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江湖再無鄧正來

鄧正來，著名法學家、政治學家、翻譯家，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1956年生，2013年1月24日因胃癌逝世於上海。

照片中的鄧正來，雙手叉腰，略側著頭，眼中含笑，身披一件深紅色睡衣，窗外的陽光打在他的臉上和身上。如果不是身後的輸液架和藍白色衣領外翻的病號服，你看不出這是一個胃癌晚期的病人。

歷史學者許紀霖去看望這位被譽為「中國近20年來西學東譯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時，甚至有些驚訝，他眼前的鄧正來，「活像一隻充滿鬥志的老虎」，「就像又找到了一個敵人」。

但鄧正來是不懼生死的。2012年的最後一天，他開通微博，寫的第一條博文是自己的「重生宣告」：我天性開朗，一生都奉行向死而生的原則。「三教九流」的朋友前來探望，讓喜歡熱鬧的鄧正來覺得，這是「一副至少和大夫們開的藥劑一樣好的葯」。他對好友周國平說，生命不在活多長，在它的精神維度。

聽說小麥苗榨成汁兒可以治胃癌，女兒特意在家裡種起小麥苗。可這些並不能阻止癌細胞的擴散。化療後的鄧正來，愈加削瘦，面無血色，就像漂白過的被罩枕頭。體內的腫瘤，也從饅頭大小，增大了幾倍。

1月24日的清晨，他離開了人世。因走得太匆忙，他連遺囑都沒留下。那一天，離鄧正來57歲的生日只剩一個月。離他確診胃癌住院，才整整一個月。

就在住院的前兩天，他還在參加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一個學術論壇。身為一院之長的鄧正來在會場上，生氣勃勃。晚宴席間，他和好友大談起自己對茅台酒的鑒賞力。

「老鄧喜歡熱鬧，喜歡眾星拱月的感覺。」許紀霖評價道。與鄧正來相識多年的學者劉擎，也評價鄧正來「張揚、誇耀和領袖慾望是如此奪目」，身上缺少其他學者那種低調、沉靜的氣質。

劉擎揶揄喜歡「表揚和自我表揚」，鄧正來只是哈哈一笑：「當然，但最要緊的是水準。只要真正到位，批評和表揚都很好，甚至更好。」

法學學者高全喜，對鄧正來的《中國法學何處去》一文提出質疑。鄧正來卻「再三邀請」，請高全喜將文章寫出來，發表在自己主編的刊物《中國書評》上。

而學術上，他的水準的確一流。他是中國學術規範化和社會科學自主性運動、市民社會理論研究和哈耶克自由主義理論研究的領航者。在2000年～2004年總共21個學科的論文引證率中，鄧正來在6個學科中位居前50名，是中國唯一一個橫跨六個學科，並在法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核心社會科學學科同時位居前五名的學者。

圈內人都知道他在學術上的「大抱負、大格局」。2009年，鄧正來創立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許紀霖在祝賀詞中說，這「將對上海的學術界帶來很大的變化」，卻令鄧正來有些不高興：「你以為我的志向僅僅是在上海嗎？」

《中國書評》和《中國社會科學季刊》是鄧正來在上個世紀90年代創辦的刊物。特別是後者，鄧正來將之詡為「學術界公認的中國第一期刊」。他還曾對歷史學家袁偉時透露，想成立一家民間研究機構，全面超越官辦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為一家權威的、體制外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

「『天下英才盡入我彀中』的感覺，鄧正來是很喜歡的。」許紀霖說。

鄧正來的弟子孫國東對此有著不同的解讀：鄧正來身上有很濃的江湖氣，喜歡熱鬧，恰恰是他遵循了一種學術原則的「學術包容」。在他組織的會議中，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能夠坐到一起——「鄧正來有自己的方法讓這些人坐在一起，真正地超越左右」。

這個曾叫嚷著自己「要競選總統」的不甘寂寞的人，卻是一個耐得住寂寞的人。

他剛剛踏入學術江湖，是以一名獨立學者的身份。研究生沒畢業，他便退學，成了一個「學術流浪漢」。沒戶口、沒住房，也沒收入，他有的只是鋪蓋卷和裝滿書的書包。他漂在北京城，睡過同學的辦公室，也睡過七八個地下室，還在寒冬的地鐵站里跑步抗寒。他每天的工作，幾乎只有讀書和翻譯，以及「想自己的問題」。

從學校出來的鄧正來流浪了13年，而流浪剛結束，他又在冷板凳上開始了5年的「閉關」：不參加任何國內外學術活動，不接受任何約稿——只讀書。

也正是在「北漂」的18年里，鄧正來以一己之力將哈耶克推介到中國。他翻譯出版了哈耶克220萬餘字的著作，撰寫了近60萬字的哈耶克研究論文，成為國內公認的哈耶克研究的頂尖學者。

後來在好友、時任吉林大學黨委書記張文顯的邀請下「出關」，做了一名法學院教授。從體制外進入他曾猛烈抨擊的體制內，也成為他被「詬病」的一個把柄。有學者曾當著眾人的面，說鄧正來真是「黑白兩道通吃」的高手，他卻面不改色，一笑而過。

在許紀霖看來，鄧正來想實現自己的學術理想，終究繞不過這個體制。「只是理想與時代的脫節，使他不可能成為他想成為的中國學術界的『教主』。他是一個英雄，卻帶著悲劇色彩。」

按照鄧正來的「野心」，他是帶著遺憾走的。而作為一個讀書人，鄧正來卻說：「在學術追求中終結自己的生命，是最好的離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