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杜甫的《又呈吳郎》

「十一」長假期間，友人來串門聊天，提起40多年前，我們一起游成都杜甫草堂的情景，猶歷歷在目。記得在《詩史堂》前，友人最欣賞郭沫若先生撰寫的那副對聯：「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他說：「杜甫是最關心民生的詩人。」當時，我搖晃著腦袋，流暢地背誦出杜甫的七律《又呈吳郎》，以示贊同。友人走後，我幾次嘗試背誦《又呈吳郎》，都卡殼了。看來，年近古稀的我，記憶力衰退，不服老不行。於是，我從書櫃中翻檢出蕭滌非先生的《杜甫詩選注》，重讀《又呈吳郎》。沒有想到，這次重讀竟使我對蕭注產生懷疑，並通過探究，對詩篇有些新的理解，所以寫出來，希望專家和讀者，不吝賜教。

《又呈吳郎》：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這是杜甫晚年寓居夔州時期的作品。唐代宗大曆二年(767)秋天，杜甫由瀼西草堂搬到東屯茅屋去住，將瀼西草堂讓給一個姓吳的晚輩親戚暫住。這位親戚自忠州而來，到夔州任司法參軍事。杜甫以詩代簡，寫給他《簡吳郎司法》《又呈吳郎》兩首詩。清朝康熙時仇兆鰲撰《杜詩詳註》引宋代黃鶴注，說這兩首詩是「一時作」。從《又呈吳郎》題目看，黃鶴的說法有道理，否則「又」字就無根據。《簡吳郎司法》說：「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瀼西頭。古堂本買借疏豁，借汝遷居停宴遊。雲石熒熒高葉曙，風江颯颯亂帆秋。卻為姻婭過逢地，許坐層軒數散愁。」首聯寫吳郎乘舸而至，詩人遣騎往迎，接遠客至草堂。頷聯述昔日主人買堂的想法和今天借客暫居的原因。頸聯承買堂想法，向客人介紹安居草堂所見的疏豁風景。尾聯主人與客人開起玩笑，說自己欲坐草堂層軒散憂愁，反問客人是否允許，足見主客關係十分親密。從全詩的內容上看，這首詩當作於吳郎剛入住瀼西草堂時。那麼，《又呈吳郎》亦作於此時。

《又呈吳郎》雖然寫得比較通俗易懂，但在古今注家之中仍存懸案。這個懸案出在頸聯「即防遠客雖多事，便(一作使)插疏籬卻甚(一作任)真」上，就是：插疏籬者究竟是誰？

清代仇兆鰲《杜詩詳註》說：「婦防客，時懷恐懼。吳插籬，不憐困窮矣。」浦起龍《讀杜心解》、楊倫《杜詩鏡銓》也都說插疏籬者是吳郎。蕭滌非先生贊同這種意見，把這兩句詩解釋為：「婦人一見你插籬馬上就提防或疑心你拒絕她打棗，雖未免多心過慮；但你一住下便插上籬笆，卻也很象是真的拒絕她呢。言外便見得你這位遠客大有不體貼處，難怪她疑心你。為了顧全吳郎的面子，使他容易接受意見，不正面戳穿吳郎的意圖，卻反而說婦人多心，這話是說的十分委婉，也是煞費苦心的。」採取這種意見注釋、翻譯《又呈吳郎》的版本相當普遍，像山東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注釋的《杜甫詩選》、詩人徐放著的《杜甫詩今譯》，等等。

對於這種流行的註譯，我過去沒在意，現在卻起疑。原因之一，吳郎插籬不合情理。自古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懷有這般美好願望的詩聖，心胸是何等的寬廣！而吳郎初來乍到，又是借居棲身，卻插籬圈樹，拒絕鄰婦撲棗，心胸如此狹隘，怎配做詩聖的近親？再有，封建時代，官場送舊迎新，拜謁上司，結識下屬，忙忙祿碌。吳郎遷居赴任初始，哪有閑暇去插籬？況且吳郎尚未眼見鄰婦撲棗，又何來插籬圈棗的想法？原因之二，倘若依蕭注所說，「這姓吳的一來便插上籬笆，防止打棗，寡婦來向杜甫訴苦，杜甫因此寫了這首詩給姓吳的」，那麼這首詩跟《簡吳郎司法》就不是「一時作」，詩題用「又」字便不恰當，跟宋代黃鶴舊注不符合。

我到圖書館進一步翻檢有關杜詩注釋的書籍，發現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曹慕樊先生撰寫的《杜詩雜說》另立新注。曹先生說：「舊注皆以為插疏籬的是吳郎。竊以為疑。」曹先生的注釋是：「第五、六句是十四字句法。把這兩句拆散重新組合起來，當是，即使為防遠客(指婦人聽說即將到來的吳郎)而便插點籬笆圍棗吧，雖然是多事，正見她的率真的性格哩。」在這裡，曹先生否定了吳郎插疏籬的舊注，提出了鄰婦插疏籬的新說。

為了證明新說，曹先生列舉四條理由：「第一，此詩七句(末句詩人自說感受除外)都介紹鄰家婦人情況。中四推測她的心理。形象完整。若第六句忽換主語，插寫吳郎一句，似傷凌亂，杜律詩中未見其例。」杜甫是功力深厚，氣魄強大的詩中聖哲。他閱歷既多，感慨亦深，才華又足，更注重創新，從而形成格調結構多變的詩風。曹先生以尋常的思維，揣測此詩思路，恐怕難得其實。

「第二，杜甫似完全無必要去誇獎吳郎樹籬。客人新到，杜甫耽心他賤視鄰婦故加以解釋，預為之地，這是情理中事。何至客人插籬，亦在褒獎之列？插籬怎見吳之即『真』？反之，鄰婦撲鄰家的棗，照習慣已經可怪。在舊房主遷居新寓客未到的時候，她插籬圍樹，更是可怪了。所以必須向新至者加以解釋，略跡原心，嘉彼真率。這種解釋就是必要的了，以免新到的客人不知道，做出有傷鄰人自尊心的事來。」筆者翻檢多部依照舊註解釋此詩頸聯的書籍，怎麼也看不出詩人褒獎吳郎樹籬，真不知道曹先生的這種說法是怎麼想出來的。我承認頸聯兩句是詩人預先向遠客做出的解釋，目的是防止遠客做出傷害鄰婦自尊心的事情，但這並不能證明疏籬就是鄰婦插的。試問：連撲棗都帶著恐懼心理的鄰婦，怎麼敢插籬圈樹公然霸佔東鄰的產業呢？這是極不合乎情理的事。

「第三，依我的說法，『防遠客』的內容就是『插疏籬』。依舊注，『防遠客』是一句沒有內容的話。」「插疏籬」的確是為「防遠客」，鄰婦有「防遠客」之心，所以插疏籬的就是鄰婦。曹先生的這種邏輯貌似有理，但他忽略了有「防遠客」之心者，絕非鄰婦一人。(下文自會涉及此事。)

「第四，防遠客雖多事，插疏籬卻任真兩句是說一人，故可用『即……便』二字緊密叫應。……如果上句說鄰婦，下句說吳郎，即、便二字就失掉緊密叫應的作用了。」「即……便」這種緊密叫應的句式一般都是流水對。即一聯之中，字面對仗，而意義前後句相承，講同一件事，下句承上句而來，實際是一句話，連貫如流水。單從句式分析，曹先生認為「兩句說一人」，這是對的。但曹先生認為插疏籬者不是吳郎，必是鄰婦，這就犯了非此即彼絕對化的錯誤。

行文至此，讀者或許會問：「《又呈吳郎》這首詩只涉及三人，即吳郎、鄰婦和詩人。插疏籬的既不是吳郎，又不是鄰婦，難道是詩人？」不錯，在下正是此意。但必須聲明：在下絕不掠前賢之美，因為此意的發明權屬於前賢，在下不過是暗合。這位前賢就是清初大名鼎鼎的文學批評家金聖嘆。金聖嘆曾有評點「六才子書」的計劃，除《水滸傳》《西廂記》以外，其餘四部未及竣事，便因「抗糧哭廟」案被抄家處死。他死後由其族兄金昌從親友們所存的遺稿中抄集有關杜詩的評點，刻印成書。我這次鑽圖書館見到兩種金聖嘆評點杜詩的版本，一種是成都古籍書店1983年出版的《金聖嘆選批杜詩》；另一種是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才子杜詩解》，書名不同，內容基本相同。金聖嘆在評點《又呈吳郎》時，認為主使插疏籬的是詩人。可見，曹先生所謂「舊注皆以為插疏籬的是吳郎」是眼界不寬，失於武斷的。這也說明，關於插籬者是誰的懸案早就存在。

金聖嘆評點《又呈吳郎》，分前、後兩解。前解說詩的前四句，後解說詩的後四句。請看後解：「我與鄰無撲棗之嫌。而鄰與堂猶有一籬之隔。何也？以吳郎寓居於此，故使插籬間之，本為西鄰防遠客，非為遠客防西鄰也。因防遠客，使插疏籬，雖我之多事，亦我之真情耳。且亦知其所以無食、無兒之故乎？此婦人本未嘗無食，只為朝廷徵求太重，使其力已竭，以至無食也；本未嘗無兒，只為朝廷戎馬徵發，使其子從軍以至無兒也。嗟呼！朝廷如此，為縉紳者，不能為之挽救，已負疚極矣。況忍復禁其撲棗耶？興言及此，不特彼婦沾巾，即司馬青衫淚濕矣。」在解說中，金聖嘆以詩人的口吻，把為什麼要插籬，插籬的目的是什麼，講得清清楚楚，同時說明這是自己的多事，也是自己的真情。金聖嘆評點的杜詩版本頸聯是「即防遠客雖多事，使插疏籬卻甚真」，插籬者或許不是詩人本身，可能是小廝，甚至有可能是鄰婦，但主使一定是詩人，別人沒有這的權力。

金聖嘆將插疏籬者定為詩人，如此點評真可謂「別具一隻眼」。因為比較吳郎插籬、鄰婦插籬、詩人插籬這三種說法，最合乎情理的當屬後者。遙想當年，鄰婦聽到詩人要遷居，吳郎要入住，自然會擔憂吳郎不許她撲棗，有什麼辦法解除擔憂呢？只能嘗試找詩人訴苦。詩人是六品小官，素懷仁愛之心，聽罷鄰婦的訴說，既起憐憫之情，又生負疚之感。為了徹底消除鄰婦的擔憂，想出插籬圈樹的辦法。插疏籬讓鄰婦吃了一顆定心丸，卻給詩人帶來個麻煩，必須預先向吳郎作出解釋，以免發生誤會，傷害鄰婦的自尊心。要知道，吳郎新任夔州司法參軍事，司寇是其職責。詩的尾聯「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沾巾」，從探究眼前鄰婦困窮個案的根由，推廣開來，啟發吳郎關注社會上還有千百萬人掙扎在苦難中。這一切都是詩聖崇高的人格美和智慧美的體現。

無論是把插籬者定為吳郎，還是把插籬者定為鄰婦，解釋、翻譯起來，都給人一種繞脖子的感覺。而把插籬者定為詩人，解釋、翻譯起來，會徑直明白許多。另外，只有把詩人定為插籬者，《又呈吳郎》跟《簡吳郎司法》才能為「一時作」。

律詩格律森嚴，難免有呆板的弊病。杜甫的《又呈吳郎》頸聯採用流水對，使森嚴的七律突然靈動起來，緊接著便是從個別到一般的深刻揭示，所以感人至深。歷來評論杜詩者常說詩人：「晚節漸於詩律細」，筆者從《又呈吳郎》一詩中又領悟到詩人晚年「體貼黎民更入微」。杜甫憂國愛民的精神值得發揚光大。

今年是杜甫誕生的1300周年，撰此短文，作為對這位詩中聖哲的緬懷和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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