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一梅：痛苦不會終結，除非「自我」消失

　　我相信，她早已厭倦了別人在她面前興緻勃勃地談論那段台詞：「有好多次我都想要放棄了，但是他在我心裡留下了疼痛的感覺。一想到它會永遠在那兒隱隱作痛，一想到以後我看待一切的目光都會因為那一點疼痛而變得黯淡，我就怕了。愛他，是我做過的，最好的事情。」出自《戀愛的犀牛》，1999年，QQ尚未普及大江南北，不然，這出自她的成名作里，有太多句子，可以拯救人們的簽名檔。

　　我記得那是2001年，我的朋友考上大學到了北京，某個周末她去劇場看了《戀愛的犀牛》，然後她就興奮地寫了一封信給我——沒錯，那時候我在家鄉的高中校園裡還總能收到手寫的貼郵票的信件，那女孩把那段台詞原封不動的抄給我看，說：送給你，我聽到這個第一個就想到你，因為你談起戀愛來，就是這樣的。

　　好吧，我那時是廖一梅的粉絲，所以當我坐在她對面的時候，那感覺，的確和過去的每次專訪都不同些。1999年畢竟已經遙遠——我是說，對於一個創作者而言，十五六年的時間，無論是她的審美或者對世界的理解，都已足夠滄海桑田。2010年，《柔軟》在保利劇院首演，那是她最近的一次戲劇創作。故事關於一個想變成女人的男孩，和一個嚴肅悲觀名聲不好的女醫生，關於「男人」和「女人」這兩個性別之間永恆的糾葛和追問。

　　「我從來不允許自己膽怯。」她看著我認真地說。

　　她認為自己在少女時代是個「普通的小孩」，從沒有想過以寫作為生的念頭。參加中戲的考試是因為聽說了班裡某個不大熟的同學在準備，並且中戲的考試不考數學——做夢也沒想到還有這等好事，哪能不去試試。「我就是喜歡寫日記，一本接一本地寫。」她說，因為她想弄明白自己，「比方說，我得弄清楚一件事我最開始是怎麼想的，後來又是怎麼想的，最終為什麼又那麼想了。就是這種對自己的無止境地探索——」她說過的，「膽怯」在她心裡是一件不被允許的事情，所以，意識深處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也許陰暗的地方，每一個無法示人的念頭，都必須強迫自己去面對，「我對自己很嚴厲，我希望我沒有漏過任何隱秘的動機，一定要挖出來那些最深的情緒——這沒有什麼不好意思面對的。」她微笑，「你要是連知道都不知道，那該多可笑?」

　　如果真的手下不留情，「追問」是很容易變成「拷問」的，這便是她作品裡表現力的源頭，至少，是源頭之一。一把鑽頭朝著自己的靈魂鑿進去，靈魂是不會流血的，只要你神情淡然，就沒有人能看見那個創面。那個她一手鑿出來的洞里至少流淌出來了那些文字，「追索自我」這件事，即是沒有結果，也記錄下來了沿途的景色。

　　所以他的男女主角會有如下對白：

　　"女醫生：你會說當然。但是作為一個醫生，要在心裡認同這個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見了太多的死亡，你注意到么?現在已經很少人死在家裡，他們多數都死在醫院的急救室里，被切開氣管，插上管子，心臟電擊，臨死的時刻人非常無力，沒人問他們是否希望平靜的死去。醫生為了讓人多活有限的幾天，甚至幾小時，做許多無謂的搶救，那是通常的做法，沒人管你願意不願意。死其實沒什麼，每個人都要死，但不該死得太難看、太痛苦。醫生對抗的是疾病，不是死亡，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是我們每個人出生的必要條件。我都做過，切氣管，一次次的電擊，心臟按摩術，大家都鼓勵那些鍥而不捨的病人和醫生，可我覺得應該做的是躺在床上等死。安詳的，平靜的，有尊嚴的。

　　年輕人：我也希望能那樣死去，最好是死在愛人的懷裡。

　　女醫生：你滿腦子的爛漫想法，你會嘔吐在你愛人身上，你腐爛的內臟散發的臭氣會把他熏暈過去。

　　年輕人：哈哈，你那麼美，不該這麼尖刻。

　　女醫生：你像所有男人一樣膚淺，希望你變成女人以後能好一點。

　　年輕人：你真讓我吃驚，知道么?我從來沒想到一個被稱為蕩婦的人會有一張這麼嚴肅的臉。

　　女醫生(眯起眼睛)：是的，我是個一本正經的蕩婦。

　　年輕人：我簡直能想像出你那個樣子......他們說你和靳醫生在手術室亂搞，被幾個護士撞了個正著，你當時衣冠極度不整，但臉上毫無驚慌之色，很嚴肅地對闖入者說：請把門關上。"

　　上面那段，選自《柔軟》。它公演的時候正逢《文藝風賞》在籌備創刊，我曾經無比希望能夠刊登《柔軟》劇本，可惜當時它還在巡演，版權問題，沒能成真——因為自那時起，我便熱切地希望我的讀者們，即使不是每個人都有去小劇場看話劇的機會，也都能知道它。

　　在我眼裡，它有中國製造的文學或藝術作品裡最為稀缺的東西：纖毫畢現地尊重個體的掙扎，平等地看待每一種痛苦而不刻意製造「痛苦」與「痛苦」之間那種不高明的等級差別，通過「性別」這個原始的話題，能走多深就走多深，追問生死，追問情慾，追問自身深藏的卑微與脆弱。在「情懷」這個詞已經被用成貶義詞的五年後，《柔軟》的執著更顯出它的意義。

　　「其實我是一個害怕跟人交流的人，我真的不會聊天兒。」她的深情已經流露出一點為難，「人生里總是需要出口的吧，情緒也好，能量也好，都在身體里遊走，總得有個釋放的渠道。很多女人釋放的渠道都是跟閨蜜聊天，那種女人間的相互傾訴——我就覺得這很可笑，我不行，我不想聽別人的秘密，也不想讓別人知道我的事情。可能我唯一的出口就是寫作了......」

　　她曾經很認真地觀察別人是怎麼聊天的，兩個人見面了，坐下，一個要問另一個：怎麼來的?路上好走么，堵不堵車......她用一個近乎大驚失色的表情說：「這不全是廢話嗎?」可是好像「生活」里「廢話」永遠必不可少，於是她便學習著，像所有人一樣說廢話——不，是寒暄。

　　她端起我們面前的茶壺，已經喝完，她要重新沏，她有一套非常精巧的茶具，我正在猶豫著要不要說這套茶具好看——因為這也是有可能給她帶來負擔的「寒暄」，她自己說：「你知道嗎?用這套東西完整地沏茶，每個步驟，是我專門跟人學的——因為那天有朋友要來，我在前一天去學會了整套程序......以前我眼裡根本看不見類似沏茶這樣的小事，我覺得它完全是浪費時間有什麼意思，過去人真的過分激烈，現在改變了挺多的——應該是開始學著跟生活和解，跟它相互撫摸一下......曾經我對日常生活真的一點興趣都沒有。」

　　也許是因為，現在的她終於理解，無論怎麼度過這一生，無論這一生是激昂地活著還是「浪費時間」地活著，歸根到底，都差不多。

　　這種發現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是好事，可是對於一個還必須生活里打滾的來說，太不愉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