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中國東亞秩序戰略的框架

06-14

地區秩序建設是任何一個崛起大國必須回答的戰略和外交議題。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如何看待和參與東亞秩序建構已經成為世界矚目的重要問題，也成為東亞各國乃至世界主要國家觀察中國崛起效應的重要標尺。

東亞秩序建構與中國戰略息息相關。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開始接受地區的概念，將其國際戰略重點放在促進東亞一體化進程上，積极參与東亞地區新秩序的建構，為引導世界秩序演變創造條件。①近年來，中國立足臨近地區，致力於促成東亞地區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加強地緣政治經濟的塑造能力。中國促動的東亞合作機制代表了中國外交的新思路，即在自己利益攸關的地區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礎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區秩序，在建設性的互動過程中消除長期積累起來的隔閡和積怨，探索並逐步確立國家間關係和國際關係的新準則。中國在地區合作中的積極進取，既促進了地區內國家對中國發展經驗和成果的分享，也提高了中國的議程創設能力。中國在地區秩序建設中的努力為國際秩序變革提供了一種可堪借鑒的範式。隨著東亞秩序轉換的加速，地區內外各國均致力於促成有利於自己的東亞秩序架構，地區秩序走向激烈競爭，中國完整提出自己的地區秩序戰略框架，恰逢其時。

一、中國東亞戰略的演進

從歷史角度看，世界大國都是先從自己所在的地區事務中逐漸擁有主導地位而發展起來的。傳統而言，大國地區戰略以國家實力為基礎，以獲取地區主導地位為目標；而在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並行不悖的趨勢之下，大國的地區戰略路徑轉而追求地區共同利益，將開放地區主義作為戰略工具，將地區制度建設作為地區合作的主脈絡，將地區秩序建設作為地區合作的願景。

近代以降，西方勢力在東亞擴張與中國在東亞影響力的下降並行，而中國把外交重點放在與西方打交道上，與東亞國家反而衝突不斷，難以在東亞確立牢固的國家間合作關係。長期以來，中國不是從地區（region）角度出發處理與各國尤其是周邊國家的關係，而是在雙邊層次上處理與各相關國家的關係；②20世紀90年代中期迄今，中國才開始積極接受地區的概念，並將其戰略重點放在促進東亞一體化的進程上。以全球化與地區一體化兩大趨勢並行不悖為觀照，這一轉變顯然深得中國古代戰略思想之三昧。③在諸大國均以促進乃至主導本地區一體化作為未來國際競爭基礎的情勢下，中國將加強東亞合作視為國際戰略的重中之重實為長遠之舉。

作為古代東亞政治、文化、經濟乃至安全秩序的主導者，中國的強盛、開放與東亞密切相聯。中國擁有自成體系的悠久文明，以華夏倫理性政治秩序的自然擴展為基本路徑，在東亞地區形成了自成一體的帝國架構——朝貢體系。16世紀之後，中國進入傳統政治制度的衰落階段，固步自封，開始閉關鎖國。19世紀初中期，在運用外交手段與清王朝建立更廣泛、更直接聯繫的努力接連受挫後，西方列強訴諸武力，發動一系列對華戰爭，用堅船利炮砸碎了中國天下一統的格局思想，將中國強行納入一個強迫性的自由貿易體系之中。中華帝國完全淪為列強半殖民地，歷經近兩千年的華夷秩序壽終正寢。自此，中國長期受到列強的欺凌，領土被肆意瓜分，更談不上東亞地位的維護了。

東亞傳統秩序的最終崩潰，與日本崛起並追求侵略性的「大東亞共榮圈」直接相關，中日困境就此種下根苗。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使中日的敵對狀態久拖不決。1945年日本的投降並未帶來地區的和解、東亞的融合，也沒有帶來日本國內對其所犯罪行的普遍和深刻的認識。④二戰結束之後，東亞地區一直被冷戰的陰影所遮蓋，並為東亞民族主義浪潮所淹沒。東南亞地區與朝鮮半島忙於非殖民化與國家重建，中國也忙於國內革命建設以及突破西方的封鎖。儘管東盟在1967年成立，但受外部力量牽制和內部聚合力不足的影響，東盟在促進東亞合作上的能力有限。20世紀90年代之前，東亞地區尚未建立起全地區性經濟合作的制度框架，日本在東亞的投資促進了地區經濟的繁榮，並成為東亞一波波經濟崛起的重要推動力。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東亞一直在其經濟崛起進程中扮演著投資發動機的作用，在相當長時期內中國對外經濟活動的70%是在東亞進行的，而投資中國的外商85%來自東亞。⑤與此同時，中國進入東亞產業鏈之後，對加快東亞產業轉移和產業結構升級起到了積極作用，為亞洲各經濟體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空間和發展機遇。然而，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中國對東亞合作的態度是消極而遊離的，中國官方1999年前甚至從來沒有發表過對亞洲經濟和安全的系統看法。當時的東亞缺乏地區性的、正式的政府間合作協議，有亞太合作而無東亞合作，市場力量是東亞一體化的天然推手。⑥東亞一體化處於市場或投資驅動階段，日本經濟復興、「四小龍」經濟奇蹟和中國經濟崛起成為東亞發展的助推力量。但這一時期東亞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各自的經濟和貿易政策，而非多邊框架下的經濟合作。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成為東亞合作的催化劑，促使各國在經濟一體化上做出了積極的政治決定，避免了傳統的「以鄰為壑」戰略。地區內各國積極採取合作措施應對危機，並為未來挑戰未雨綢繆。在此之際，中國宣布「做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大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成為東亞較快走出金融危機的重要支柱，其積極作為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可。中國迅速成為東亞合作最重要的推動力，其東亞戰略開始從消極觀望轉為積極融入。自此，東亞經濟一體化進入經濟、政治雙輪驅動階段。

2001年中國加入WTO並倡議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為深化東亞一體化注入了新的動力，東亞一體化進入經濟、政治、制度、戰略四輪驅動階段。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觸發了地區自由貿易區熱潮。地區經濟一體化是東亞穩定和繁榮的基礎，其溢出效應反過來加強了政治、安全、社會、文化等領域的地區合作，一些制度框架開始建立，東亞共同體理念被接受為地區合作的願景。東亞大國之間不乏競爭，但大國競爭並不必然帶來緊張與危機。⑦與地區內國家加強合作、提供更多的地區性公共物品和優惠條件成為大國競爭的新趨向，各國之間合作與競爭並存，而競爭深化了合作。共同利益的匯聚和制度化逐步成為東亞合作的主導要素。

中國對地區合作的參與是一個逐步演變的過程。冷戰結束後，中國與周邊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關係陸續正常化、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構成了這一轉變的歷史背景。中國周邊安全面臨的挑戰和隱患，中國與世界、尤其是與周邊關係的日趨緊密，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則提供了啟動地區合作的契機和動力。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加強睦鄰友好與地區合作，此後中國將加強地區合作與交流作為實現亞洲共贏的有效途徑，積極探索新的合作方式。中國在地區合作中的積極進取，既促進了地區內國家對中國發展經驗和成果的分享，也提高了中國的議程創設能力及其在東亞的戰略地位。在相互接觸的進程中，中國成為東亞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中國的東亞經濟貿易主導地位也初步確立起來。

在參與東亞一體化的進程中，中國進行了基於共同利益的地區戰略調整，與東亞國家達成了以共同利益為導向的建設性合作。中國積极參与了一系列基於合作原則和共識的東亞制度建設，支持東盟提出的東亞峰會模式和東盟在東亞共同體建設中的領導地位，並持續表明了支持開放地區主義的立場。

東亞國家對中國的地區戰略走向高度關注，它們願意拉中國參與地區合作，但又普遍擔心中國主導地區合作事務；⑧而美國等在東亞擁有重要利益的國家對中國的動向也頗為敏感。有鑒於此，中國東亞戰略尤其是對東亞秩序建構的部署，引起了地區內外國家的高度關注。2012年至今，中國相繼提出了一系列創新性的東亞戰略倡議，秉持「親、誠、惠、容」的合作理念，深化互利共贏格局，推進地區安全合作。中國升級其地區戰略，提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積極促進地區合作的制度化。中國致力於與東盟攜手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與打造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升級版，建設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通過引導地區安排的方向，發展開放性全地區合作，緩解東亞疑慮，凝聚共同利益，深化地區認同，力爭在新一輪東亞乃至亞太秩序的構建中發揮強有力的塑造和引導作用。

總體而言，中國的東亞戰略取得了積極的成效，但緣於中國在如何有效參與國際協調、如何維護和拓展國際利益上的經驗不足，故中國在宏觀層面對於如何發揮大國作用還缺乏全面而深邃的理解；在中觀層面上推進地區經濟一體化的主動性尚不夠，特別是在東亞自由貿易區的推進上尚乏總體戰略框架和路徑設計；在微觀層面的雙邊關係處理上還有需要完善的餘地。

二、中國東亞秩序戰略的核心目標

中國東亞秩序戰略的核心目標是，充分認識中國崛起的地區效應，有效降低中國崛起的負面衝擊力，促進地區穩定與共同發展，完善東亞共同體的「中國論述」，致力於以共同利益為基礎開展開放透明的東亞共同體建設，⑨通過制度化合作發展東亞利益共同體，創立責任共擔、大國多擔的責任共同體，大力促成東亞命運共同體，培育並鞏固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東亞秩序。

中國東亞戰略的深化體現在，從推動多元並行的東亞一體化合作發展到致力於東亞共同體的制度化建設，實現更高層面的戰略設計和戰略運作。中國促成東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路徑是，以共同利益為基礎，推動創建東亞利益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1997年至今，經過地區各國十餘年的努力，東亞已經在次地區、地區和超地區層面建立起頗具效用的制度框架（如東盟、「10+3」、東亞峰會、東盟地區論壇等），這些都是共同利益匯聚和制度化（或處於制度化進程中）的結果。隨著東亞進入制度建設和尋求認同的時代，共同利益成為地區各國思考問題的基礎和出發點。隨著中國進一步融入東亞地區合作，隨著中國地區影響力的增強，尋求和擴大地區共同利益成為中國的戰略趨向，中國主導推動創建東亞利益共同體的基本條件正在走向成熟。中國應該在宏觀層面上構想基於共同利益的東亞戰略框架，並與東亞各國聯合推進，推動創建東亞利益共同體。

作為東亞關鍵的利益攸關方，中國迎來為地區和平發展做出更大貢獻的時代，承擔地區大國責任是中國必然的戰略選擇。中國承擔地區責任，以大有作為為目標，以力所能及為條件，以循序漸進為原則。與此同時，地區事務紛繁複雜，各國利益訴求不一，惟有逐步建立責任共擔、大國承擔重要責任的責任共同體，地區合作才能有更為牢固的制度化基礎，地區命運共同體的意識才能逐步強化。

三、中國東亞秩序戰略的原則

中國東亞秩序戰略應秉持的基本原則包括：

第一，奉行開放地區主義。在東亞這樣一個經濟、文化、政治和民族多樣性的地區，開放地區主義是建立共同體的必經之路。開放地區主義要求摒棄冷戰思維，實現政策的非歧視性和透明性，對地區外國家參與地區秩序建設秉持開放的態度，尊重地區國家與地區外國家在互惠開放基礎上的各種合作，願意傾聽和響應各方呼聲，共同致力於地區秩序的開放性重塑。對中國而言，這意味著中國應立足東亞，又要具有超越東亞的胸懷和眼界，不急於倡導明確的地區概念，對各種並存的地區主義採取溫和的態度，鼓勵多樣性和多樣化，謹慎對待封閉性的地區合作，對美國、俄羅斯、印度、澳大利亞等國在東亞發揮更積極作用的態度和做法持開放姿態。

第二，堅持共同利益路徑。東亞地區秩序的構建，應當從各方具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先行，逐漸擴大到更多的領域；另一方面，以共同利益為基礎，才能防止或制止大國將其個別利益置於多數國家之上。⑩中國朝貢秩序的歷史表明，中國強而不霸、大而不蠻、富而不驕，是踐行共同利益路徑的典範。1994年至今中國參與東亞地區合作的20年間，一直堅持共同利益的路徑，與東亞國家達成了以共同利益為導向的戰略合作。東亞秩序的重塑應以共同利益為基礎，而中國既有的經驗彌足珍貴。

第三，積極承擔大國責任。東亞各國經濟社會水平不一，戰略訴求各異，凸顯出對地區公共物品的渴求。中國應抓住歷史機遇，積極提供公共物品、讓渡非戰略利益並開展對外援助（開放援助與戰略援助並行），以此深化對共同利益和命運共同體的認知，為地區秩序的塑造提供可預期的收益。東亞秩序的公共物品，包括市場、金融合作、安全合作和自由貿易區建設等幾個方面。（11）在多邊合作的框架下提供公共物品，是緩解地區國家對華疑慮的最有效途徑。中國奉行「得道多助」的原則，在積極為東亞各國發展提供廣闊市場的同時，積極與地區國家開展金融合作，共同促進東亞自由貿易區建設，並致力於逐步開展和深化安全合作，在地區秩序建設上的導航作用日趨顯現。

第四，適時推進地區制度建設。從全球各地區的發展來看，促進地區合作的深化，尤以制度建設為基本特徵，通過地區制度建設實現國家戰略目標是一種可行的範式。中國將地區制度建設視為塑造地區秩序的主要手段。（12）近年來，中國立足臨近地區，開始參與乃至著手主導構建地區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加強地緣政治經濟的塑造能力。中國在地區合作中的積極進取，既促進了地區內國家對中國發展經驗和成果的分享，也提高了自身的議程創設能力。中國地區制度建設戰略通過參與、創設、主導等三種基本方式來實現。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一改昔日對地區合作的消極姿態，參與了所有中國有條件、有資格參加的東亞多邊合作機制，並開始在這些多邊機制中發揮積極作用。（13）主動創設地區多邊機制並發揮主導性作用是近幾年來中國著力而為的戰略體現，中國在持續推動構建「10+1」、「10+3」兩個合作框架的同時，也積極推進RCEP進程和中日韓三邊FTA建設，致力於擴大中國在地區合作中的運作空間，（14）為積極塑造地區秩序奠定堅實的基礎。

第五，堅持循序漸進的原則。東亞地區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差異甚大，各國難以接受對主權的讓渡，地區秩序的重塑必然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應該遵循先易後難、由功能性合作起步的思路，從貿易、投資、金融等合作開始分階段重塑經濟秩序框架；然後推及政治安全領域，而在政治安全領域又從共同利益比較集中的非傳統安全合作起步，如創立有關能源、環境、海上安全等的合作機制，同時大力推進作為長遠合作基礎的文化交流，以促進相互理解和地區認同。這一情勢實際上給了中國一個通過漸進方式逐步實現地區整合目標的機遇。有鑒於此，中國應深入把握東亞的歷史基礎和基本特點，既不應裹足不前，也不應急於求成，更不應試圖「扛大旗」，而應循序漸進，因勢利導，同時推進多種進程，採用先易後難、循序漸進、多軌並行、開放包容的路徑，在逐步推進過程中實現自身的戰略目標。（15）

第六，保持戰略耐心。中國應明確，東亞多個地區機制、多層參與、多樣發展符合中國的利益，（16）這需要中國進行長遠的戰略謀劃。此外，東亞國家對中國仍存在矛盾心理，一方面對中國的經濟需求強烈，希望從中國的發展中受益；另一方面與中國存在領土領海爭端、歷史問題和意識形態的矛盾。這些矛盾加劇了它們對中國崛起的的擔憂。在對中國崛起心存疑慮的情況下，一些國家試圖強化與美國的政治、軍事關係，為美國加強在地區內的政治影響和軍事存在提供了借口。（17）這些問題意味著，中國與諸國達成條約式的制度安排不易，且要為將來預留戰略空間，更需要戰略耐心和時間。

四、中國東亞秩序戰略的部署

中國東亞秩序戰略的部署，突出體現在政治、經濟、安全、人文等諸方面。在政治領域，中國應致力於推進地區合作的政治協商機制，奉行合作推進、多做貢獻的積極作為方式，加強各國的政治認同，緩解和有助於解決各國之間發生和可能發生的矛盾和衝突。堅持既有的領導人定期會晤機制（如「10+1」、「10+3」、東亞峰會等），並深化地區相關政治議題的協調；加強事務級官員和部長級官員的定期交流機制，發展各國之間的部門合作，為領導人定期會晤機制、重大問題的協調提供渠道和支撐。與此同時，中國應大力加強與東亞國家在全球和其他地區事務上的交流合作，以此加深彼此的政治信任，培育地區認同和地區意識。

在經濟領域，中國要積極促進與東亞國家的投資合作、金融合作、能源合作等，大力推動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區建設。經濟是地區合作最為重要的發動機，經濟一體化是政治、安全、文化等領域合作的基礎條件。中國應充分利用其經濟影響力，主動推進宏觀政策對話和重大經濟事務的協調磋商，促進東亞宏觀經濟溝通協調機制建設，為解決地區經濟發展和貿易增長不平衡問題做出積極努力，逐步完善地區經濟合作框架。在此基礎上，中國應加大對東亞國家的投資，抓住地區國家發展金融合作的願望，通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建設和發展，促進經濟相互依賴的加深，通過提供公共物品為地區金融穩定做出貢獻；（18）與東亞國家聯合推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通過項目合作深化地區經濟合作；採取靈活務實的態度，積極推動各類FTA談判，這包括大力支持東盟主導的「RCEP」談判，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版的打造插上翅膀，爭取2014年完成中韓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進而加速中日韓FTA的談判，為參與TPP談判做好必要的準備。

在安全領域，中國應強調以共同利益為引導，通過利益交匯破解安全難題，化解各國的戰略憂慮，穩定各國的安全預期，從而有序推進東亞安全合作。東亞國家有不同的安全追求，美國追求單邊霸權，中國乃至日本都在或明或暗地追求多極化，其他國家則期望建立多邊安全協調機制，導致存在名目繁多的安全安排，霸權、均勢、合作安全等看起來相互衝突的安全選擇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東亞安全秩序被視為各種相關安全模式的疊合。（19）隨著中國崛起正向性作用的發揮，東亞安全秩序呈現出與冷戰結束之前截然不同的特徵。雙邊同盟、多邊對話和特殊外交的混合，既沒有出現軍事競爭對抗，也沒有發展成為多邊合作體系，而是處於均勢與共同體秩序之間。（20）在一定意義上，東亞安全正在經歷著美國同盟秩序構想和東亞合作安全構想的博弈。展望未來，傳統的零和博弈難以在東亞再現，在多邊合作安全框架之中，平衡中國日益增長的地區影響、平衡美國在東亞的作用將合力催生新的安全制度安排，（21）戰略約束——特別是自我戰略約束——成為中美等大國必須認真思考的議題。中國應尋求共同利益、合作安全與總體安全觀的結合，著力推動東亞的合作安全。

在人文交流等低政治領域，中國應加強與各國的民間交流和往來，進一步擴大與東亞國家的國際合作範疇，建立雙邊合作與多邊合作的平台。鑒於東亞地區文化、宗教、價值觀的多樣性，中國應積極促進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借鑒，開展豐富多彩的人文交流，特別是要加強各國青少年的相互交流，並積極發揮各國工商界、民間團體、學術機構、新聞媒體等的重要作用，進一步夯實東亞秩序重塑的民間基礎。

五、中國東亞秩序戰略的路徑

中國的東亞秩序戰略既要深刻理解和順應東亞一體化的基本路徑選擇，也要實現自身的觀念創新、路徑創新，從而為東亞合作注入活力，進一步鞏固引領東亞制度建設的戰略效應。具體地講，中國應積極推進基於開放地區主義思路上的新單邊主義、新雙邊主義和新多邊主義，並實現三者之間的相輔相成。

開放地區主義被視為在一個經濟、文化、政治和民族多樣性地區建立地區秩序的必經之路。中國應將開放主義視為地區合作的一種基本價值觀，通過地區開放主義實現中國與地區內外國家的積極合作。具體地講，對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地區外國家介入東亞一體化進程秉持開放態度，積極稱許亞太經合組織的合作框架，並對其進一步制度化秉持開放態度；對非東亞國家（如印度、澳大利亞、紐西蘭）進入東亞一體化的討論（如東亞峰會）和相關經貿活動持開放態度，並積極探討與相關國家締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能性；對地區內國家間的活動持開放性態度，促進地區合作的良性競爭；對中國國內部分邊境省份與周邊國家的合作持有積極開放的態度，促進中國國內的全面開放等。

在開放地區主義基礎上，中國要實行新單邊主義、新雙邊主義和新多邊主義。大國素有單邊主義的傳統，而中國昔日處理東亞關係中的諸多理念、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單方面的外交指針，未形成多邊共有觀念。所謂新單邊主義，就是中國在揚棄一些傳統理念和方式的同時，從深化東亞合作著眼，進一步推動單邊利益（尤其是非戰略利益）讓渡，加強單邊援助，以改善中國的地區形象，展現中國的大國風度。

雙邊主義是中國傳統的國際合作方式。總體而言，中國對地區雙邊主義的運用多基於政治而不是經濟考慮。（22）鑒於近年來東亞優惠安排體現出以雙邊為主要形式、在地理上開放的特徵（尤以美日推進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為體現），中國儘管不能放棄將雙邊主義視為地區多邊主義之過渡性工具的基本考慮，但有必要加強雙邊主義的經濟份量、戰略份量，推行新雙邊主義。具體地說，中國應進一步深化與東盟的雙邊合作，積極推進與韓國、俄羅斯、印度和澳大利亞等地區內外國家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加強與歐盟等地區外國家集團的雙邊合作；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提升雙邊戰略對話的層次，使之成為全球性戰略協調平台；以安全、經濟戰略對話為路徑，與日本等東亞大國進行更深入地雙邊協調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參與多邊國際制度為基本路徑，成為多邊主義的重要獲益者和秉持者。總體而言，鑒於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未久，對多邊國際制度的運用尚欠圓熟，中國一般奉行工具性多邊主義戰略（instrumental multilateralism strategy），將多邊國際制度視為國家利益得以實現的工具，體現出選擇性或工具性的特徵。近年來，中國在東亞國際制度的參與和創設上採取了越來越積極、越來越開放的態度。隨著東亞共同體願景的深化，東亞迎來推進地區制度建設的新時代，中國總結和反思既有的國際制度戰略，推行新多邊主義恰當其時。所謂新多邊主義，即原則性多邊主義和工具性多邊主義的結合，換言之，在揚棄既有的工具性多邊主義戰略的同時，進一步強調多邊國際制度的戰略意義和道義價值，堅信可以通過國際制度建設實現中國國家利益的維護與拓展。

中國應以推進基於開放地區主義思路上的新單邊主義、新雙邊主義和新多邊主義為指導原則，全面推進東亞制度性合作。隨著中國國家實力和國際威望的提高、參與國際社會的深入，中國對國際制度的理解和認識越加深刻，主動提議和創設地區制度，更好地維護和拓展國家利益成為必然的戰略選擇。鑒於東亞制度建設仍處於草創時期，中國的地區制度戰略應注重以下內容：其一，優先推動中國兩岸四地經貿一體化，使之構成中國崛起、東亞制度建設的內在基礎；其二，以打造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版為實踐核心，積極推動RCEP談判進程，並採取實質性行動推進亞洲國家之間的基礎設施建設合作，夯實東亞經濟合作機制；其三，以中韓自由貿易協定為突破，大力推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建設；其四，與東盟攜手合作，以東盟地區論壇為基礎促進東亞安全論壇的建設，促進東亞各國的戰略信任，深化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

在宏觀層面上，中國應以東亞秩序建設為地區戰略的制高點，強調共同利益的匯聚和制度化是地區秩序建構的唯一路徑，以此穩定和進一步發展與東亞各國之間的戰略互動關係，把握地區戰略上的主動權。把開放地區主義作為自我戰略約束和約束他國的戰略工具，穩定東亞各國對中國的戰略預期。具體地說，以開放地區主義促進東亞經濟相互依賴的進一步深化，提升中國經濟主導地位的戰略價值；以開放地區主義促進東亞政治合作和安全協調，積極化解圍繞中國的軟性戰略包圍圈；以開放地區主義引進更多的非東亞力量，構成對美日同盟的戰略約束。在一定意義上，東亞的未來取決於中國的戰略走向，應以建設性姿態和負責任的態度全面參與各類地區磋商，力所能及地提供地區性公共物品。

中國必須在東亞秩序建設進程中潛在但實質性地發揮主導作用，並著重處理如下中微觀層面問題：其一，制定推動東亞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金融合作、能源合作的中長期戰略規劃；其二，穩定和發展與東亞國家的雙邊關係，抓住時機率先推進雙邊貿易、投資、交通運輸的便利化；其三，利用傳統關係加強內陸地區與周邊國家的一體化，西南地區和南亞、東南亞的資源有著較多的互補性，在生產要素的組合方面也有較多的互補性，可修建國際高速公路和鐵路，使中國西南貨物通過南絲綢之路到達南亞、西亞和非洲；東北地區與日本有著傳統的經貿聯繫，在軟體開發、機械製造等方面已經建立了較深入的合作，仍有深化的空間；其四，落實自由貿易區戰略的整體布局，加強與東亞及其他周邊國家的自由貿易區談判，尤其是著重與韓國、澳大利亞、印度和俄羅斯的自由貿易區談判，並將之提升到反戰略包圍圈的高度加以認識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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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芮效儉：「中國和平崛起和東亞合作：中國和美國的視角」，載《外交評論》2005年第6期。

（22）Elaine S.Kwei，"Chinese Trade Bilateralism:Politics Still in Command"，in Vinod K.Aggarwal and Shujiro Urata，eds.，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in the Asia-Pacific，New York:Routledge，2006，pp.134-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