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來中國文學閱讀的轉變

十年來中國文學閱讀的轉變張頤武

一、從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其實是中國文學和文化深刻變化的時期。遙想十年前，知識界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的「人文精神」的大討論，一些對於未來充滿了悲觀情緒的知識分子焦慮於在新的市場化的環境下是否會出現一個社會崩潰的「曠野上的廢墟」，並為此發出異常激烈的「抵抗投降」的狂熱的呼叫的時刻；是一些人對於急劇市場化和全球化的未來把握不定，也對於中國的前景猶疑困惑的時刻；這也是另外一些人對於中國未來的方向有了更多的信心和更加明智的分析的時刻。於是知識分子的大論戰正是凸現了人們對於未來的不同的思考和觀察。1995年的時候，中國剛剛進入所謂的「後新時期」，消費社會才有了一個雛形，社會還處在剛剛處 在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前期。中國的發展的許多今天看起來簡單的事實，在當年還是不可思議的奇蹟。今天看來所謂「後現代」，所謂「全球化」對於文學界來說，都已經是沒有多少新意的老生常談了，已經成為任何一個談論文學的人沒有辦法逃避的常識。在當年卻仍然是受到了眾多的置疑和追問的難以接受的事情。這裡的十年進程的背景是異常清晰的：一方面，中國的高速發展帶來的「內部」的日常生活的變化完全超越了原有的「新文學」在「新時期」的構想和預設，另一方面，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的鏈條中的位置也有了以往根本無法想像的獨特性。一個「新新中國』對於」新文學」的多面的、複雜的衝擊我們已經無法不正視了。十年的光陰正是宣告了全球化和市場化新的時代已經由開端到成熟的過程。十年過去，塵埃落定，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和那些悲觀的預言完全相反的一個正在「和平崛起」的「新新中國」。在1995年的時候，許多人根本不承認消費主義和「後現代」可能成為中國的現實。但中國的現實當然比故步自封的判斷有力量，這一現實現在已經達到了根本無需討論的地步。而且，這裡最為關鍵的「歷史的諷刺」在於，中國在今天迎來的「和平崛起」的可能，竟然不是由宏大的「現代性」的高蹈的敘述中獲得的，反而是在千千萬萬中國人追尋更加美好的日常生活的平常的願望中出現的。中國人的百年強國夢的實現也是在這種追求消費和滿足的潮流中出現的。1995年其實是這一切的「徵兆」顯露得已經異常明顯的時代。我們不必說我們當年的分析比起那些當年就已經陳舊的判斷更能夠接近現實，我們畢竟可以說，我們的現實感其實遠遠超過了那些曾經自詡為對於中國遠比我們了解的人。我們不願意說我們試圖描述的歷史比他們更現實，但不幸的是現實對於他們的「歷史的諷刺」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度。其實對九十年代的一系列論戰已經有了「現實」的回答。今天的「現實」的出現勝過了任何美麗的言詞。中國儘管存在種種問題和挑戰，但高速的經濟成長和中國「脫貧困」和「脫第三世界」的大歷史已經有了一個完整的形態。中國業已成為全球生產和消費的重要的力量，而我們面對的文學和文化的複雜性和豐富性似乎也是我們原來沒有的。我們可以發現 在文學領域中許多變化已經發生，並且還在繼續深化。這裡有幾個趨向異常明顯：首先，作家的「換代」業已完成，原來走紅的最著名的作家如王朔等已經漸趨沉寂。而象余華、史鐵生等當年的一線的重要作家今天已經開始影響力漸漸消失。新一代作家的崛起和發展越來越清晰。從前幾年非常活躍的「七十年代作家」的寫作到今天的郭敬明、韓寒、春樹等的崛起，都顯示了作家的「換代』的趨向。其次，一個暢銷書機制業已形成，品牌型暢銷書的發展和純文學的小眾化的品種的分化日益明顯。大眾的暢銷的文學作品和小眾化的「純文學」並存的景觀已經清晰。第三、長篇小說的在文學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伴隨著文學期刊的萎縮，中篇小說的衰落幾乎已經成為定局了。長篇小說越來越趨於市場化的運作,成為文學運作的中心。第四、網路文學的發展也呈現前所未有的勢頭。如寧肯的《蒙面之城》這樣的作品和新浪等網站舉行的文學大賽都顯示了網路文學的影響力。這些變化都顯示了全球化和市場化帶來的深刻的歷史轉變。但這裡最關鍵的變化可以說就是兩個方向的明晰化：一是中等收入者的文學品味的崛起和青少年作者和讀者的崛起。這兩大走向其實是文學的「中產化」和「青春化」的趨勢。這都是十年前的歷史趨勢的展開,也是當今中國文學發展的標誌。

二、文學的「中產化」，其實就是「中等收入者」對於寫作和閱讀的影響力越來越明顯。近年來有關中等收入階層的討論相當熱烈，特別是對其文學想像的關注更成為批評理論研究的關鍵問題之一。有關這一問題的探索和中國社會變化的進程有著深刻的聯繫。文學想像乃是社會轉型的表徵。社會變化為新的文學想像提供了合法性的前提。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提到了「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中等收入者」被寫入報告，無疑顯示了國家對於社會的階層利益和階層的價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高度重視，也表明中等收入者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重要力量。在1995年時，實際上，中等收入者的文學想像已經開始出現。我在當時也曾經對於這一階層的文學的發展進行過分析。但十年之後，這一文學已經發展到了異常明顯的程度。對於文學想像來說，中等收入者的品味和價值帶來的後果主要有下面幾個方面：首先，一種新的「都市性」在中國文學中的崛起是一個最為引人注目的現象。這種都市性乃是將文學想像的中心轉移到都市，都市開始成為文學想像的中心。據李歐梵指出：「概括地說，五四以降中國現代文學的基調是鄉村，鄉村的世界體現了作家內心的感時憂國的精神，而城市文學卻不能算作主流。這個現象，與20世紀西方文學形成了一個明顯的對比。歐洲自19世紀中葉以降的文學幾乎完全以城市為核心，尤其是所謂現代主義的各種潮流，更以巴黎、維也納、倫敦、柏林和布拉格等大城市為交集點，沒有這幾個城市，也就無由產生現代西方藝術和文學，所以，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說：西方現代作家想像中的世界唯在城市，城牆以外就只有野蠻和無知；不論城市如何光明或黑暗，沒有這個城市，世界就無法生存。」（《現代性的追求》三聯書店2000年 112頁）農村與城市的對比和衝突一直是「現代性」的中國文學的中心焦慮。不僅許多作家來自農村，對於農業生活的記憶是文學想像的不竭的源泉，城市是在和鄉村的對比中存在的，往往城市是被鄉村所界定的，除了「新感覺派」和張愛玲等人之外，中國並沒有真正表達都市經驗的作品。而今天的由中等收入者所表達的都市經驗完全不同於已往的都市感覺。一種完全脫離了鄉村的都市性已經成為文學寫作的中心。這種都市性在於對都市空間的展示和都市生活的處理都不復有那種鄉村記憶的影子，城市的經驗具有一種完全內在化的展現。由於中等收入者開始完全沒有了鄉村經驗，他們也徹底地切斷了和鄉村的聯繫。他們生活在一個大都市構成的網路之中，由都市網路加入和參與全球化的生存。這種新的「都市性」從劉索拉和徐星的小說開始有了雛形，直到七十年代作家才得以完成。小說家邱華棟最近接受採訪式也點明：「我覺得，從魯迅到莫言這不到一百年的現代漢語文學的發展，這些優秀的作家，寫作的背景都是農村和農業社會，而未來能夠成為漢語文學的增長點的，毫無疑問是以城市為背景的文學。下一個可以代表中國文學發展階段和水平的，必將是以城市為背景的，寫出了現代中國人的精神處境的作家。」（《中國民航報》2002年12月9日）因此，這些年輕的作家對於「都市性」有高度的自覺。他們對於城市的描寫是真正「捲入」式的，乃是將城市的滾滾人流和混亂的時空狀態作一種體驗式的表述。這種都市性一方面具有某種「頹廢」的特點，是與一種浪漫而自由的生活相契合的，另一方面則充滿了對「機會」和「慾望」滿足的渴望。中等收入者的文學的經驗的最重要的想像乃是「都市性」的。於是，在邱華棟的《花兒花》中，鄉村唯一出現的段落就是在高速公路修路的情況下，一群從北京開車到上海遊玩的年輕的白領開入了一段村中公路，他們被一群粗獷的村民攔住要錢，這群人無奈中給了五十元後才可以離去。而車子上被村裡的小孩划了長長的道子。鄉村已經變成了一種抽象的風險，而不產生其他的意義。其次，與消費主義的合法化相同構，日常生活的意義被放大為文化的中心，被神聖化，而昔日的現代性的神聖價值被日常化。在這個全球化時代里，伴隨著中等收入者的崛起，他們的想像往往強調日常生活的意義。日常生活的慾望被合法化，成為生活的目標之一。在現代性的宏偉敘事中被忽略和壓抑的日常生活趣味變成了文學想像的中心，賦予了不同尋常的價值和意義。這種日常生活的再發現的進程，完全主導了新的文學想像。它通過對於日常生活的描寫表徵自我的存在和價值，而這種日常生活又是以消費為中心的。在消費之中，個人才能夠發現自己，彰顯個體生命的特殊性。消費行為成為個性存在的前提。而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和消費的價值被凸顯出來。如沈宏菲的《寫食主義》就賦予了美食以非凡的意義和價值，食物的意義被完全審美化了，它的消費成為一種文學生產的關鍵。而在一部著名的都市小說中，消費的日常生活特性變成了寫作的最為關鍵的前提，在寫到女主角要開始寫作時，小說這樣描寫：「在家我鋪開雪白的稿紙，不時照著一面小鏡子，看看自己的臉是不是有作家的智慧和不凡氣質。天天在屋裡輕聲走動著，給我倒」三得利」牌汽水，用「媽媽之選」牌色拉乳給我做水果沙拉，還有「德芙」牌黑巧克力有助於啟發靈感，唱片選有點刺激但不分散注意力的來放，調試空調的溫度，巨大的寫字檯上有數十盒「七星」牌香煙，象牆那樣整齊地堆砌著，還有書和厚厚的稿紙。」「有一長串書名已想好，理想中的作品應該是兼具深度的思想內涵和暢銷的性感外衣。」「我的本能告訴我，應該寫一寫世紀末的上海，這座尋歡作樂的城市。它泛起的快樂的泡沫，它滋長出來的新人類，還有瀰漫在街頭巷尾的凡俗、傷感而神秘的情調。」這些表述里不厭其煩標明寫作時周圍商品的品牌和寫作作為日常生活行為的一種選擇的形態，而「書名」不過是眾多商品品牌的一種，這標誌了寫作的日常生活性和消費性。這樣的表現將日常生活賦予了神聖的意味。而中產階級的溫和和保守的社會性格和與跨國資本和全球化的內在的聯繫都使得更文學更加世俗化。各種激烈的意識形態主張，無論是左的或者右的都在社會中變成了邊緣的思潮，已經無法被社會接受，而僅僅變為滿足中產階級的現實的挫折感和文化衝動的消費品。三、個人負責的價值觀的崛起和優雅的崛起成為一種文化標誌新的文學想像的另外一個前提乃是個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倫理。個人力爭上遊乃是中產階級價值觀的基礎，而和這一基礎相關聯的個人對於自己的生活和行為負責的價值乃是文學表達的前提。一切已經由傳統的社會負責轉變為個人自己負責，個人生存的問題只有個人自己承擔。所謂七十年代作家的自我觀照的前提正是一種個人自我的存在經驗和個人負責自己行為的觀念。這種新的個人已經不復是「現代性」中宏大的主體，而是試圖一個個「原子」式的個人在世界上遊盪。於是，這些寫作中的個體的一切都似乎脫離了群體的關照。認同感和個人負責的倫理之間的微妙的關係常常被這些作家表現得淋漓盡致。如魏微的《情感一種》描寫一位年輕女性和一個有權勢的男人之間的微妙複雜的關係，其中一方面是沒有感情的交往，另一方面卻是個人面對的問題和困擾。這篇小說將一種個人作為自己的最後的防線的價值凸顯得格外清晰。與此同時，優雅的崛起也是文學的重要的現象，這種優雅以懷舊為標誌。這種懷舊一方面是懷念現代中國「優雅」一度得到充分展現的舊上海的文化，一面是在中國歷史中壓抑「優雅」的時代去尋覓「優雅」的潛流。對於舊上海的懷舊從陳丹燕的《上海的風花雪月》開始的一系列上海懷舊故事所標定的「舊上海」的「優雅』的形象開始，直到今天一直在延續著。而象王剛的小說《英格力士》更是這個方向的代表作品。英格力士」所象徵的一切是充滿無限希望和可能性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人文追求。它充滿了不可思議奇蹟。在中國西部的烏魯木齊 ，從上海來的英文教師王亞軍帶來了新的生活體驗和新的價值,他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外來者,又是一個充滿了啟示性和感召力的人物。他帶來了「英格力士」，也帶來了一種生活趣味和文化趨向。一種和烏魯木齊的人們相隔遙遠，和他們的生活了無交涉的生活，在這裡被展現了出來。中等收入者的文學想像當然有異常複雜的因素。它一方面表現了中國發展的力量和中國文學的活力；另一方面卻又仍然表現了嚴重的問題。它在挑戰我們對於文學的觀察。我們如何在面對這種新的現象和話語的發展是不是簡單的否定或肯定，而是在認真地回應它提出的複雜的問題，給予同樣複雜的觀察和思考，乃是我們必須回應的問題。這裡，思考這一文學想像存在的合理性和對其進行批判性反思的尖銳性之間的平衡是我們所需要的。其實文學的「中產化」並不遺忘和忽視「底層」。在中產化的潮流中對於底層的關切，期望底層的力爭上遊、改變命運也是「中產化」的一種表徵。

三、文學的「青春化」就是文學作者和讀者的共同的「青春化」。2004年2月2日的《時代》周刊亞洲版的封面用了一個中國的少女作家春樹的形象作為封面，並將春樹和韓寒等人作為八十年代出生的中國新一代的代表。並且創造了一個從中文借來的英文詞：「linglei」來形容他們的崛起。這裡的「另類」一詞其實是一個英文詞「alternative」的意譯。今天《時代》周刊又把這個詞從中文音譯回去，也是給了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的變化一個有趣的註腳。這一報道其實顯示了近年來出現在中國的「青春化寫作」崛起產生的文化意義已經浮上了檯面。中國少年的文化經驗已經變成了中國的全球化的一個形象，也在迅速地全球化，成為中國在「和平崛起」中的形象的一個部分，也是這個發生著劇烈變化的「新新中國」的某種象徵。今天的「青春化寫作」卻是一種和主流的文學界毫不相關的新的全球化時代的大眾文化和市場的現象。但文學的市場格局被他們改變了，文學市場的最為引人注目的明星居然是一些口出狂言，敏感而自負的少年。少年的一朝成名動搖了原有的文學秩序。「文學」的概念和價值判斷的標準都面臨衝擊。毫無疑問，這些幾乎毫無寫作的經驗的少年人的試筆之作對於許多成年人來說幾乎完全看不出任何妙處，往往會被視為胡言亂語，或膚淺的自我表達，這卻受到了和作者同樣年輕的讀者的追捧和歡呼。這些現象的矛盾性在於，這種「青春化寫作」儼然已經佔據了文學市場的重要位置，卻仍然被許多人看成不等大雅之堂的莫名其妙的流行讀物。這種寫作的風格和內容仍然是「不成熟」的，卻成了不脛而走的新的文化象徵。「青春化寫作」引發的震動有兩個有趣之處：一是這種震動幾乎完全是在完全和主流的文學界沒有聯繫，也和文學批評的話語沒有聯繫的情況下出現的。無論是主流的「純文學」還是主流的和大眾文化相關聯的通俗文學其實都和這種「青春化寫作」有嚴重的斷裂。文學界幾乎沒有對於這些現象作出反應，而文學市場的格局就已經改變了。「青春化寫作」的出現是和正統的文學界的話語方式和運作完全不同的新的存在。在受到市場支配的文學出版業對於他們的追捧越來越劇烈的同時，好像文學界仍然保持沉默。他們是和主流的文學平行的存在。二是這些寫作的市場也是完全依賴一個與主流文學的市場不同的空間來運作的。他們的讀者也和主流文學大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那些作者的同代人。他們原來似乎僅僅是一種成人主流文學邊緣的「兒童文學」的對象，是文學市場的最邊緣的力量，常常被視而不見，但今天這個青少年的巨大的閱讀市場已經是任何人不能視而不見的了。它沒有動搖文學界的批評和閱讀機制，卻動搖了作為這一機制賴以生存的基礎的出版的機制。讓文學出版隨他們的崛起而舞動。這當然和出版的市場化以及青少年成為文化消費的關鍵性的主導力量緊密相關。一方面，出版的市場化使得任何出版社都強烈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少年寫作雖然得不到主流文學界的認可，卻受到市場的歡迎，出版業當然將它視為新的巨大的增長點。同時，青少年的消費已經成為文化消費的主導力量。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的「中等收入者」的家庭收入大規模增長，這為青少年的消費能力提供了來自於家庭的保障，家庭有了相當多的餘裕提供孩子的消費滿足，而青少年不需要在如房地產這樣的家庭主流消費中投入，所以文化消費的能力極強。青少年強烈的文化消費的意願導致了如電子遊戲等新興產業的高度增長，也創造了一種青少年的獨特的閱讀市場。於是，「小鬼當家」的文學的低齡化的運動就一發不可收拾地形成了巨大的新興產業。這種「青春化寫作」的發展乃是青少年文化的獨特性的產物。這種寫作具有非常明確的電子遊戲和網路時代青少年的文化特徵。它一般具有下面的幾個特徵：首先，它的情節和故事往往都是片段性的，是由情緒的片斷的連綴和流動來展現個人的私密世界。故事情節的線索都極端的不明晰，往往僅僅是一些生活斷片或感情起伏的模糊迷離的線索的即興的書寫。斷斷續續的故事，極短的段落和極短化的句子都將一種來自網路寫作的片斷性展現出來，感覺、印象、情緒、記憶的流動是表達自身的基礎。其次，這些作品的經驗的範圍也僅僅是個人的私生活的瑣碎的事物。如對於長輩的不滿，青春期萌動的感情和不安的衝動。大量對於成年人來說幾乎是沒有趣味和意思的抒情的片段和來自青少年文化自身的文化符號和素材的自由調用展示了一個個人的世界。寫作業已完全私人化了。大量涉及性和私生活的想像的片斷凸現了青少年亞文化對於成年世界的極度矛盾的既反抗又渴望的矛盾的態度，也凸現了新的都市文化對於青少年的衝擊。個體的日常生活的經驗和遊戲式的感情體驗具有絕對的意義和價值，而社會的主流價值似乎無足輕重。小說的對於成年人或者「新文學」的傳統來說非常瑣碎、沒有意思的段落和表達，對於青少年的讀者來說可能具有高度的意義。第三、「青春化寫作」的某種叛逆性和順應性的混合。「青春化寫作」在內容方面表明了一種對於當下的全球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的某種反叛的情緒，卻也在形式和運作方式上順應了這一邏輯。這使得他們受到諸如搖滾、「垮掉的一代」等西方青少年亞文化的影響，對於力爭上遊的邏輯和教育的規範有許多嘲諷，強調「自我」和「自由選擇的意義，表現了一種強烈的浪漫情懷。這和當年八十年代的劉索拉、徐星的反規範的文學不盡相同，那時的反規範乃是對於計劃經濟下的生活方式和價值系統的追問，而今天的反規範則是在一個完全成熟的市場化和全球化的「新新中國」出現的。但這種浪漫卻是完全按照市場的邏輯來運作的，是市場選擇的直接的結果，它根本不可能將浪漫和反叛抽離市場，所以他們所表現的正是一種「物化」的感情。如果沒有中等收入者家庭的支持和市場的選擇，這種反叛和浪漫根本無法存在下去。第五、這種「青春化寫作」是一種亞文學的出現，它是大眾文化和純文學的高度混合，也是對於主流價值的反叛和認同的混合。它一面以反叛的姿態和和發出不同於成人世界的聲音的願望展現了不少激烈的姿態，高度的吸引被消費的趣味所支配的青少年。另一方面，卻是由於閱讀和寫作在傳統上被認為是「學習」「讀書」，而被家長或長輩視為一種相當積極的事情而受到了許多支持和認可。中國的青春化的趨勢是文化發展的總體走向,這個走向的真實含義有兩個方面:一是一個新的豐裕社會業已形成,經過二十多年的社會變革和全球化與市場化的進程,中國經濟的發展為文化的多樣化提供了條件。二是中國出生於相對豐裕的社會中的第一代人已經登上了歷史舞台。，青少年的圖書消費業已展開成為閱讀的主要力量。梁啟超呼喚的「少年中國」有了一個新的展開。這也是一個「新新中國」歷史的新的展開十年過去，文學在「中產化」和「青春化」的方向上走到了今天，它們已經超越了原有的「新文學」的既定的概念，而和一個新的「新世紀文化」相互應和，體現了新新中國在全球化和市場化環境下的新的文學的出現。這種新的文學當然未必是理想化的，但我們就是在這樣的文學中想像自己，書寫時代的。這就是我們的命運，也是我們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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