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危機與經驗空間的轉換

關鍵詞： 全球化 第二現代 世界主義 反身性┊閱讀：774次┊

本文以英國社會學者貝克（Ulrich Beck）、季登斯（Anthony Giddens）與瑞旭（Scott Lash）的觀點，陳述當代社會結構與生活模式所產生的諸多變化，已具備一種「第二現代」（the Second Modern）之性格，並有別於傳統的「現代/後現代」的畫分。本文以「第二現代」及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出發，指出「第一現代」的過度發展，將反過來瓦解掉全球化的市場與民族國家型態，並將產生反省式的文化發展。在反省式的文化發展下，現代理性及寰宇性皆會遭到強大挑戰，社會亦將由內在開始進行自我轉換。人們的文化經驗與空間經驗，包含了各種認同度的養成、生活歧異化的跨國形式、無國界之政治行動組織等等，將有更多樣化的發展。具體而言，本文目的在於，以媒體發展之文化社會思考，探討跨國媒體與文化之「反身性生產」、「流動的空間制度」、「日常生活的世界主義」及「全球在地化」等議題，指出過去的媒體理論已然失去理解全球發展軌跡的能力。因為，在反省式現代性空間下，一種不同的價值以世界主義姿態出現，已呈現更活潑的多樣性。人類社會可能不會只有一種資本主義、一種現代性，而將有更多種的現代性與資本主義。本文以媒介發展為經，理論詮釋為緯，透過對媒體實踐及理論的雙重檢視，反省媒介全球化的思維，期對全球媒體文化有進一步的認識。　　一、現代化的副作用與「第二現代」　　在針對媒體產業討論的學理中，阿多諾（Theodor Adorno）與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提出的「文化工業」理論，一直是最具有批判力道的思想。在「文化工業」分析中，由媒體與符號所造成的文化經濟現象，導致了日趨無意義、同質化、抽象化的世界；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對人類主體性毀壞的文化場景。但這種批判性的分析，也導致了對各種媒體經濟的討論中，註定得到悲觀負面的結論。然而，自90年代起，在對資本主義發展的討論中，另一股「第二現代」的理論討論已興起，為當代媒體提供了另一個面向，也超越了現代與後現代對立的邏輯。　　「第二現代」所關心的社會，是一個呈現快速流動的社會形態，無論是媒體、通訊、影像與信息等，都在全球的範圍之內大量地移動交換。更重要的是，它同時又是對傳統國族與地方性的「反省式」（reflexivity）社會學。這種反省式的概念，由貝克（Ulrich Beck）、季登斯（Anthony Giddens）與瑞旭（Scott Lash）等人在1994年共同發表的《反省式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一書中所提出。與傳統現代性不同，貝克將早期工業社會的發展稱為「第一現代」。在現代/後現代論述中，現代主義者主張的是以秩序/同一性/確定性/安定性為本質，而後現代擁護者則強調失序/差異性/不確定性/不安定性等特色。但「第二現代」的概念，則與一個整體的現代性、或是與斷裂或片斷的後現代都不同。主導「第一現代」是一種簡單的、直線的、可計算性為基礎的工具理性進步觀。「第二現代」則不是有計劃的，而是充滿了偶成性與多樣性；並藉由非直線性的與機遇性的發展概念，開始來拆解現代性所構成的階級社會，並展開個人主義化（Individualization）的命題。[1]　　「第一現代」，或稱簡單式現代化，往往不能明暸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可能產生的風險後果。在一味追求高科技與工業化之後，卻讓社會充滿風險，失去了原本追求的安全保障。人類在此情境之下，即進入了「風險社會」；而解決之道，就在於人們如何反躬自省，進而建構「反省式現代化」，才能建立適當機制以抑制風險。「第二現代」起源於「風險社會」（risk society），而風險社會的分配邏輯，主要是風險分配，它跨越階級、不以財富差別來區分。因為，對貝克而言，風險社會並不是物質匱乏的社會；故傳統上財富分配的邏輯，已由風險分配所取代。這種風險的特質，是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未來性[2]與組織性；[3]其中，「組織性」強調，工業化社會所生產出來的風險不僅是組織性的，而且更是制度性的。這種風險是一種「組織性的不負責任」，具有高度的社會建構性，也摻入了各社會脈絡之中，造成了跨越階級的風險分配。　　風險社會是當代社會的特徵，而「自我反省」則成了第二現代的核心概念。季登斯與瑞旭，即採用知識反省的角度來對應現代化。其中季登斯特彆強調，「制度性的反省」才應該是現代性的特徵。因為，現代化的表現，乃由從前現代社會「對人的信任」轉為對以專家/知識為主的「對系統的信任」，然而由於專家知識自身卻充滿著不確定性，人類的社會活動也因此變成不穩定的冒險活動，最後造成了某種生存的焦慮感（Giddens, 1990）。與季登斯略有不同，貝克針對這種自我反省的特性，則用「自我對質」的「反身性」（reflexivity）這概念，點出非預期的反身作用力，將成為現代化過程中最重要的角色。他認為，這種「非預期的」與「非覺察到的」（unawareness）各種現代化結果，就成為「第二現代」的動力來源。換而言之，現代化過程之「副作用」，將反身式地衝擊回現代性本身，使當代社會變成是一個充滿「副作用」的社會；而「第二現代」就是對準第一現代的危機與副作用，再進行下一步的現代化發展（Beck, 1999）。　　「風險社會」提陳出來的價值，有著全球共通的基礎，因為在第二現代中，不論是政治、經濟上或生態上的危機，風險的傳布是沒有國界的；故現代風險社會，必須置放於全球化脈絡下來解讀。然而，貝克關於「第二現代」中世界的描述，與過去單純的全球化並不一樣。為了詮釋更符合全球發展的社會概念，他進而提出一種「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含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之意），以與「全球主義/全球化」（Globalism/Globalization）進行區隔。在多數論述中，全球化常指一種單向度的經濟擴張，以其全球性分配方式，鼓吹全球市場、新自由主義經濟與去除管制。但這種市場經濟的形式，會在「第一現代」發展的過程中，反過來瓦解掉市場與民族國家，因此必將產生反省式的全球化發展。在反省式的全球化發展下，「世界主義」即包含了各種不同文化認同的養成、生活歧異化的跨國形式、無國界政治行動組織，及更多差異化的人類社會發展（Beck, 2006）。　　貝克以「第二現代」來描述西方工業社會發展之形態轉變；瑞旭（Scott Lash）則重視後工業社會中信息與符號之大符流動，所造成的文化經濟本質上的轉變。因在跨國流動的消費社會內，「媒體」不僅生產了以信息為主的產品，而且這種產品也成了愈來愈多的、擁有美學想像成份的客體。電視、電影、流行音樂等商品的激增，表現在各對象表象符號價值之競逐。這種符號化及美學化的商品，成了當代文化經濟的特徵，也導致當前的全球秩序（或根本是無秩序）轉變成為是一個全球流動式的結構，一個「去中心式」的符號經濟所構成的空間。瑞旭與盧瑞（Celia Lury）及卡斯提爾（Manuel Castells）在各自研究中，都發現到類似的特徵。卡斯提爾，由於關心信息經濟的形成，著重的是信息化社會所產生的全球網路結構及其文化影響。總之，在這些研究之中，現代社會已被消解、被化約為各種人流、信息流、財貨流，及特定符碼流與文化符號流。移動性（mobility），將填補並取代被掏空的現代社會結構或小區之概念，而開啟了另類新的社會學。　　二、從福特主義到反省式的媒體生產　　對瑞旭和厄里（John Urry）而言，這種文化經濟的生產，乃是一種符號經濟及空間經濟（1994）；也是從傳統資本主義現代性，過渡到後工業社會的現象。媒體產業，也由福特主義式生產，轉型為反省式的媒體生產。福特主義（Fordism），指得是福特式生產（早期福特汽車的工業化量產），其主要特色在於在專業分工與專業化的工具下，周期性地生產大量化、規格化的商品。以電視而言，從1920年代的美國開始，到1950年代的大量普及為止，是屬於早期啟動福特製生產的重要媒體類型。基於生產的需要，福特主義促使電視媒體成為一個水平式不斷擴張，而不得不進行垂直整合的媒體巨獸。當來自英美國家為主的媒介整合，在20世紀70—80年代達到一波高峰時，也正反映著在簡單式第一現代社會之下，資本主義核心國家藉由媒體的強勢力量，對全世界帶來的「文化帝國」霸權之隱憂。在當時世界體系的帶動下，這種邊陲國家/半核心國家對核心國家的畏懼，充分表現在這些國家對好萊塢電影的不平衡流通上（見表1），也曾引起學術界的一片撻伐（見Herman & Chomsky，1994；Herman & McChesney，1997；Schiller，1989；Wilkin，2001）。　　表1：好萊塢與全球電影市場的不平衡流通　　

　　資料來源：M. Wayne (2003). Post-Fordism, monopoly capitalism, and Hollywood』s media industrial complex.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1), pp. 91.　　儘管對於媒體帝國與全球媒體集中化的批判，已成為當代學術討論的重心；但事實上，在媒體經濟中，產業的發展卻並非真如早期現代化式如此的可預期。部分媒體的大眾消費，明顯發生下降情況。加上市場交易條件的惡化，導致包括了電影、電視、出版與流行音樂都產生了某種垂直式解體。垂直式解體的結果，免不了導致生產的重組與委託外製之興起，而這種「後組織化」的彈性生產方式，較福特主義更為複雜且變幻無常。譬如在歐洲，英國第四頻道（Channel 4）在80年代開播起，就開啟了電視業外製的發展模式。這種電視台本身不擁有攝影棚，而全部節目皆來自外購，基本瓦解了電視生產鏈上從製作、包裝與映演信道必須整合的傳統操作。而獨立電視台公司及獨立製片人的興起，也導致了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的成本削減。而彈性生產方式之成功，也迫使英國及歐洲地區的電視台，也都開始追隨這種方式（Robins，1989）。這種垂直式解體，意味著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時代，信息生產鏈上的製造或生產部門，被迫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在媒體界過去居於輔助地位的產業金融、市場經營，甚至營銷設計部門。　　英國第四頻道只是開啟了電視新的生產模式，緊接著則是這種彈性生產模式的空間擴散。隨著衛星、有線電視及光纖化的電視世界來臨，多頻道對更多節目的需求，再加上跨越國界的市場擴張，電視節目商品的生產周期被迫更加快速，並且隨時必須提供的類型也要更多，因此，其生產不僅專業化，也更加地彈性化，也讓傳統垂直生產鏈的產制流程更加扁平化。此外，為了能在銷售上達到福特製生產時的產量水平，因此必須倚靠更快速的創新。亦即，彈性生產既是創新密集，也必須是知識密集型流程，方能響應後工業社會或信息社會的本質---信息與知識密集。因此，這種後福特主義彈性生產方式，也即是後工業化的生產方式。　　信息產業，構成了後工業化生產方式的基礎，而媒體更是其活潑的文化形式。因此，在文化產業中，不論流行音樂或是電視產業，都是典型以創新與開發新商品為主要導向，而「生產製作」只是作為輔助機制而已。這也就意味著，在傳統文化工業中，對「文化商品化」的理論就容易產生不合時宜的演繹。譬如，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urt School）中提到具神聖光環的文化，已經在商品化過程中淪為一種製造業，此說法便難以解釋當前文化經濟的創意與創新特質。因為對瑞旭和厄里而言，這種文化生產本身已經不僅是彈性生產，更已是一種反省式的生產了（1994）。文化與商品的關係，並不是文化必須成為商品才可以販賣；而是所有商品的生產已開始反身自省，因唯有商品成為文化，才有機會進入市場。[4]媒體產業，成為文化經濟中重要的組成份子，也表示了：不再是商品製造業提供模型，讓文化跟進而作販賣。而是，文化產業自己提供了發展模型，而這種模型本身即是一種文化與創意的深思熟慮。　　當然，文化的商品成為當代社會經濟的支柱，也必須在相關社會條件成熟下的後工業社會才得可行。在這過程中，有二個重要的反省式層面：一方面是，勞動生產力的自我檢討與反省；第二則是，消費者/閱聽人的自我批判與反省行為。 從生產端來看，在彈性生產模式之下，生產不僅是後福特主義式，也是一種反省式的。就如前面所提的，生產不但須注入更多的知識創新，在媒體中更須強化文化或象徵符號之處理能力。正因為如此，創新與創意必須融入生產線中，並逐漸縮小了單純製造環節的空間。瑞旭和厄里強調，這種生產必定是「設計密集型」，符號價值必然因此而挑戰了傳統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1994）。另一方面，對閱聽人而言，並非對所有來自媒體的商品皆全盤接收；閱聽眾對於文化的感受度，將思索著媒體訊息的社會影響；甚至對個人的媒體接收行為都有一定的檢討與擔憂，而自行發展出具批判力或反省的文化解讀。在反省式的接收下，個人主體也逐漸發展出屬於個人式的詮釋與消費樣式，而導致了社會的「個人主義化」（Beck，1986，2000，2002）。進而，這種個人主義化的社會，消解了傳統社會中以「階級」為主要典範的社會文化分析模式，也讓傳統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基礎產生了動搖。　　三、資本流動的空間與其反作用力　　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只在固定之國內市場或社會體制之間進行著。在全球化的世代里，依人口、財務、貨品與信息的流動上而言，它更是一種「空間調控」的制度。而這制度，也已成為資本主義的新核心（Lash & Urry，1994）。譬如，舊有的福特主義生產方式，仰賴一套完整的生產網路，其中金融和信息等環結是輔助工業生產的次等要素。但在後福特主義時代，金融與信息躍升為提供服務的最重要角色。並由全球經略中，散布在各處的全球性城市而產生新的空間制度，而該制度的本身顯然已是「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即全球性的地方特色化）的了。然而，在影視產業中，這種全球市場的空間分布，卻也是不對稱的（見表2）。當媒體空間在跨國流通過程中，常產生大規模的斷裂；很多原本仰賴「國家」力量而進行的經濟調控，卻未在此刻及時銜接於全球化媒體的空間制度，其經濟空間也就立即出現掏空現象。在這過程中，國族的角色不得不因為全球化過程而產生弱化，新的跨國公司以新的組織形態出現，用新的混合調控系統而崛起於全球市場。　　跨國組織，以新的調控系統運籌於全球空間而取得優勢。在採取跨國型組織結構中，其空間制度甚具彈性，媒體核心資源部分可能保留於母公司，但更重要的是，它也集中部分其它資源於海外子公司，並直接由該位置再傳遞至其它分公司。這種資源調度形成一個整合網路。它的生產模式，是對福特主義的修正，其組件、產品、資源及技術等均以跨國化管理進行，海外媒體子公司或策略聯盟企業，會因應各自專長與資源分配而負不同責任；以求得用全球效率來對「地方差異」作出適當反應。因此，這種彈性跨國流通生產，同樣是也一種反思性的。　　表2：全球前十大類型節目輸出國（以總小時數排列）　　

　　資料來源：World Trade in Television Formats. Screen Digest, April, 2005, pp. 100-101.　　梅鐸（Rupert Murdock）手中的媒體集團News Corporation便是極力轉型為全球彈性生產的跨國式型態。他對全球各市場都進行大規模的投資，特別是延著全世界龐大而待開發的區域市場前進，如亞洲的大中華地區與印度地區。在早期，News Corporation帶有強烈的「多中心」或「地主國傾向」色彩（polycentric or host-country oriented）。以多國型、在地化之擴張，將自己視為是個別國家內地區市場的一員，並儘可能地建立當地頻道與子公司，而併購當地媒體也就成為其主要手段。除了全球型頻道如ESPN STAR和National Geographic外, 在90年代初也收購了STAR TV以覆蓋亞洲電視市場。 STAR的泛亞洲策略在90年代中後期逐漸調整，到21世紀初這頻道己成熟為龐大的亞洲品牌傘，但同時發展了在各大跨國媒體中，為數最多的地方頻道與節目。各頻道如衛視中文台、衛視電影台與星空衛視的知名度，都是建立在地生產的節目內容，而非其News Corporation的全球知名度之上。此外，News Corporation全球散布的製作單位，亦展現海外子公司獨立自主的運作能力，其華語節目乃由台灣、香港與大陸獨力製作或合制，不僅提供了在大中華市場所需的內容，這些華文節目更能讓News Corporation分銷到其在歐洲與北美的海外華人社群，也讓梅鐸在海外華人市場較其它全球媒體企業更具競爭優勢。雖然其在台灣、香港與大陸的部門本質上是獨立運作，但它們也同時可提供給母公司及其它全球散布的海外子公司必要的支持，而建立起一個互助的網路結構。　　儘管表面上，跨國媒體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實際上，全球化也導致了少數寡頭壟斷的媒體公司的力量被縮小。瑞旭與厄里（1994）指出，當全球化剝奪了民族國家部分權力，而賦予了跨國公司力量時，卻也同樣損害了跨國公司對於母國國內產品市場的壟斷權。如果將瑞旭與厄里的說法對照於當代全球前七大媒體企業，似乎不能呼應現狀，因為以美國為基礎的Time Warner、Viacom、Walt Disney、NBC Universal，及後來轉移總部到紐約的News Corporation等跨國媒體，其實目前仍為美國國內市場上之少數壟斷的媒體集團。然而，如果把媒介全球化的過程以新媒體空間的角度審視，這些跨國媒體集團在全球擴張時，的確伴隨著組織的內部掏空。內部掏空一則由於後福特式的垂直解體，迫使跨國公司不得不集中力量在核心部門，特別是高度集中在掌握資金與版權方面的能力，並積極投入於研發與設計工作上。其次，由於生產部門的外包或外購，因此仰賴非本國性的中小外圍媒體支持或獨立製作的生產，就顯得更為重要。跨國媒體公司在此時需要的是與全球在地進行合作或建立關係，這種關係可以是獨立設置海外子公司、併購當地小型媒體、建立策略聯盟夥伴關係，或甚至只是單純的節目購買，都成為全球在地化的媒體空間型式。從全球觀點而言，這些型式都顯示了垂直解體的情況，不只是發生在傳統采福特製的母國市場，更是由於媒體空間的轉變，導致跨國電視不得不在全球擴張時，逐步將資源或核心權力移往全球市場，而相對釋出或弱化了在母國的基礎。　　在全球化媒體產業里，在其生產線的垂直解體過程里，資金與版權成了最後不可放棄的核心要素。而電視產業的彈性生產，則表現在多重任務的執行與勞動人力之精減，及整體成本的降低。也就是說，在新資本主義的空間制度內，彈性的工作安排成為市場常態。然而如果是獨立製作，由於資源的有限，往往無法進行長期性地電視節目製作，而須依靠市場上其它資金的挹助。這種情況，在生產端，反而使得跨國媒體大亨在具體的生產在線造成瓦解。也因此，全球化空間不再只是由少數跨國媒體所主導。在這個層次上，全球化也助長著一種「世界主義」氛圍的成長，意味著把反省式批判的思考方式，延伸到了其它空間與區域的機會。正如同早期工業革命的生產方式，使資本主義下的現代性成為主宰社會發展的力量；這種世界主義式的延伸，也宣示著反省式文化原則或將成為普遍的文化性格。亦即，地方文化特性將漸被納入一種全球性流動的空間脈絡中，構成了「第二現代」的文化空間。　　在反省式的現代化中，民族國家亦將式微。這指的是，國家功能之弱勢特別顯現在對全球資本主義的無能為力。然而，這並不代表民族主義就此衰退，它正確的意涵乃是：民族國家之「貨櫃式」想像，已不再適用。這種「社會貨櫃理論」強調社會一定是某一國家的社會，宛如社會一定得盛裝在國家這個貨櫃或容器（Container）之內，社會的界線與民族、國家的界線乃完全一致。[5]當民族國家的「容器」想像，顯得岌岌可危；意即，力求經濟擴張的全球主義利刃，現在又回過頭來痛擊當初創造、發明它的國家。除集中化的崩解衝擊之外，資本主義全球化對國家衝擊的另一項原因，是企業生產方式的全球分散。在媒體產制體系，通常是由跨國電視鑒於生產當地節目的不可行，因而改采折衷型式，如區域化的生產方式。其中，CNN與BCC Worldwide都是典型的區域型操作。CNN首先將海外版圖劃分成數個區域，包括亞特蘭大、倫敦、香港及墨西哥城等，再進行區域生產及全球新聞交流。CNN在華語市場及亞洲市場的生產、發行和販賣則經由CNN在香港的區域中心，CNN的成功也就依賴其香港為中心的區域化管理，再輔以地方分支機構（如北京辦事處）的合作。全球主義（globalism）帶著早期資本主義精神，它通常指一個由上而下的全球化，是一個利於強國公司與政治菁英的過程。但這種「跨國化」實踐則不然，它是一個從下到上的過程，超越國界、聯繫不同社會需求，到日常生活形式的多樣化轉變。而這種形式的轉變，也正是世界主義的論證基礎。　　四、日常生活的世界主義化與經驗轉換　　除了資本主義的反作用力之外，民族國家作為一社會的「容器」將自行解體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政治、經濟、學術領域，乃迄於日常生活當中所產生之「社會內部全球化」的現象。這種社會內部的全球化所指涉的，是旅遊行動、多國語言經驗，再加上傳播媒體的運作，如更廣泛而密集的跨國報導等，這些都是導致社會從內部開始出現全球化。社會內部的全球化，也就是「內在的世界主義化」（inner cosmopolitanization）。就媒體而言，透過媒介帶來的跨國性的「觀念流通」；它使得一個傳統國家之內可以產生另類的文化經驗與社會關係，並提供了在政治上實踐多元文化及世界化的傾向。　　用貝克的概念理解，這種發生在日常生活的世界主義化，實為「平庸的世界主義」（banal cosmopolitanism）（Beck，2006）。它與當前全球性的消費社會發展密切相關；而在不同的學術領域中，往往對這種消費文化的構成也毀譽參半，例如大眾文化與享樂愉悅文化就常遭到批判。但可確信的是，消費社會的確為現代性帶來不可遏抑的副作用，故也是一種「副作用之世界主義化」（side-effect cosmopolitanization）。其最重要之處，在於消費社會已將世界主義本身給商品化了。在世界主義之內，文化差異性（而非同構型）因而成為受歡迎的商品形式。在這過程中，媒體扮演關鍵的連結角色，以維繫全球文化的流通與告知。在全世界，跨國頻道成為一日常生活中最佳的聯繫全球與地方的行動者，其中風格愈獨特者，愈能產生文化效果。例如，有別於CNN的英國BBC Worldwide及定位在知識性頻道的Discovery Channel，這兩家媒體在台灣及亞洲同樣擁有廣大市場。　　針對不同市場，Discovery在香港提供了五個頻道組合，包括了Animal Planet、Discovery Travel & Adventure、Discovery Health、Discovery Science及Discovery Hobbies & Adventure。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Discovery Channel本身是亞洲最受歡迎的頻道外，旗下訴諸於異國情調與生活風格的Discovery Travel & Adventure在短時間內即在眾跨國頻道中脫穎而出。對旅遊風格同樣重視的趨勢也由台灣在2004年引進了Discovery Science及Discovery Hobbies & Living等頻道中被意識到。其中，Discovery Hobbies & Living在一年後更直接被改名為Travel & Living Channel，指出了消費旅遊與品味文化已是普遍性、世界主義式的社會建構。在這種平庸的世界主義中，人們不由自主地透過大眾媒體接收充滿異國情調的影像，而投入對異文化的軀體、美貌、食物及音樂等文化產品的浪漫想像。進而黑人音樂、中南美拉丁風情、歐式文化生活形態等，都成了個人消費的商品，並且讓在地球另一端的文化他者主動模仿學習，例如打扮黑人髮型，穿著印有英國城堡的T-shirt等。在現代化的副作用下，人們從自身主體上展示平庸的世界主義印記，而非原先的國族主義印記。隨著個人日常生活網路的向世界開放，人們因此實踐與培養出愈發高階的全球性與相互依賴性。　　平庸世界主義的另一個展示場域，在於「類型市場」（format market）的崛起。特別是問答節目（quiz show）與真人秀電視（reality TV）的節目類型上。傳統上，電視市場鎖定的是特定的閱聽群，這一向是不容易跨越收視界線的媒體現象。然而近幾年來，由機智問答節目帶動的「超級電視類型」迅速穿越國族疆界，而更令電視產業震驚的，是隨之而起的是另一個更具市場接受度的歌唱與模特兒選秀節目，也引導了新的全球風潮。由英國發跡的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FremantlMedia的The X Factor，美國的American Idle及American Next Top Model，成為在內容之外，以充滿多樣性與不確定性的風格，形成一股由下而上，但充滿實踐動力的文化運行模式。同樣的益智問答節目在過去十年間征服歐洲、印度、香港與台灣市場，不僅如此，歌唱選秀節目的影響力也進入了原本較封閉的中國大陸市場，也曾引發某種形式的疑慮，從大陸的《超級女聲》到台灣的《超級星光大道》，超級電視類型成為日常生活世界主義化的另類文化範本。　　五、媒介的全球在地化　　隨著跨國資本、勞動、商品及符號的跨時空流動，對資本主義現代性又造成了雙重的影響。首先，跨國媒體的地方性運作，是一種後工業式與反省式的。跨國媒體為求地方市場的接受，單純仰賴傳統母國式（歐美文化）的內容或節目是不可行的。在這種跨國資本主義空間中，赤裸裸的西方文化糧食已不再如早期的強勢。跨國電視原本是一種現代化的操作，即對文化帝國母體之節目的著迷，卻轉而成為地方市場對在地文化的熟悉與偏好。這是因為，布局全球的操作策略，正如同季登斯（1990）所指出的，不斷地遭遇到原本理性知識所無法解決的不確定性。「第一現代」發展的無能，即成為「第二現代」發展的動力。使媒體對專家/知識為主的信任受到質疑，不得不採取反省式的方式、不斷自我改革並擴張在地化知識，以求將風險降到最低。而其自我改革與提醒之原則，即是「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發展。　　從90年代起，跨國電視的「全球化」就與多樣性的「在地化」同時發展。後者，更是決定跨國頻道和節目成長與否的關鍵。這種跨國經營的在地化趨勢，呼應了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早在1992年就提出的「全球在地」（glocal）傾向。全球在地化，再一次挑戰全球/在地對立的關係，但是否就產生了全球化的消解? 事實上不然，在地化不但沒有弱化跨國媒體經營，反而更助長「後組織化」資本主義的擴張。從News Corporation、Viacom和CNBC的運作，都可發現這個趨勢。Viacom的MTV頻道，向來因其經營哲學——「全球思考，在地行動」（Think Global, Act Local）而受推崇。不過，更早的模式是由News Corporation在其Channel [V]於亞洲地區建立了區域化/地方化的頻道分化，並取得市場優勢之後而建立起來的。直到2006年，Channel [V]和MTV Asia已分別在亞洲提供六個與10個之多的頻道組合，因此當有Channel [V] Mainland China和Channel [V] Taiwan，也就有MTV China和MTV Mandarin（Ellis，2001：167）。類似模式設立在地化的頻道還有News Corporation旗下熱門的ESPN STAR Sports及NBC Universal的CNBC頻道。同樣在2006年，CNBC在亞洲已有了七個頻道而ESPN STAR Sports則已演化成13個。頻道如ESPN Taiwan、ESPN Hong Kong、STAR Sports Taiwan、STAR Sports Hong Kong與Xing Kong Sports等，給了News Corporation更多的彈性去適應大陸、台灣和香港等地不同的觀眾偏好。　　媒體經濟的跨時空流動，在自我反省與矯正的過程中，不只垂直性地解構了媒體集團，更由於全球在地化的操作（例如上述的海外子公司、併購、策略聯盟，及節目購買等），產生了由中央集權式的經營轉為跨國彈性生產式的網路狀態。這種狀況，造成反省式現代化最典型的全球網路結構。在電視全球化中，跨國媒體不得不與地方生產部門或獨立製作進行合作。然而，這種在地化的情勢並不是全球各地都普遍均衡，而是發生在全球區域性的重要城市中，也就是更加世界主義式的國際網路中。於是，News Corporation旗下STAR TV除了在印度已是最受歡迎的境外頻道，梅鐸卻仍然更積極投入於該市場的投資。[6]在英國，BBC Worldwide也致力於亞洲（特別是中國）與拉丁美洲的市場，為其在英國虧損連連的BBC公共集團平衡財務赤字。[7]跨國電視在反省式的垂直解體中，將媒體經濟進行空間分散。並在世界上選擇富裕市場網路中，又從空間角度進行再集合、再整合。因為跨國公司空間分散的結果，使得它們與更大的信息社會網路結合在一起，儘管是斷裂的、不對稱的，但確是流動的、網路狀地又結合回來，造成跨國電視媒體空間的制度化。　　傳播媒介的「全球在地化」，說明了文明發展的一種大趨勢，其實也激發了對第一現代化的挑戰。一方面，由於全球化所構成的分化整合複雜度愈來愈高，當中牽涉到的變數與不確定性愈來愈強，所涉及價值爭議也愈來愈大，而面對問題所要作出判斷與決定的時間卻愈來愈短；因此，舊有的全球主義與中央集權式地控制、計算與操作模式，遂不可行。另一方面，由於媒介全球化通常具有國家安全與道德的爭議性，實踐上並充滿價值的矛盾或兩難，包括全球各地社群認同危機、文化侵略、網路性別歧視、新(知識)經濟階級的落差等等，都構成了媒介「全球在地化」衍生的危機與副作用。如果，將此危機加以深究，可以發現「全球在地化」的風險有二大主軸：一方面，是由於民族國家媒體工業的線性延伸可能導致的危機，例如媒介集中化導致全球媒體工業的不對稱傾斜。另一方面，乃肇因於全球在地化後，擴張成全球不同地區多點、多線的運作網，與在地社會的特殊性產生的互動影響。也就是說，當跨國媒體與全球各地不同的在地政治、傳統、制度、文化及社會監督力量產生衝突時，就會累積成相同/不同的危機，多點/多線相互激蕩。而這又將成為「第二現代」自我對質與自我修正的動力來源。譬如，News Corporation旗下Channel [V]在亞洲的在地化，乃是由於媒介全球化之後，跨國媒體、在地政府（中國、印度，甚至是香港及台灣）、及公眾品味（地域性的文化偏好）三個行動者之間的衝突後，再加以自我調整的結果。　　六、結論　　本文檢討福特主義到後工業社會生產方式的轉變，而對當前全球媒介發展狀態進行解讀。本文指出，由早期現代社會工具理性不斷擴張而產生的風險，迫使全球社會或早或晚，皆產生新一波的社會運動。這種面對媒介全球化風險所產生的修正行動，也發展成全球媒體與在地協商的實踐行為，並形成跨國網路或信息聯機的模式，而成為普遍式的世界主義。這種世界主義，用貝克說法，是由過去對全球那種「大熔爐」（melting pot）的隱喻（即「第一現代」的整合模式），換為一種「色拉碗」（salad bowl）的比域來取代，社會變成一個由「去領域化」的諸多元素所構成的彼此相系，卻又相互矛盾的想像世界（2006）。這個流動空間，雖然是網路分層的，但與以馬克斯為基礎的階級典範不同，它是「去階級」的。再者，這個空間雖然是全球的，但又與國家為單位的「世界體系」概念不同，它是世界主義式的，是「去傳統疆界式」的，是「去國族式」的。　　這種世界主義，雖造成了傳統現代主義的崩解，但仍有無法控制與預測的副作用。這導致全球市場空間制度，以及閱聽人的經驗空間，不斷產生衍譯、變異。如此，也產生了足夠的動力，讓人們繼續探索更適當的第二現代社會。因為，即使全球在地化，已經對簡單式全球主義作出反省，它仍然不是未來永續發展的保證。當全球社會愈來愈走向「流動性」，並建構了一個卡斯提爾（1996）所強調的，不斷盤旋擴大、彼此糾葛網路社會時，其產生的問題與對未來的視野，皆充滿了高度的不確定性。任何當前短期的風險解決，包括全球在地化在內，都只能算是暫時的策略。對整體或中長期的文明社會風險，其實仍無法完全被歸納或被掌握。然而，在反省式現代性的發展空間下，不同的普世價值已經成為可能。或許，人類社會也應該揚棄只有一種資本主義、一種現代社會的觀念，而探索出更多種的現代性之可能。　　The Age of Side-effects: Global Crisis and the Transfer of Spatial Experience　　ZHENG Zhi-wen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Providence University，Taichung，43301，China）　　Abstract: British scholars like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after analyzing the contemporary societal changes, proposed the idea of 「the Second Modern」. This paper is an effort to follow this idea and to adop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at it ensues, to analyze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of global media culture. Reflexive modernity or reflexive cultural practice would become the key issues in this discussion. It argues that modernity and modern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have inadvertently undermined the global capitalist society itself. In the end, a possible new cosmopolitanism could emerge. But this new cosmopolitanism would also be examined as to which it is a truly viable concept or just a banal cultural production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first modernity.　　Key words: Globalization；the Second Modern；Cosmopolitanism；Reflexivity　　（作者簡介：鄭志文，男，台灣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原載《中國傳媒報告》(China Media Report)2008年第4期[注釋][1]劉維公（2000）.不是「後現代」是「第二現代」：介紹貝克（Ulrich Beck）與季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現代性分析.當代，154，10-19.[2]由於風險是一種機率的計算，因此可在事前即看見未來可能的後果，而對未來產生懷疑，也因此風險較重視的是「未來」，而「過去」對「現在」的決定權將不再如以往。[3]胡正光（2003）.風險社會中的正義問題：對「風險」與「風險社會」之批判.哲學與文化，30（11），147-163.[4]劉維公（2001a）.愛情與現代性：評Ulrich Beck與Elisabeth Beck-Gernsheim《愛情之完全正常混亂》.東吳社會學報，10，299-311.[5]孫治本（2000）.學習型理性：與貝克（Ulrich Beck）談第二現代.當代，38，4-13.[6]例如在2008年8月，當梅鐸親自為旗下Dow Jones India Titans 30 Index的剪綵而訪問孟買時，又表示將加碼投資一億美元在六個新的印度地區性頻道，而全部都將歸入STAR品牌之下。[7]到2008年3月為止，由於海外市場與商營得宜，BBC Worldwide年度盈餘提高了17%，獲利1.18億英鎊，而主要原因即在海外銷售比例由46%提高到49%。[參考文獻] [1]周桂田（2001）.科學風險：多元共識之風險建構.顧忠華編.第二現代：風險社會的出路（47-75頁）.台北：巨流.[Zhou Guitia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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