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陽10

轉載▼

第九章　鄒衍思想的特點與歷史意義

第一節鄒衍的思想學說反映了齊文化的特點

從以上鄒衍的思想學說來看，明顯的反映出齊文化的特點。我們可以說鄒衍的思想學術是齊文化的一個典型代表。

在齊國，因為姜太公封齊時採用「因其俗，簡其禮，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史記·齊太公世家》），「舉賢而尚功」（《漢書·地理志》）的路線，因此受周禮的傳統束縛比較少，推行宗法制度遠不如魯國那樣徹底。齊國國家富強，經濟發達，比較開放而不保守，易於變革，能夠「隨時而變，因俗而動。」（《管子·正世》）「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史記·貨殖列傳》）在齊威王時建立稷下學宮，對諸子百家採用兼容並包的政策，促進了思想文化的空前繁榮。因此齊文化有豐富的內容，而且具有多樣性和開放性。這就使得齊文化中的哲學思維高度發達。鄒衍正是在這樣的環境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學說也就反映了齊文化的這些特點。

一、鄒衍在古代哲學上提出了陰陽五行說的自然學說的理論模式，但又與道家有所區別因為中國古代思想家對政治、倫理問題很重視，孔子就是一個典型代表，對自然哲學很少涉及。這是古代哲學的不足之處。鄒衍在為統治者提供選擇方案時，不僅注重了政治問題，而且提出了自然哲學模式。這在中國古代哲學中並不多見。它與稷下學宮的黃老之學，足以代表齊文化的哲學思想的主要特點。它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增添了光彩。

從宇宙觀上看鄒衍雖然提出了自然哲學模式，這與道家有相同的一面，但分他又並非道家，只是在思想上深受道家的影響而已。謝扶雅《鄒衍是道家而非儒家辨》（載《古史辨》五冊第 745——747 頁。）認為：「我們若假定先秦主要學派只有三大型：儒、墨、道，則鄒衍應併入於道家，因為陰陽原是道底動相。鄒衍以陰陽解釋『道』，可說是新道家，以別於原始的道家。」若把先秦主要學派假定為只有儒、墨、道的說法，這是把先秦「百家爭鳴」簡單化了，並不符合戰國學派林立的實際情況的。而陰陽與道家雖有聯繫，但並不能將鄒衍歸為新道家，雖然道家對鄒衍不無影響。道家的本質特徵是在自然哲學的研究，並著重於形而上的探索，鄒衍與陰陽家學說，也著重自然哲學的研究。鄒衍關係天、地、人三方面的學說，可謂十分龐雜，而自然哲學則是其整個學說體系的基礎。《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齊人稱鄒衍為「談天衍」。《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說：「鄒衍﹍﹍盡言天事，故曰『談天』。」可見鄒衍對「天」，即宇宙，有所探究，在自然哲學方面有一套自成體系的論述，與老子、莊子可以說是有共同點的。也可以說，鄒衍與陰陽家是受了道家思想的影響。

請看古書關於鄒衍論「道」的記載：

《史記· 平原君列傳》說「鄒衍過趙，言至道。」 《監鐵論·論儒》有鄒衍知道「昭曠之道」。《史記?平原君列傳》《集解》引劉向《別錄》說鄒衍批評公孫龍的話中有「害大道」。

上述的「道」、「至道」、「大道」、「昭曠之道」，其含義固然與道家之「道」不盡相同，而與之有聯繫則是可以肯定的。「至道」、「大道」，在文中當是指辯論的最高原則，是令人信服的道理，以此駁斥公孫龍的詭辯，才獲得在坐者的稱許，從而使得平原君罷黜公孫龍。「大道」是指治理國家的規律。「昭曠之道」也是指「大道」。

鄒衍是不是講「天道」呢?講的。他的方法是從時間上和空間上來推衍。從空間上來推衍（王夢鷗：《鄒衍遺考》第120頁，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3月初版），以小推大：「先驗小物，推而大之。」(《史記·孟荀列傳》)由近及遠：「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同上)大約鄒衍的「大九洲」說即是如此推論出來的。還有《水經注》卷八《濟水二》記載：「鄒衍曰：『余登閔城以望宋都。』」閔城當離宋都不遠。從時間上看，鄒衍登閔城而望宋都，該在齊閔王滅宋之前。鄒衍既是稷下先生，外出考察當是沒有問題的。由登閔城而望宋都，由此，我們按鄒衍的推理辦法還可以望得更遠。以小推大的認識方法，實際上是以有限而推論出無限。鄒衍的「大九洲」說可以說是對宇宙的無限性的相對理解。而以小推大的思想方法，我們在《管子》一書中也常有發現。其《形勢篇》說：「疑今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可見鄒衍的思想深受《管子》的影響。而「大九洲」之說，和莊子《秋水》所描繪的宇宙空間之無限大，就有著更為相近的關係。

從時間上來推衍：包括一，由今推古：「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同上)這是用逆推法。王夢鷗說：「所謂『今』，當然是指周之火德，以上至黃帝，當然要像應同篇所記黃帝的土德為止。」（王夢鷗：《鄒衍遺考》第120頁，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3月初版。）即以五行相勝說來推衍，因周為火德，火克金，則商為金德；金克木，則夏為木德；木克土，則虞為土德。虞為黃帝一系君主，從而推到黃帝，得出鄒衍所說的「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淮南子·齊俗訓》高誘注引《鄒子》)。

與上面類似的還有由近及遠的推衍：「因載其譏詳制度，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史記·孟荀列傳》)其方法也是逆推法，當用五行相勝說。但具體推論過程還不清楚。二，由古推今：「稱引天地剖判以來」(同上)，王夢鷗說：「我們懷疑這一部分或是據『相生』的原則來演講天地萬物(五行)的生成以及五行四時的移轉。我認為實際上即是如此。就是用順推法，以五行相生說來推衍。以一年四季為例：春為木，木生火，則夏為火；火生土，則季夏為土；土生金，則秋為金；金生水，則冬為水。這套學說即是鄒衍為明堂制度設計的方案。即「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而服」(裴駰《史記集解》引如淳引《鄒子》)的具體內容。也就是為齊宣王、齊閔王將為天子制訂的四時教令。（參見拙文《鄒衍的思想與齊文化的特點》，載《管子與齊文化》，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年11月。）

這種推衍的方法，使我們看到了鄒衍的宇宙觀，這裡面就包含了「道」的內容。鄒衍認為，由近處「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在天地未生之前，宇宙是混沌一團，是說不清其原狀的。這裡包含了宇宙是無所謂開始的思想。鄒衍的這種思想影響了《淮南子》。該書的《天文訓》記載：「天地未形，馮馮翼翼，洞洞囑囑，故曰太始。太始生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清輕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由這段宇宙生成論的論述，使我們可以看到鄒衍宇宙生成的內容。鄒衍所謂的「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即是上述的「太始」。也就是《老子》二十五章所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道」，這裡的「道」是物質的原始狀態。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鄒衍的宇宙論，是受《老子》影響的。當然，《老子》的思想是複雜的，鄒衍只是發揮了《老子》思想中的唯物論的方面。

在鄒衍的「陰陽」說與《老子》的「道」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繫。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42章)其中「一生二」的「二」即是陰陽，「負陰而抱陽」，即是陰陽結合，「沖氣以為和」，即生萬物。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老子》的「道」包含了「陰陽」，也可以說「陰陽」是由「道」產生的。鄒衍的宇宙生成論的具體內容，我們難於了解，但是，它與《老子》的宇宙生成論有密切的關係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關於「二生三，三生萬物」，陰陽即為二，這種思想，在《莊子》中也十分明顯：《田子方》說：「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這與《老子》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僅就這一點來說，鄒衍的陰陽說與《莊子》也是相同的。

鄒衍的思想受《老子》的影響還表現在他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上。《老子》四十章說：「反者『道』之動。」這是說「道」是循環地運動著的。鄒衍也認為宇宙是運動的，他形象地說：「四隈不靜。」(《文選·左思〈魏都賦〉李善注》引《鄒子》)「隈」即隅，意為角落。鄒衍認為四個角落都不是安靜的。即是說，宇宙的每一個地方都是不斷運動的。在這裡，鄒衍沒有說明運動的形式和方向。而從他的五行相生與相勝說來看，他認為運動也是循環往複的。這種思想，當然是受《老子》的影響。

鄒衍的「陰陽消長」的思想，反映了對立面的對峙與轉化的法則。這種思想雖不是受《老子》的影響才有的。但其思想方法與《老子》是相同的。鄒衍在政治思想上也有與《老子》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他「非聖人」的思想。《監鐵論·論鄒》說：「鄒衍非聖人，作怪談，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而《老子》主張「絕聖棄智」(19章)。鄒衍的「陰陽消長」說，很有可能受春秋後期范蠡的影響。范蠡說：「天道皇皇，明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國語·越語下》)這已是陰陽轉化論。而且還有「贏縮轉化」(同上)的明確記載。鄒衍的陰陽消長說，顯然是吸收了范蠡上述思想而形成的。而范蠡的思想與戰國中期的黃老之學頗有淵源。（參見李學勤《范蠡思想與帛書〈黃帝書〉》，載《浙江學刊》1990年第1期。）

關於陰陽變化的規律，《莊子·則陽》說得很清楚：「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這種陰陽「相生相殺」之說，與鄒衍思想是一致的。

從後人對鄒衍的評價，也可看出他受道家思想的影響。楊雄《法言·問道》說：「有人問：『莊周有可取之處嗎?』回答說：『慾望少。』又問：『鄒衍有可取之處嗎?』回答說：『能自持（有凝跱之風焉）。至於莊周沒有君臣之恩義，鄒衍雖能知天地的奧秘,而不知人事之變，雖然是鄰居他也不願相見。』」這話把莊子與鄒衍進行比較，認為莊子可取之處在「少欲」即「寡慾」，而鄒衍可取之處在「自持」。「自持」與「少欲」，含義接近。

從天地人三才思想上看，也可明了鄒衍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關於「天」、「地」、「人」三才，是春秋後期到戰國時期思想家經常論及的內容。老子說：「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具有一焉。」老子又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實，明確將天、地、人並舉的是范蠡。他說：「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國語·越語》)又說：「聖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地平，以此為天圖。」(《越絕書·外傳·枕中》)在老子之後，《黃老帛書·經法·六分》說：「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人焉，又(有)地焉。參(三)者參同之，而有天下。」《鶡冠子·度萬》說：「知無道，上亂天文，下滅地理，中絕人和，治漸終始。」將天、地、人三者作整體性的思考，是道家獨特的思維方式。在這方面，鄒衍明顯地受到道家的影響。不過，其天、地、人的學說，已經具體化為五行相生說、五行相勝的五德終始說，和大九州的地理說。這是鄒衍對天、地、人三才思想的發展。

從與稷下黃老之學的關係上看鄒衍也受其很大的影響。鄒衍的學說與黃老之學，都是為當時田齊政權統一六國而大造輿論。《史記·孟荀列傳》說鄒衍等稷下先生，「著書言治亂之事。」這是說他們著書立說的用意。這一特點與莊子迴避現實政治的思想大不相同，而與黃老之學的關係十分密切。

首先是關於崇尚黃帝。田齊政權因取代姜氏的統治，害怕落得篡弒的惡名，總不忘為「田氏代齊」的合理性尋求歷史的依據。因此在齊威王制的《陳侯因敦》中明確把黃帝作為田氏(即陳氏)的祖宗，而且宣稱要繼承齊桓、晉文的霸業。而田氏原為陳國逃到齊國來的貴族，因此又選中了來自陳國的老子學說，並將黃帝與老子結合起來，對道家思想進行改造，形成了黃老之學。在稷下學宮中，黃老之學佔有相當的優勢，《史記·孟荀列傳》說：「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鄒衍關於黃帝的論述當是很多的，《史記·孟荀列傳》記載，鄒衍推理的方法中有「先序今，以上至黃帝」，他一定注意到黃帝是田齊的始祖，故上推至黃帝而止。他關於五行相勝說為「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而虞是黃帝一系的君主。實際上是說黃帝為土德。《呂氏春秋·應同》說：「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蟲寅、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這正是反映鄒衍認為黃帝為土德的思想。

鄒衍的五行相生說是繼承《管子》的《四時》、《五行》、《幼官》等篇關於五行相生說並加以發展而成的。

《管子》中以陰陽五行來確定四時教令，是用的五行相生說，重點是論證五行中土居中央的重要性，認為春為木、夏為火、秋為金、冬為水，在夏秋之間加上季夏為土，指出：「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又說：「其德和平用均，中正無私。」(《四時》)這種編造表面看來是為了湊數，實則體現了陰陽家為齊國當政者是黃帝的後裔並應當位居中央成為天子而製造輿論的用心。在《管子·五行》中四次提到黃帝，特別突出黃帝的作用，也是為上述目的服務的。從《管子》的《五行》、《四時》、《幼官》等篇內容來看，應屬於陰陽家的著作。鄒衍的五行相生說正與這幾篇一樣，是為齊國田氏政權以黃帝的後裔自居而要統一天下製造輿論的。請看，鄒衍說：「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而服。」(見《史記集解》引如淳語)「五行相次轉用事」，即按五行的相生順序(木火土金水)而配春、夏、季夏、秋、冬四時，「隨方面而服」，即是天子在明堂的東、南、中、西、北的方位上，穿著相應的青、赤、黃、白、黑顏色的衣服，發布教令於國中，正是明堂制度的四時教令。鄒衍還有與之相應的「鑽燧改火」說， (見《周禮·夏官·司爟》鄭玄注)這是說，天子居於明堂之中，由司爟來執掌四時行火的政令。按不同的季節，用來取火之木有所不同。其取火之木的順序是按五行相生即木、火、土、金、水，來排列的(參見賈公彥《周禮疏》)。

鄒衍此說與稷下黃老之學是一致的。黃老帛書《十六經·五正》說：「黃帝問閹冉曰：吾欲布施五正(政)，……」「五政」就是最原始的明堂制度。《史記·封禪書》講到黃帝之時的明堂圖，可能與此有關。鄒衍的明堂制度當是從黃帝的明堂制度而來的，論述當更為完整。而「五正」之說，確為黃老之學的重要內容。《管子·禁藏》也說，春季「發五正」。《管子·四時》則說，春夏秋冬四時都要「發五正」。《鶡冠子·度萬》：「鶡冠子曰：『天地陰陽，取稽於身，故布五正，以施五明……』」這些「五正」，都是指的明堂制度，其內容與《呂氏春秋·十二紀》或《月令》內容基本相同，只是後者更為完整而已。因史料有限，鄒衍關於明堂制度有何議論雖不得其詳，但與黃老帛書、《管子》與《鶡冠子》的「五正」應當一致，並與《呂氏春秋·十二紀》或《月令》的基本內容相合。

從陰陽家的起源而論，鄒衍的學說也與黃帝有關。《管子·五行》說：「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史記·曆書》說：「蓋黃帝考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祗物類之官，是謂五官。」這裡把五行的產生歸功於黃帝，等於說黃帝是陰陽家的創始人。而黃帝與陰陽家確實關係密切。《漢書·藝文志》列舉六國之陰陽家著作，有《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顏師古說：「劉向《別錄》云：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藝文志》五行類著作中有《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對這些著作評論說：「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為吉凶而行於世，濅以相亂。」這些著作直接託名黃帝或黃帝之諸子，與黃帝多少有些關係。這說明陰陽家與稷下黃老之學都是為著同一個目的。

陰陽家確與曆法有密切的關係。《漢書·藝文志》說，「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受民時，此其所長也。」此記載顯然是據《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受天時。」《傳》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傳》所言「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是因羲和二氏之祖先重黎就是管理天地四時的官。《尚書·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疏》：「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國語·楚語下》：「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呂刑》所謂「絕地通天」，實是指巫的職能，即溝通人與天神的關係。而巫即是史。由此看來，陰陽家之學確是淵源於史。既然陰陽家之學淵源於史，而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那麼陰陽家與老子思想有相同之處，就不奇怪了。

二、鄒衍思想具有豐富的想像力和浪漫色彩

鄒衍的陰陽五行說，從天文到地理，從大自然到人類社會，從上古到當今無不論說，充分反映了齊文化的豐富性和浪漫色彩。《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鄒衍「作怪迂之變、」「其語閎大不經」。楊雄《法言·五百》說：「鄒衍迂而不信。」 王充也說：「案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論衡·談天》)與楊雄的批評一致。這種批評同樣適合於莊子。《鹽鐵論·鄒衍》說：「鄒衍非聖人，作怪誤（迂）」。南朝齊梁之際劉勰《文心雕龍·諸子》說：「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這些大都是說鄒衍好說大話，而不實事求事。其實他們的批評只看到了一個方面，而忽視了他的學說的博大精深和浪漫色彩。

這種浪漫色彩，有它思想豐富、活潑、多樣的一面；當然也有消極的作用。這些對於戰國時期流行於燕齊一帶的方仙道有一定的影響。《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都說：「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為方仙道，形解消化，依於鬼神之事。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方仙道」雖然宣傳鬼神、怪異，有濃厚的迷信色彩，但據《史記·封禪書》記載，煉丹術是方士創造的。而煉丹術與「化學」 一詞有直接的關係。據說，阿拉伯語的「鍊金術」一詞來源於中國的「金液」一詞。由此衍生出英、法、德、俄語中的「化學」一詞。看來陰陽家和方士對科學的發展也有一定的影響，不可因為其有迷信成分而給與全面否定。

三、　鄒衍的思想學說具有開放性

鄒衍的思想具有開放性，這也反映了齊文化的特點。鄒衍受稷下學風的影響，雖然以陰陽五行學說為主，同時他也吸收了儒家、道家、法家的營養。他師從孟子的門徒，深受思孟學派倫理化了的五行說的影響，從而將其改造為他用於人類社會的五德終始的歷史觀。《史記·孟荀列傳》說他的思想歸結為「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這很符合儒家的宗旨。他的「天人感應」的思想與思孟學派也是一致的。鄒衍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在這裡，我們看到了齊魯文化的交融。

當然，鄒衍思想學說的形成，主要是受齊文化的影響。它是在齊文化的搖籃中發育成長的。陳夢家認為，「五行」與「八卦」，「在先秦此二系統分立不混」。又說：「五行盛於齊，屬東；八卦生於周，屬西方。」（陳夢家：《五行之起源》轉引自婁良樂：《管子評議》第934－935頁，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73 年10 月初版）婁良樂說：「胡適先生謂齊民之於陰陽之崇拜，乃其古宗教之一部。由《史記·封禪書》載其崇拜之八種神中即有『陰主』與『陽主』之二者，故五行之說蓋為古代民族常識中之一種概念。﹍﹍五行『水、火、金、木、土』，中國所認為五種原質也。（據胡氏《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齊學章》節述）。則陰陽五行之盛於齊者有由來矣！」又說：「胡適猶道『齊學』推鄒子為『齊學』之最偉大之建立者。」（《管子評議》第948－949頁）由此可見鄒衍的陰陽五行學說與齊文化淵源很深。鄒衍完成陰陽說五行說的結合而成為戰國時期陰陽家的代表人物，與他出生於齊，受具有陰陽與五行學說傳統的齊文化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同時，鄒衍的陰陽五行學說，又是齊文化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