座談。在座談會上先後發言的支部書記共有19名，其中松崗大隊支書李鏡華、鳳凰大隊支書文富祥兩人均作了三次發言。他們首先彙報當年5月6日群眾性偷渡外流的情況和影響，其中不少怨言，談的最多的是這次群眾性偷渡潮產生的原因和方針政策存在的問題。一是上級只重視抓糧食生產而不重視發展多種經營，農民收入分配提高太慢。二是糧食徵購任務不斷加重，機耕費用高，農村教育和合作醫療負擔重，支出連年增加。糧食增產不增收。徵購任務重的社隊社員連吃飽飯都有問題。三是堅持在家種田的老實農民與子女偷渡香港戶的經濟收入懸殊。偷渡人員在香港賺錢，匯款回家還享受僑匯優待，沒有子女偷渡的純農戶買不到他們能買到的工業品，還要為他們負擔公餘糧任務，平價供應他們留家老人小孩的口糧，大家認為不偷渡吃虧。沙頭大隊支書陳耀林埋怨上級矯枉過正，對煽動偷渡者、為首者、引渡者打擊不力，抓了又放。有幾個支書發言懷疑上級有意放人出港。觀瀾公社庫坑村支書潘榮生埋怨說，過去政策極左，現在來個180度大轉彎，把偷渡人員當華僑優待，「純農戶」兒子結婚建房卻買不到鋼材，「偷渡戶」收到匯款還有僑匯優待證就能買到。現在當幹部很難，跟共產黨走30年不如外逃兩個月的偷渡戶，埋怨政府政策鼓勵農民偷渡外逃。坪山公社金沙大隊支書黃再九說，今年偷渡嚴重跟政策放鬆有關係，希望上級不要一時緊，一時松。

幾位支書說，現在人想偷渡，原因是政策多變。附城公社皇崗大隊支書庄炳祥說：現在開放政策是好政策，「開關興國」，但政策很不落實，引進外資手續繁瑣，港商合作挖魚塘要蓋11個章。有些生產隊長埋怨：「千長萬長，最衰當隊長」。公明公社東塘大隊支書說：政策多變，今天講，明天變。民間流傳：「打赤腳的講話無譜，坐單車的埋頭埋腦，坐吉普車的有些譜，坐飛機的說了才算數。」「機關幹部亂入戶，青年亂偷渡，婦女亂砍樹。」「大官送上門，小官走後門，社員看窗門。」有的支書說，三大差別越來越厲害，當農民沒有出路，以前喜歡當農民，現在埋怨當農民；有些生產隊長已偷渡，有些生產隊長說做完今年就不幹了；有的幹部講家史，教育子女不要偷渡，反而挨子女罵，他們認為當前唯一的出路是「向南飛」。

松崗公社松崗大隊支書李鏡華說：「黨的政策要取信於民。這幾年政策常變，沒有親人外逃的純農戶不但要替偷渡戶多承擔他們的那份公餘糧任務，還要按平價供應偷渡人員在農村的老人小孩的口糧。他反映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太大，100斤水稻為12元，一颱風扇190元。偷渡人員在港月賺工資1000元，匯款回家可以買很多工農業產品，純農戶口糧不夠，還要完成活豬上交任務。大家認為不偷渡的人吃虧。不解決好偷渡戶和純農戶的矛盾，社員沒有積極性。」有的支書說，因為政策不對頭，社員沒有積極性，集體出勤是「一看二等三遲到，四慢五懶六並企（站著不動），七嘴八舌談天地。」

廣東省人民政府於1980年頒發的關於處理偷渡外逃的文件

李鏡華還說：「資本主義國家用價值規律調節刺激經濟發展，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強調國家計劃指令，能不能利用價值規律？如何利用價值規律？不知道。現在是大拉平，如何去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如何才能調動社員的積極性，不知道。」

仲勛同志說：「你們提出要解決政策問題，這是對的，因為偷渡問題主要是廣東的問題，特別是深圳、惠陽、汕頭的問題，它是一個區域性的問題，要從中央的角度定政策很難，我們廣東會研究制訂一些地區性政策。你們反映的情況，是一個局部的現象，全國的形勢還是很好的，關鍵在於我們怎麼看待這個形勢，如何解決一些具體問題，發展大好形勢。」

他還說：「你們有那麼多問題，縣裡幹部有沒有去你們那裡？有多少人去你們那裡啊？現在都是官僚主義，從省到下邊，很多矛盾是可以當時就解決的，但是就沒有人去解決。所以我們省委也要重點抓落實問題。這次跟你們開這個會也是為了促進這些方面的工作。」

既種田又養蚝的沙井公社東風大隊支書接著發言說：「我們村1000個人，外逃了448個，我們不是沒有能力制止偷渡，也不是不想制止偷渡，主要是很多問題不容我們做主，政策問題沒解決好。增加農民收入不僅要發展糧食生產，更要發展多種經營。現在講以糧為綱，大部分的勞力都種糧，但是收入少。養蚝收入多，但是勞動力不夠。現在機械化不行，比較貴，貨又缺，一個螺絲釘也很難買到，有時候為了找個很常規的零配件都要到處跑。牛也不夠用，一個小時的農活要用三個小時還不一定能幹完。上面抓以糧為綱，抓好糧食就表揚，抓不好就批評，多種經營抓得實在不夠；上面說反外逃要教育群眾，但是我們現在教育自己的子女都沒有辦法，更別說什麼教育群眾了；上面強調要剎住外逃風，但是現在抓了放，放了抓，反覆持續，怎能剎住啊？我看主要還是靠政策，政策好才能穩定人心，等到我們收入提高了，穩定人心就好了。」他還說，「只要黨的政策好，我敢說，三五年後我們能叫幾成的偷渡居港的人回來。習書記，你能來聽取意見很好。過去我們有意見都反映不到上面去，我們農民是最聽話的，我們也希望領導多聽聽我們農民的意見。要調整落實政策，改變現在的環境和生存條件，不要總是從上面施壓，『你講我聽，你打我通』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還要靠當地幹部，要多聽聽我們意見。」

沙頭大隊支書發言說：「為什麼1977年的偷渡問題沒有今年這麼嚴重？現在偷渡這麼嚴重怎麼辦？大家都很關心這個事，最重要的當然是兩地的生活差距拉得太大了。但這不是唯一的原因。5月5日放人，5月6日就出現偷渡高潮，這難道不是原因嗎？只講民主，不講法治，打擊不力，這難道不是原因嗎？要打擊、堵截、教育、整頓一齊抓才能奏效。要相信幹部、相信群眾，我們是跟黨走的。我們只能緊跟形勢，不能左右形勢。」

南頭公社珠光大隊支書方學林說，這次會議真正發揚民主，我當了這麼長時間的幹部，從來沒有今天這樣難辦，憋在我們心裡的話終於有機會跟習書記講出來了。

福永公社鳳凰大隊支書文富祥三次發言，都很尖銳。他首先談偷渡的嚴重性，該大隊600多戶，2000多人口，過去偷渡較少，1962年偷渡高潮時偷渡只有80人，而1979年5月6日一天偷渡行動500多人，當時已有700多人逃出香港，有的生產隊走的還剩3個男勞動力。全大隊有5名生產隊長、6名會計、4名保管員偷渡出港。他說：「第12生產隊文×民，四個小孩都偷渡出港，很快就匯1萬元回家建新房。鳳凰大隊最好的新房，都是偷渡家屬建的。偷渡到香港很快找到職業，可以炒老闆魷魚，自由選擇職業，賺錢多，什麼東西都能買到。在家當農民天天面朝黃土背朝天，一輩子當農民，世世代代當農民，農民不自由，是籠中鳥。很多東西要憑證購買，有時有證也買不到。不偷渡的農民不僅要多承擔偷渡人員那份土地耕作，承擔他們全家人的公餘糧任務，還要為他們留在農村沒有勞動力的老人小孩提供平價口糧。偷渡戶佔便宜，不去偷渡的農民吃虧，偷渡戶與不偷渡戶的矛盾不解決好，就是鼓勵大家去偷渡。大家討論要偷渡戶買高價口糧，上級又批評是土政策。《南方日報》說土政策不得人心。真是官字兩個口，一時說不準包產到戶，一時又說可以包產到戶，我們包也難，不包也難。一時說反偷渡，一時又放人出港，我們抓也錯，不抓也錯。我們當幹部的真怕搞到自己頭上。我們抓偷渡抓到怕，被運動斗到怕。」

文富祥雖然說得很坦率，但是作為一個基層黨員幹部，這麼消極，對社會主義這麼沒有信心，怨氣這樣大，這是仲勛同志原先估計不到的，他心裡不好受，未免有些生氣，連聲責問：「香港好在哪裡？你為何有這種想法？你是何時入黨的？什麼出身？當了幾年幹部？你大隊的公餘糧任務完成沒有？」

文富祥原來放開講，一聽到省委書記連聲責問，就知道自己講過頭了，低聲回答：「我家代代貧農，我在土改時就入黨當幹部了，公餘糧任務超額完成。」

仲勛同志聽了不好再說什麼，當時氣氛很僵，很尷尬。我連忙插話解釋說：「他們大隊是寶安縣農業學大寨先進單位，每年公餘糧任務都超額完成。今年召開的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我們還獎給他們一台拖拉機，他是我們縣裡較好的一位支部書記。」

我這麼一講，仲勛同志的氣順了很多，逐漸平靜下來，氣氛也緩和了，他對文富祥說：「作為支部書記，這種思想不對頭啊，認識不改變，問題就會越來越大。」

接下來，仲勛同志鼓勵大家說：「同志們說的話雖然難聽，但是我們也要聽。你們不要在困難面前被嚇住，撂擔子，要下定決心，把農業搞上去，現在不是搞深圳市了嗎？你們要先行一步。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經濟，人民很快就會富裕起來，你們要堅定對社會主義的信心，雖然現在還有很多困難，但是只要我們努力，最終會戰勝這些困難的。」

座談會結束時，仲勛同志說：「同志們講得很好，很誠懇。大家談心，交心，你是怎麼想，怎麼做的，你就怎麼說，坦誠相見，就好。這樣使我聽了以後，了解到了很多情況，也學習了很多東西。現在搞成這個樣子，偷渡到了這麼嚴重的情況，同志們都沒有責任，主要責任還是在我們，我們不能迴避這個責任。去年在省委，我確實主張放寬一點。最近一段時間，我們講四個現代化多，四項基本原則講得少，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要把思想搞對頭，社會主義一定會搞好的。現在有些缺點，我們自己改，一定能夠建設好的。我們還是要繼續革命，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一點不能動搖，一動搖就走下坡路了，將來就會出大問題。搞不搞社會主義這是個大前提，在這個大前提下有什麼思想，我們可以再探討、再解決。解決思想問題有個過程，不是那麼容易的，不管是個人也好，少數人也好，多數人也好。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有一些要經過實踐，才能提高認識。要允許有個實踐的過程和認識的過程，要允許講不同的話，允許講錯話，做錯事。」他又說：「要剎住外逃風，首先要堵，這個好辦。但要教育就比較難辦一點，難辦也要做。最重要的是看能否把生產抓好，能否改善生活，提高群眾收入，這個就難辦一些，難辦也要辦。三個層次，一個堵，一個教育，一個發展生產。堵，好辦，先堵起來，不要讓問題搞大，這是治標。教育，難辦一點，但也不是最難辦。解決問題要靠治本，最難辦的就是怎麼把生產搞上去，把經濟發展上去，這是最難的，但也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所以我們必須努力。」

他說：「你們提的意見，有些為首的，犯罪的，要堅決懲辦。但是其他一般群眾，堵回來的，或者他自己回來的，都不能歧視，不能虐待。資本主義搞了100年才搞到現在這個樣子，新中國成立才30年，有一些差距是必然的。大家要從歷史上看問題，不要妄自菲薄。深圳要搞特區了，我們用特區的政策使經濟繁榮起來，將來才能夠治本，這個要花點時間。現在先堵住，以後依靠政策把經濟搞繁榮，搞好特區，這才是治本。」

他還說：「剎住外逃風是個鬥爭，涉及的政策很多，大家提得對，決不能讓偷渡人員佔便宜，但是我們又不能像『四人幫』『左』的那一套，要不左不右，來個正確的路線。同志們今天講了很多很好的道理，我們還要像今天的做法，讓大家說話。同時要調查研究，總的來說不要脫離實際，不斷學習，不斷提出問題，不斷解決問題。」

仲勛同志又講：「解放思想很重要，現在我們要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要強調解放思想，現在從現實情況來看，解放思想更重要。現在主要是思想僵化，所以我們更要強調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也得要弄清問題，只要弄清問題，現在存在的問題都不難解決。問題出在基層，出在大隊，但是根子在上邊，是我們的責任。正如沙頭大隊支書說的，基層幹部只能夠緊跟形勢，不能夠左右形勢。左右形勢是上邊的事，我們很多問題就是緊一下，松一下，沒有把它抓到底。出了問題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有些問題是糊塗一時，認真抓是可以解決好的。請你們來幫助我們克服官僚主義。」習仲勛同志就是這樣，胸懷坦蕩，反覆作自我批評，反覆強調這些問題是「我們的責任」而不是「你們的責任」。

會議的最後，仲勛同志說：「這次大家提了很多很寶貴的意見，我們回去要認真梳理總結，要把它抓好，要抓到底。明天，我們常委會還要跟有關部門學習，還要研究，所以我們還要不斷地請你們幫助我們，提高認識，改變一些不正確的想法，一些政策問題。」

仲勛同志對這些基層幹部出現的思想問題是很重視的。他參加支書座談會後，跟市委領導講：「現在基層幹部有些離心離德，很值得我們重視，他們思想狀態這麼亂，那麼消極，這個問題不解決不行。不解決好，將來還要出問題的，很危險，值得我們警惕。現在又不是沒有條件，問題不抓緊解決不行，再不抓緊以後局面就無法控制了，他們的很多想法和我們的主張是相反的，我們新華社的記者去調查，一個女幹部偷渡香港19次了，一個大隊支部書記用車載人去偷渡，其他幹部認為他不是為了賺錢，不當作一回事。還有的幹部走私手錶一千多個。大隊支部書記這麼做，其他幹部這麼想，能行嗎？台灣特務不會利用香港來瓦解我們的幹部嗎？我們不能不警惕啊。你們再不好好抓大隊支部書記的思想教育，我們怎麼能夠鞏固基層，怎麼能夠發展大好形勢啊？只要我們思想認識到這個問題，我們是能夠解決好的。」

國家人文歷史 ∣ID：gjrw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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