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經貿關係報告（摘要）
商務部正式發布《關於中美經貿關係的研究報告》
商務部於5月25日正式發布《關於中美經貿關係的研究報告》。《報告》分為前言、中美經貿關係的時代背景、中美經貿關係互利共贏的本質、雙方重點經貿關注、推動中美經貿合作不斷發展和結束語等6個部分。《報告》對中美經貿關係做了全景式的描述，梳理了中美雙方從雙邊經貿合作中獲益情況，揭示了雙邊經貿關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認為中美雙方應當妥善處理矛盾，管控分歧，擴大務實合作，豐富中美經貿關係內涵，造福兩國人民。
商務部關於中美經貿關係的研究報告.pdf
以下節選自報告：
商務部正式發布《關於中美經貿關係的研究報告》：積極考慮在能源、農產品等領域擴大自美國進口。
中美應通過對話協商妥善處理經貿摩擦。
為了防止人民幣匯率出現超調和短期的劇烈波動，中國央行在必要時對市場提供了美元流動性支持。但這種做法既不是為了妨礙國際收支的有效調整，也不是為了刺激出口而競爭性貶值，更不是為了控制人民幣匯率的絕對水平，阻止人民幣匯率因市場因素而進行正常調整，不屬於匯率操縱範疇。
在保持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基本穩定的同時，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雙向浮動彈性將會增強，這既有利於中國，也有利於世界。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仍然是好的，人民幣也不存在長期貶值的基礎。相信經過一個震蕩期後，人民幣匯率將逐步趨向新的均衡。
中方願進一步增加自美大豆、棉花等農產品進口。
同83個國家及國際組織簽署了一帶一路貿易便利化協議。
中方願積極探討自美國進口更多飛機、晶元、機床。進一步擴大開放，減少外資准入限制性措施，積極引導鼓勵外商投資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綠色環保產業、現代服務業。
以下摘自報告原文：
第三部分雙方重點經貿關注
一、美方關注
(一)美對華貿易逆差。
美方長期關注對華貨物貿易逆差問題，這需要雙方歷史地、全面地看待。在中美貨物貿易中，美方是逆差；在中美服務貿易中，中國是逆差。根據中方統計，2016 年中國對美服務貿易逆差高達 557 億美元，佔中國服務貿易逆差總額的23.1%。美國是中國服務貿易第一大逆差來源地。無論是貨物貿易，還是服務貿易，利益都由雙方分享。
貿易順差是全球化背景下各國工業化進程中普遍經歷的階段。從美、德、日等發展歷程看，這些國家在工業化階段都曾長期保持順差，例如美國在從 1874-1970年的 97年里，有 93 年保持順差；德國從 1880-2016 年有統計的 137 年中，有 84 年是順差；日本從 1981-2010 年連續 30 年順差。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中國外貿由過去持續逆差轉為持續順差也是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提高產業國際競爭力的結果。美對華貨物貿易逆差數字被誇大。2016 年中方統計的對美貨物貿易順差為 2540 億美元，美方統計的對華逆差額為3660 億美元，雙方統計的貨物貿易逆差額相差了 1120 億美元，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複雜，包括統計差異、轉口貿易、再出口等。中美兩國商務部就統計差異進行的聯合研究表明，
美方統計的 2008 年至 2014 年逆差數據平均高估 19%。按此推算並扣除中國加工貿易中的進口成分和美對華服務貿易順差後，2016 年美對華貿易總體逆差額將調減至 1648 億美元，調降一半以上。
過去十年中，美對華貿易逆差狀況正在逐步改善。2006年至 2016 年，據中方統計，中美貨物貿易順差佔中國全部貨物貿易順差的比重從 81%降至 46%，佔中美貨物貿易額的比重從 55%降至 48%。特別是在 2012-2016 年間，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額年均增長僅為 3.5%，遠小於 2001-2005 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初時年均 42.0%的增長幅度，2016 年還出現了 3.8%的下降。據美方統計，過去 10 年中，美對華貨物貿易逆差佔美中貨物貿易額的比重從 68%降至 61%。與之類似，中國整體貨物貿易順差在 2015 年沖高後也開始回落，2016 年下降了 14.0%，2017 年前 4 月同比又下降 39.6%。今後，受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承接其它國家製造業轉移速度放緩、加工貿易佔比逐步下降等因素影響，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將呈進一步下降趨勢。
美對華貿易逆差歸根結底是由兩國經濟結構、產業競爭力和國際產業分工決定的，並非人為因素造成。在同樣的匯率水平下，中方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是順差，而在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農產品和服務貿易方面都是逆差。這充分說明競爭力強的產業，順差就會多。匯率與貿易逆差沒有必然聯繫。從經濟結構看，美國經濟以服務業為主，低儲蓄、高消費，本國生產無法滿足國內消費需求，需要進口大量消費品。貿易逆差實質上是美國利用別國剩餘儲蓄，來維持超出自身生產能力的消費水平。
從國際分工看，中國貨物貿易順差與跨國公司全球產業布局密切相關，是國際分工梯度轉移的結果。大批外資企業來中國投資，組裝製造產品，銷往全球市場。現階段中國的順差大多是承接了過去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等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對美的貿易順差轉移。根據美方統計計算，美對華貿易逆差佔美逆差總額的比重從 2001 年的 20%升至 2016 年的 47%，但同期美對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貿易逆差佔比則從 23%降至 11%。貿易順差或逆差反映了中美比較優勢和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分工。中國貿易順差主要是企業和消費者等參與方以市場為基礎、從供給與需求兩端作出經濟決策的結果，並非政府干預造成的。
全球價值鏈中，貿易順差反映在中國，但利益順差在美國，總體上雙方互利共贏。據中方統計，中國貨物貿易順差的 59%來自外資企業，61%來自加工貿易。中國從加工貿易中只賺取少量加工費，而美國從設計、零部件供應、營銷等環節獲益巨大。美國從中國進口大量質優價廉的產品，得以維持較低通脹率，降低了生產成本，促進經濟轉型升級和增長。自華進口提高了美民眾實際購買力，提高了藍領工人的福利。中美貿易為美國運輸、批發和零售行業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美國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美對華貿易逆差與美製造業就業崗位減少無直接關聯。多項研究表明，導致美國製造業崗位減少的主要原因是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與美對華貿易逆差無直接關聯。美商務部報告顯示，美就業崗位流失在北美自貿協定生效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前就已開始。據美方統計，2010-2016 年，美失業率逐年下降，從 9.6%降至 4.9%，但總體貨物貿易逆差卻從6909 億上升到 7967 億美元。
中方為削減貿易順差做出巨大努力。中國政府著眼於擴大內需，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增加公共投資，採取多項措施促進民間投資，不斷拓展國內市場規模。中方高度重視化解鋼鐵、煤炭過剩產能，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明顯成效。目前，中國經常項目順差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從 2007 年的 9.9%下降至 2016 年的 1.9%。
解決美對華貿易逆差問題，需要雙方共同努力。中國從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多年來採取積極措施擴大自美進口。中方願根據國內市場實際需求，擴大自美進口。美方也應摒棄冷戰思維，放寬對華出口管制，為擴大高科技產品對華出口創造條件。
(二)人民幣匯率。
美方關注人民幣匯率問題，美國內有些人認為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這個觀點是不客觀的，也是不公正的。
中國自匯改以來一直在不斷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人民幣已經大幅升值。2005 年 7 月，中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2015 年以來，人民銀行進一步強化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機制。2015 年 8 月 11 日，完善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強調了市場供求的作用。2015 年 12 月 11 日通過發布人民幣匯率指數，加大了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力度，以更好地保持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基本穩定。目前已初步形成了「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
2005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47%。2005 年 7 月人民幣匯改前 1 美元合 8.28 元人民幣，2014年 1 月達到6.09 元，累計升值達 35.84%。近兩年，受美聯儲加息、美元不斷走強等外部環境和市場供求影響，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有所貶值，但貶值總體是有序的。而且應當看到，在美元走強的大背景下，實際上全球主要貨幣兌美元基本都有所貶值，相比之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貶值幅度是比較小的。2017 年 2 月末國際清算銀行測算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名義有效匯率還分別較 2014 年上半年末升值了 7.48%和5.72%；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與 2005 年匯改前相比仍升值了約20%。總體看，人民幣匯率自 2005 年匯改以來處於升值通道，中國的國際收支也進一步趨於平衡，2016 年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占 GDP 的比例為 1.9%，處於國際公認的合理範圍內。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認為當前人民幣匯率水平與中國基本面相符。根據《IMF 章程》的規定，匯率操縱是指IMF 成員國通過控制或影響匯率水平，妨礙國際收支的有效調整或取得對其他成員國不公平的競爭優勢的行為。目前IMF 運用其外部平衡評估(EBA)框架對成員國實施匯率評估。IMF 評估結果顯示，2015 年儘管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還略高，但是人民幣匯率已經「不再被低估」。2016 年人民幣匯率總體上與經濟基本面相符，人民幣匯率已實現基本均衡。
IMF 同時建議，在國際國內充滿挑戰的背景下，需要將逐步提高市場化程度的總體趨向與有技巧的短期管理相結合，以避免過度波動，預防出現超調、單邊預期和市場無序的情況。即使按照美國判斷一國存在匯率操縱行為的標準，中國目前也僅符合「與美雙邊貨物貿易的年度順差額超過 200 億美元」這一條，因此美國財政部 2017 年上半年公布的《美國主要貿易夥伴的匯率政策報告》認為，中國未操縱匯率。
中國央行的外匯公開市場操作不屬於匯率操縱範疇。2015 年以來，受國際金融市場動蕩，特別是美聯儲加息預期升溫的影響，中國面臨資本流出和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對此，中國主要是通過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來加以應對。在此過程中，為了防止人民幣匯率出現超調和短期的劇烈波動，中國央行在必要時對市場提供了美元流動性支持。但這種做法既不是為了妨礙國際收支的有效調整，也不是為了刺激出口而競爭性貶值，更不是為了控制人民幣匯率的絕對水平，阻止人民幣匯率因市場因素而進行正常調整，不屬於匯率操縱範疇。事實上，中國進行外匯干預，穩定了金融市場，不僅沒有獲得競爭優勢，還為此消耗了大量外匯儲備，付出了代價。中國努力在提高匯率靈活性和保持匯率穩定之間求得平衡的做法，有效避免了人民幣匯率無序調整導致的負面溢出效應和主要貨幣的競爭性貶值，這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都是有利的。
中國不會搞貨幣競爭性貶值，在保持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基本穩定的同時，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雙向浮動彈性將會增強，這既有利於中國，也有利於世界。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仍然是好的，人民幣也不存在長期貶值的基礎。相信經過一個震蕩期後，人民幣匯率將逐步趨向新的均衡。
中美在匯率問題上一直保持著有效的溝通。在 2016 年6 月舉行的第八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雙方共同重申在2016 年上海和華盛頓 G20 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期間達成的關於匯率的承諾，包括將避免競爭性貶值和不以競爭性目的來盯住匯率。中國繼續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是堅定不移的，將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穩定地位。
(三)產能過剩。
鋼鐵產業是美國工業的重要基礎，鋼鐵工人是美國內政治、社會的重要力量。美方關注鋼鐵企業的關停和藍領工人的失業問題，希望改善他們的境遇，中方對此表示理解。事實上，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下行導致需求萎縮，是造成本輪全球鋼鐵產能過剩的根本原因。技術進步是導致美國鋼鐵行業就業減少的重要因素。例如，美國賓州一家鋼鐵工廠在經過技術化改造後，所僱用的工人從原來的 2000 多人減少到 26 人，產能不降反升。美方一方面承認本輪鋼鐵產能過剩是全球性問題，需要各國共同努力、共同應對；另一方面又認為，中國政府對鋼鐵行業的系統支持是造成當前全球鋼鐵過剩產能的重要原因，這是站不住腳的。中國鋼鐵產業的發展立足於滿足內需，不僅不鼓勵鋼鐵產品出口，相反還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出口，包括對部分種類的鋼鐵產品加征出口關稅，例如對硅鐵等產品徵收 20%的出口關稅，對非合金鋼坯及條桿等產品徵收 15%的出口關稅。
中國對美國出口的鋼材佔美國整體進口的比例很小。受美國對中國鋼鐵產品採取眾多反傾銷、反補貼措施影響，過去 10 年來中國對美鋼鐵產品出口呈逐年下降趨勢。2016 年中國對美出口鋼材僅 118 萬噸，金額 17 億美元，同比分別下降 51.5%和 40.1%，對美國鋼鐵業的影響微乎其微。中國政府在實施調整結構和治理環境的戰略中，高度重視化解鋼鐵過剩產能，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並已取得顯著成效。中國在化解鋼鐵產能過剩問題上做得早、做得實，將繼續做下去。2011-2015 年 5 年間，中方淘汰了 9000 多萬噸落後鋼鐵產能。2016 年中方又壓減 6500 萬噸產能，涉及 20.2萬人就業。2017 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再減 5000 萬噸。如實現這一目標，中國的鋼鐵產能利用率有望進一步提高。
自 2014 年以來，中美兩國多次利用兩國元首會晤、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商貿聯委會和二十國集團會議等場合就產能過剩問題進行溝通和協商。中方願與各方一道，繼續通過全球鋼鐵論壇等平台加強溝通，共同採取行動，努力化解全球鋼鐵產能過剩問題。
(四)市場開放。
美方希望中國進一步放寬在銀行、證券、保險、文化、製造業等領域的投資准入。只要美國開放的領域，中國也要相應開放。中方認為，一國開放水平由國情決定，與政治制度、經濟體制、發展水平、監管能力密切相關，美方在航運、商業衛星發射服務等方面也未開放。雙方可通過繼續推進投資協定談判改善市場准入條件，實現互惠互利。中國也會積極推動自主開放進程，放寬外資准入限制。
事實上，近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在自主擴大市場開放，這是中國深化改革的自身需要，包括先後設立了 11 個自貿試驗區，並不斷壓縮外商投資負面清單，進一步降低增值電信、新能源汽車電池、加油站建設經營等行業的准入門檻，開放程度不斷提高。向全國複製推廣了 114 項改革試點經驗，改革開放成效普惠的局面初步形成。同時，中國政府還主動通過修訂《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大幅減少外資准入限制性措施，擴大開放。最近一次修訂於 2016 年 12 月 7 日向社會公開徵求了意見。徵求意見稿和現行的 2015 版《目錄》相比，限制性措施從 93 項減少到了 62 項，減少了三分之一，進一步放寬服務業、製造業、採礦業等領域的外資准入限制。2017 年 1 月，中國國務院印發了《關於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干措施的通知》，圍繞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進一步創造公平競爭環境、進一步加強吸引外資工作等三個方面具體提出 20 條具有「含金量」的工作舉措，自主推進開放。
例如，在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方面，通過修訂《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及相關政策法規，大幅度放寬服務業、製造業、採礦業等領域的外資准入限制；明確國家相關鼓勵支持政策措施同等適用於內外資企業；支持海外高層次人才在華創業發展，為其依法依規提供出入境管理便利。在進一步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方面，要求中國各地區各部門確保政策法規執行的一致性；內外資企業公平參與標準化工作，參與政府採購招投標；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及執法；支持外商投資企業拓寬融資渠道。在進一步加強吸引外資工作方面，允許地方政府結合地方實際，在法定許可權範圍內製定出台招商引資政策，支持對就業、經濟發展、技術創新貢獻大的項目，降低企業投資和運營成本，依法保護外商投資企業及其投資者的權益等。
2010 年以來，中國每年實際使用外資都超過 1100 億美元，連續 25 年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聯合國貿發會議《2016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中國仍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資東道國之一。中國向世界全方位開放的態度是鮮明的。中國將繼續堅持全方位對外開放，努力推動貿易投資自由便利化，增強中國吸收利用外資的國際競爭力。
(五)知識產權保護。
知識產權保護是美國在經貿領域對中國的主要關注之一。美方在肯定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取得巨大進展的同時，認為中國知識產權保護仍有不足。美國《2017 年總統貿易政策議程》中將知識產權保護作為美貿易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中國美國商會等商協會組織也將保護知識產權列為美國業界的重點關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是中國自身構建創新型國家的需要。中國政府在推動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同時，強調把實施
知識產權戰略放在同等重要的位臵。營造全社會尊重知識、崇尚創新的良好氛圍，提高全民知識產權的意識。在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上，中方的態度是堅定的。經過多年的努力，中國建立了較為完備的保護知識產權法律體系，設立知識產權法院，加大刑事打擊力度。中國國務院還專門成立了全國打擊侵權假冒工作領導小組，由國務院主管副總理出任組長，積極推進長效機制建設。
立法方面，《反不正當競爭法》、《專利法》、《著作權法》等法律正在修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互聯網廣告管理暫行辦法》、《流通領域商品質量監督管理辦法》等規章制定也逐步推進。最高法院出台《關於審理侵害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等與知識產權保護相關的司法解釋。
司法方面，人民法院依法公正高效審理各類知識產權案件，知識產權司法公信力進一步提升。同時加大刑事打擊力度，對違法犯罪行為形成強大震懾力，成效顯著。2016 年，公安機關破案 1.7 萬多起、抓獲犯罪嫌疑人 2.2 萬人，檢察機關批捕 9171 人、起訴 2.1 萬多人，審判機關審結刑事案件1.3 萬多件、判決罪犯近 1.8 萬人。行政執法方面，自 2013 年至 2016 年，各級行政機關累計查辦侵權假冒違法案件 127 萬件。2016 年，中國行政機關開展專利「護航」專項行動、打擊網路侵權盜版專項整治「劍網行動」、版權領域「掃黃打非」的「秋風」行動、「質檢利劍」打假行動、「中國製造」海外形象維護「清風行動」，查處案件 18.9萬件。中方計劃加強與美方知識產權、海關、國土安全、警務部門的合作，通過聯合執法行動，打擊侵權盜版行為。
近年來，中美雙方一直就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合作保持密切溝通，也取得了很多積極進展。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挑戰。中方願加強與美國政府和業界在知識產權領域的交流與對話，不斷深化中美雙方在此領域的互信與合作，為促進文化技術傳播、增進人民福祉做出貢獻。
二、中方關注
(一)履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 15 條義務。
根據《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 15 條規定，2016年 12 月 11 日後，在反傾銷實踐中，世貿組織成員應終止採用「替代國」價格計算中國出口企業傾銷幅度的做法。這是世貿組織成員必須履行的國際條約義務，是中國作為世貿組織成員應該享有的權利。
議定書第 15 條中規定的在對華反傾銷調查中放棄「替代國」做法是無條件的。美方履行該項國際義務不應與任何其他問題掛鉤，唯一的條件就是 2016 年 12 月 11 日這個時間點。美方強調的國內法優先、中國產能過剩、市場經濟地位等問題，不應成為履行第 15 條義務的前臵條件。
履行議定書第 15 條義務與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問題。中國現在並非要求美方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世貿組織規則也沒有關於「市場經濟國家」的定義和判定標準。「市場經濟國家」的概念起源和存在於美歐等國的國內法中。一些人故意混淆「市場經濟國家」與履行議定書第 15 條義務這兩個不同的概念，片面強調美歐關於「市場經濟國家」的國內法標準，目的是為不履行議定書第 15 條的國際義務找借口。
議定書第 15 條不是簡單的貿易利益問題，而是要不要履行國際承諾的問題。契約精神是市場經濟的精髓，國家不分大小強弱，信守條約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對國際法的尊重，也事關一國的信譽。
(二)美對華出口管制。
長期以來，美國對中國實施嚴格的高技術出口管制，使得很多有競爭力的美國高科技產品不能向中國出口，雙方的科技交流也受到很大影響。2001 年美對華高技術出口佔中國同類產品進口的比重達 16.7%，2016 年僅 8.2%，這與美科技強國地位和中美互為重要貿易夥伴現狀不相稱，也不利於解決美對華貿易逆差問題。美方在嚴格控制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的同時，又指責中方鼓勵自主創新，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
出口管制問題的核心是戰略互信。美對華實行嚴格的出口管制是基於冷戰思維，未能反映中美關係迅速發展的現實，也不符合未來兩國關係發展的方向。近年來，中方一直通過雙邊高層對話和中美商貿聯委會、戰略與經濟對話等機制向美方提出放寬對華出口管制的要求。美國政府於 2010 年啟動出口管制體系改革，進一步放寬了對美盟國的出口管制。儘管美方多次表示在改革過程中將給予中方平等待遇，承諾促進和便利高技術物項對華民用出口，但卻「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美方在改革過程中仍將中國列為武器禁運國，中方實質上未能從改革中獲益。美方根據「瓦森納安排」等多邊機制的決定，對部分商用高技術產品取消管制的做法，從體制上不能改變中方的待遇，在具體物項上也難以滿足中方的需求。
中方希望美方在放寬出口管制方面採取「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際行動，切實放寬民用用途、民用用戶兩用產品的對華出口。這也有助於減少美貿易逆差。
(三)中國企業赴美投資公平待遇問題。
近年來，中國企業對美投資快速增長，對促進美國經濟發展、為當地創造就業發揮了積極作用，已成為中美經貿關係中的亮點和重要推動力。但是，美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針對外資併購的國家安全審查對中國企業赴美投資構成了嚴重阻礙。自 1975 年成立外國投資委員會以來，美國總統僅否決過三起併購案件，均來自中國投資者。第一起是 1989年中航技收購美西雅圖飛機零部件製造商 Mamco 項目。第二起是 2012 年三一集團關聯公司收購美俄勒岡州風電場項目。第三起是 2016 年福建宏芯投資基金收購德國晶元設備製造商愛思強公司項目。
近年來，隨著中國企業赴美投資熱潮的湧現，接受美外資併購安全審查的案件數量也快速增加。美外國投資委員會報告顯示，2012 年至 2014 年，中國連續三年位居美外國投資委員會審查數量國別榜首，累計審查 68 個投資項目。但事實上，中國投資只佔美吸引外資總額的不到 1%，兩者完全不成比例。據不完全統計，近年來，因安全審查而導致併購受阻的中國企業投資項目金額已超過 500 億美元。
實際上，有些在美投資項目的併購雙方企業被要求籤署苛刻的「緩解協議」，對企業的具體運營、業務內容等提出嚴格的限制條件。例如中國公司收購美國一家企業時，被要求與美方簽署「緩解協議」。協議要求外國人實地訪問被購的美國公司時，須提前 15 天通知美國政府。但實際工作中很難滿足提前 15 天報告美國政府的要求，給該公司正常運營帶來負面影響。除安全審查外，中國國有企業在美投資過程中受到不公平待遇也是中方關注重點。美國國內經常出現不利於中國國有企業投資的聲音，一些國會議員不時就中國國有企業在美投資項目致信美政府高官，要求開展國家安全審查，而這又往往成為美國內媒體炒作的對象。美國內部分人士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國有企業，認為國有企業受政府控制，要求美政府限制其在美投資。如中國投資的電信運營企業申請美國電信業務牌照過程中，美方以其中國母公司是國有企業為由，遲遲不予頒發牌照。又如，在美中資企業申請所在州的企業基金，該州政府以公司股東是中國國有企業為由取消其申請資格。
過去 30 多年中，很多中國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在美國紮根、經營，為當地經濟發展、創造就業做出了重要貢獻。中方希望美方在併購項目的國家安全審查中，對中國投資者給予與其他國家投資者相同待遇，同時對中國國有企業給予公平待遇。
(四)美方濫用貿易救濟措施。
中國是遭受美國貿易救濟措施數量最多的國家。自1980 年至 2016 年，美國共對中國產品發起 262 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金額累計282.2億美元。根據美國際貿易委員會統計，截止到 2017 年 3 月底，尚有正在執行的涉及中國產品的反傾銷稅令 110 個，反補貼稅令 43 個，總計 153 個。在調查過程中，美方慣用替代國、分別稅率、公共機構、外部基準等不公正做法，對中國產品裁定畸高稅率，嚴重影響中國企業對美出口。2016 年，美對中國產品發起 20 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金額 36.6 億美元。美方還發起 21 起 337 調查案，涉及鋼鐵產品、電動平衡車、攜帶型電子設備、電導體複合磁芯、集裝桶、門禁系統、烘手機、手術縫合裝臵等多類產品。
以美對中國鋼鐵產品集中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為例。中方認為美方是在濫用貿易救濟措施，主要體現在：第一，案件數量多、金額大，涵蓋所有中國大宗輸美鋼鐵產品。截至2017 年 3 月底，美方對中國鋼鐵產品發起了 48 起救濟調查，涉案金額 76 億美元。僅 2015 年以來，就發起了 8 起調查，涉案金額近 16 億美元。第二，裁定稅率畸高，有的案件雙反稅率甚至超過500%，明顯不合常理，超出了正常貿易救濟的範疇。第三，2014 年後中國對美鋼鐵產品出口逐年下降，但美方救濟措施卻不斷增加。美方在鋼鐵產能過剩問題施壓與貿易救濟措施密切配合，這些措施疊加對外發出了保護國內產業的強烈信號。
【延伸閱讀】
中美智庫研討中美經貿合作新格局
5月6日，中國財富傳媒集團與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舉行「中美經濟合作新格局」座談會。來自中國財富傳媒集團下屬的中國財富研究院、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專家認為，中美兩國都處於發展新階段和推進變革的關鍵時期，加強溝通交流十分重要，有必要多路徑拓寬合作空間。
中國財富研究院主席、國務院研究室原主任魏禮群表示，目前，中美是互為最大經貿關係的兩個國家，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主席亞當·波森(Adam Posen)表示，目前全球經濟處於回暖和逐步改善的趨勢，中國經濟發展基礎依然強勁。全球生產率增長總體停留在較低水平，美國和日本的生產率均比較低，相比而言中國的生產率較高。從2017年到2020年的經濟展望來看，美國經濟由於充分的就業刺激，將會由不景氣轉向繁榮、蕭條的周期循環。未來美國還會不斷推進經濟發展來刺激就業。美元未來仍會走強，加之過度的財政費用，都可能使美國貿易逆差加劇。如果一些貿易政策不得當，就有可能重演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部分情況。
魏禮群認為，拓展中美經濟合作新格局，關鍵是需要雙方共同面向未來，以寬廣的眼光，進行戰略性思考和選擇。
具體而言，第一，擴大中美經貿合作是兩國發展的重要機遇。第二，中美經貿合作本質是互利共贏。兩國未來經貿關係不應以單純追求「貿易平衡」為目標，而應著眼於完善公平貿易規則和政策，創造更加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重在實現包容發展、拓展合作、互利雙贏。第三，雙方加大信任，加強協商溝通，消除誤解和隔閡。長期以來，中美貿易失衡的重要原因是，中方充分發揮比較優勢，而美方限制對華高科技出口，未能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應該改變這種狀況。第四，開拓更深層次更有創見的互補合作。在這個方面雙方的深度合作大有可為。例如，能源、基礎設施、高科技、製造業是特朗普總統關注的四大「支柱行業」，並形成以促進就業為核心的政策
而中國在這些方面有很強的能力，加強這些重點領域的合作，可以成為中美未來經貿合作的重點。第五，擴大投資領域合作。第六，雙方加強在國際經濟領域合作，為中美經貿往來拓寬新空間。中國提倡的「一帶一路」建設對美國而言也是很好的機遇，能夠增加就業、擴大海外投資，美方可以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下尋找途徑積极參与。中美在第三方市場開發也將給美國帶來新的經濟增長動力，更好地實現「雙贏」和「多贏」。
魏禮群表示，願雙方以今天的座談會為開端，再定期互訪互派訪問學者開展聯合研究工作，在研究成果共享等方面進行深度合作，並在未來形成更多的實質性協作共識，共同開創中美財經智庫交流的新局面，服務中美兩國經濟合作的未來。
在中美未來合作方式的探討上，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內森·席特(Nathan Sheets)表示，未來中美之間經濟合作的擴大可以通過中美雙邊協議的談判來實現，同時還可以通過亞投行來拓展合作。美國政府現在非常注重與中國打交道的方式，願意去搞清楚通過什麼樣的機制、什麼樣的渠道與中國展開交流會更適合，「雙方都會理智、冷靜地看待許多問題，並承擔起彼此的責任」。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查德·伯恩(Chad Bown)也表示，美國和中國的合作，應該會選擇在雙邊都可以受益的領域展開。但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非常重視貿易逆差問題，因此美國政府在簽訂一些雙邊協定時，會很看重一些具體的行業利益，譬如鋼鐵行業、鋁行業等。另外，美國的國家利益也會被放在重要位置進行考慮，美國政府不希望WTO的規則對它有一些限制，比如反傾銷問題，因此美國希望能夠帶來WTO等國際機制變革的契機。（來源：中國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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