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鐵生的精神空間

史鐵生是一位思考型作家。在紙與筆的世界裡，史鐵生從個體出發構建了人本困境下的精神家園，歷經精神煉獄，從容地完成了形而上的艱難求索，從而以理性與智慧發掘出「過程即目的」的哲學蘊涵，探尋到突破生存困境的精神之路。作為啟蒙者，史鐵生的生命沉潛內蘊著對人類的終極關懷和對愛與心愿的積極弘揚。本文試圖通過透視其部分作品，對其精神空間進行梳理。　　　　悲情的極地是渴念，史鐵生渴念歡歌，渴念在理性與智性中完成自身命運的完美救贖。命運的不期然性有時會超出生命個體固有的思維框架，而當命運試圖改變人生現有軌跡時，史鐵生選擇了沉默的堅守，頑強的抗爭。我們沒有能力選擇命運，但我們有理由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史鐵生正是如此，他的人生充滿艱辛和苦難，然而我們更多的是看到他達觀與超脫的心態。周國平先生認為，困頓中的史鐵生對自身的「命運」、「執迷」、「妄念」既能夠「居高臨下俯瞰」又能夠「冷眼旁觀」。因此，作家特有的精神潛質演繹出了反抗絕望與虛無，構建過程美學與生命哲學，探尋生存價值與個體慾望的大寫人生，睿智並從容地完成了形而上的艱難求索。史鐵生精神空間的構建依靠的是對生命本體價值的追問，依靠的是自身無師自通的哲學智慧。　　　　一、拷問：生存還是死亡　　　　莎士比亞在《哈姆萊特》中寫道：「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對「生存還是死亡」的思考，源於作家21歲時雙腿失去了走路的自由，以後便與輪椅整日為伴。史鐵生在「最狂妄的年齡」是懷有憧憬與夢想的，在生存困境與精神荒原的雙重擠壓之下，透過作家悲情的眸子我們能夠領悟到他堅毅目光下的對超越困苦與自身艱難跋涉的兩難心理。黑暗與光明，逃避與面對，相隔只有一層紙。　　　　跨過一層紙的距離，既需要時間與空間的轉換，又需要心靈的洞察與體味，甚至是自我意識的徘徊與糾纏。《山頂上的傳說》作者以自身現象為依據塑造了殘疾青年的一系列人生遭遇，他為了逃避世俗的歧視寧願選擇獨居荒島；他渴望以寫作的方式獲得心靈境遇的滿足與突圍；他幻想自身取得的成功與身體殘疾沒有必然的關係，不需要他者的悲憫與同情，反之需要善意與理解；他在生與死的十字路口做過掙扎與抉擇……殘疾青年在努力地求取自尊的同時，心裡也始終帶有「似乎殘疾的身體必然配備著殘廢的靈魂」這樣的陰影。小說試圖以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引發起作家本人及讀者的共同思考：對生命意義的追問與審視離不開對自身靈與肉矛盾的解讀與闡釋，撥響心靈之弦是在帶有勇氣與敬畏的生命意識下開始的，永恆的生命律動需要理性命運觀的支撐與觀照。　　　　又如，《毒藥》中的一個失敗者坦言：「既然我隨時都可以選擇死,又何必這麼急著去死呢」,「死是一件無論怎樣耽擱也不會錯過的事,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從《沒有太陽的角落》、《我之舞》等作品裡我們也都能看到困境中的人們精神世界與主觀願望之間的距離，都能看到殘缺人生過程中的「苦難」與「罪孽」。更為重要的是，歷經精神的煉獄，現實中的史鐵生以一種睿智的眼光發現了苦難存在的必然性，命運存在的必然性，人本身及生命本身存在的必然性。　　　　史鐵生在多篇作品裡寫下了諸多有著類似不幸命運的人物，在完成作品人物對自身處境的反思與拷問後，其實作家本人也完成了對自我命運與人類共同命運的哲理性訴求。他對殘疾有了自己的看法：「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殘疾」。跨越生理殘疾和心理殘疾後，他發現「限制即殘疾」，這也就意味著，「殘疾」普遍存在於人類個體中，「殘疾」即人本困境。透過「限制」我們可以發現「殘疾」真實的存在或者虛無的存在，因此我們也可以把殘疾理解為人類的「精神困境」。從對「殘疾人」的思考與追問又上升到對「人的殘疾」的延伸與憂慮，史鐵生憑藉不斷的思考從個人精神自救出發升華到對人本困境的終極關懷。進而在其作品《自言自語》中他又具體指出了人與生俱來所面臨的三大根本精神困境：「一是人生來就有慾望，人實現慾望的能力永遠趕不上他慾望的能力，這是一個永恆的距離。這意味著痛苦」，「二是人生來註定只能是自己，人生來註定是活在無數他人中間並且無法與他人徹底溝通。這意味著孤獨」，「三是人生來不想死,可是人生來就是在走向死。這意味著恐懼。」[1]（P40）警醒與審視著的史鐵生對自身生命苦難的體味，對人類普遍的生存困境的執著關懷是從對「生存與死亡」的不倦思考中開始的。　　　　二、信仰與信念：突圍人本困境的途徑和動力　　　　既然史鐵生承認「死比活還難」，承認「一個人，出生了，這就不再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而只是上帝交給他的一個事實；上帝在交給我們這件事實的時候，已經順便保證了它的結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於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2]（P8），那麼擺脫世俗偏見、超越個人極限心理，堅定而又從容地完成人生之旅就不再是一個可以逃避的問題了。　　　　從精神虛無到嘗試寫作。客觀地講，史鐵生的精神自救與寫作是分不開的，思考是作家深入生活的方式，而寫作正是作家表達生活的方式。史鐵生駕馭寫作為「活下去」找到了合乎自身的「形式」，而背後的「內容」則是為自己為他者找到了精神家園，即使是在血液透析期間，史鐵生也沒有忘記寫作。馬克思說過，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既然人是屬於人本身這個生活群體的，那麼人就應該回歸到社會關係中來，任何一種渴望完全擺脫都是對社會群體的否定，對自身失去信心的表現。史鐵生為了讓生活不只是「一個生物過程」，而是「一個充實、旺盛、快樂和鎮靜的精神過程」，他堅持通過寫作實現個體與群體的對接，他者與我者的溝通，他在作品中多次談到，「寫作是為了活著」、「因為我活著，我才不得不寫作」。從寫作《法學教授及其夫人》開始涉足文壇到《我的遙遠的清平灣》獲獎，再到《我與地壇》家喻戶曉一直到長篇小說《務虛筆記》問世，史鐵生在筆與紙的世界中，同構了感性與理性的多維空間，展現了思維向度的不斷轉換、自我人生角色的轉變並且拓寬了洞察世俗人生的廣度與深度的多種視角。寫作讓其收穫的不只是表達心聲、心境的視覺符號，更是收穫了一種「殘疾人」從渴求跨進社會群體時的不安與焦慮到融入社會並獲得自尊與自重的平和心態。寫作與個體生命的同構完成了自我認同與社會群體認同的結合，史鐵生步履維艱的生活軌跡里從而隱藏著淡淡的文字，這一點最為突出的例子，就是《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奶奶的星星》、《務虛筆記》、《老屋小記》、《病隙碎筆》等作品相繼摘得一個又一個獎項。　　　　從群體悲憫到宗教情懷。逼近心魂，用靈魂寫作，文字從而彰顯出了生命的魅力，史鐵生始終執著於精神恆途的探尋。《命若琴弦》中的老瞎子為了獲得重見光明的藥方和藥引而堅持要彈斷一千根琴弦，《山頂上的傳說》中的殘疾青年為了找回聊以慰藉的「點子」而費盡周折，《我與地壇》中的漂亮弱智的小姑娘遭到別人的戲耍，他們在不幸的命運旅途中誠然需要愛與溫暖，但現實中漠視、冷淡、無奈也成為不可忽視的存在因素。悲憫似的慰藉並非治癒心靈的良藥，史鐵生在作品中往往都讓作品主人公帶上宗教情懷，從而理性地沐浴在思想的光芒下。這種情懷既是作品主人公得以獲得精神獨立和人格獨立的必備條件，也是作家自身生命意識的流露與綻放。因此，我們看到《山頂上的傳說》中的殘疾青年最終意識到：「自由，不是說你想得到什麼就能得到什麼。你想找到『點子』，可你沒有找到。但是你可以去找，這就是自由」。「去找」是一種自我認同心態的回歸，是一種充斥著打破幻想求索彼岸的複雜心理，更是一種自我價值重構與恆定的永久皈依。由此岸到彼岸的終極關懷成就了史鐵生對突圍生存困境、熔鑄絕境壯美的堅定信仰和恆久判斷，「皈依並不在一個處所，皈依是在路上」、「皈依是一種心情，一種行走的姿態」，[2]（P153）他以敏銳的思維觸角和哲學智慧找到了彼岸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人類主觀願望皈依宗教的方向和法則。人類神聖的朝拜首先需要自我心靈與心愿的無功利性的凈化，對滿腹生存功利性的渴求實為對「上帝」、「佛法」的褻瀆，力圖「上帝」的拯救與回報更是無法讓人性接近完美，如果這樣，漸行漸遠的人性缺失與自我誤解下的個體才會真正成為人類「悲憫」乃至悲哀的對象。希望之於絕望，正如絕望之於希望，二者的前面本都是空曠。對生命的尊重與敬畏，淡視現世的功利價值，以孜孜以求的平和心態超越苦難的不懈努力的行走姿態是史鐵生留給我們的啟迪意義。　　　　從過程美學到生命哲學。通往目的的途中，結果無人告知，但過程可以把握。現實與理想的距離很多時候就如同時間與空間，我們很難找到（或根本找不到）一個交點。超越現實的苦難，苦心孤詣地探求終極的人生目的，那是心智的嚮往極限。史鐵生回眸人生與人世的立足點，站在人本困境的思維視角，他發現過程即目的。既然困苦與困境與生俱來，那麼我們其實已經失去了選擇「人本身」的機會和權利，也只能面對「人的降生」這樣的基本現實，從這樣的起點出發，我們又很難預測過程過後的結果，因此，從某種意義上我們不得不承認，「過程」是我們唯一可以把握的生之意義的道具。《我與地壇》中的十五年來非常「守時」的夫婦，「熱愛唱歌」的小夥子，還有那位只為櫥窗里能掛上自己的一張照片而多次參賽即使拿了第一名但最後也未能如願以償的令人尊敬的長跑家……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在把握著每一個過程。《命若琴弦》裡面的老瞎子彈斷一千根琴弦發現獲得的藥方是一張白紙時，他為了讓小瞎子堅強地活下去告訴他要彈斷一千二百根，老瞎子的良苦用心就是為了把自己荒謬與虛無的「過程」傳遞下去，以便讓小瞎子獲得生活的勇氣和力量，創造屬於他自己的「生活過程」。「事實上你惟一具有的就是過程。一個只想使過程精彩的人是無法被奪剝的，因為死神也無法將一個精彩的過程變成不精彩的過程，因為壞運也無法阻擋你去創造一個精彩的過程」[2]（P43），透過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過程公平存在於個體生活中，個體差異即使客觀存在，但突破生活的節點，為活下去尋找理由我們也都可以依靠創造過程來完成。人本困境，從困境出發，創造並且享受美好的生活過程，那麼我們就擁有了過程美學；擁有了美好的生活過程，人生從此平凡而偉大，這就意味著我們也創造了生活美學；擁有了生活美學，其實生活就會啟迪我們進一步思考，人的生活的起點不同，但起點並非終點，而過程才是終極目的，因此生活化的人生也就步入了哲學化的殿堂，我們也就擁有了生命哲學。這也就是史鐵生談到的：「過程！對，生命的意義就在於你能創造這過程的美好與精彩，生命的價值就在於你能夠鎮靜而又激動地欣賞這過程的美麗與悲壯。[2]（P43）」　　　　從個體慾望到普世價值。史鐵生肯定個體差別的存在，同時也肯定個體慾望的存在。生存困境的價值尋找與構建為慾望延伸了本能的生存空間，一方面史鐵生認為，突破人本困境的瓶頸就是「活下去」，而「活下去」的理由就是因為人是有慾望的。反抗人生的絕望與虛無的源動力就是生存慾望，無休止地超越精神困境與生存困境的背後，我們必須肯定慾望的存在。敢於正視未來的苦難，將虛無與幻化遺忘，將生存目的現實化，人的靈魂便找到了應有的歸宿。《命若琴弦》裡面的老瞎子為了找到尋求光明的藥方，日復一日地彈琴，支撐他的生存意志依靠的就是尋求光明的本能慾望。另一方面，史鐵生強調，過於生活慾望化反而加重人類個體在困境中的痛苦。慾望本是人的生存需要，但不能為生活所累。《我與地壇》中「捕鳥的漢子」單等一種過去很多而現在罕見的的鳥，他在心裡的念頭是「再等一年」，可是再等很多年都沒有捕到。慾望的延伸，是生活的延伸，也是生命的延伸，慾望存在的希望是看到個體不再精神虛無，慾望存在的目的是將生活目的化，而不是將生活虛妄化，從而步入另一個生活的深淵。過程是無止境的，慾望也是無止境的，但慾望的節制要以理性為依准，在「原罪」與「宿命」面前，慾望是心念的表達，慾望是對生活的完美過程的理性追求，因此從這個層面上說，合目的性的慾望延伸才能為心靈尋求到完美的歸宿，生命個體才能夠得到形而上的慰藉。　　　　三、勇敢的精神內轉：走近愛與心愿　　　　愛是人類永恆的價值體現，愛是心愿的表達。史鐵生的很多作品都圍繞著愛與心愿展開，難言的苦衷是對生命的訴求，內在心聲對愛與心愿的渴求就是對生命本體的價值重塑。　　　　無論是史鐵生對個體慾望的肯定與限定，還是對生命過程美學的執著追求，其精神內核都沒有離開過對愛與心愿的美好守望。心靈深處的掙扎與彷徨，是因為生命個體還沒有觸及到自身愛的對象，社會群體對「殘疾個體」還沒有觸及到理性審視的節點和萌發愛意的「心愿」，史鐵生構築的紙與筆的精神空間就是希望用自我審視的理性與悟性建立起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的雙線的愛與心愿的共同表達體，從而喚醒起個體價值的慾望表達，即個體對生命意識的尊重和對「愛與心愿」的執著籲求；另一方面，史鐵生在寫作與生命的同構中，始終渴求他者對「殘疾個體」的積極認同，始終詮釋著愛與冷漠作為不同的生命價值觀在人與人的溝通中起到的不同作用，生活告訴我們，生命個體之間的距離莫過於心靈的距離，走完心靈的距離靠的是時間，靠的是剎那間靈魂的震撼和感應。史鐵生的骨子裡一直裝有個體與個體的差異與差別，但他也一直相信社會認同感是一座靈魂橋樑，橋的兩頭有尋求認同的急切和焦慮，也有差異之下的冷漠和排斥。探求到積極的社會認同感，既需要「殘疾個體」下意識地擺脫急於靠近群體又畏懼靠近的矛盾心理，又需要他者改變疏遠與排斥的「亞健康」心理，只有這樣，在人本困境的艱難處境中，「殘疾人」與「人的殘疾」才都能獲得靈魂的慰藉與崇高的自救。第三方面，史鐵生對人的最終歸宿的理解帶著宿命式的拷問和詮釋，在「過程即目的」的對人的生存終極關懷的話語空間里，精神向度的深度理解與契合恰好反映了作家對生命個體的敬重，對人的精神關懷的豐富構造。對生命的關切內蘊的哲理最終回歸到對生命的熱愛與依依不捨，帶著活下去的「心愿」一直行走在去往彼岸的途中。　　　　《我與地壇》對母愛的歌頌感人至深。年輕時的史鐵生沒有擺脫生理殘疾帶來的失去「尊嚴」的心理障礙，即使是面對自己的母親。史鐵生渴望獨立但又缺少勇氣，母親想在兒子身邊又怕讓兒子失去面子，在與地壇為伴的歲月里，史鐵生漸漸懂得了母愛的博大，懂得了母愛的赤誠，懂得了母愛的特有方式。文章（部分章節）真實而又細膩地捕捉到了母親和「我」的心理，她理解兒子，知道在什麼時候讓兒子出去走走，她也知道生活中的道理需要兒子自己去思考。但是出於母親對兒子本能的愛，她既要表達出愛又要讓兒子平靜地接受，不傷害他的自尊，所以她去找兒子看見了就「悄悄轉身回去」。同時，她最擔心的是兒子通往幸福的路。史鐵生所承受的，只是他自己的不幸，而母親不但要承受兒子的痛苦，還要承受不能將這種痛苦流露於形色的痛苦。在地壇的冥想世界裡，史鐵生不僅讀懂了母愛，而且也讀懂了如何跨越生死如何跋涉出泥淖。在母親無聲大愛的啟迪下，史鐵生完成了自我心理的健康轉型，完成了對生命的可貴探求。他在《秋天的懷念》中寫道母親生病被鄰居抬上車時「大口大口地吐著鮮血」，可在她昏迷前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那個有病的兒子和我那個還未成年的女兒……」史鐵生「要好好兒活」，這隱藏在背後的是對母親的承諾，更是對生命本體價值的敬畏與尊重。因此，當小說第一次獲獎的時候他希望母親能夠看到，同時他也深刻地理解到母親當年的艱辛，正如「這園中不單是處處都有過我的車轍，有過我的車轍的地方也都有過母親的腳印」。　　　　史鐵生認為，「愛情是理性的,它不只是為了排遣寂寞,它是源自心靈的創造。愛情是聖潔的,它根本要尋找的是心靈的自由之地。愛情是孤獨的個體走出孤獨之後尋找到的可以回歸的伊甸園」[3]（P58-59）。在《病隙碎筆》里，史鐵生「對愛情有樸素又深刻的挖掘」，即「愛是一種心愿」，人應該「敞開心魂的愛」，「愛的情感包括喜歡,包括愛護、尊敬和控制不住,除此之外還有最緊要的一項：敞開。互相敞開心魂,為愛所獨具」。[2]（P149）「上帝以此危險性最小的1對1」引導著心靈的敞開，由此我們發現，有著悲憫情懷的史鐵生將愛情也理解為博愛般的理想，並且是「可期實現的部分」。　　　　除了關注母愛、愛情之外，史鐵生也注意到其他方面的「愛」。比如，他在肯定個人慾望的同時，也沒有忘記對生命個體的內心世界的挖掘。《命若琴弦》中老瞎子在得到白紙藥方的同時領悟到了生活的痛楚，但他沒有忘記善意地「欺騙」小瞎子，其目的是傳遞對生命的熱愛，傳遞「過程即目的」的生活理想；《我與地壇》中捕鳥的漢子、可愛的長跑家都為自己的理想努力，他們努力的過程同樣也是一種愛的情懷——「過程」基礎上的對自身命運的不懈觀照；《我與地壇》中還有值得我們注意的細節，「我」與「熱愛唱歌的小夥子」的邂逅，雖然是經常見面但彼此從未問候，直到一次「點頭」和簡短的交談才成就了「結識的願望」，個體之間的相識就是一種願望——美好的認同；「我」驅車上前想為「弱智的小姑娘」解圍也是個體心愿的表達，同時也是內心愛意的表達。　　　　愛的形式是變化的，但詮釋愛與心愿的歸宿是作家執著探索與尋找的，也是創作文本中著力尋求的精神內核。史鐵生基於個人生活感受，審視他者對「身體殘疾」的誤區解讀，以自省的心理認知結構體察出「殘疾人」和「人的殘疾」共處於人本困境中，而無論是個體覺醒似的先發救贖，還是宗教情懷啟蒙下的自我重塑，都沒有離開釋放生命的活力，都沒有離開無限豐富意義上的對博愛情懷的上下求索。史鐵生苦心孤詣地重構自救之路，是為他者步出迷途提供了理性範本。　　　　綜上所述，作為覺醒的因子，史鐵生孤獨地闡述了生之意義上的關於人本困境的難言的深刻。他難能可貴之處在於，深處困境卻選擇面對，而且從個體出發並且延伸到社會群體，從而發掘出「人的殘疾」的社會盲點，因此，我們與其說史鐵生是一個發掘家，不如說他是當代的啟蒙者。自傳性質的文字，既是啟蒙者生命體驗的寫照，也是超越自身警醒他者的話語財富。史鐵生冷靜中帶著從容，智慧中帶著深刻，正是依靠這種成熟的心態他才把生存艱辛的體悟以「集體意識」的形式呈現出來，因而我們當代文學中也多了一重新的話語蘊藉——史鐵生式的精神空間的建構。魯迅先生在《傷逝》中寫道「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世界上並非沒有為了奮鬥者而開的活路……」，史鐵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奮鬥者，他心中裝滿了世俗情懷，裝滿了「走向天堂」的不倦情懷，裝滿了審視苦難、不斷超越的博大情懷。對生命的沉潛，那是史鐵生智慧的所求。　　　　［參考文獻］　　　　[1]史鐵生.病隙碎筆[M].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2]史鐵生.史鐵生散文[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3]歐艷嬋.也把生命做琴弦[J].湘南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29(1):58-59.　　　　原文發表於《宜賓學院學報》2009年第3期。引用與轉載請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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