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後現代與哲學的文化多元性---簡論中國哲學面臨的困境與機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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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30 03: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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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題目來看,本文的意義很簡單,但作者文中的多方闡述,對多種基本概念和問題的解釋,對我們這些學生來說,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文.)

作者:張志偉，1956年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西方哲學。

[內容提要]全球化具有兩面性：作為現代性之結果的全球化進程向作為本土文化之結晶的中國哲學提出了嚴重的挑戰，但全球化的後現代特徵卻為中國哲學的回歸和重建創造了歷史性的機遇。在此背景之下，原來按照西方哲學框架建立起來的中國哲學史學科，面臨著轉換研究範式和敘述方式的艱巨任務。本文認為，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之間的關係不是從屬性的，而是相互獨立的兩種哲學形態，它們具有不同的範式，而且相互之間不可通約。所以，當代的中國哲學研究不應該以西方哲學為典範和標準，而應該以之為參照系和對話夥伴，通過現時代的「視域」與古典哲學的「視域」的相互「交融」，對於現實的哲學問題給出中國哲學的解答。[關鍵詞]全球化；後現代主義；西方哲學；中國哲學

我們正處在世界性的全球化進程之中。全球化不是一個內容單純的概念，而具有異常複雜的豐富內容，它既是現代性的結果，同時亦具有某些後現代的特徵。本文的主題限制在這樣一個範圍之內：分析在全球化之錯綜複雜的背景下中國哲學所面臨的問題和機遇，這裡所說的「中國哲學」指的是「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由於本文中所涉及的概念大多語義含混，例如現代性、後現代主義、全球化、文化等等，澄清其中任何一個概念都不是一篇論文能夠勝任的。所以我不準備深究這些概念的準確定義，主要關注的是由這些概念所反映的複雜現象。按照馮友蘭先生關於「中國的哲學」和「哲學在中國」的區別，迄今為止的中國哲學史基本上屬於「哲學在中國」，即將中國哲學分解為按照西方哲學可以容納和接受的質料，填充在程式化的體系形式之中（例如本體論、認識論、社會歷史觀、辯證法、倫理學等等），這便使中國哲學的神韻和精邃淹沒在西式的抽象概念之中。雖然學術界關於使用西方哲學的概念、方法和體系疏理中國哲學的得失存在著不同意見，有些學者並不認為中國哲學面臨著範式轉換和重建的問題，但即使是他們也或多或少地意識到使用西方哲學的概念敘述中國哲學的內容所面臨的問題。顯然，如果把中國哲學看作是「哲學在中國」，把西方哲學看作是哲學的典範，那麼中國哲學如何「上升」到西方哲學的理論思維水平，才是中國哲學應該面對的主要問題。反過來說，除非我們認同西方哲學具有哲學的普遍性，而中國哲學充其量不過是它的特殊表現形式，否則我們早晚都會面臨如何轉換研究範式，重新疏理文獻典籍的難題。當然，關於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對比並不是對稱的：西方哲學並不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哲學，而是由許多民族以及不同的文化碰撞交匯的產物，其影響也因而具有世界意義。不過，一般說來，西方哲學具有一個特殊的哲學形態所具有的典型特徵，而中國哲學則屬於另一類典型。我們的討論分三個方面進行：一是討論在現代化乃至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哲學所面臨的困境，二是討論全球化的某些後現代特徵為中國哲學的復興或重建「創造」了哪些條件，三是通過對哲學的文化多元性的分析，重新審視哲學、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三者之間的關係。一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形成於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之中，帶有深刻的現代化的烙印。在今天，其背景就是世界性的全球化進程。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把「歷史上的中國哲學」與「中國哲學史記載的中國哲學」區別開：歷史上的中國哲學以先秦為突破，蔚為大觀，歷史悠久，而中國哲學史作為一門學科卻是在20世紀初才形成的。20世紀初，以胡適和馮友蘭為代表的中國學者按照西方哲學的模式疏理中國的文獻典籍，形成了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中國哲學叫做中國哲學亦是從此才開始的。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自形成以來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20世紀初按照西方哲學模式疏理文獻典籍的形成階段、解放後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改造的階段，以及改革開放以來引進西方哲學各種方法解釋中國哲學的階段。這三個階段正處在中國或被動或主動地踏上了現代化之路的歷史時期。在這三個時期，許多學者對於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的建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這是不言而喻的。不過換一個角度看，經過這三個階段的梳理和解讀，中國哲學的確也面目全非，至少我們不能說它是「中國哲學」，而只能說是「哲學在中國」了，因為它主要不是按照中國的方式而是按照西方的方式敘述中國哲學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有了「中國哲學史」，卻沒有了「中國哲學」，也可以說正是因為有了「中國哲學史」，而失去了「中國哲學」。當我們這個世界全面進入了全球化時代的時候，問題顯得越發突出了。毫無疑問，「全球化」是近年來國內外最熱門的焦點話題。全球化首先是經濟上的全球化，但不只是經濟的全球化。著名社會學家吉登斯反對僅僅從經濟的角度看待全球化現象，在他看來，「全球化是政治的、技術的、文化的以及經濟的全球化」。形成全球化的因素眾多，例如科技、電信、傳媒、國際互聯網等，而全球化的影響的確觸及到了政治、科技和文化等眾多的領域。吉登斯認為，全球化是現代性的後果，「現代性正在內在地經歷著全球化的過程」。全球化對於我們這個世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些影響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對待全球化的態度一般地可以分為贊同和反對兩種觀點。贊同的觀點認為全球化將消除民族國家之間的界限，使我們的世界整體性地走向繁榮昌盛，世界和平翹首可望。而反對的觀點則認為全球化必然在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使不同的文化在趨同中失去自我，因而是資本主義殖民的進一步世界化。即使對全球化持肯定態度的吉登斯也意識到，「全球化並不以公平的方式發展，而且它所帶來的結果絕對不是完全良性的。對許多生活在歐洲和北美洲以外的人來說，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或者美國化，因為美國現在是惟一的超級大國，在全球秩序中佔據主導的經濟、文化和軍事位置。在全球化的最顯而易見的文化體現中，許多都是美國的，如，可口可樂、麥當勞和美國有線新聞等」，因而「今天的全球化只是一定程度的西化」。就此而論，以西化或者美國化為表現形式的全球化，對於發展中國家和弱勢民族文化形成了強大的壓力，從而造成了全球化的世界主義與本土化的民族主義之間的矛盾。無論我們主動地適應還是被動地承受，全球化把現代化輻射到了每一個國家乃至每一個人。具體到對中國哲學的影響，主要是愈演愈烈的西方哲學化。幾年前，最流行的話語是「跨世紀」和「與國際接軌」。然而迄今為止，「與國際接軌」從來不是西方被中國化，而始終是中國被西方化。現在，我們在許多方面與世界是同步的：從流行時尚、娛樂信息到新聞，瞬間便從世界的各個角落傳遞給了我們，因而在獲得信息方面沒有人再具有壟斷的權威。這看起來似乎越來越公平，但是如果考慮到媒體的集中與壟斷等因素，全球化很可能會造成強勢文化越來越強，而弱勢文化越來越弱，直到被強者所吞噬的結果。中國哲學作為古典中國哲學的現代傳承，以先秦以來的文獻典籍為文本基礎，應該通過理論創新，適應乃至推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因而，它應該是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或者說是傳統文化與現時代「視界交融」的結果。我們生活在現時代，而且我們「與國際接軌」，與世界發達國家在各個方面形成了同步的關係。然而我們與自己的傳統之間卻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距離。中國哲學有賴於代代相傳的教育得以傳承發展。但是，我們現在的教育方式基本上是全盤西化的。自從20世紀初以來，我們全面貫徹了西方式的教育，從學制、學歷、教育體制、教學內容和方法到學科建制……都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起來的，即使是為我們所特有的漢語，其語法也是拉丁化的。結果是，我們在接受西方文化教育方面沒有了障礙，但對於自己的傳統文化卻難以消化了。我們的思維方式已經現代化了，越是現代化，與傳統中國文化的思維方式的距離就越遠。當一個中國人能夠說一口流離的英語，卻讀不懂儒、釋、道的經典的時候，我們根據什麼說他是中國人呢？而現在這已經成為了比較普遍的現象。中國哲學在全球化進程中的遭遇，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全球化在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的發展方向究竟是文化趨同還是文化多樣性？迄今為止，我們感受到的主要的全球化的趨同趨向，這也是文化民族主義之所以愈演愈烈的原因。不過，全球化其實不僅有「化全球」的一體化趨勢，而且具有文化多樣性的要求。就此而論，全球化不僅使中國哲學陷入了困境，也提供了歷史性的機遇。全球化的文化多樣性要求，體現了某種後現代的特徵。二全球化不僅與現代性之間有密切的關聯，而且亦具有不同於現代性的重要方面。「全球化不僅僅是不斷發展的現代化的一個新階段，而且還意味著直接向現代主義提出挑戰，它讓人們去尋找一個新型的社會」。相對於激進的後現代主義者，吉登斯把全球化看作是現代性的後果的觀點顯得有些保守，不過即便如此，吉登斯也意識到了全球化不同於現代性的性質：「我們實際上並沒有邁進一個所謂的後現代性時期，而是正在進入這樣一個階段，在其中現代性的後果比從前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劇烈化更加普遍化了。在現代性背後，我以為，我們能夠觀察到一種嶄新的不同於過去的秩序之輪廓，這就是『後現代』（post-modern），但它與目前許多人所說的『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大相徑庭」。在全球化進程的背景下，地方性的民族文化首先感受到的是伴隨著現代化而來的西方文化的強大壓力，因而形成了一種反現代化反全球化的傾向。其實，在全球化之中亦蘊含著文化多樣性的因素，在此我們稱之為全球化的「後現代特徵」。一般說來，「現代」（modern）從文藝復興發端，由啟蒙主義構造它的基本觀念，一直延續至今（有些學者認為延續到20世紀50年代），實際上是西方資本主義從產生、發展而走向現代化的過程。「現代化」過程指的是商品化、城市化、官僚機構化和理性化的過程，這些過程共同構成了「現代世界」。現代化的過程是一個充滿了發明、革新和活力的過程。「現代性」體現的是理性、科學和啟蒙的精神，它相信社會歷史的進步和發展，人性和道德的不斷改良和完善，人類將從壓迫走向解放。然而，現代化帶來的不僅僅是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殖民主義、兩次世界大戰、全球性的經濟危機、環境問題、冷戰、核威脅……同樣是現代化的產物。西方哲學從20世紀初以來對形而上學展開了大規模的批判，標誌著對西方文明基礎的反思的開始，50年代以來則把矛頭集中指向了啟蒙的科學理性主義。20世紀80年代盛行一時的後現代主義作為形而上學批判的極致，通過顛覆西方文明的基礎觀念的方式，採取了與現代主義徹底決裂的立場。他們以多元論對抗中心主義，以差異對抗理性的總體性，從縱向思維轉向橫向思維，以透視主義取代基礎主義的認識論，以不確定性和小型敘事取代元話語和宏大敘事……所有這一切都產生了深刻的理論意義和社會影響。後現代主義之所以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主要或至少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為了顛覆西方中心主義，打破西方一統天下的格局，其二為了是解構中國的傳統觀念、舊有的體制和教條主義等，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自由環境。實際上，後現代的許多觀念對於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範式轉換與重建具有重要的意義。世界統一市場的形成和成熟有理由使一些人相信，全球化發展的前景將是民族國家的消失，起主導作用的將是貿易、企業、媒體等世界性的跨國集團。顯然，這不僅對發展中國家形成威脅，對於發達國家也是如此。關於文化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我們會在後面專門論述，簡言之，全球化並不意味著文化同質化，而是文化多樣化，因而全球化具有某種類似後現代化主義「去中心化」的特徵：當全球化波及整個世界的時候，隨著各國現代化程度的相對均衡，西方發達國家的中心地位將不復存在。世界將不再有「中心」。迄今為止，文化全球化的問題受到了人們普遍的關注，相對於文化趨同的觀點，越來越多的人主張全球化是而且應該是文化的多樣化，因而全球化具有多樣化和異質性的後現代特徵。從理論上說，正如生物多樣性是生物進化的基本條件一樣，人類文化的發展亦以文化多樣性為前提。就此而論，全球化的進程不是文化的同質化而是文化的多樣化，這已經成了世界性的共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撰寫的第二份《世界文化報告》的主題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樣性問題。關於人類起源的新發現表明，「我們人類都屬於一個物種，不同文化的發展道路為人類歷史中文化的多樣性留下了印記」。「所有人類都有能力創造文化，就是說，他們都有創造的潛力。但這並不是說他們都有或將有同樣的文化，其原因就在於他們有創造性」。因而「我們應當把文化多樣性看作是：它過去已經存在、現在呈現著更豐富的形式、在將來會成為洶湧的大河」。「我們的結論是：了解、贊同和甚至歡呼文化多樣性並不意味著相對主義，而是意味著多元共存」。我們的世界變成了一個「地球村」，資本、人員乃至思想的流動之迅捷，幾乎是同時發生的。不過，電訊、計算機和網路等因素將世界連接成了一個同時性的整體，這並不是麥克盧漢「地球村」概念的主要含義。所謂「地球村」指的是人類從村落到都市化再到村落的「發展」，而重新「村落化」的意思是說，人們從相互隔絕的都市化重新回歸面對面交往的村落。在某種意義上說，全球化就像國際互聯網一樣將世界連接成了「一個城市」（unicity），其功能是為個人之間相互交往提供了一個碩大無比的開放性的平台，無論這種交往採取什麼樣的形式，它都具有「面對面」的特點。當人們從狹隘的地域意識轉向全球性意識的時候，其結果並不是同質化，而是一種新型的文化多樣化。的確，全球化使「文化」的含義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為「文化」一直以來都是與一個固定的地方性的概念結合在一起的。有不同的文化，每一種文化通常含蓄地將意義建構與特殊性和地點連接了起來。因而，以往的世界劃分為不同的文化（文明），而且由於不均衡而有「中心」和「邊緣」的區別，當然這種區別在歷史上是「流動」的。現在，全球化進程打破了文化在地域上的界限，為它們在相互交往中形成新型的多樣性關係創造了條件：「全球性恢復了文化的無邊界性並且促進了文化表達方式的無限可更新性和無限多樣性，而不是促進了同質化或雜交化」。在某種意義上說，全球化的文化多樣性具有「透視主義」的特徵。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個民族文化超越了狹隘的地域性限制和自我中心主義，通過相互之間的碰撞、交往、交流、融匯，形成了新型的多樣性文化。每一種文化都將意識到，它眼中的世界並不是世界的全部，甚至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是從它的視界所看到的世界，從另一個文化的立場看世界，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即使把通過所有文化的立場所見之世界的「碎片」綜合拼裝成一個整體，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統一的世界形象，因為各個文化的世界觀不僅是透視性的，而且是開放的，由此而形成無限的文化多樣性。總而言之，全球化的現代性方面的確對中國哲學形成了威脅，但其後現代的特徵亦為中國哲學重建提供了歷史性的機遇。全球化在「普及」現代化的同時消解了西方中心主義，為中國哲學恢復自身的獨立地位創造了條件。在全球化的平台上與各種文化形成交流和融匯的對話關係，有助於我們取長補短，自我更新，使古老的文明重新煥發青春。而文化多樣性的透視主義特徵則不僅破除了西方中心主義，也使我們擺脫了狹隘的地域限制，糾正自大或者自卑的心理偏見，重建我們的精神家園。因此，我們需要重新檢討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之間的關係。(由於字數過多不能全部發布,最後一節請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