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文化的歷史形成和現實意義

06-14

文昌文化，由上古時期的文昌星宿崇拜開始，由道教將其與蜀地梓潼神崇拜相結合，推出了文昌帝君。經過唐宋以來歷代帝王對文昌帝君的追封，儒釋道合力的尊奉，文人士大夫的推崇，最終形成了內涵豐富的文昌文化。

一、文昌文化的發源和形成

道教對文昌文化的形成作出了歷史貢獻。文昌帝君的產生經過了從星神到人神的複雜變化。

文昌本星名，亦稱文曲星，或魁星，古時認為是主持文運功名的星宿。《史記》載：「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唐司馬貞《索隱》引《文耀鉤》曰:「文昌宮為天府。」又引《春秋元命苞》，稱「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後世稱文昌宮為「文星」、「文曲星」，專司人間功名祿位。文昌神信仰基於古人天體自然崇拜以及對宇宙秩序的思考，把魁星與人間社會秩序相聯繫，賦予主宰人間的功能。

梓潼神張亞子，來源於東晉寧康二年（374），蜀人張育（即張亞子）抗擊前秦苻堅的故事，後唐玄宗入蜀，有感張亞子抗擊前秦之英烈，遂隆重祭祀，並追封為左丞相。

南宋時期，道教將文昌神和梓潼神合在一起，完成了星人合一，並尊之為「帝君」，納入道教神仙體系。孝宗時期的蜀中道士劉安勝，托「鸞筆降書」撰造《高上大洞文昌司祿紫陽寶籙》，製作了多種文昌經書，如《文昌大洞真經》、《元始天尊說梓潼帝君本願經》等經籍達20多種（多收入正統《道藏》及《藏外道書》），使之在道教神仙系統中擁有崇高的地位。

道教獨撰了「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的說法。道士劉安勝宣稱玉皇大帝已將張亞子封為主文運、司祿籍的「文昌帝君」，首次明確地說張亞子奉玉皇大帝旨意，掌管文昌府事和人間功名祿籍。如《元始天尊說梓潼帝君本願經》載元始天尊說：「邇者蜀有大神，號曰『梓潼』，居昊天之佐，齊太乙之尊，位高南極，德被十方。掌混元之輪迴，司仕流之桂祿。……」定帝君之職為：「桂祿籍汝司，文章為汝全，若要登仕徑，賴汝為衡權，善惡是禍福，通達在因緣，把筆為直書，榮枯豈偶然，有福必有報，無善亦無偏。」。

由此，道教將梓潼神和文昌神在職司上完全合併。文昌神的職司是掌文事，司祿籍，察善惡。掌文事，即主天下文教昌明，科舉神和道德神合為一體，文昌帝君應運而生。對梓潼神的崇敬又上升為宗教信仰。合併後的文昌神正式成為道教的大神，地位僅在玉帝之下，始領受道教信眾香火。

延佑二年（1315），元仁宗下詔開科取士、偃武興文，這是元朝開國後首次考試。第二年（1316），元仁宗加封張亞子為文昌帝君，祈求元朝文運大興。從此文昌帝君便成為讀書人的偶像和保護神，文昌宮便成了學子們終年祭祀的神聖殿堂。正是在道教和文人儒士的大力推崇下，唐宋元明九個帝王的不斷加封，梓潼神才與主管文運的星宿文昌星重合，梓潼帝君變成了朝廷正式推出的文昌帝君。

古代的舉子們亟需一個科舉的主宰神，而統治者更需一個國家的科舉守護神，在民俗、皇權、社會變遷、道教等多種因素和力量的推動下，文昌帝君最終成了中國境內掌管文籍官祿、聲威顯赫的大神，受到仕人舉子與平民百姓的廣泛崇拜，文昌廟也遍及天下。

從此國家有了名正言順的科舉神，並形成了源遠流長的文昌文化。各地都爭相興建文昌宮祭祀。

二、儒釋道合一的文昌文化

道教推出文昌帝君後，並得到朝廷認可，很快被儒釋道所共同尊崇，從而發展成跨教派、跨階層的文昌文化。

首先，文昌文化融合了儒釋道三家的思想。儒家的仁德內核和忠孝品格，佛教的輪迴轉世和因果報應；道教的行善積福和福報現世，都融合到文昌文化中。文昌神的仁德神格，決定其重視人倫道德。如：「立身唯存忠孝，莫負君祿親恩」，正是儒家思想。文昌文化的「忠孝敬信」道德標準與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五常倫理道德高度一致。文昌帝君關心現實人生，「利國利物，為國安民」，做人行事以行善為準則，以積德為根本，是道教積極倡導的思想。文昌經誥中，勸人慈悲，戒殺，又與佛教有很深的淵源。文昌帝君本人就經過七十二輪迴的轉世。道教把文昌君直接納入教內，封其為「元皇真君大帝」；佛教將文昌君封為「證果定惠王菩薩」，道、佛兩教都在自己的廟宇里給文昌君建殿塑像，供奉香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