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青年精英的文革思想史

——讀印紅標著《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何　蜀【該文章閱讀量：300次】【字型大小：大中小】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在曾經爆發文化大革命的中國大陸，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論著卻非常難於問世，而其中研究那一代青年的思想狀況、青年思想者「足跡」的論著就更是少得可憐，幾乎可以說是一片荒蕪。因此，這部著作的問世，不能不讓人感到由衷的喜悅。作者的學術勇氣首先就令人欽佩。文革研究，在中國大陸本來就是一個很難進行、也很難見到收穫的「禁區」，而要闖入這個「禁區」中研究青年的思想、思潮，又比研究文革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國民經濟以至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歷史狀況等等，更加虛空抽象，更加缺乏現成資料，也更少先例，除了極個別人（如宋永毅對「異端思潮」的研究，徐友漁對紅衛兵不同派別思潮的研究，楊健對文革「地下文學」和「知青文學」中一些文藝思潮的研究）在這方面作過探索外，作者幾乎是要在蠻荒之地上開闢出一條路來。作者的努力沒有白費。這部書對文革時期青年思潮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對文革十年期間曾經先後活躍在老紅衛兵、造反派紅衛兵、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及其他青年群體中的一些或顯（如聯動思潮、極左派思潮、「新階級」思潮、李一哲大字報代表的思潮、四五運動前後的各種思潮等）或隱（當時並未公開發表或遭到批判從而沒有得到傳播造成影響）的重要思潮個案，本書都儘可能地搜尋、薈集起來，作了客觀的記敘與冷靜的評說。在寫作中，作者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鑽故紙堆，尋找當事人或見證人、知情人，進行考察、採訪，查閱和辨析、篩選、整理資料，沉溺其中前後近十年，個中艱辛，是一般人很難體會到的。作者謙虛地稱「歷史資料的發掘和梳理是本書的重點」，本書在這方面也確實給人蔚為大觀之感，書中對文革不同時期的重要青年思潮，作了分門別類的發掘和梳理，資料之豐富，涉獵之廣泛，堪稱一部文革十年青年精英政治思潮的「小百科」，正如徐友漁所說，本書已經成為「文革研究、青年研究、當代思想研究的必讀書」。本書的注釋也很值得注意。注釋不僅多，而且內容豐富，信息量大，不只有對書中引文出處的注釋，而且還有對採訪情況的說明，對歷史資料的考訂（如５０頁至５２頁注６５、６６、６７中對《中央、北京黨政軍幹部子弟（女）聯合行動委員會通告》即「００３通告」的詳細考訂），對同一資料不同文本的校勘，對有關人物的簡歷介紹等等，大大增強了本書「小百科」的分量。值得一提的是，本書把《「571工程」紀要》作為「與一般青年立場迥異的另類政治思想資料」，在第五章第五節用兩個小節的篇幅作了專門的、持論平和的研究。作者分析了《紀要》內容三點引人注目之處：第一，對黨內最高層鬥爭局勢的評估和對策；第二，對毛澤東的猛烈攻擊；第三，對文化大革命以來政治和政策弊端的激烈抨擊。（３４９－３５１頁）指出：《紀要》「如此膽大妄為地策劃推翻以至謀害毛澤東及張春橋等文革勢力的武裝政變，如此毫無顧忌地譴責毛澤東政治人格和黨內鬥爭作為，如此無情地揭露和批判文革以來的政策弊端，在中共黨內恐怕是沒有先例的，更加令人震驚的是，這樣的言論竟出自『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的』、文化大革命的『副統帥』、黨章載明的毛澤東接班人林彪的兒子之手。」「僅就揭露文革以來的政治和社會弊端而言，《紀要》敏銳地抓住了當時的政策困境和幹部群眾的不滿和怨恨之處，其尖銳和全面程度，在當時的中國是僅見的，即使在同期的青年叛逆性思潮當中，能見諸文字的言論亦無出其右，其中很多揭露可謂切中時弊。」「然而，問題的複雜之處是，林立果及其《紀要》不是一般青年的單純政論，而是與林彪以及林彪集團密不可分的。因而，不論當時人們的判斷，還是後來人的評價，都不能僅著眼於《紀要》的文本。」（３５２－３５３頁）作者還客觀分析了這個《紀要》與林彪的關係，認為「林彪的真實面目至今是一個謎……林彪與這個《紀要》的關係至今不明，很難說它是林彪集團認可的綱領。」（３４８頁）並提出：「林彪事件有太多的謎團。林立果（及其小『艦隊』）、林彪和林彪派系三者之間是什麼關係？《紀要》是林彪的政治綱領，還是林立果幾個人的主張？如果《紀要》只是林立果的觀點，那麼他與林彪集團多年的作為擺脫得了關係嗎？如果《紀要》反映了林彪的主張，那麼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林彪的觀點？這些觀點可能被以林彪為首的一班高級領導人接受嗎？」「其政策批判在多大程度上是為了共產黨的事業、領導幹部的利益和人民的疾苦，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發動政變的策略、『動員群眾』實現其集團利益的口號？如果相信號召人民打倒『當代秦始皇Ｂ—５２』的林立果，那麼將如何處置那個『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的林彪？……在諸如此類的諸多疑團化解之前，《紀要》難於贏得人們的信任和擁護。不用說當時很多中國人還沒有擺脫林彪曾經賣力營造的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思想束縛，即使對毛澤東有所懷疑、批評的人，也很難在政治上相信林立果，或者不能接受政變和謀殺毛澤東的做法。」「誰能保證林彪等人為了爭取黨心民心，一旦當權，就會革除弊端，實現政治清明呢？反倒是《紀要》對江田島精神的崇尚及林彪等人肆無忌憚的家族特權，令人不能不憂慮法西斯軍人獨裁的陰魂。」（３５４頁）這一部分論述能夠力避陳說，難能可貴。只是以《「５７１工程」紀要》是「林彪之子林立果為首的小集團草擬的政變計劃要點」（３４８頁）為論述前提，尚可商榷。因至今為止仍然缺乏足夠的實證材料來證實官方的這方面指控。在這方面仍然如整個林彪事件一樣有「太多的謎團」。目前對《『５７１工程』紀要》的文本真實性及其被發現的經過等尚存許多疑問，更難判定其作者到底是誰，在本書分析的《紀要》三點引人注目之處中，第一點表現出《紀要》作者對黨內高層鬥爭有較多了解，而第三點則表現出對下層的民間疾苦及被壓抑的普遍民怨有較深切的體會——而這方面內容，似很難與長期生活於特權地位中的林立果相聯繫。另一處引起筆者注意的是第七章「四五運動時期的青年思潮」中的第三節「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探索」，作者在這一節里專門用兩個小節分別介紹了胡平和陳子明在文革中、後期的思想探索，並指出：「儘管尚未見到這兩個思想傾向的原始文本，但是依據回憶資料，可以說這個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新動向是在朝著１９５７年甚至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國的自由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民主主義復歸。」（４９１頁）而這是在以往的一些相關論著中沒有專門論及的。可謂填補了一個空白。這樣一部大著作，自然難免會有不足之處。在本書的上、下兩編中，上編寫文革前三年（作者稱之為「紅衛兵運動時期」），下編寫「上山下鄉和四五運動期間」，比較起來，上編有一個較明顯的不足：主要著眼於北京地區的情況，甚至在講到保守派紅衛兵思潮（第一章第二節）時，也沒有以其他省區更典型的例子作為研究對象。講造反派紅衛兵思潮（第二章第一節），也基本上不提其他省區的情況。只有第二章第二節講「極左『新思潮』」時才提到了湖南「省無聯」、武漢「北決揚」等幾個名氣很大的典型案例。讀上編，時時會有這樣一個感覺，似乎作者只是在寫北京地區的青年思潮而非全國的青年思潮。下編在這方面就好得多，不僅時間跨度更大，而且讀後總的感覺比上編內容更充實，視野更開闊，新材料更多，涉及面更廣。除此之外，本書最大的缺陷，筆者認為是只論及了青年精英的思潮，而未論及作為「沉默的大多數」的青年大眾的思潮。而在青年精英中，又主要是論及了學生青年的思潮，而較少涉及其他青年群體的思潮（已經涉及到一些，如青年工人遇羅克、史雲峰，複員軍人石仁祥，青年農民權佳果等，但與學生青年相比分量顯然相去太遠）。在本書的書名及上、下兩編標題中就可以看出這一定位的局限。書名《失蹤者的足跡》，顯然著眼點是在那些足以載入思想史史冊、作為「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的精英方面，而忽略了青年大眾的廣泛的、世俗的思潮。書的上編是「紅衛兵運動時期的青年思潮」，下編是「上山下鄉到四五運動期間的青年思潮」。以這樣兩個標題來概括文革十年的「青年思潮」，顯然不夠。上編中說「在此階段，青年思想活動的存在方式主要是紅衛兵運動。」（２頁）這樣的說法就太片面。文革前三年「青年思想活動的存在方式」不能簡單地說成「主要是紅衛兵運動」，紅衛兵只是對青年學生中群眾組織的一種泛指（並非所有學生都參加了紅衛兵，也並非所有的學生組織都是紅衛兵組織，即使是造反派學生也有些並未參加紅衛兵，這是常常被人們忽略的），而在文革前三年的群眾運動中，工人、農民、商業職工、文藝團體演職人員、學校教職工、衛生系統醫護人員及職工、黨政機關幹部，甚至軍區機關、軍隊文體單位人員中，最先起來造反的和一直在造反中起主導作用的，大多是青年。後來毛澤東提出的「老中青三結合」，所謂「青」，實際上就是指的造反派代表，而並非單指學生甚至主要不是指學生，看一看各省區革命委員會常委名單，看一看中共九屆、十屆中央委員會名單，即可知道，那些造反派群眾組織的代表，大多是二十來歲的青年。因此，講青年思潮只講學生青年甚至只講紅衛兵的思潮，顯然是不夠的。而在下編所涉及的１９６８至１９７６年間，以「上山下鄉到四五運動」來概括，也顯得偏重於學生青年，１９６８年後除了學生青年上山下鄉外，城市裡仍然有大批青年在從事各行業工作。並不等於全國青年都上山下鄉了。若把「上山下鄉」作為劃分一個時段的標誌性事件，倒不如使用同一時期的「群眾組織解散」或「全國山河一片紅」等來代替更全面一些。另一方面，本書所論及的青年思潮，實際上只是青年精英中的政治思潮——而且只限於時政和政策批判、社會和制度批判等方面的思潮，而忽略了另一些曾在許多地區掀起過大波瀾、影響過大批青年的思潮，比如一度瀰漫全國各地的「揪軍內一小撮」思潮，「揪叛徒」思潮，比如上海炮打張春橋、山西打倒「劉（貫一）、陳（守忠）、劉（志蘭）」、四川打倒「劉（結挺）、張（西挺）」、黑龍江炮打潘復生、貴州炮打李再含等炮打「新生紅色政權」中個別領導人的思潮，還有熱衷於暴力和武鬥、動輒「血戰到底」的思潮等，除政治思潮外，本書很少或基本上未涉及青年大眾的其他更廣泛、更普遍、更世俗的（如文藝愛好、婚姻戀愛、時尚追求等等）思潮。而恰恰在這些方面的思潮更能反映出一些社會歷史階段群體性、本質性的東西。比如，在狂熱的「路線鬥爭」高潮中，許多青年卻消極對待「革命大批判」，寧可當「逍遙派」，埋頭於「線路鬥爭」，大搞個人的「三線（毛線、塑料編織線、半導體收音機漆包線）建設」；又比如，在文革中後期，即中共各級新政權革命委員會、新黨委建立起來，「無產階級專政」得到空前加強，「最革命」的輿論甚囂塵上，「與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叫得震天響的時候，許多地方的青年大眾婚戀擇偶標準卻悄悄流行開了以「三轉一響」（「三轉」指三樣能「轉」的東西——手錶、縫紉機、自行車；「一響」指收音機）為時尚追求。在這種世俗思潮的衝擊下，多年的「繼續革命」宣傳教育灌輸的成果簡直是不堪一擊。這不是很值得研究的現象嗎？列寧也不得不慨嘆「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對青年中這類世俗思潮的研究，理應成為「青年思潮研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內容。本書最後一章第八章「青年思潮的主要流派」的最後一節「主要流派與中共黨內鬥爭的關係」，頗為引人注目，因為文革中只要是被當作「反革命」案清查的青年思潮個案，當局均不相信那些青年能自己寫出那樣的文章或發表那樣的言論，總是要追查案件背後「長鬍子」的「黑手」（而當局在宣傳革命領袖人物時又總是說他們如何在很年青的時候就獨立寫成了不朽的雄文或發表了傑出的宏論）。可惜書中提出了這個問題，具體論述卻不多。實際上，當時許多青年思潮並無高層背景。但要從思想根源上探尋其相關聯繫，還是有文章可做的。讀到本書結尾部分的這些話，筆者深為感慨：「文革期間青年的思想探索是艱險的，甚至是帶血的歷程，它使我們倍加重視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必須建立和健全民主和法治，保障人民思想探討和言論的權利。」「他們的探索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啟迪和激勵人們擺脫專制愚昧，創造美好的未來。」（５５３－５５４頁）今天的文革研究不是同樣面臨著雖不「帶血」卻依然艱險的現實嗎？此書的寫作與出版不是也在與當年的「失蹤者」們一樣繼續著不懈的探索嗎？《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出版。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