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家資源庫 偉烈亞力

　　偉烈亞力，1815年4月6日出生於英國倫敦。其父約於1791年自蘇格蘭來到倫敦，接管特魯利街一位顏料商的生意，偉烈亞力在家中排行第四，是最小的兒子。1歲時被送往蘇格蘭，由一位親戚照看。在蘇格蘭時，他進入德魯里西（Drumlithie）的一所文法學校受啟蒙教育，回倫敦後到切爾西的中學就讀。偉烈亞力所學課程包括拉丁文、幾何、代數等，其中幾何主要就是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　　偉烈亞力離校後當了一名木工。他曾在哈特菲爾德居留數月，參加修復遭火災的哈特匪爾德議院大樓。還曾受雇於英國刑事法庭、考文特花園等，並加入了蘇格蘭長老會。　　鴉片戰爭後，英國的基督徒們對到中國傳播基督教的話題津津樂道。偉烈亞力深感興趣，十分嚮往去中國傳教。　　1845年冬，他在一家舊書攤上買到一本法國傳教士馬若瑟（Joseph-Henry-Marie de Premare，1863－1736）用拉丁文寫的《漢文啟蒙》（Notitia Linguae Sinicae），自此，對漢語產生了濃厚興趣。後來他又從英國海外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得到新出版的聖經漢文譯本，並通過它深入學習漢語。　　1846年，倫敦會傳教士理雅各（J. Legge， 1817-1890）博士由上海返回英國，選拔人才到上海負責墨海書館的印刷工作。理雅各深為偉烈亞力學習漢語的能力所讚歎，將他作為合適人選。隨後，偉烈亞力學習印刷6個月。這期間他還向理雅各學習漢語。第二年（1847年），偉烈亞力作為印工，被倫敦會派往上海，同年8月到上海。　　麥都思於1543年在上海創辦墨海書館，欲將之作為宗教與西學書刊的印刷中心。偉烈亞力在墨海書館的主要工作就是負責聖經和福音書籍的印刷。這期間，他學習了法、德、俄文，以及滿文和蒙古文，甚至希臘、維吾爾文和梵文。　　偉烈亞力深知經典著作對中國人思想的深刻影響，因此，除了學習語言，他開始研讀中國的四書五經，並為研究之便，對五經作全文英譯，但他覺得這些譯文並不成熟，因而未將其出版。逐漸地，他開始廣泛閱讀中國乃至東亞歷史、地理、科學、宗教、哲學和藝術等方面的書籍。　　在墨海書館內，偉烈亞力與中國學者李善蘭、華蘅芳、徐壽、徐建寅等人積極合作，翻譯了大量西方科學著作。　　1867年，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成立，偉烈亞力積极參与了翻譯館的譯書工作。1864年麥都思等創立格致書院，偉烈亞力被推選為四位西人董事之一，1874年，又被推舉開具科學書目，實為格致書院實際負責人之一。　　他嗜好購書，尤好訪古舊書店，日積月累，形成了一個藏書研究的中文圖書館。西藏佛碑、回教以軸、滿文諸集、五典三墳，無不俱備。　　1857年初，偉烈亞力在上海創辦《六合叢談》。該雜誌後來成為晚清中國最有影響的綜合刊物之一。1857年，傳教士創立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習稱亞洲文會，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n Society），不久，偉烈亞力出任該會副主席，並經常為該會雜誌撰稿，也為雜誌的編輯出過力。1874年，偉烈亞力接替《教務雜誌》的編輯工作，在雜誌上發表了大量有關地理、歷史的文章。其中有一批傳教士佳作，例如，俄國漢學家鮑乃迪和貝勒關於古代中西交流的文章。　　身為傳教士，偉烈亞力熱心傳教。他經常到上海附近地區佈道。1860年，他因事返回英國，由倫敦會轉到英國海外聖經公會，並作為該會代理人，回到中國。他兼任該職，直到1877年返回英國。1868年，他曾到四川、漢口等地傳教，歷經5個多月，行程4000公里。在華期間，他訪問了當時清王朝18個省中的14個。　　1877年，偉烈亞力年事已高，且積勞成疾，雙目幾近失明，返回英國。　　儘管偉烈亞力一心期望返回上海，但他健康每況愈下，終不能如願。1883年2月，偉烈亞力雙目徹底失明。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常年卧病在床，1887年2月6日去世。1848年，偉烈亞力在上海與瑪利亞·漢森（Mary Hanson）小姐結婚。次年，夫人去世，留下一個女兒，此後偉烈亞力未再娶。學術研究　　向中國傳播西學　　偉烈亞力1847年入華，1877年返回英國，在華首尾長達30年，他撰寫數學普及讀本；與中國學者一道翻譯西方數理與天文論著；創立中文期刊並在其上介紹西方近代科學的學科及科學觀念。　　《數學啟蒙》是偉烈亞力獨立用中文撰寫的第一部數學著作，於1853年在墨海書館出版。他所以寫此書，意圖在循序漸進地向中國介紹西方近代數學。《數學啟蒙》主要取材於《同文算指》、《數理精蘊》，全書內容有：　　第一卷：數目、記數法、整數、分數和小數的加、減、乘、除四則運算。　　第二卷：各種比例、乘方、開方、對數和對數運算。　　《數學啟蒙》出版後，受到渴望學習數學的眾多中國人的歡迎，對於數學在晚清中國的普及作出了重要貢獻。　　《幾何原本》後九卷的翻譯是偉烈亞力所譯著作中最有影響的一部數學著作。《幾何原本》是古希臘著名數學家歐幾里得（Euclid，公元前330—前275）所著。原來13卷，後人增寫了兩卷，共15卷。此書是數學史上用公理法建立起邏輯演繹體系的第一部著作，流傳之廣僅次於《聖經》。1582年利瑪竇來中國時曾帶來15卷拉丁文評註本《幾何原本》，並與徐光啟合作翻譯了前六卷。因非完本，令後世學者極為遺憾。甚至有學者，諸如梅文鼎認為有所隱秘，或者原著太難，不能完整翻譯。　　偉烈亞力對《幾何原本》漢譯本的不全也感到不滿意。當時針對梅文鼎的疑問，偉烈亞力頗不以為然，他說：「學問之道，天下公器，奚可秘而不宣？」因而就萌發續譯的打算。他從英國買到了15卷的足本，是從拉丁文譯成英文的。這個英文版本校勘得不精細，有許多誤文奪字，因而不少地方失去了原意。偉烈亞力雖然念中學時學過《幾何原本》，但要重新對這個版本進行校勘，自己也深得沒把握，而要把它譯成地道的中文，更是談何容易！因此偉烈亞力希望有一位既精通數學又精通漢語的人能來黑海書館與他合作。李善蘭的出現可謂天賜良機。他精通數學，悟性又高，還熟悉《幾何原本》前六卷，的確是偉烈亞力要尋找的最佳合作者。當偉烈亞力提出合作翻譯後九卷時，李善蘭十分高興，於是一口答應了下來，因為《幾何原本》的完璧正是他自己盼望已久的事！　　譯事是從1852年7月17日（農曆六月初一）開始的，每天譯一題。譯書時偉烈亞力用並不很地道的中文把《幾何原本》原文口譯出來，李善蘭則做筆錄，並對譯稿進行文字上的潤飾和內容上的審校。遇到原書有誤的地方，李善蘭就反覆推敲，正誤補缺。顯然，偉烈亞力和李善蘭在翻譯過程中缺一不可：李善蘭不懂英文，只有依靠偉烈的口譯；而譯文的純正性以及原書錯誤的校正方面，又多是李的功勞。由於李善蘭應試、避兵，因而中途譯譯停停，直到1856年，終於大功告成。這樣，經過整整250年的等待，中國人終於看到了《幾何原本》全書。1865年，曾國藩在南京資助出版了15卷的足本。　　《代微積拾級》是偉烈亞力與李善蘭合譯的一本微積分教科書，將微積分第一次傳入中國。此書通俗易懂，極便於初學者學習，是中國此類書中的第一本。《拾級》出版後，引起了眾多中國知識分子的濃厚興趣，在清末許多書院、學堂，微積分被列入數學課程中。《拾級》的出版，標誌著西方高等數學的傳入。　　《代數學》的翻譯出版是清朝數學研究中繼清初康熙時代編譯《借根方比例》（實即代數學），在代數學方面的一大進步。中國傳統數學中有「天元術」，也是有關解方程的方法。但在翻譯《代數學》的過程中，偉烈亞力與李善蘭沒有沿用傳統的「天元」和清初的「借根方」概念，而是創用了「代數」概念，一方面體現了數學的發展，另一方面使數學概念嚴格化。這一概念沿用至今。　　偉烈亞力在《幾何原本》、《代數學》和《拾級》序言中介紹了幾何、代數和微積分歷史，因而外國數學史知識也同時傳入中國。　　在翻譯西方科學著作時，術語是頭等重要的問題。漢譯《代數學》和《拾級》中所有新的數學術語都是偉烈亞力和李善蘭共同擬定的。他們所創的代數、解析幾何和微積分術語中為後世所沿用的比率分別約為：代數學：44%；解析幾何：50%；微積分：65%。因而他們對中國近代數學的傳播和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偉烈亞力的另一部得意之作是《談天》。《談天》，1859年出版，共18卷，361頁，偉烈亞力與李善蘭合譯。這部書所依底本是英國著名天文學家赫歇爾的名著《天文學綱要》1851年版本，介紹了當時西方最先進的天文理論。　　《談天》18卷，各卷名稱依次為：論地、命名、測天之理、地學、天圖、日躔、月離、動理、諸行星、諸月、彗星、攝動、橢圓諸根之變、逐時經緯度之差、恆星、恆星新理、星林、曆法。書中對太陽繫結構和行星運動有比較詳細的論述，對萬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陽黑子理論、行星攝動理論、彗星軌道理論都有介紹。　　偉烈亞力在序言里首先論述了天文學的起源，指出中國天文學的缺陷在於儀器不精密。接著敘述西方天文學從地心說到日心說的歷史，序言的最後，作為傳教士的偉烈亞力試圖論證，人類應該報答上帝之恩。《談天》出版後，極受中國人的歡迎。　　15年後，偉烈亞力應眾多中國讀者的要求，與中國學者徐建寅（1845－1901）再版了此書（江南製造局）。第二版根據英文原著的第十版，在初版基礎上增加了15年以來西方天文學的新發現，還增加了原作者赫歇爾的傳記和畫像。偉烈亞力還在《教務雜誌》上對此作了介紹。《談天》還有江南製造局1879年版。　　《談天》在學術性、理論性、系統性上遠高於以往輸入本文天文學的著作，諸如《天文略論》、《天文問答》等。《談天》一經出版，即在晚清學術界引起震動，成為中國學人深研西方天文學的必讀之作。　　偉烈亞力在墨海書館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和李善蘭合譯了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當時譯作《奈瑞數理》該書未出版，只有稿本，存英國。稿本又稱《數理格致》。稿本共63頁，介紹質量與物體體積和密度的關係、慣性、物體運動與外力的關係、牛頓運動三定律、向心力以及物體在圓錐軌道上的運動等。《奈瑞數理》第一次較系統地介紹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到中國。　　偉烈亞力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還譯成《汽機發軔》等有重要意義的工程學著作。　　1857年1月26日，偉烈亞力在上海創辦中文期刊《六合叢談》。《六合叢談》是上海歷史上第一份中文月刊。在第一期《六合叢談》「小引」中，偉烈亞力說明了辦刊的目的：使中國人更多地了解西方，從而溝通中國人和外國人之間的情感。當然他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傳教。　　雖然偉烈亞力創辦《六合叢談》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向中國人傳播基督教義，但該刊卻更接近於一本學術期刊，每一期一般都包含自然科學、自然神學、文科學方面的文章，有時還辟有新書介紹等欄目。其中自然科學方面（包括天文、物理、地理等）的文章佔了很大的比例。偉烈亞力在《六合叢談》中介紹了化學、地質學、生物學、天文學、電學、力學、流體力學、聲學、光學等方面的知識。　　關於天文學，《六合叢談》卷一第五、九、十、十一、十二、十三諸號以及卷二第一、二號陸續刊載偉烈亞力和王韜合譯的《西國天學源流》，介紹西方天文學的發展歷史。　　關於物理學，卷二第一、二號刊偉烈亞力和王韜合譯的《重學淺說》。此書先介紹力學之由來，力學的分類（諸如動力學、靜力學、流體力學、氣體力學等），然後介紹重學總論、槓桿、輪軸、滑車、斜面、劈、螺旋，最後總論重學之理，說明重學與地理、重學與攝力的關係。《重學淺說》是我國第一部西方力學譯著。書中提到歷史上的重要物理學家如古希臘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287－前212）、義大利伽利略（Galileo）、英國沃利斯、荷蘭惠更斯、義大利托利斥力、英國牛頓、瓦特等。《重學淺說》和《西國天學源流》後於1890年王韜收入《西學輯存六種》。　　關於數學，卷一第七號「造表新法」一文介紹了中國數學家在八線（三角）和對數方面的最新成果。在三角方面的明安圖、陳際新《割圓密率捷法》、董祐誠《割圓圖解》、徐有壬《測圓密率》、李善蘭《方圓闡幽》、《弧矢啟秘》、戴煦《弧矢捷法》等；在數學方面，有李善蘭《對數探源》、戴煦《對數簡法》、《續對數簡法》、徐有壬《造表簡法》等。　　在卷一第二號「雜記」中，偉烈亞力介紹了法國多馬的計算器。　　《六合叢談》還連載了慕維廉寫的關於世界地理知識方面的文章；艾約瑟寫的西方人文方面的文章，如：《希臘為西國文學之祖》、《希臘詩人略說》、《羅馬詩人略說》、《古羅馬風俗禮教》、《西國文具》、《基改羅（今譯西塞羅）傳》、《百拉多（今譯柏拉圖）傳》、《和馬（今譯荷馬）傳》、《黑陸獨都（今譯希羅多德）傳》等。又陸續發表偉烈亞力與王韜合譯的《華英通商事略》等。另外，《六合叢談》還發表了中國人寫的文章，一是蔣郭復的《海外異人傳——該撒（今譯愷撒）》、二是王韜的《反用強說》。　　《六合縱談》出版後，受到中國士人的極大歡迎。　　《六合縱談》共出15期，於翌年6月停刊，其中最後一期（卷二第二號）和前一期（卷二第一號）之間隔了整整三個月，《六合叢談》停刊的原因不詳，可能是因為出版並未達到其傳教的最終目標，因為絕大多數中國人只對西學感興趣，而無意皈依基督教。　　《六合叢談》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裡，為西學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向西方介紹中國　　偉烈亞力是一位傑出的漢學家。他不但將西學傳到中國，而且研究中國歷史、科學，並將之介紹給西方人。　　1851年，偉烈亞力在中國文獻研究方面嶄露頭角。自12月13日至翌年2月間，陸續在上海的英文周報《北華捷報》上發表長文《徐光啟行略》。　　19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偉烈亞力在《北華捷報》發表了大量文章，討論中國歷史與科學，其中的兩篇文章尤其引起讀者的極大興趣：一是有關1625年在西安發現的景教碑的文章，二是有關中國古代數學成就的文章。 　　景教（Nestorism），又譯為「聶斯脫里教」，屬於基督教安條克教派，唐代貞觀九年（公元635年）由阿羅本從波斯傳入長安，後發展至中原等地。845年景教在滅佛浪潮中被禁止，逐漸銷聲匿跡。1625年西安近郊農民在建房時發現一塊石碑，1628年經葡萄牙耶穌會士曾德昭（Alvare de Samedo，1585－1658）認讀，發現為781年景教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因為該碑碑文是基督教在華傳播的重要歷史文獻，曾氏有關該碑的譯文和記述引起了西方宗教界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但是曾氏並非解讀景教碑的第一西方傳教士，早在1627年法國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就讀過此碑碑文並將它譯成了拉丁文，1672年德國東方學家米勒（Andreas Muler）以及以後的一些來華傳教士也就此寫過文章。偉烈亞力在《西安府景教碑》（The Nestorian Tablet in Si-nagan Foo）一文中提供了新的信息。他重譯了碑文，引用了大量的中國文獻，令人信服地證明了景教碑的真實情，徹底反駁了景教碑偽造論，成了後來景教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文獻。　　有關中國古代數學成就的文章是他的《中國科學札記：數學》（Jottings on the Science of Chinese Arithmatics）。這篇論文第一次向西方全面介紹中國的算經十書、大衍求一術、天元術、四元術、高次方程數值解法等，並通過中西數學的比較，對中國數學作出了客觀、公正的評價。這在當時西方學者普遍不了解中國數學且盛行著偏見的背景下，尤其難能可貴。文章不久就被譯為德文，在德文雜誌發表，在西方影響很大。偉烈亞力介紹了中國傳統數學典籍《九章算術》、《周髀算經》、《五曹算經》、《數術記遺》、《夏侯陽算經》、《張邱建算經》、王孝通《緝古算經》、秦九韶《數書九章》、楊輝《詳解九章演算法》、《詳解日用演算法》、《乘除通變本末》、李冶的《測圓海鏡》等。偉烈亞力翻譯了《數書九章》中的「大衍求一術」問題和說明。偉烈亞力對秦九韶《數書九章》中的高次方程根的近似值解法作了深入研究，並將其之與1819年英國數學家霍納（Homer）發明的解法作了比較，認為二者相似，而秦九韶的方法卻要早得多。《中國科學札記：數學》備受西方學者的稱讚。偉烈亞力的好友和亞洲文會同事、法國著名漢學家高第（H. Cordier，1849－1925）稱它是西方「中國數學和天文學研究之起點」、「或許是偉烈亞力最重要的科學成就」。李約瑟稱讚《中國科學札記：數學》是關於中國古代數學的「十分優秀的敘述，至今讀來，仍然使人獲益」。偉烈亞力關於中國數學的若干結論為後世的西方學者所普遍接受。　　為幫助西人了解中國文化、科學，偉烈亞力從1850年開始，用英文編寫《中文文獻提要》，至1664年完成。該書體例上仿《四庫全書》經史子集的編排方式，以《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為基礎，對兩千多部中國著作作了題解。這是他在歐洲最為出名的著作。在導言中，他首先介紹中國書籍的收藏情況，並列出了一些中文著作的西文譯本。他把目錄譯成幾種歐洲文字，文後還附藏書總目，因而成為研究中國古籍的西方學者案頭必備之書。《中文文獻提要》還收入了一些《四庫全書》中未收的新版書籍，如李善蘭的《方圓闡幽》、戴煦的《對數簡法》和《續對數簡法》，以及傳教士翻譯的西學著作。　　《在華新教傳教士紀念錄》收錄了338位新教傳教士的簡歷以及他們用漢文、馬來文等寫成的書籍的完整目錄。　　偉烈亞力在《六合叢談》上也多有文章介紹、評價中國科學。1881年偉烈亞力在柏林的一次大會上，報告了元代的天文儀器和北京古觀象台的天文儀器。　　偉烈亞力對文獻學有深刻研究，在編寫中國文獻和新教傳教士回憶錄等方面表現了他的廣博知識和才能。他幫助過《錫蘭史》編者埃默森·坦南特、《馬可·波羅》的編者亨利·裕爾文獻學家亨利·柯第、《蒙古史》的編者亨利·豪沃思等學者。他在語言和中國文化方面的學養超越了同時代的一般英國基督徒，成了馬禮遜之後的知名學者，與理雅各、威妥瑪、艾約瑟、道格思、翟理思等人齊名的英國漢學大家。在漢學領域，特別是文獻學和考古學方面，備受推崇。　　上述所介紹的只是偉烈亞力漢學研究的一部分。從他去世十周年之際由他朋友編選的《中國之研究》（Chinese Researches）中，可以看出他漢學研究範圍的廣泛與著述的豐富。《中國之研究》被公認為漢學花壇中的一朵奇葩。由托馬斯（James Thomas，1862－1940）負責選稿，收錄了偉烈亞力生前撰寫的有關中國宗教、文化、歷史、科學和文獻學的文章數十篇，內容豐富，約佔其現存手稿量的1/3。因為印刷技術方面的原因當時不能在倫敦排版，1897年慕維廉（W. Muirhead，1822－1900）把它帶到上海出版。全書271頁，由托馬斯作序，共包括四部分：　　一、人文：關於普雷斯特（Prester John），韃靼地區和中國的景教傳播；佛牙、舍利子、釋迦牟尼的頭骨、頭髮、指甲，佛教聖物；儒家學說，墨家博愛，孟子，道家；聖經的第一個譯本；馬禮遜；漢譯聖經，聖書會聖經，聖經的傳播；中國的秘密結社。　　二、歷史：中國的猶太人，祅教即猶太教，開封府的猶太教堂，來華的羅馬天主教徒，中國的猶太人視為天神，中國藥典中有關祅教的記述，摩尼教、拜火教與敘利亞基督徒，馬可·波羅，倫敦佈道會對在猶太人中宣讀福音的調查；西安府的景教碑，對其真實性的懷疑，碑記新譯文，中國當局有關碑文的言論，碑記中的歷史和地理名詞釋義，5世紀景教教會的分立，中國的景教教堂，大秦國即敘利亞，中國發現的敘利亞聖經殘本；中國大將出使裏海，朝鮮的歸順，中國人對安息日的理解，福建曆書中的「密」字。　　三、科學：元代北京的天象觀測儀，耶穌會士研製的儀器，1279年建成的觀象台，研製出17種天象儀的郭守花色品種及其生平，南京和平陽的觀測儀器，中國典籍中有關日食和月蝕的記載，星宿表；中國的石棉，中國的指南針；中國算經札記：公元前2300年中國的算書研究，公元前1100年的《周髀》，《周禮》中的古代算式，公元3世紀的《算經》，印度和阿拉伯數學，古代的竹籌和1350年後算盤的使用，公元前500年的數碼，11至12世紀中國數學的快速發展，數論分析，1856年李善蘭發表的《對數探源》。　　四、語文學：肅慎與勿吉，遼代與金代，女真與女直，成吉思汗時期蒙古族的興起，黑龍江流域的女真與明的關係，滿族皇室太祖努爾哈赤，大清帝國；滿文溯源，明代的女直文，回鶻文滿文探源，敘利亞文與回鶻文字母比較，蒙文與阿拉伯文比較，八思巴字，1599年滿文的創製，滿文草書。學術評價　　在近代科學技術東傳的潮流中，偉烈亞力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人物。他將科學技術作為宣傳基督教的工具，在傳教的同時，致力於將西方先進的數學、天文學等知識介紹到中國來，並對中國數學進行研究，向西方介紹了中國數學史，是19世紀下半葉一個偉大的漢學家。偉烈亞力是西方中國數學史領域的開拓者 ,同時是西方近代高等數學在中國的第一個傳播者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偉烈亞力和李善蘭所創造的許多數學、天文學、力學科技術語沿用至今 ,對中國近代科學的發展產生了長久而深遠的影響。活動年表　　墨海書館時期(1847-1860)　　1845年冬，開始自學漢語。 　　1846年，被理雅各選中，準備到上海負責墨海書館的印刷工作。　　1847年4月6日，從倫敦出發，同年8月26日抵達上海。在墨海書館負責聖經和福音書籍的印刷。　　在墨海書館時期，他學習了法、德、俄文，以及滿文和蒙古文，甚至希臘、維吾爾文和梵文，博覽東亞歷史、地理、宗教、藝術和科技著作。訪古舊書店，形成藏書豐富的中文圖書館。與中國學者李善蘭、華蘅芳、徐壽、徐建寅等人積極合作，翻譯了大量西方科學著作。　　1848年，在上海與瑪利亞·漢森（Mary Hanson）小姐結婚。　　1849年，夫人因難產去世，留下女兒瑪麗。偉烈亞力此後一直獨身。　　1851年，在中國文獻研究方面嶄露頭角。自12月13日至翌年2月間，陸續在上海的英文周報《北華捷報》（North-China Herald）上發表長文《徐光啟行略》。　　1852年6－7月間，著名數學家李善蘭（1811－1882）來上海。偉烈亞力與之合作開始翻譯《幾何原本》後九卷。　　8月起，以「0」為筆名，陸續在《北華捷報》上發表他的研究中國數學史的著作論文《中國科學札記：數學》（簡稱《札記》）。　　1853年，出版用中文寫成的數學入門書《數學啟蒙》，作為計劃中系列數學教材的第一部。　　6月間，和慕維廉一道裝扮成中國人，到常州、無錫和蘇州佈道，並散發《聖經》。　　9月起，陸續在《北華捷報》上發表《中國的秘密會社》，對三合會等作了描述，對其若干印章作了研究。又發表一些清政府地方官員和太平天國軍事首領文告的譯文。　　1854年10月至翌年12月間，在《北華捷報》上發表著名論文《西安府的景教碑》。　　同年，在上海城內一座孔廟裡發現了塊刻有蒙古文和漢文的古碑，拓印一部分碑文，對其作了研究。論文在香港皇家亞洲學會中國分會上宣讀。所拓部分碑文後由包令（J.Bowring， 1792-1872）送往倫敦皇家亞洲學會。12月的一個深夜，陪同英國傳教醫生雒魏林（W.Lockhart，1811-1896）穿過法軍崗哨，進入上海縣城，勸說小刀會首領投降，但未如願。　　1855年，出版滿文文法著作《清文啟蒙》的英譯。在前言里，給出了滿文著作的目錄。把法國耶穌會士錢德明（J.J.M.Amiot，1718-1793）的法文《滿語語法》（Grammaire Tartare-Mantchou）譯成英文，但沒有出版。偉烈亞力一生中對滿文頗多研究，後來他撰有《關於滿族及其文字起源之探討》。　　1856年，《幾何原本》譯成。《代數學》和《代微積拾級》翻譯工作也在進行之中。　　1957年2月，創辦中文期刊《六合叢談》，共出15期，第二年3月停刊。　　本年，發表與王韜合譯的《西國天學源流》、《華英通商事略》和《重學淺說》；又發表自撰的《造表新法》一文，從八線和對數兩方面介紹中國新近出版的數學著作，此文經擴充又發表在《北華捷報》上。　　本年，為倫敦會圖書館編目錄。　　9月24日，在上海舉行了由18人參加的會議，會議決定成立「上海文學與科學學會」。會上，裨治文被推選為學會主席。10月16日召開第二次會議，裨治文作就職演說。亞洲文會的創建是偉烈亞力和艾約瑟共同倡議和鼓動的，偉烈亞力是創始人之一。偉烈亞力因不在上海而未參加前兩次會議，11月17日召開的第三次會議上，他被選為會員，並向會議提交了描述清朝錢幣的論文。該文對232種清朝錢幣作了描述，糾正了西人的錯誤看法。　　1858年，偉烈亞力撰《石棉在中國》一文，在亞洲文會3月16日召開的例會上宣讀。在4月份的例會上，偉烈亞力擔任了學會的臨時通信秘書。約在此時，對女真古銘文作了研究。　　本年，《聖經》庫存開始積壓，墨海書館被迫停止《聖經》的印刷。大英聖書公會決定委任偉烈亞力為代理人，負責其在華事務，先試用一年。　　本年11月7日，英公使額爾金（Elgin， 1811-1863）率艦隊沿長江去漢口申畫通商界址，偉烈亞力隨行。中途，在安徽繁昌舊縣鎮停留3周時間，考察各處的植被、水利、農業、戰時清軍、太平軍以及當地農民的情況。12月20日，所乘之艦返回，次日抵蕪湖，登岸入城。在那裡收集了太平天國發行的部分書籍。考察了太平天國1853、1854和1858年3年的曆書，發現他們的安息日與西方的相合，干支和二十八宿也正確不誤，只是在二十四節氣上存在誤差。　　1859年，和李善蘭合譯的《代微積拾級》、《代數學》和《談天》相斷出版。　　本年，編寫滿文和漢文的馬太和馬可福音書，名為《吾主耶穌基督新詔書》；又在《北華捷報》上發表《指南針在中國》一文，引用中國文獻證明至遲在公元8世紀初中國人已有磁偏角知識。接替艾約瑟編寫這一年以及下一年的《中西通書》。和李善蘭合譯牛頓《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的一部分。　　1860年2月，太平軍攻破杭州，旋退。5月間，與另外幾個傳教士去了杭州。5月30日回上海，向墨海書館的同事們描述在杭州的所見所聞。去了長江沿岸的鄉間，不久，決定回英國，將自己的中文圖書館轉讓給了亞洲文會。　　第二次來華（1863-1869）　　1860年11月，離開了上海回英國。回國後，正式轉入聖大英聖書公會。這期間，他收集了大量西人論中國的書籍，並撰寫了關於蒙古銘文以及在華猶太人的論文，前者於1862年被譯為法文發表，後者則於1863年發表於倫敦《實事求是》雜誌的創刊號上。　　1863年9月，第二次經陸路來中國。歷時68天，拓印居庸關拱門西側銘文一部分，回滬後在1864年5月6日亞洲文會月會上展出。撰文對此銘文作了說明。　　在上海設立一個《聖經》倉庫，併到內地發行《聖經》。他創用低價出售的方法，因為他發現這比免費散發效果更好。他為此到過18個省中的15個。1864年8月，他去了湖北，作了數月的旅行。　　1864年麥都思等創立格致書院，偉烈亞力被推選為四位西人董事之一，1874年，又被推舉開具科學書目，實為格致書院實際負責人之一。　　1866年4月，向亞洲文會贈送了大量有關中國的珍貴書籍以及15部有關1830-1832年間東印度公司事務的書。9月，發生月食。亞洲文會的一位會員向他提出如下問題：「中國人對於日月食有沒有一個科學的看法？」回信闡述自己的看法。此信後來在10月13日的亞洲文會例會上宣讀，又略經改動發表在會刊上。　　在信中還建議亞洲文會多贊助出版標準科學著作，並創辦一本介紹各門科學概貌及所有新發現的年刊。10月，離滬在中國西部和北部作了長達7個月的旅行，一方面完成本職工作，另一方面從事漢學研究。　　1867年，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成立，偉烈亞力積极參与了翻譯館的譯書工作。　　本年春，二度去居庸關，將佛教銘文中豎刻的4種全部拓印下來，可惜橫刻的梵、藏文太高，夠不著。在創刊不久的《教務雜誌》上發表這次長途旅行的見聞，其中有對武當山的描述。　　本年5月，有人在《中日釋疑》上撰文，針對偉烈亞力關於中國人對日月食看法的觀點提出質疑，偉烈亞力知道後對此作了解釋。不久發表《中國典藏中的日月食記錄》，從各種中國史料收集出925次日食和574次月食記錄，以確鑿的證據證明了自己了觀點。　　本年，在上海出版《中國文獻解題》和《在華新教傳教士紀念錄》。　　本年冬，中國學者徐壽（1818-1884）合譯《汽機發軔》，於翌年2月譯成，1871年由江南製造局出版。　　1868年2月，撰文論述了《聖經》在中國翻譯與發行的歷史，該文於4月在上海的傳教士季度大會上被宣讀，後發表於《教務雜誌》。3月，去漢口，4月3日，由楊格非（G.John， 1831-1912）牧師陪同，從漢口出發，乘舟溯長江而上。7月22日抵成都。停留數日後，又從成都出發，最後沿漢水回到漢口，旅行長達5個月之久，行程近9000里。沿途對兩岸城鎮、山川河流、自然景觀、文化古迹、風俗傳說等作了大量的考察和記錄。在翌年3月1日的亞洲文會例會上，偉烈亞力對這次旅行作了介紹，對四川境內蠻子洞的描述，尤令與會者感興趣。自湖北回上海後，又撰《古今才士匯錄》一卷。　　這一年早些時候，偉烈亞力作出回國決定。亞洲文會理事會決定購買他的私人圖書館，並任命了一個委員會來安排具體事宜。偉烈亞力第二次來華後，在多年學術研究生涯中，又收集了大量有關中國的中西文書籍，許多都是珍本。　　1869年，被選為亞洲文會榮譽會員（這一職位一直保持到1885年）。4月，亞洲文會募集到資金，完成了購館工作。4月24日起程。前行，亞洲文會曾授權他返歐後，全權代表該會，從事任何旨在促進該會目標的工作。這次回國，人們都認為他不可能再來中國了，因此一些中國朋友賦詩相贈。　　所乘之舟由福州、廈門、汕頭、香港等地繞中國沿海而行，到香港時，還將李善蘭幾天前記在他（偉烈亞力）的筆記本上的一種判別素養的方法譯成英文投到《中日釋疑》上發表。　　第三次來華（1870-1877）　　1870年12月重新踏上這片他生活了20年的熟悉土地。這次他乘輪船經過美國加利福尼亞來到香港。不久，他從香港去廈門，參加12月22日舉行的大英聖書公會廈門英國新教傳教士委員會會議。會議規定該委員會會員收到任何人在《聖經》新近版本中發現的印刷錯誤後必須呈交給偉烈亞力。　　1871年，在《教務雜誌》上發表《論中國的安息知識》，探討安息日在中國的起源問題；在皇家亞洲學會會刊上發表《居庸關古代佛教銘文》。11月，來到北京。16日，參加了艾約瑟居所舉行的學術座談會。在會上提出了在北京創建一家中文報紙或雜誌以及採用別的方法向中國人傳播實用知識的可行性問題。翌年8月，月刊的第一號在京出版，刊名為《中西聞見錄》。　　1872年1月11日，亞洲文會這年在第一次會議上，被選為文會副主席。這年，美國公理會傳教士盧公明（J.Doolittle，1824-1880）在福州編寫《英華萃林韻府》，偉烈亞力為其撰寫了英漢力學和汽機辭彙表、英漢數學和天文學辭彙表以及恆星表。該書「中國錢幣」的清代部分也取材於他1857年所寫的文章。這一年，他還作了從汕頭到廈門的陸路旅行。　　6月12日，在亞洲文會例會上宣讀英國傳教士慕稼谷（G.E.Moule， 1828-1912）的一篇介紹《幾何原本》曾國藩、徐光啟和利瑪竇序的論文，宣讀論文之前，他向與會者介紹了利馬竇和徐光啟，之後，又介紹了中國古代數學的成就。　　1873年，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委任偉烈亞力為該會在上海的代理人。在《中西聞見錄》創刊一周年之際，他為這本雜誌作了一則廣告。　　這一年，亞洲文會失去了兩位榮譽會員，法國著名漢學家儒蓮是英國傳教醫生合信，在4月8日的例會上講話，對他們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他還編寫了前者的著作目錄。不久，又編寫了法國另一位著名漢學家鮑狄埃（G..Pauthier， 1801～1873）的著作目錄。　　從5月起，偉烈亞力在《上海晚郵》上陸續發表《前漢書》卷94的譯文：《匈奴與中國關係史》。翌年，皇家人類學院院刊發表同一譯文。　　1874年，在《教務雜誌》停刊近兩年後出任編輯。同時，積极參加亞洲文會博物館的籌建工作。偉烈亞力負責其中的考古和錢幣類。　　2月28日，在上海戒酒公所，根據玄奘（602-664）的遊記作了關於釋加牟尼聖物（舍利、牙齒、頭髮、指甲、腳印等）的演講，引起聽眾極大的興趣。這是戒酒公所舉辦的系列演講之一。　　3月7日，英國駐上海領事麥華陀在《字林西報》上發表格致書院章程。24日，偉烈亞力參加了在亞洲文會會議室舉行的格致書院「良好祝願者會議」。到會的還有華麥陀、傅蘭雅（J.Fryer，1839-1928）、瑪高溫（D.J.Macgowan，1814-1893）等13人。會前，偉烈亞力和傅蘭雅為麥華陀準備了一份已譯西書的目錄。會議推選出5位董事，偉烈亞力是其中之一。在8月31日的董事會上，諸董事請麥華陀和偉烈亞力為書院租賃房屋。在10月16日的董事會上，偉烈亞力和傅蘭雅被授權為書院採購書籍。　　1875年，偉烈亞力和徐建寅（1845-1901）在初版基礎上合作新譯的《談天》在上海出版。偉烈亞力在《教務雜誌》上對此書作了介紹。　　這一年，荷蘭漢學家施古德（G..Schlegel， 1840-1903）出版了一部研究中國古代星圖起源的著作《星辰考原》。偉烈亞力則在《教務雜誌》上對此作出了客觀的介紹和評價。　　同一年，偉烈亞力還作了關於歐洲人傳說中東方一富裕基督教國家國王普雷斯特·約翰（Prester John）的演講。　　1876年8月，第三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在聖彼得堡召開。偉烈亞力向大會提交題為《北京的元代天文儀》的重要論文。　　這一年，偉烈亞力仍擔任格致書院董事之職，繼續為書院購買書籍。在12月15日舉行的董事會上，因麥華陀即將離華，有人要求偉烈亞力接任主席之位，他因經常外出而謝絕。　　這期間，偉烈亞力還致力於文獻方面的工作。在這年的美國費城國際書展上，中國海關所收藏的1000餘冊圖書被展出。作為這些圖書目錄的一個附錄，偉烈亞力按語種編寫了在華新教傳教士出版著作的詳盡目錄。　　1877年1月，已決定回國的偉烈亞力在亞洲文會年會上被選為理事。5月10日，偉烈亞力參加了在上海戒酒公所舉行的在華傳教士大會。這次大會的組委會成立於1875年，偉烈亞力是七位成員之一。偉烈亞力就基督教與儒教的優劣、傳教與格致之學的關係、翻譯規則等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16日的集會，與上討論傳教與科學的關係，一些傳教士反對從事科學著述，偉烈亞力認為「格致之學有與聖疲乏相符」。　　本年7月8日，偉烈亞力乘坐英國郵輪離開了上海回國。很長時間以來，他一直受到眼疾的困擾，這與他常年校對《聖經》清樣不無關係。他在離開中國以前，讓人給《聖經》委辦譯本製作了鉛版，以避免他的後繼者們重複他的勞動。　　亞洲文會主席金斯密（T.W.Kingsmill， 1837-1910）在1878年1月年會和1879年2月例會的講話中，都對偉烈亞力的離去表示深深的惋惜。　　回國以後（1877-1887）　　1877年11月9日，他參加了大英聖書公會組織的一次有關中國的演講。翌年，應亞洲文會理事會的要求，代表該會參加了在佛羅倫薩舉行的第四屆東方學家大會，會上宣讀了關於朝鮮的論文。還撰文介紹了艾約瑟的《宗教在中國》和高第的《西人論中國書目》。　　1879年，有人在《中國評論》上發表《景教在廣州》一文，文中引用法國神父胡克《基督教在中國》一書中關於西安府金勝寺的一段譯文，說明中國15世紀仍存在景教。偉烈亞力見文後於12月10日在自己的居所撰文對此提出批評，指出：這段譯文是錯誤的。他改正了譯文，並舉例說明胡克書中錯誤百出，不足為憑。　　1880年，艾約瑟的《中國佛教》在倫敦出版。出版前，偉烈亞力看了全書的校樣，並為其編寫了詳盡的索引。這一年，他在皇家人類學院院刊上發表《前漢書》中《西南夷傳》和《朝鮮傳》的英譯。　　1881年發表《西域傳》的英譯。　　1882年在考狄的《遠東雜誌》上發表《後漢書》中《東夷列傳》、《南蠻西南夷列傳》以及《西羌傳》的英譯。這是他的絕筆。　　1883年2月6日，雙目失明，身體日漸虛弱，最後兩年卧病在床，女兒瑪麗一直在身邊細心照料他。　　1887年2月6日，偉烈亞力的心臟停止了跳動。2月10日，葬于海格特公墓。　　1897年（逝世10周年），從偉烈亞力留下的多箱文稿中選出了文獻、歷史、科學和語言4個方面有代表性的17篇論文的手稿，出版了名為《中國之研究》的文集。該集所收論文只佔了佔了偉烈亞力全部手稿的三分之一左右，另外三分之二仍有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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