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節俗的農耕文化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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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節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內涵，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七夕節婦孺皆知。在中國古代四大傳說中，「牛郎織女」傳說影響最大、最廣泛，而且形成了一年一度的七夕節。同時，從漢代開始形成的七夕節俗，隨著歷代政治中心的轉移、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流，又與我國遠古先民在農業生產、生殖繁衍、祭祀禮俗文化、氣候、物產等結合，形成了新的七夕節俗內容。馬克思說，希臘的神話不僅是希臘藝術的寶庫，而且是它的土壤。由「牛郎織女」傳說和多種多樣乞巧方式組成的，並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地反映了中華民族的勞動觀、家庭觀、愛情觀的七夕節俗，正是在中國農耕文化特有的土壤里茁壯成長起來的。七夕節為農曆七月七日，這一天被人們認為是牛郎織女鵲橋相會的日子。「牛郎織女」凄婉動人的愛情故事，它不僅反映了農耕民族對傳統幸福生活的嚮往和追求，也是推動七夕節俗演變升華的內在精神動力。中國歷代的七夕節，無論是表層的節日習俗還是深層的文化內涵，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體現出了鮮明的時代特色，但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七夕節俗是建立在農業耕作基礎之上的，很多活動大都與古老的農耕習俗緊緊相連，成為農耕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本文通過對七夕節俗主要內容的研究，以期透視其蘊含的農耕文化因子。一、「牽牛」、「織女」的命名，反映了古代農業發展的痕迹「一定意義上講，民間傳說可以說是勞動人民『口傳的歷史』但又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只不過與歷史有更為密切的聯繫」。「牛郎織女」傳說的產生正是這樣，它最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中華民族社會經濟、歷史文化的特徵，是因為「牛郎」、「織女」事實上是我國從史前時代直至近代農業經濟社會中男耕女織家庭結構與經濟生活的反映；其名稱和身份特徵據西北師大趙逵夫先生研究：分別來自原始社會末期秦人和周人的祖先「：織女的原型應是秦人的始祖———女修（她善織）」、「牽牛的原型來自周先民中發明了牛耕的傑出人物叔均。」因此，牽牛、織女並不是上古時代的「平民神話」、和「圖騰神話」，而是部族、氏族的始祖或有所發明創造的祖先演變成的。古代人為紀念他（她）們傑出的成就而用「象天法地」的方式把他（她）們留在了天上，並進行祭祀。所以，「牛郎織女」的愛情故事，就本質而言，是對小農經濟的理想化和神聖化，深深地打上了小農經濟的烙印。（一）「牽牛」、「織女」的出現，源於古人天人感應的星辰崇拜觀念和祈求豐收的意願「七夕」最早來源於人們對星神，也就是對自然的崇拜。東漢崔寔《四民月令》謂七夕「設酒脯時果，散香粉於筵上，祈請於河鼓織女。」此處的河鼓和織女，指的就是牽牛星和織女星。據歷史文獻記載，古代人普遍具有崇拜日月星辰等天體的觀念。希臘、羅馬神話中有太陽神、月神、星神。古波斯、埃及、印度也有太陽神、星神。在我國，這種天體崇拜觀念尤其明顯。而我國古代星宿名基本上都是部族的始祖和有所發明創造的祖先。「牽牛」、「織女」本是銀河兩岸各置東西的兩顆星宿名稱（現代天文學上稱為天鷹座和天琴座）。西周時期由於農業的發展，人們需要根據對天象的觀測來進行農事活動，以獲取作物的豐收，這就促使了原始天文曆法的產生，同時也就有了星相學。在先秦典籍《左傳》、《國語》、《爾雅》、《詩經》等書中，都有對星宿的記錄和豐富的描述。《詩經?小雅?大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左傳?庄公二十九年》：「水昏正而栽。」人們觀測星象主要是為了適應原始農業的需求。隨著人們對天文的認識和紡織技術的產生，有關牽牛星和織女星的記載就有了。「牽牛」、「織女」的名稱最早出現在《詩經?小雅?大東》中「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躋彼織女，終日七襄，不成報章，睕彼牽牛，不以服箱」記載。詩中的織女、牽牛二星已是人間耕織生活的一種反映。司馬貞《史記索引》中雲「：織女，天孫也」；說明織女已具有天界諸神中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古時，人們認為天人之間是相互感應的，天地之間事物都是相互對應的，先民們對牽牛、織女雙星的崇拜，與遠古人類將自然物體人格化原始思維有淵源關係」，天鷹座由於三星並成一線，牛郎星是其中最亮的一顆，民間稱其為扁擔星，是牛郎用扁擔挑著兩個孩子的形象，牛郎星東南有六顆牛宿星，人們看作是牛郎牽的牛；天琴座有三顆構成三角形的星，被人們想像為織女織布的梭子，織女星東方的四顆構成四邊形的星，被人們看作是織女用的織布機。星的名字和形象是人間生活的折光。《牛郎織女》的故事，正是在現實社會中男耕女織的基礎上，對生活真實的、藝術化的反映。又由於星辰的故事在荒誕中給人以神秘感，再加上在當時的七月黃昏，織女星正好升上一年中的最高點，也在人們的頭頂上清晰可見。（《夏小正》的古農事歷中有記載：「七月，……初昏，織女正東向。」）正值農作物從繁育期到收穫期，不難想像古人將此作為帶來繁育和豐收的吉星並加以神化，將祈求豐收的人間願望投影到天河中的二星，於是將天空中的牛郎星和織女星「人化」為農耕社會中的一分子，並且隨著「牛郎織女」故事的傳播，滲入到中華民族的文化中。（二）「牽牛」的形成和身份特徵，體現了古代農耕技術的發展牛郎、織女是中國幾千年中男女農民的象徵。牛郎（牽牛）形象的形成，同我國發展很早的農業有關。而周民族是在農業發展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的民族。《山海經?海內經》中雲「:后稷始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山海經?大荒西經》中又說：「有西周之國，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叔均是始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牛耕」。由《山海經》中的這些記載看來，叔均因為發明了牛耕，大大節省了人力，提高了耕作速度與質量，在推動當時生產力的發展，改變農業生產形式的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他的事迹就同牛聯繫在一起。而牛作為運輸工具時是人趕著牛，作為交通工具時是人騎著牛，而用為耕作工具則是一人牽著牛（另有一人在後面扶犁）。牽牛而行於畎畝之中，是牛耕的象徵，故周人以這位傑出的氏族首領為星名，名之為「牽牛」。另外，在春秋時期，牛不再完全用於祭祀，已大量用於農事活動。在春秋戰國，鐵制農具的普及，促使了耕地方式的變化，出現了牛耕。農業社會牛是很重要的財富，是動力，是肥源。春秋時許多人用與牛耕有關的字來命名，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了孔子弟子名字，其中，有冉耕，字伯牛、司馬耕，字子牛，等等，星宿用「牽牛」來命名也是這個道理。（三）「織女」的命名和身份特徵，體現了古代紡織業的發展關於織女，在《史記?天官書》中說：「織女，天孫女也」；《史記?秦本紀》中有：「帝顓頊之苗裔孫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為秦人之祖。傳說中的秦人始祖女修，就是以織聞名，又徹底提升了人們穿衣的質量而傳於後世的。因氏族的始祖又有神話故事一直流傳下來，故成為星名。所以「織女的原型應是秦人的始祖女修」。《說文解字》解「織」字曰「:織，作布帛之總稱。」《爾雅?廣服》曰「:治絲曰織」。由「織」字字形從絲及其原意為治絲的記載，可知織女是古代農耕社會中「織絲的女人」。在古代的農耕社會中「，治絲蠶」是農村婦女的主要生產活動，早在《詩經?幽風?七月》便有記載「: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鼓筐，爰求柔桑。」可見，在古代，紡織是由女子擔任的。王孝廉論述曰:「以織女作為天上的星名的思想淵源當是產生於古代人對桑的信仰（樹木崇拜），農耕社會中的古代人把桑樹看作是和生殖、不死、再生有關的神木，那麼司掌這種神木的自然是和人生紡織治絲有關的女神」。在原始時期，在女性墓葬里隨葬品中就有紡車。而到了春秋時期，出現了紡織業，無論人們的服飾還是諸侯國之間的互贈之物都要用到絲麻織物。《左傳?庄公二十三年》「: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襄公五年》「: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積，可不謂忠乎。」可以看出紡織業在生產和生活中的作用，所以，從織女星的命名可以透視出春秋時代紡織業的發展及其在經濟中所佔的重要地位。二、七夕節俗中「祭田祖，報田公，慶牛生日」反映了古人農事祭祀活動首先，在古代「，七」在中國人心目中是一個吉祥的數字，吉祥的符號。北斗七星，其數為七；七夕供品其數為七；天上彩虹的顏色有七彩；古琴的弦數為七；人的常態有七情；《周易》上有「七政」之說；《說文解字》釋「七」時說「:七，陽之正也。」農曆七月七日，稱為「重七」；這些現象和記載都表明，我國民間有著濃厚的崇「七」心理。西漢《淮南子》記七月七日剪瓜葉；東漢《四月民令》也說七月七日「可合藍丸及蜀漆丸，曝經書及衣裳，做乾糗，采蒐耳」；周處《風土記》所引《董勛問禮俗》：「魏時人或問董勛云：『七月七日為良日，飲食不同於古，何也?』勛雲『：七月黍熟，七日為陽數，故以糜為珍。』」我們從這段話里得到兩點認識：第一七月七日對古人而言，不僅僅是一個時間觀念，而和農事有著密切的關係，即謂農曆七月七日是農作物開始成熟的日子；第二形成這吉慶日子的原因是「黍熟」和「陽數」。「陽數」的含義是美好的「，黍熟」當然也是令人高興的事。其次「，七夕」風俗活動中，也有祀田公（即田祖）的內容。七夕時至孟秋，收穫在望，為了祈求天隨人願，大獲豐收，早在周代以前就有以新黃之穗薦田祖之禮。《古今圖書集成?歲功典》引山西志書述廣靈縣風俗說：「七月七日折柳枝，掛楮錢插田中以報田祖。」《毛傳》說：「田祖，先嗇也。「」嗇」借為「穡」，先嗇即先農、農神。七月七日而報田公，顯然是將田公與牽牛星（由叔均而來）聯繫在一起。由此看來，七月七日不僅是古人慶賀秋收的吉慶日子，也是古人祭田祖、報田公的日子。《詩經?小雅》的《甫田》、《大田》二詩，便是祀田祖的。再者「，七夕」風俗活動中，有些地方還有「慶賀牛生日」的內容。因在農耕社會，農業生產主要靠牛耕，而牛又是為牽牛織女婚姻立下汗馬功勞的一員，故在牛女相會的七夕，民間將七夕聯想為牛生日。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載，當地婦女兒童在七夕除乞巧外，「又以為牛生命日，折花枝於角，可無災，以麵餅賞牧童」。另《古今圖書集成?歲功典》引山東志書言禹城縣「七月七日牧童采野花插角，謂之賀牛生日。這種在七夕祭祀田公、賀牛生日的主要目的在於娛神、紀念，是豐收後對田祖、牛的感謝，是對神化了的田祖、採取討好的態度，是對為農耕和牛女婚姻做出貢獻的牛的紀念；這種祭祀方式，反映了初民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條件下，祈求和酬謝田祖，以期來年農業再獲豐收的願望。三、七夕「呈瓜果」、「種生」、「生巧芽」乞巧習俗，體現了初民祈求農作物茂盛、增產、豐收的生產性願望「民以食為本」，農業是人類生存之本。在古代，食物是初民與大自然的根本關涉和繫結。七夕乞巧的習俗內隱和深藏著初民追求物質生活資料豐收增產和提高生產技能的世俗態度和價值觀念，寄託著初民強烈的耕織祈願。這在歷代古籍上多有體現。《荊楚歲時記》引《日緯書》雲「:牽牛星，荊楚呼為河鼓，主關梁，織女星，主瓜果」；《太平御覽》卷 964 引《春秋元命苞》云：「織女星主果」；《晉書?天文志》「：織女，天女也，主司瓜果、絲帛、珍寶」。從這類古籍記載看，織女是瓜果麥豆等農作物的保護神、豐收神。正因為此，七夕儀式上貢品雖多，但各地幾乎都離不開瓜果。筆者認為，這不僅僅是一種時令果品，而是反映了農耕民族一種深層的心理暗示。歷代女性七夕乞巧時，一般都用瓜果麥豆等祭祀織女。東漢崔寔《四民月令》謂七夕「設酒脯時果，散香粉於筵上，祈請於河鼓織女」；南朝宗懍《荊楚歲時記》載，七月七日「人家婦女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宋代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等皆記載七夕乞巧陳設瓜果祭獻牽牛織女的習俗。明萬曆年修《富平縣誌》卷 9《習俗》：「七月七日，呈瓜果於星月下，曰乞巧」；乾隆二十六年修《慶陽府志》卷 32 曰：「七月七，女紅乞巧於織女，設蔬果，拋芽水上，察影以卜巧」；光緒九年《孝義廳志》卷 12 曰：「初七日，婦女以瓜果祭於月下，用花針七口穿五色花線插瓜上，謂之乞巧」』；民國二十四年刊《續修禮泉縣誌稿》卷 12《風俗》云：「七月七日為乞巧節。是夕焚香呈瓜果於庭中，並以五色紙製鞋襪祀織女，名曰乞巧，率皆小兒女為之」。另外據《夢梁錄》記載，將五穀浸於碗中，等它生芽後，再以紅藍絲繩束之，稱為「種生」，又叫「五生盆」「、生花盆」。甘肅隴南地區，鄉民在七夕來臨之前，就把綠豆、豌豆等豆類或小麥之類放盆中，培育成苗，五六寸到一尺長左右以之作為七夕乞巧供品，也謂之「種生」；有些地區，在七夕前幾天，先在木板上敷土、播粟，讓其生苗，花木於上面，做成田舍人家，小村落模樣，稱為「谷板」。這些模擬農家生活和農作物的乞巧方式使七夕習俗具有了濃郁的農耕文化的色彩。另外，文學作品中也有反映在七夕，主要是通過陳瓜果以祭拜雙星。如黃庭堅《鵲橋仙?席上賦七夕》「：朱樓彩舫，浮瓜沈李，報答風光有處。」吳文英《惜秋華》「：瓜果夜深，斜河擬看星度。」楊無咎《雨中花?七夕》：「笑人間兒戲，瓜果堆盤，蹭彩為樓。」趙以夫《永遇樂》(七夕和劉隨如)：「妝樓上，青瓜玉果，多少騃兒痴女」等等。這些作品明確記錄了當時婦女乞巧的祭品主要是瓜果。為什麼女性七夕乞巧多以瓜果麥豆之類作為主要供品呢？筆者認為是因為在各種農作物中，瓜果的生長繁殖很茂盛。在《詩經?大雅?綿》中有「瓜瓞綿綿，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瓜瓞綿綿」比喻如同一根連綿不斷的藤上結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瓜一樣。引用為祝頌子孫昌盛。所以婦女們呈瓜果乞巧一是向「主瓜果」的神織女祈求多子多孫；一是讓「主瓜果」的農作物保護神織女品嘗她所主宰的種植成果，向她表達感激酬謝之意，並祈求她促進瓜果麥豆等農作物的不斷豐收增產，滿足人們對食物的需求。豐殖和豐產同構匯合在人們對織女的五花八門的七夕風俗中。這說明在初民的原始思維中，人們將人口的生殖繁衍與植物的生長蕃植看成是互滲混通的，因而，在七夕呈設瓜果來祭請織女保佑多子多孫、瓜瓞綿綿之意和祈求物質生產的豐收增產的雙重願望，這種既追求生產發展，又追求人丁興旺的民俗心理是農耕文明的必然產物。四、七夕節俗中穿針乞巧、浮針（芽）乞巧、蛛網卜巧等活動，可培養、訓練女性作為必備「婦功」的生產技術和技能，提高女性的生產勞動效率男耕女織，這是農業社會的基本細胞。從《西京雜記》可知漢代七夕節始，婦女們在這一節日里最為基本的內容是穿針比巧。而此舉顯然與傳統女性生活、生產方式密切相關，在「男耕女織」生產模式的影響下，紡線、織布、縫衣等各種被統稱為「女紅」的家庭手工業勞動成了女性所承擔的一項最為重要、最為主要的社會勞動。《西京雜記》載「：漢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針於開襟樓，俱以習俗」。《荊楚歲時記》雲「七夕婦女結綵縷穿七孔針，或以金銀石為針」。《帝京景物略》卷 2《春場》記載：「七月七日許丟巧針，女曝盎水日中，頃之，水膜生面，締針投之則浮。則看水底針影，有成雲霧、花頭、鳥獸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謂乞得巧。其影粗如槌，細如絲，直如軸蠟，此拙征矣。婦或嘆，女有泣者。」明萬曆《順天府志》記載「：七月浮巧針：七日民間女家盛水暴日，令女投水針浮之，初水底日影散如花，動如雲，細如線，粗如槌，卜其巧拙」；乾隆二十六年修《慶陽府志》卷 32《風俗四》云：「七月七，女紅乞巧於織女，設蔬果，拋芽水上，察影以卜巧」。文學作品中對穿針乞巧也多有歌詠。魏晉時柳惲《七夕穿針詩》雲「：迎寒理衣縫，映月抽纖縷」；再如庾肩吾《七夕》雲「：玉匣卷懸衣，針樓開夜扉」；唐代詩人祖詠的《七夕》詩「向月穿針易，臨風整線難。不知誰得巧，明旦試相看」；崔顥的《七夕》詩「長安城中月如練，家家此夜持針線」；林傑《乞巧》云：「七夕今宵看碧霄，牽牛織女渡河橋。家家乞巧望秋月，穿盡紅絲幾萬條。」清代陝西孫枝尉《七夕雜詠?丙甲》說「：天上男耕女織，人間乞巧喧嘩。」在傳統的農業社會，對於廣大勞動婦女來說，「婦功」成為社會評價女性的標準，也逐漸成為婦女自我認知的標準，是農業社會群體生活對婦女價值的評估。並昭示著乞巧風俗與人們世俗生活關聯，「乞得巧」即求得了紡績織紉水平技能的提高，這樣便可創造出足夠的物質生活資料，「輸巧」即水平技能粗拙，生產效率低下。另外，七夕「蛛網卜巧」也是一種女性經常採用的乞巧方式。南朝宗懍《荊楚歲時記》載七夕「陳瓜果於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以為符應。」唐代《開元天寶遺事》載，每至七夕節，宮女們便要「各捉蜘蛛閉於小盒中，至曉開視蛛網稀密，以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間亦效之」。清同治江西《瑞州府志》記載「：婦女置蛛妝盒中，觀其成網，以驗巧拙」。唐劉言史《七夕歌》亦云：「碧空露重空盤濕，花上乞得蜘蛛絲」；杜甫《牽牛織女》詩有「: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宋之問《七夕》云：「停梭借蟋蟀，留巧付蜘蛛」；李商隱《辛未七夕》雲「：豈能無意酬烏鵲，惟與蜘蛛乞巧絲」；宋梅堯臣《七夕》詩亦云「:五色金盤果，蜘蛛浪作巢」。為什麼要用蛛網卜巧? 一是因為在中國民間信仰里，蜘蛛為「喜子」即「喜蜘蛛」，民間有「蜘蛛集而百事喜」（趙杏根《中華節日風俗全書》），蜘蛛垂線而下為「喜從天降」之兆的說法；二是在農業社會的男耕女織分工中，婦女的主要工作是織，而織女又是神話傳說中的紡織高手，在重視男耕女織的古代社會，自然成為女子乞巧的理想對象；三是蜘蛛善織。女子為練就巧工妙手，向代表喜兆的「織壇神手」蜘蛛學習，企望能從蜘蛛織網中覓尋某種經驗、啟發和靈感，提高紡績織紉的生產技藝和本領，這樣便可創造出足夠的物質生活資料，提高自己的勞動生產率。如果只是一種單純的乞巧遊戲的話，就不會有卜巧時出現拙征之兆而「或嘆或泣」的女性。由此可見，七夕穿針乞巧、蛛網卜巧習俗，十分集中地表現在女性追求縫紉織作的技巧方面，它們充分反映了婦女們迫切希望通過各種行為方式，來展示自己的縫紉織作才能，證明自己的縫紉織作天賦，以使自己獲取縫紉織作靈性的情感需求與心理取向。從這種意義上看，七夕節中女性虔誠地向織女乞求織作縫紉方面的技藝，一方面可使她們更好地完成社會與家庭所賦予的責任，另一方面，它可以刺激這項勞動的創新。因此，這種乞巧、卜巧活動從本質上看，是與婦女日常的耕織紡績等生產性活動相關聯，其隱含的精神趨嚮應是培養、鍛煉、訓練女子熟練掌握必備的生產技術和技能，提高女子的生產勞動效率。五、七夕「望雲（天河）卜豐歉或谷價高低」的習俗，反映古人農事占卜活動七夕有的地方還有看天河的習俗，認為七夕的天河可預告當年的收成，天河明亮、星光閃耀，收成就不好，糧價就低；天河晦暗，星少不明，收成就好，糧價就貴。這種習俗也源於以織女為收穫女神的古老信仰。這在文獻記載中也較多。《清嘉錄》卷 7 載：「七夕後看天河顯晦，卜米價之低昂，謂晦則米貴，顯則米賤」；《古今圖書集成?歲功典》卷 65 據江南志書載，言高迪州「七月七夕前望潢河（即天河）影出沒，占蕎麥豐歉」；言太湖縣「：七夕相傳是日銀河沒，以其去口遠近，占谷價多寡」。據江西志書，言鉛山縣「七夕以前占河影沒三日而後見，則谷賤，七日而後見，則谷貴」。清同治《醴陵縣誌》載：「七夕夜望天河為來年米賤之徵，十一日至十四日河漢復見，年歲不佳，至十五後復見，群相樂，杜子美詩云『米價問天河』是也。」這些均清楚地顯示了七夕「望雲（天河）卜豐歉或谷價高低」的習俗，反映了古人在對自然力認識不夠的情況下，試圖通過這種農事占卜活動來預測莊稼收成和谷價高低。這種習俗反映的是自古以來七夕祈求豐穰的觀念。因為，在農業社會，莊稼豐收與谷價高低是農民最關心的問題，這直接影響著農民的切身利益，只有莊稼豐收、糧價也很好的境況下，他們才有可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豐收。除以上所述之外，七夕節俗中其它內容，也明顯地帶有農耕文化的特色。如七夕乞巧時許多女子唱的乞巧歌（甘肅正寧縣流傳的「姑娘們，乞巧來，銀河上面天門開。天門開，雲兒擺，我把巧娘請下來。好牛郎，喂金牛，年年夏收大豐收。種莊稼，念文章，五穀瓜果滿山莊。我給巧娘娘獻梨瓜，巧娘教我剪梅花……我給巧娘獻紅棗，巧娘教我縫棉襖；我給巧娘獻柿子，巧娘教我縫被子；我給巧娘獻蘋果，巧娘教我蒸饃饃）、還有七夕烙了餅子送親戚、姑娘們清晨到草中打露、「拜仙禾」、「拜神菜」、七夕食俗（如浙江蕭山坎山有吃雞的風俗）等均反映了農耕文化的特色。在此不再一一贅述。總之，七夕節俗的內容，隱含著上古農耕文明發展的痕迹，體現了農業經濟發展決定的家庭形態———男耕女織的家庭模式，蘊含了豐富的農耕文化遺存。中國古代以農業立國，「牛郎織女」傳說本身就滲透著重耕織的生產性觀念，而由其形成的一年一度的七夕節俗更涵藏著中國古代一貫的重農崇農的生產取向。千百年來，無數女性企圖通過七夕乞巧活動，不斷提高創造物質生活的生產技能，隱微含蓄地表現自己在耕織生息過程中追求足夠物質生產資料的願望，體現了她們與農業文明社會相適應的，對於勤勞能幹、平安和諧的人生終極目標的追求與嚮往。我們通過探索七夕節俗所蘊含的農耕文化因子，可以更深地了解我國早期農業發展歷史，全方位地了解各地經久不衰的七夕節俗的文化蘊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