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錢幣和官印研究淺述之一

06-14

西夏錢幣和官印研究淺述

錢幣和官印，在過去，屬金石學的範疇。有關西夏錢幣和官印的收藏、研究和著錄，至遲在清代乾嘉時期就已開始。20世紀50年代、特別是7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考古事業的發展，西夏錢幣和官印也有很多重要的發現。學界人士憑藉豐富的實物資料，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突破前輩著錄釋讀、考證辨偽的窠臼，開始對西夏貨幣制度和官印製度以及社會經濟和文化形態的探索，力求通過多角度、多層面的研究，揭開西夏王國的歷史面紗。數十年來，發表了不少論文、報告，其中不乏優秀的作品。這些成果，豐富了西夏學的內涵，填補了中國錢幣和官印研究的空白。

西夏錢幣研究

西夏錢幣的研究，當然主要是銅鐵錢幣，同時也涉及金銀、交鈔的使用，和西夏的貨幣經濟等。20世紀80年代中期前，人們的注意力在錢幣方面，其後，又深入到金銀、交鈔方面。下面，分5個問題分述如下：

一、前人對西夏錢幣的研究

《宋史·夏國傳》：西夏於南宋紹興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始立通濟監鋳錢。」這是有關西夏鑄錢僅有的記載。但是，從金石學的角度著錄西夏錢幣，則是晚到清乾隆《欽定錢錄》（公元1750年），始明文著錄了「天盛元寶」。從清乾隆到20世紀50年代的兩個世紀中，我們的先輩在西夏錢幣研究上作了不少工作。筆者廣為收集資料，進行梳理，概括出如下三項：

第一，系統地著錄了西夏錢幣。清嘉慶十年（公元1805年），金石學者劉青園，在涼州（今甘肅武威）發現西夏錢幣窖藏，他從中撿得「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慶、皇建、光定諸品」，還有「西夏梵字錢」。這是首次見於文獻的西夏錢幣的一次重大發現。初刊於嘉慶十四年（公元1809年）的初尚齡《吉金所見錄》，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記述和系統的著錄。從而改變了人們以為西夏錢幣只有一種「天盛元寶」的認識，使西夏錢幣在錢譜中初具規模，形成系列，成為人們進一步研究的基礎。晚出的錢譜論著，諸如張崇懿《錢志新編》，李佐賢《古泉匯》，倪模《古今錢略》，以至丁福保《古錢大辭典》等，皆相沿著錄，或從中採擷西夏錢幣資料。

第二，破讀了西夏文錢。西夏文字是西夏法定文字，也是西夏錢幣使用的文字之一。13世紀後，隨著西夏的滅亡和党項族的消亡，至遲在明代中期，西夏文字便成為無人可識的死文字。錢幣上的西夏文字當然也就無人認識。約3個世紀後的1804年，乾嘉派學者張澍，在其故鄉涼州發現了「西夏碑」，才又重新認識了「夏國字」[1]。劉青園是看到這塊碑的第二個學者。根據碑上「夏國字」，認識了過去所說的「梵字錢」是西夏文錢，但是當時並不識其為西夏何字。

本世紀初，隨著西夏學的發展，西夏文字的研究和釋讀取得了重大進展。1914年，西夏學者羅福萇在其《西夏國書略說》中，第一次著錄並譯釋了四種西夏文錢，依次為「福聖寶錢」、「大安寶錢」、「乾祐寶錢」、「天慶寶錢」，結束了西夏文錢統稱「梵字錢」的歷史，做出了重大貢獻。1937年，古泉家趙權之，又發現並譯釋了西夏文「貞觀寶錢」[2]，使西夏文錢幣品種更為豐富。

第三，對部分錢幣進行了考證辨偽工作。清乾嘉以降，錢譜如林，成果累累。與此同時，偽造錢幣之風亦極盛行，就是優秀的錢譜，也難免雜入偽品錢。上述《錢志新編》、《古泉匯》、《古今錢略》，都是清代的重要錢譜，它們在相沿著錄西夏錢幣的同時，也雜入一些偽品錢，如「天授通寶」、「正德元寶」、「應天元寶」、「乾定元寶」等。方若《言錢別錄》、丁福保《古錢大辭典》，正確的認定這些錢幣為偽品。鐵錢「永安一百」、「永安一千」，自道光以來，有北涼、南唐諸說，而《古今錢略》著錄為西夏錢。泉人鄭家相論據確鑿，力排眾議，認定為五代劉守光據燕時所鑄，否定了是西夏錢的說法[3]。

應該看到，由於時代的局限，我們的先輩不可能獲得豐富的實物資料，而幽閉書齋，與世隔絕，僅憑几枚傳世品，進行見物不見人的研究，必然制約著錢幣學的發展。20世紀50年代以前，《泉幣》是唯一發表過西夏錢幣文章的刊物，然而，只有７篇，每篇二三百字，總計不足二千字，便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這一點。但是，先輩的成果，必竟是我們進一步研究的基礎，我們應當倍加珍視。

二、西夏錢幣的發現和研究

20世紀60年代以前，儘管也有錢幣和貨幣史方面的論著出版，但有關西夏錢幣的內容，少得可憐。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貨幣史的權威巨著、彭信威《中國貨幣史》1965年第三版，涉及歷代錢幣、貨幣制度，貨幣購買力、貨幣理論、信用等各個方面，約74萬字，可謂洋洋大觀。然而，涉及西夏錢幣者僅有千字，可見一斑。

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夏時期使用的錢幣在西夏的陵墓、遺址、窖藏、城址、古塔中多有發現，更重要的是發現了不少錢幣窖藏。到目前為止，西夏錢幣窖藏，見諸報導的近三十處，其中重要的、報導較為系統的有十幾處，分布在寧夏、甘肅、內蒙古西部、陝北等西夏故地。又如遠離西夏故地的湖南、湖北、遼寧、吉林、內蒙古東部也有零星發現。出土了諸如隸書「元德通寶」、折二「元德重寶」、行書「乾祐元寶」、背「西」字「天盛元寶」鐵錢等珍稀品種，特別是從未見之著錄的篆書「光定元寶」、隸書「大安通寶」。更為重要的是，完整的錢幣窖藏，給我們的不僅是多少品種、多少數量的錢幣，而且從窖藏位置、周圍環境、窖藏結構等方面，提供了更多供我們研究的信息。這些都是傳世品所不能比擬的。數十年來，業內人士對西夏錢幣的研究，在錢幣學、貨幣史、西夏學的新著中有所反映，更體現在所發表約150篇論文、報告、報導中，其中不乏精道之作。總覽這些成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有關西夏錢幣的文獻資料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基本理清了西夏錢幣的眉目。過去，有關西夏錢幣的資料，散見於錢譜書刊，文字貧乏，內容簡單，沒有一篇完整、系統的論述。人們對西夏錢幣的了解，常常是支離破碎，真偽莫辨，很難窺其全貌。經過對清代以來數十種錢譜、論著中有關資料的排比、分析，終於搞清了：最早明文著錄西夏錢幣的錢譜，是乾隆《欽定錢錄》；第一部系統著錄西夏錢幣的錢譜，是《吉金所見錄》；第一次譯釋了西夏文錢幣的著作，是《西夏國書略說》。同時，根據新的出土品和前人研究的成果，對錢譜論著中的二十多種西夏錢幣，一一加以辯證，考其源流，定其真偽，進行了科學的總結[4]（後附西夏錢幣簡表）。宋代洪遵《泉志》所謂「梵字錢」，現在知其為是西夏文「大安寶錢」，而當時是一種既不知其為何國、又不識其為何字的錢幣[5]。

第二，考證和認定了部分存疑的西夏錢幣。過去，對一些西夏錢幣，諸如折二「元德重寶」，行書「乾祐元寶」，背「西」「天盛元寶」鐵錢等，僅見個別記述，很難得到學界的認定。近年來，這些錢幣的相繼出土，使上述記載成為定論。隸書「元德通寶」平錢，是越南錢還是西夏錢，從清末爭論到80年代，長期不得一決，內蒙古烏審旗陶利窖藏一次出土3枚，使這一問題得到了徹底解決[6]。丁氏《泉志蔶華錄》、《古錢大辭典》著錄折二西夏文「大安寶錢」，唐石父認為系據《吉金所見錄》「西夏梵字錢「仿刻」，得到學術界的認同[7]。

第三，對西夏錢幣制度的研究，有了良好的開端。西夏錢幣最大的特點，是將本民族的文字用於錢幣，諸如「大安寶錢」、「天慶寶錢」等。遼、金也是少數民族政權，也有自己的契丹文和女真文，但沒有反映在自己流通的錢幣上。然而，西夏錢幣制度的主要方面，是受北宋影響的，北宋流行年號錢，盛行對錢，西夏

[1]張澍：《索養堂文集·書天祐民安碑後》卷十九。

[2]趙權之：《介紹新發現一種西夏文錢》，《泉幣》1940年３期。

[3] 轉引自丁福保：《古錢大辭典》下編第189頁「永安一千」條。

[4]牛達生：《西夏錢幣辯證》，《中國錢幣》1984年４期。本文比較集中的反映了這方面的成果。內蒙古圖書館編：《錢幣書目提要》（1984年），稱此文是「系統研究西夏錢幣的權威著作。」

[5]牛達生：《西夏錢幣中西夏文錢的發現與認識——兼論洪遵〈泉志〉的錢圖向題》，中國錢幣，1985年4期。

[6]牛達生：《隸書「元德通寶」論考》，《中國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

[7]唐石父：《四朝錢幣研究管見》，《內蒙古金融》1985年「錢幣增刊」。牛達生《我對西夏文折二「大安寶錢」的再認識》，肯定了唐老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