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筆記

　　1952年加繆的《反抗者》出版的時候，它是一部西方世界較早對極權主義及其暴力哲學作出批判性反省的著作。比那些跟殘酷的歷史狀況不著邊的「存在與時間」、「存在與虛無」之類的思想要重要得多，但卻因為觸及了從虛無中走出來的暴力哲學的神經系統而遭遇圍攻，在薩特作為掌門人的親共知識分子勢力範圍的巴黎人文學界，直至偶然車禍逝世，加繆幾乎都生活在被放逐狀態之中。

　　《反抗者》的開頭寫道：「有激情犯罪也有邏輯犯罪。兩者之間的界限不容易分清。但是刑法典預謀了輕易的區分。我們生活在預謀和完美之罪的領域裡。我們的罪犯不再是無助的兒童，他們能以愛為借口。相反，他們是成年人，他們有一個完美的借口：哲學，它可以被用於任何目的——甚至把殺人犯變成法官。」這個時代依然不乏這樣的哲學和哲學家，為最不可思議的大規模犯罪提供哲學，提供其邏輯：把犯罪變成合乎更高的歷史準則或社會目標所標榜的歷史理性。加繆的論述不僅是對殺人犯的批判，更是對為犯罪提供其哲學的人的一項指控。二十世紀不缺乏大規模的被預謀的「完美之罪」，也不乏那些把令人髮指的罪行上升到哲學層面從而使其「正當化」的人們，缺乏的正是加繆這樣的指控者。面對一個武裝了的利益集團，況且還是一個擁有其知識和哲學的集團，孤獨的起訴者總是處在舉證不足——不是因為沒有證據，而是所有的罪證都被它的哲學闡釋為更高的必然性，面對這個集團，孤獨的起訴人陷於關注細節而非「歷史規則」和「政治權衡」，總是容易被人詬病為道德主義或情感用事，孤獨的起訴者處在一種政治不正確的易受攻擊的位置上。加繆關注的不是政治行動的有效單元，比如黨或民族，而是易受傷害的脆弱的個人，因此反駁他的人總是處在有力的位置上：階級、黨或民族國家。獨裁或權力又直接或間接地給予這些人以力量。後者因為具有一元論的或二元對立的世界觀而顯得強大，有感召力。怪誕的是，這個世界上最具號召力的常常是殺人的號角。但加繆的指控卻因為放棄二元論而顯得軟弱，他的思想不僅難以被一個群體有效的實踐，還因為富於感情、飽嘗苦痛、不能自信正確而又易受傷害。事實上，加繆的指控常常使他自身腹背受敵。

　　加繆在二元衝突的意識形態勢力中堅持他的非暴力思想，不在對立的兩方中選擇：「無論如何，任何強迫人們排斥一方的東西都是不真實的。誰想為一方效勞而排斥另一方，就將不為任何人效勞，也不為自己效勞，最終將雙倍地為不義效勞。」他不贊成以「正義」、「永恆真理」或「歷史原則」為由將暴力合理化，將犯罪邏輯化；比如最常見的是：犧牲幾百萬或幾千萬人，為了全世界人民的未來。或者為了抽象的「正義」而對軟弱的個人實施獨裁。他說：「不當受害者，也不做劊子手」！但是，從黑格爾主義對「暴力」、「征服」和「奴役」的合理化到現代社會對利益「競爭」的合法化以至於最終紛紛推崇不同階級之間的鬥爭和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必然性思想，加繆的思想是這樣的不合時宜。他說：「放棄美，放棄與美相連的官能幸福，專一地為不幸效勞，這要求一種我所缺乏的崇高。」他說：「對於正義的長久要求耗盡了愛，而正義卻恰恰產生於愛。」還有，那行來自他的作品刻在他的石碑上的銘文：「我在這裡明白了什麼是光榮，那就是無節制地愛的權利。」這句話的下面還有「抱緊一個女人的身體，這也是把從天空降下大海的那種奇特的快樂留在自己身上。」美，愛，包含感官的幸福。這是地中海正午的思想，散發著溫暖的陽光。加繆為個人「不當受害者，也不做劊子手」拒絕獨裁及其暴力的時候，知道自己是一個有著這樣一種內心渴望和易受傷害的身軀的人。不那麼崇高，不那麼絕對，懷著有時被他人嘲笑的愛與道德。然而，這怎麼能是「政治」呢？那個時候，後現代思想中的那些未免有些花里胡哨的身體政治或慾望的政治還沒有被巴洛克化的思想技能發明出來，愛的政治（宗教）又早已在嘲笑聲中被拋棄了。

　　當《反抗者》發表的時候，推崇革命暴力與共產主義及其暴力的薩特覺得受到了哲學上不能容忍的挑戰，這個巴黎知識界的掌門人組織了對加繆的侮辱性批評。為了維護他的概念，不惜把暴力使用在昔日的好友身上。除卻那些不光彩的暴力與侮辱，論戰的主要分歧在於政治與道德的分離與選擇這一當代社會事態。在薩特看來，政治介入不需要道德上的就事論事式的考慮。他要求這樣一種理解世界的模式：世界的罪惡與非正義的主要來源是資本主義體系，而共產主義則代表著征服它的力量與歷史趨勢，後者代表了被壓迫者（的道德）進行的有效行動。這意味著必須支持這個政黨，接受現實醜惡的一面，讚賞其暴力革命和革命的暴力，不惜弄髒自己的雙手。為了他的目的合理性，為了建立二元對立世界觀及其邏輯，這種哲學提前放過了另一個陣營中的獨裁與恐怖。犧牲道德是政治行為的代價。正如薩特所寫的那樣：「當政治必須背叛它的道德的時候，選擇道德就是背叛政治。」加繆選擇了道德。薩特選擇了政治。為了政治正確，薩特聲稱「譴責世界上一切地方的非正義」，卻對極權主義的罪惡始終保持著禮貌的沉默，而且忌恨加繆這樣的人對它的暴力哲學所做的批判。這樣至少，這個早先的個人主義的存在主義者就一步從虛無中把自己拯救出來了，同時也把自己從理性主義、道德主義及其對世界走向的不確定性中解脫出來了。

　　當然，薩特的現實主義不是對真實或事實的關切，相反，在1958的談話中，他說：「我們必須接受政治強加的一種限制，對某些事情保持沉默。否則人就成了『君子』，就無法做出政治行為。」「君子」是他對加繆的道德要求的諷刺性辭彙。在直到70年代的討論中，薩特依然這樣檢討他早年對「道德主義」的克服：「我開始為共產黨人的政治現實主義讓路：沒錯，你這樣做是因為它有用，然後你檢視它，估量它的價值——根據它的功用，而不是某些必須涉及到的含糊觀念，後者只能耽誤事。」他依然認為，他50年代的親共——他是那個年代親共知識分子的偉大領袖——以及由此與加繆的絕交，意味著把「涉及到的含糊概念」替換為「純粹的現實主義」。

　　是的，道德的東西在現實政治上是無效的，在政治被痞子式的理解為權謀時，道德考慮是無效的。美好和善良向來不是成功者和征服者。讚美世界、熱愛世界和仁慈的道德心沒有仇恨世界那樣有力量。只有仇恨才能鼓動起暴力革命。人們也不能為幸福而打仗，卻能夠以「正義」之名發動戰爭，以正義之名進行大規模鎮壓和屠殺。

　　1957年，阿爾及利亞衝突使薩特的名聲達到其頂峰，他成為無情抨擊政府的殖民主義和對阿爾及利亞阿拉伯人的折磨、抨擊對阿解組織的鎮壓的英雄首領。現在他既有政治正確也有道德優勢。薩特認為殖民主義統治的暴力必須用阿解組織的暴力才能消除。但加繆卻陷入痛苦的沉默：不是因為反抗殖民統治的政治正確性，就承認阿解組織使用暴力與恐怖就是正義的和正當的。不是因為一方不正當，另一方無論使用什麼樣的手段都是正當的。薩特支持政治上的正確性，加繆支持善良。薩特能夠大聲疾呼，加繆陷入腹背受敵的沉默。加繆出生北非，無論什麼樣的殖民歷史帶來了這樣的結果，都難以把生活在阿爾及利亞的一百萬「黑腳法國人」的每一個普通人與殖民主義或殖民統治者相混同，縱容或無視他們每日生活在恐怖之中，使之成為暴力、復仇與恐怖的目標。他終於打破難堪的沉默說出了：「母親先於正義」。但這未能使他擺脫沉默的糾纏，反而使他陷入雙重的尷尬。

　　可是，當代社會衝突和政治衝突，多麼罕有「家人」即「個人」先於那些抽象的大概念的思想表述啊。加繆不是不知道殖民統治的非正義性或殖民擴張的歷史。在暴力衝突帶來的無數普通人的苦難中，他希望人們聽到掩蓋在概念下面的弱小的呼救聲：「如果一些法國人認為，作為殖民統治的後果，法國歷史地處在有罪狀態之中，他們並不一定要讓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做替罪羊（「向著死亡前進吧；我們罪有應得！」）；他們必須犧牲自己作為補償。就我而言，像我們的法國——懺悔者那樣，一面哭訴『我的罪過，這是我的責任』，一面捶打別人的胸膛，實在令我作嘔—」

　　這麼一個人，一個懷著善意和對美好事物熱愛之情的人，一個「不當受害者，也不做劊子手」的人，在活著的時候飽受攻擊，與推崇革命暴力和共產主義暴力的薩特享受的崇拜成正比。在加繆死後，即使那些善意的人們也總是這麼容易發現他的「思想局限」。不要說那些敵視他的人，且聽聽這些幾乎是友好的人們對加繆思想的「同情」的質疑吧—利·阿貝爾說：後期的加繆「常常把在道德上嚮往的東西作為政治上行之有效的—加繆只支持所有美好和善良的東西」。誰都懂得，現在連孩子們都說，美好和善良如果不是虛偽的，至少也是認識上幼稚的和政治上無效的。「政治」一詞在人們的嘴裡早就簡化墮落為「權謀」。貝·萊維問道：「如果一種道德觀重視的是幸福，而不是正義，那麼這還是道德嗎？如果一種政治只滿足於崇拜世界，因此也就是只滿足於瞻仰世界，唯唯諾諾地接受世界，祝福世界，那麼這還算得上是一種政治嗎？」

　　是的，善意總是脆弱的，情感總是有局限的，只有暴力和惡意是沒有局限的，正因為沒有局限，才鑄成罪惡，釀成人間的苦難。可是，那又怎麼樣？有預謀的犯罪已經這樣被種種哲學完美化、神聖化、合理化了。即使在今天，在許多大規模的犯罪之後，不是還有許多智商過人的哲學家已經挖好了萬人坑，並且為犯罪準備好了強力邏輯，甚至為罪犯準備好了華貴的法袍：再次把殺人犯變成法官。

　　加繆，在蒂巴薩的石碑後沉默著。北非的海風吹拂過石碑上的一行銘文：「我在這裡明白了什麼是光榮，那就是無限熱愛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