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民族主義與中東國家現代化

中東民族主義與中東國家現代化

[來源：中國民族宗教網|發布日期：2012-12-20]

田文林　　【內容提要】 本文主要從民族主義與現代化關聯的角度對中東民族主義進行深入探討。在西方歷史中，民族主義與現代化是一種正相關關係，但中東民族主義作為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它與現代化的關係則要複雜得多。一方面，中東民族主義對現代化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中東民族主義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著種種困境。而全球化進程又從理論與現實兩方面削弱了中東民族主義的權力基礎。文章認為，在當前，中東民族主義已逐漸由一種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革命力量，轉變為一種落伍、保守的力量；惟有超越民族主義，才能實現中東富國強民的夢想。　　【關 鍵 詞】民族主義/中東民族主義/中東國家/現代化　　民族主義與現代化是近代以來並行發展的兩大歷史思潮，二者對人類歷史和國際體系的巨大塑造作用，是其他任何歷史力量所不能比擬的。因此，對民族主義與現代化的研究一直被研究者視為一門顯學加以重視。但總體上講，現有的研究都是把二者分割開來分別進行的，而很少將兩者結合起來考慮。筆者不揣淺陋，嘗試從民族主義與現代化關聯的角度對中東民族主義進行分析探討。　　一、民族主義與現代化關係的一般性探討　　民族主義就其產生來說，是一種近現代以後才有的政治現象。中世紀特定的社會經濟結構，決定了人們的效忠感情只能是地方性的。作為一種以跨地域的國家為認同對象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的產生、發展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確立息息相關。從12、13世紀就已開始的商業活動到16、17世紀的重商主義，再到18世紀的工業革命，這種具有內在驅動力的經濟變革，使本來停滯分散的地方經濟，逐步被更有活力、更具開放性的民族經濟所代替。這種新型生產關係通過分工協作方式，把各地經濟日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使其構成跨地域的利益共同體。經濟聯繫的日益緊密和對外競爭擴張的逐步展開，迫切需要獲得相應區域範圍政治力量的保護，以實現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經濟的正常運轉。這都日漸增強了人們共同民族意識的形成。可以說，正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民族國家所需的一系列物質條件，諸如：創造了不受他人的支配、可以自由出賣自己勞動的「民眾」，從而為現代公民身份的形成造就了物質前提；創造了依靠複雜的勞動劃分把各個階級連結起來，把同一國家疆域內的民眾連接起來，把同一國家疆域內生產不同勞動產品的地區連接起來，使之成為一體的經濟條件等。 （註：參見 Leonard Tivey,The nation state— theformationofmodern politics,Oxford,1981,p.35。）資本主義的發展，民族意識的增強， 使得近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由於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內在契合性，民族國家的建立就使民族主義獲得了物質力量和政治價值。因此，從民族主義與現代化的關係來說，沒有民族主義，就演化不出民族國家；沒有民族國家；現代化就無法進行得那麼快速。（註：參見〔美〕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頁。）　　正是由於民族國家的統一和鞏固，「這個國家的工商業者才能以國家為後盾去開闢市場」。（註：陳樂民、周弘：《歐洲文明擴張史》，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184頁。 ）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便大體是從分散和分裂走向統一的過程。民族國家本質上是近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變革的產物。首先，中世紀中晚期王權的增強和生產關係社會化的發展，造就了民族國家的基本形式；此後，到資本主義革命時代，又使它的內容逐漸完善和成熟。因此，不少西方學者把民族國家看成是理性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產物。換言之，作為民族國家精神體現的民族主義與現代化在價值指向上是一致的。民族主義的基本內核是「個人權利」。由於有了這一內核，民族主義不僅僅是一種民族排他的力量，而且是社會內部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推動力量。更準確地說，民族主義是通過推動建立民族國家的辦法，為國家現代化提供政治保障的。此外，民族主義力圖鞏固和擴大國家實力（權力）所做的努力，也為這些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注入了持久的動力。基於此，漢斯·科恩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基於現代化社會內聚力及這種社會權力合法化要求的政治信條，民族主義集中了絕大多數人對現存或要求建立的國家的極度忠誠。」（註：漢斯·科恩所撰「民族主義」條目見《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麥克米倫出版社，1972年。轉引自劉笑盈：《關於民族主義與現代化的理論思考》，載《史學月刊》，1992年第4期。）　　而發展中國家的民族主義與現代化的關係則要複雜得多。二戰後殖民體系的瓦解和20世紀五六十年代風起雲湧的民族解放運動，把一大批處於世界發展邊緣的國家納入到現代世界體系當中。這些國家在取得政治獨立後，發展經濟便成為政府的首要戰略目標。這些推遲到來的「現代化」與西方國家早期現代化相比，處在完全不同的歷史條件和國際環境中。它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政治變革引導經濟變革。從現代化啟動的順序看，它一般以政治革命或改革運動為先導，自上而下地推動經濟和技術變革。在這一過程中，現代民族國家、改革派政黨等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往往扮演主導角色。這就使與民族國家密切聯繫的民族主義在第三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有著特殊影響。中東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它在現代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要比西方民族主義與現代化的關係複雜得多。這既與中東國家現代化的特殊性有關，也與中東民族主義的特殊性聯繫在一起。　　二、中東民族主義與中東國家現代化關係的深入探討　　1.中東民族主義對中東國家現代化的正向推動　　首先，中東民族主義的基本目標要求與現代化進程是一致的。中東民族主義作為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它是在反對西方殖民侵略、謀求政治平等和民族獨立過程中產生的，這與西方傳統民族主義的起源大相徑庭。「傳統民族主義是和領土觀念、權威的傳統象徵、合法性聯繫在一起的，而這種類型民族主義試圖解決的關鍵問題是如何驅趕外國入侵者。」（註：DawaNorbu,Culture and the politicsofThirdWorldnationlism,London and New York,1992,p. 92.）中東民族主義通過反對外來壓迫、爭取民族獨立（如土耳其），或推翻腐朽統治、爭取民族自強（如埃及），建立起現代民族國家，這就為中東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啟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和發展空間。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排除民族壓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發展的基本條件。」（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8頁。）反過來看，如果沒有成功的現代化改革作為物質基礎，所謂的政治獨立和國家強大終究是一句空話。凱末爾在當時便曾指出：「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勝利，不管有多麼巨大，如果經濟上獲得的勝利不能鞏固下來，那勝利就會消失了。」（註：轉引自彭樹智：《現代民族主義運動史》，西北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106頁。 ）凱末爾國家主義的經濟改革便是鞏固政治獨立的重要手段。二戰後，通過發展民族經濟來鞏固政治獨立，已成為中東獨立國家面臨的共同課題。　　其次，中東民族主義是中東國家現代化的初始動力。從生產力發展水平看，中東國家過去一直以游牧業和小手工業等傳統行業為主，由此決定了中東國家的現代化只能是一種外源型的現代化。這樣，「在改變舊的生產關係和促進新生產力的發展中，國家自然地成為推動各種變革的現成的強大組織力量」。（註：羅榮渠：《現代化新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87頁。）國家力量首先是一種政治力量。 民族主義作為國家意志的體現，很大程度上承擔了現代化進程中政治動員和觀念整合的任務。由於民族主義是一種建立在對國家效忠基礎上的現代意識，因而民族主義思想本身的擴散有助於打破中東地區根深蒂固的部族主義和泛阿拉伯主義、泛伊斯蘭主義。把民眾的精力和認同集中到國家層面，這本身就是對現代化的有力推動。正如現代化學者艾森斯塔德所指出的：「通過喚起民族意識，民族主義可以起社會動員和扮演大眾趨同象徵的作用。」（註：〔以〕艾森斯塔德著、張旅平等譯：《現代化：抗拒與變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18頁。）從社會實踐看，這種國家主導的經濟增長確實取得了極大的成績，中東地區大部分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無論是絕對值還是百分比都有了相當可觀的增加。（註：參見 AlanRichardandJohn Waterbury, A Political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Westview Press,1990,p.219。）　　第三，中東民族主義是一種根植於中東特定社會土壤中的現代意識形態，能夠適應中東地區現代化多樣化模式的需求。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經之途，且西方的現代化也為後來者提供了效仿模式。但現代化並不等於西方化，而是民族性與時代性的有機結合。尤其對深受伊斯蘭教影響的中東國家來說，如何對待傳統一直是個無法繞過的話題。中東民族主義作為適應本地區特點的政治意識形態，也有意識地與傳統文化結合起來。例如，阿拉伯民族主義的重要思想家阿弗萊克就把伊斯蘭教說成是阿拉伯主義的基礎的組成部分，「是對阿拉伯心靈始終尋找崇高及更高的精神追求所做的一個答覆。……伊斯蘭教可以被認為（甚至被阿拉伯基督教徒認為）是民族文化」。（註：〔美〕凱馬爾·卡爾帕特主編、陳和豐等譯：《當代中東的政治和社會思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191頁。）這種根植於傳統之上， 同時為求發展又吸取了異質文化某些先進內容的民族主義，則有可能為社會提供一個有凝聚力的新認同，從而成為中東國家推動現代化的現實支點。「由於民族主義所提供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策略，在許多方面和中東地區的實際與傳統若合符節，以種族為基礎的民族主義，在一些疆界未定而民族認同仍然搖蕩不已的國家中，要比帝國主義更能使人們了解。同樣地，激進而專制的意識形態，也要比自由思潮和主張自由意志的想法，有著更強的魅力。」（註：〔美〕伯納德·路易斯著、鄭之書譯：《中東——激蕩在輝煌的歷史中》，中國友誼出版社，2000年，第493頁。 ）從政治實踐看，由於中東各國具體國情的不同，各國的現代化道路也不盡相同。但總體上看，中東民族主義都或多或少地採取了與傳統相結合的辦法。例如，納賽爾幾乎原封不動地保存了埃及的伊斯蘭教機構，並逐步將它們納入他所領導的現代主義國家。卡扎菲也把他推行的制度稱為伊斯蘭社會主義。　　2.中東民族主義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困境　　中東民族主義本身是一個具有多重結構和功能的複合體，加之中東現代化進程中存在許多變數，因而使中東民族主義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主導作用大打折扣。事實表明，中東民族主義主導的中東現代化進程並不順利。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民族主義的現代化是一種「政治性」的現代化。從結構上看，民族主義主要由三個層面構成：政治權力（國家）、社會政治運動、意識形態。與之相應，民族主義的功能主要表現為政治動員、國家整合和文化認同三個方面，而民族主義的經濟功能則比較薄弱。它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目標指向上的一致性。民族主義為國家經濟發展提供精神動力支持，而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又可以增強民族主義思想的分量。中東地區落後的生產方式決定了中東民族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內在衝動的產物，因而它缺乏類似西方現代化那種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動機的內在推動力。它的合法性主要來源於反抗西方殖民壓迫、謀求民族解放的目標與行動，因此，中東民族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氣質型」的民族主義。由於這種民族主義沒有獲得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因而反過來它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也是不確定的。　　一般而言，推動經濟現代化更多的是為了鞏固政權，提高本國在國際社會中的政治地位和影響。中東國家獨立後，民族主義政權在獲得政治獨立的同時，也謀求經濟獨立。它們較多地受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佔據發展經濟學主流地位的結構主義學派和「激進派」的影響。這些學派一般認為參與國際分工是發展中國家貧窮和不發達的根源，主張新獨立國家應採取進口替代戰略，與國際市場「脫鉤」，通過發展國內工業實現經濟獨立和經濟增長。這種理論符合深受殖民經濟體系之苦的新獨立國家的感受，也符合其通過發展經濟鞏固政治獨立的強烈願望。因此，許多中東國家制定了內向型的進口替代發展戰略，（註：參見趙國忠主編：《海灣戰爭後的中東格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第296頁。）如土耳其、埃及、阿爾及利亞、敘利亞、伊拉克等國。但是，這種進口替代戰略也容易產生種種弊端。另外，這種戰略還易於造成國內壟斷和濫用國家權力，容易「把極權主義國家的作用擴大到最大限度」。　　就自身來看，中東民族主義基本是一種內斂的防禦性民族主義，它的政治制度的矛頭是內指性的。因此，儘管中東民族主義是中東地區國家現代化進程的主要推動力，但是其出發點和落腳點卻是政治性的。正像許多學者所指出的，包括中東在內的第三世界的許多民族主義領袖們存在著一種「為工業化而工業化」的傾向。這樣，工業化已經不僅僅是發展經濟的需要，而首先是著眼於政治目標，把發展經濟視為實現政治理想的一種手段。其結果往往是不顧國情和客觀需要盲目發展，造成資源的嚴重浪費和配置不合理。正是由於中東民族主義經濟功能的缺失，使得政治目標和方法被當作經濟目標和方法加以使用，由此導致了一種「政治性」的經濟現代化。這種現代化模式的弊端在於，它經常受到民族主義指向的影響。因為中東民族主義指向的政治性考慮是不穩定的，決定了中東現代化進程的不確定性，甚至會出現偏離現代化目標的現象。「在許多情況下，爭取獨立的鬥爭是那麼強烈而有力，致使民族主義往往淹沒了現代化，轉移了其主要進程，爭取獨立的鬥爭所吸引的生命和力量是那麼多，保衛疆土、保持獨立所需要的財力和物力是那麼大，以致其他問題都成了配角。」（註：〔美〕布萊克著、段小光譯：《現代化的動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4—105頁。）　　其次，現代化的陷阱與中東民族主義的政績困局。對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在用流血犧牲換來彌足珍貴的政治獨立後，追求國家的經濟現代化和趕超西方發達國家便成為迫切以求的頭等大事。然而，建設一個新秩序遠比破壞舊秩序艱難、複雜得多。現代化進程是一個漫長而充滿風險的歷史過程。亨廷頓曾在其《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指出：「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註：〔美〕亨廷頓著，王冠華、劉為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1989年，第38頁。）第三世界的現代化作為一種外源型現代化，一般都存在很多現代化通病：如有經濟增長而無發展；經濟結構出現明顯的「傳統」與「現代」的二元性特徵；城市與農村的巨大差距；地區差別；社會分層體系混亂；社會分化與整合之間不協調；社會價值觀混亂；官僚隊伍的膨脹與不可遏制的腐敗；行動效率低下等。（註：參見尹保云：《現代化通病》，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頁。）現代化過程本身蘊含的巨大風險對全力推動這一進程的民族主義政權來說，是個巨大的發展陷阱。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對民族主義政權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戰。就現代化特徵而言，是複雜而瑣碎的。這與普通民眾伴隨著凱歌展開的民族解放運動而產生的宏大心理預期相去甚遠。黨派鬥爭、貧富分化、腐敗蔓延，所有這些，都導致了民族凝聚力的下降和政治思想的混亂。這時，民族主義作為整體的普遍運動，已經被一種複雜的、不均衡的和多方位的不同部分的運動所取代。人們難以分辨哪些問題是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社會轉變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問題，哪些是人為因素造成的過失，因而只能把這些問題統統歸結到現行政權的身上，從而威脅到民族主義政權的合法性基礎。這樣，民族主義政權力圖把合法性建立在現代化政績基礎之上的努力，使之陷入難以擺脫的政績困局之中。「政績平平既瓦解了統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這一制度的合法性。」（註：〔美〕亨廷頓著、劉軍寧譯：《第三波》，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第59頁。）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正是由於中東各國難以克服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種種問題，致使伊斯蘭復興運動得益於民族主義失敗的「負面合法性」而蓬勃興起。在伊朗，現代化改革的失敗則直接導致了巴列維世俗政權的垮台。　　第三，政治自強與經濟發展的兩難選擇。中東民族主義不同於西方民族主義之處在於，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它同時承擔著對內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對外抵抗猶太復國主義、新殖民主義的雙重歷史使命。從理論上說，二者最終是一致的。因為，惟有通過發展經濟和富國強民，才能更好地維護政治獨立和國家安全；也惟有確保國家安全和擁有和平的外部環境，才可能全身心地致力於經濟建設。但從短時期看，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矛盾的。在資源給定的條件下，為保障國家安全而增加軍事開支，必然相應減少用於經濟發展的投入；反之亦然。因此，如何處理二者間的關係已成為中東民族主義政權難以迴避的兩難選擇。就這一地區的現實看，由於超級大國在中東的激烈爭奪，以及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者咄咄逼人的進攻勢態，使得中東的民族主義政權並未因國家獨立而完全解決政治獨立的問題。尤其是以色列建國和進行領土擴張，侵佔和擠壓了阿拉伯人的生存空間，對阿拉伯世界的生存安全構成了直接威脅。爭取民族解放，維護國家尊嚴，始終是中東民族主義者矢志不渝的奮鬥目標，同時也是確立其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源泉。因此，在中東民族主義者的戰略棋局中，抗擊以色列擴張始終佔有重要位置。比較而言，現代化建設畢竟屬於發展層面的問題，它太複雜、太漫長，也太艱難，不符合久受欺辱、渴望以立竿見影的成效證明自己的中東民族主義者及廣大民眾的迫切心理。對民族主義者來說，「它隨時準備把群眾的注意力從政府所無力解決的問題、失敗以及無所作為方面轉移到別處去」。（註：〔德〕貝薩姆·梯畢著、林小華等譯：《第三世界的民族形成和民族主義的科學解釋》，載《民族譯叢》，1982年第6期。）尤其是在中東國家剛剛從殖民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情況下，（在短期內）感受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和國家地位提高，遠比提高物質生活水平更重要。由於阿拉伯國家在幾次中東戰爭中的失敗，尤其是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的屈辱性失敗，使中東民族主義政權面臨嚴峻的合法性危機。在此背景下，能否收復失地、捍衛民族尊嚴已成為中東民族主義政權面臨的最大考驗。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往往是經濟現代化從屬於反對外部挑戰的大戰略，致使把發展經濟視為備戰的手段，由此導致了現代化目標的模糊和偏離。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中東民族主義　　全球化與中東民族主義政權主導的現代化有一種正相關性。但是，全球化與中東民族主義政權間的關係則要複雜得多。二者在諸多方面都存在分歧和衝突。具體地說，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全球化進程對民族主義國家觀念造成了衝擊。當今世界上，現實主義是國際政治領域中最為流行的主流思潮。按照經典現實主義的觀點，主權國家是國際關係最基本甚至是唯一的行為主體，主權至上和不干涉內政原則是其基本原則。 因此， 所謂的「國際」（international）政治或「國際」關係， 實質是「國家間」（interstate）政治或「國家間」關係。儘管現實主義理論為此遭致各方批判，且現實主義學派也作了進一步修正（以肯尼思·沃爾茲的新現實主義為代表），但把民族國家或主權國家視為理論出發點的框架並未改變。現代中東國家實際就是按照西方的民族國家理論，通過民族解放運動建立起來的。捍衛國家主權是中東民族主義政權的基本任務。因此，現實主義的「國家至上」說法自然被中東民族主義國家奉為圭臬。然而，全球化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是對國家至上觀念的巨大衝擊。在理論層面，全球化理論一方面對國家理論的若干核心概念（如主權、邊界、經濟管理職能等）提出質疑，否定「國家中心主義」的傳統理論，進而認為隨著國際社會的全球化，國家將不再是國際關係的基本單位；另一方面，則在理論上建構與傳統國家理論相對應的概念體系，如全球社會（global society）、超國家體系（superstatesystem）等，認為正是大量增長的跨國關係，使各國政府都無法單獨進行有效控制，從而改變了以往國際關係體系，形成了全球化的國際社會。（註：參見李景治、李鑫煒：《全球化進程對國家的影響》，載《教學與研究》，1998年第11期。）這種全球化理論對奉行傳統國家理論的中東民族主義構成了極大的挑戰。從現實層面看，全球範圍的生產分工、貿易全球化、金融資本的跨國流動，使得資源配置與經濟運行突破了一國國民經濟的框架，在國家間形成一種日益緊密的經濟相互依存關係，從而使民族國家日漸失去對本國經濟的絕對控制權。「國家主權是（其中）主要的受害者，因為它不完全適應全球化的興起和放任市場及經濟自由主義霸權的觀念。」（註：Ahmad S. Moussalli,Globalization and theNation State in the Arab World, MiddleEast SudiesAssociationBulletin,Volume32,p.11.）因此， 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在理論和現實兩方面都削弱著中東民族主義政權國家的權力基礎。　　其次，從現代化動力來看，中東民族主義力量是中東國家推行自上而下的現代化的初始動力。這種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通過國家這隻「看得見的手」對經濟的管制上。具體地說，政府既負責進行現代化的制度安排、理論闡釋，也通過各種槓桿，尤其是計劃槓桿對經濟進行直接干預。它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民族主義政權權力的泛化。經濟全球化則更多強調的是減少國家干預，發揮市場經濟作用，通過自由競爭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對中東民族主義政權來說，發展市場經濟、推行經濟自由化的努力，卻在無意中削弱了民族主義政權的權力基礎。一方面，市場經濟主體更多是受利益驅動，根據市場信息變化獨立做出決策，而不再一味聽從國家的指揮；另一方面，市場經濟還造就了一個龐大的追求教育、自治權、個人自由、財產權、法治和參與政府事務的中產階級。對領導人來說，壓制日益受到動員、開放和自信的大眾，從前的強制方式已變得越來越困難、危險和代價太高了。（註：參見〔美〕羅伯特·達爾著，李柏光、林猛譯：《論民主》，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76頁。）　　結論：超越民族主義　　無可否認，中東民族主義是塑造中東地區格局的最具影響力的一支政治力量。它曾以激昂的革命熱情和義無反顧的武裝鬥爭，趕走了西方殖民主義勢力，實現了中東各民族的建國夢想。此後，中東民族主義還不屈不撓地反抗美國支持、縱容下的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的咄咄進逼，捍衛了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尊嚴和領土主權，因而是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然而，歷史發展到今天，中東民族主義的歷史局限性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　　首先，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中東民族主義所能承載的東西是相當有限的。一般來說，民族主義更多強調的是對內團結、對外排斥。在對內團結方面，民族主義往往和政治權力結合起來，奉行集體主義和權威主義的領導方式，強調穩定至上，使個人利益服從民族整體利益，其結果往往是壓制少數民族（如伊拉克對庫爾德人的鎮壓）和不同意見，忽視個人權利，遲滯政治民主化進程。而對外排斥的結果只有兩種：要麼無視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這一事實，不思成功進擊，只求退而自保，推行自我滿足的進口替代戰略；要麼無視和平與發展已成為時代主題的事實，把對外擴張視為擺脫困境、壯大國力的有效途徑，其結果往往是適得其反，把國家拖入更大的困境之中（如持續8 年的兩伊戰爭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其次，作為一種政治運動，中東民族主義所承擔的兩大歷史使命已基本完成。就爭取民族解放而言，時至今日，中東國家基本都已獲得政治獨立。即使阿以之間仍屢屢發生流血衝突，但越來越多的中東國家開始認識到，中東和平乃是大勢所趨。只有從現實出發，通過和平手段才能最終解決阿以衝突。阿拉伯國家試圖通過軍事手段來實現「把以色列趕下大海」的可能性已基本不存在。它的另一任務便是推動經濟發展，實現富國強民。需要指出的是，中東民族主義對現代化進程的推動作用主要是通過政治動員和發揮國家職能作用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前文已提及，民族主義對現代化的作用主要是一種初始動力。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深入展開和市場的逐步成熟，利益驅動必然會取代政治動力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因此，依靠振奮民族精神和國家強制發展經濟的方式已成昨日黃花。　　此外，中東民族主義的內涵是十分單薄的。由於缺乏系統、穩定和被國民普遍認同的價值體系、社會制度與行為規範，或者由於沒能有意識地將這些內容補充進來，致使中東民族主義逐漸由一種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革命力量轉變為偏狹、落伍的保守政治力量（這尤以薩達姆政權最為典型）。在後殖民時代，它已經退步成為一種用以掩蓋社會問題和現存政權的缺陷的合法性工具。（註：參見Bassam Tibi,ArabNationalism,Macmillan Press Ltd,p.212。）　　總之，當前「雖然民族主義耀眼如昔，但它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已逐漸西斜。……它至多只能扮演一個使問題複雜化的角色，或充任其他發展的觸媒」。（註：〔美〕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3頁。 ）只有超越民族主義，採取一種更為開放、寬容的民族心態面對當今世界，中東國家才可能日臻成熟，富國強民的現代化理想才能變為現實。^　　【作者簡介】田文林講師，博士研究生，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北京，100872　　　　來源：《世界民族》(京)2001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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