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導批判精神的社會啟蒙先驅:傅山的人格魅力——華夏文明——中國經濟網

明清之際，中國社會處於錯綜複雜的多種矛盾之中，在激烈的社會大變革時期，山西士階層有著兩種不同的走向：走上抗清，或是堅守氣節不仕。後者則通過隱居的形式，進行個人或小文化群體的歷史反思和鬥爭，研究明亡教訓，探討如何延續三晉文脈，通過復興儒學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關注民生。滿清入主中原後，建立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王朝。為了鞏固由一個少數民族統治的中央封建政權，特別在思想文化領域裡強力推行專制統治，但清朝統治者在社會上思想文化上的禁錮，導致士階層在文化藝術的發展上受到阻礙時強烈的逆反心理的反抗。於是，社會的變革思潮，必然在對社會的觀察和實踐中找到切入點。在奮起反抗的仁人志士中，具有民主思想，反對異族壓迫的傅山不與清政府合作，不妥協的精神具有代表性。這種表現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傅山痛恨清朝政府高壓專制，唯恐中華文脈的核心——三晉文脈由此斷根；這體現了他當時對文化發展的根本態度。

傅山五言古詩深刻說明歷史文化發展中的一個共性特徵：每一時代的理論思潮，特別是文脈的延續，歸根到底還是歷史文化發展中矛盾鬥爭的必然。所以，他的捍衛中原文化觀是在當時反奴性的民主主義思想傾向的最突出的表現。因此，他的一生又可說是為捍衛並堅守中原文脈的理想，為捍衛三晉文脈的傳承而執著鬥爭、創造性追求的一生。也正因為在當時中國士階層中貫穿的這種捍衛本土文化的思路，湧現出思想解放的潮流，一時間，出現了不少進步的思想家，如省外的著名學者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在山西則有傅山等。他們「匯合成為一個早期啟蒙的思想潮流。」但傅山的「反奴性、反流俗的精神卻超過其他學者。」(張岱年：為《傅山文論詩論輯注》所作《序》)在明亡清興的若干歷史文化的深刻反思中，傅山是一位在總結批判古代文化，竭力倡導批判和創造精神的社會啟蒙的先驅；在對古代傳統文化思想的總結批判中，形成了他的社會啟蒙思想。主要表現在：反對封建專制，倡導人性解放，批判宋明理學，主張學以致用等方面。傅山在諸多學術領域中才能卓著，有很高的成就。但是他首先是明清之際有著獨立思想的一位社會啟蒙思想家，他的一生親身經歷了明朝腐敗滅亡和清朝興立的歷史大變遷。早年，他博研經史典籍、諸子百家、佛經道藏、醫術，主張為學經世致用。秉性剛直不阿。傅山38歲前忠於明王朝，明亡後以反清復明為己任。明亡以後，傅山又和顧炎武等人積极參加反清鬥爭，曾被捕，在獄中「抗詞不屈，絕食數日，幾死。」(全祖望《陽曲傅青主先生事略》)出獄後又遠行遊學江南以謀反清活動，一直到53歲期間，長達15年左右。清順治十七年(1660年)九月，傅山的一位忘年交，祁縣的戴廷軾在山西省祁縣城內興建了一座三間四層規模宏大的書齋「丹楓閣」，成為名宿志士結聚聯絡之所，實際上是明朝遺民秘密活動的據點。還撰寫了一篇《丹楓閣記》，用晦澀的語言，委婉地表述了懷念明朝，立志反清的意向。傅山為「丹楓閣」題寫了匾額，並加跋語。(匾現存祁縣民俗博物館)山西以及全國許多反清志士和文人學者，經常在丹楓閣聚會。以弘揚民族文化來對抗清朝提倡的理學，尋找政治上的知音和學術上的同道，一大批傑出的國內著名文化學者不遠千里慕名而來。其中知名者除傅山父子和顧炎武外，有見於記載的約五六十人。如王士楨、戴本孝、黃道周、朱彝尊、屈大均、畢振姬、魏象樞、李孔德、閻若璩、閻爾梅等反清志士和學者。一時，海內名流來者甚眾。名滿天下的思想家、學者顧炎武曾三次前來藉此拜訪傅山，並在松庄住過一段時間，將傅山當做自己的10位老師之一。當代海外研究傅山的著名學者白謙慎在分析這一現象時說：「數個世紀以來，中國的學術中心都在南方。但在1660年和1670年代的山西，卻形成了一個由南北學者共同組成，對文化界產生重大影響的學圈。……作為山西本地文化領袖的傅山，自然就成了當時山西學術圈的核心人物。」「傅山和這些來自其他地區的卓越學者、文人的交往，使他得以獲知新的訊息並置身於學術的前沿。其次，對於山西本地文化權威的傅山來說，這些學者並非只是學術上的同道，而且是他在學術上的競爭者。……」白謙慎先生的分析，道出了傅山在山西對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而又突出的地位，通過傅山與跨地區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使三晉文化與域外文化取得了互補，他既是出色的組織者、領導人，又是學術帶頭人和學派競爭對手。為什麼在當時傅山的文化發展觀已經造成了跨省市，全國範圍的深刻影響？首先是他的反奴性、反流俗的人格精神超過其他學者。儘管傅山的偉大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民間對他的評價首推他的為人，認為他：「字不如詩，詩不如畫，畫不如醫，醫不如學，學不如人」。作為思想家、藝術家、醫學家的傅山，他認為作為文人的歷史使命，首先應當是關心民生，他感慨地說出了「文章負荷難」的話。這裡的「負荷」，就是要負起愛國救民的重任(當然，由於受時代的局限，他對於非漢民族採取了排斥的態度，也是他不足的一面)。其二，傅山本人是一個有多方面成就的思想家，在多種領域中都有著高深的造詣。他在書論、詩論、文論、醫論等中提出了不少獨創的見解，不論是在中國思想發展史，還是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美學發展史上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著名美學家宗白華先生在《中國書法里的美學思想》一文中指出：「……要想使『字』也表現生命，成為反映生命的藝術，就須用他所具有的方法和工具在字里表現出一個生命體的骨、筋、肉、血的感覺來。」「一個有生命的軀體是由骨、肉、筋、血構成的。『骨』是生命體最基本的間架，由於骨，一個生物體才能站立起來和行動。」傅山先生無論是人品，還是書品體現出來的「骨氣」，都可說是中國民族精神，特別是北方黃土高原雄美民風的代表。傅山說：「晉中前輩書法，皆以骨氣勝，故動近魯公，然多不傳。太原習此技者獨吾家，代代不絕，至老夫最劣，以雜臨不專故也。」(《霜紅龕集》卷四十《雜記》五)從中可以看出，重骨氣的陽剛之美的追求，是他鑒賞和創作書法的核心審美標準。他說得很謙虛，「老夫最劣」正說明了傅山書法「以骨氣勝」「雜臨不專」，又說明他具有獨創性自成一家。這說明，書法的美不是一種固定的屬性，人的審美心理也是在社會發展中不斷變化著的。它一方面受書法發展狀況的制約；另一方面，也受審美對象所處的時代、思想文化教養、審美追求等方面大文化背景的影響。建設集三晉文脈和現代氣息於一體的特色文化名城，亟需的就是傅山身上這種思想自由解放，在文化交流中的互補與競爭中，敢于堅持優秀的傳統文化，甘心丟棄個人功利的社會束縛，在寂寞和清貧的生活中不斷學習，不斷創新。在各個領域中的創新，成了傅山一生所追求的審美境界，為了捍衛和發展中原審美文化，無論在審美文化理論上和實踐上，傅山都付出了畢生艱辛的努力。著名歷史學家侯外廬先生在《中國思想通史》中評價傅山說：「在三百年前，援儒入釋者有之，外儒內釋者有之，但對於二氏之學與楊墨異端，都認為與儒家相反，斥之辟之不遺餘力，沒有人敢於公然研究，自命為異端，以干犯儒林傳統的攻擊。清初大儒也有吸收釋道方法論者如王夫之，有兼贊墨學者如顧炎武，但他們都擺脫不開正統思想的形式。惟獨傅山不然，他大膽地提出了百家之學，對於六經與諸子無可軒輊地加以闡發和注釋，首開近代子學研究的蹊徑，這不能不說是17世紀中國思想界的一支異軍。」「傅山學術，由存世的《霜紅龕集》看來，是以系統地研究或評註諸子百家為他的中心工作。」傅山的子學研究範圍頗廣，涉及老子、莊子、墨子、公孫龍子、荀子等。這在當時的學者中很鮮見，具有開創意義。因為在當時學術界，子學仍受歧視排斥，尤其是墨學，當時多數學者仍堅守孟子對墨子「兼愛無父」的批評，視其為異端。而傅山的態度十分鮮明，認為：「先有子而後有作經者」；提出要在子學的經典作品上甘於寂寞地苦讀研究，深入挖掘總結，並大力弘揚子學中的思想精華，提出「復古為解放」的古為今用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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