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義者與自由至上論者：不和睦的表親（下）｜羅伯特·尼斯比特

尼斯比特

按：作者羅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1913～1996），美國社會學家、保守主義思想家。保守主義在當下魚龍混雜，尼斯比特從社會學角度對保守主義的闡發具有補偏救弊之效。本文是作者1979年在費城學會的演講。1979堪比2016，那年蘇聯大舉入侵阿富汗，美國卻萎靡不振，尼斯比特就此談到在極權國家的威脅下如何守護自由的問題。他認為，對此問題的分歧將導致這對本不和睦的表親徹底決裂。作者演講次年，里根上台。本文譯自《現代》（Modern Age）1980年冬季刊，上篇請見文末鏈接，另外，根據某位老師的建議，暫將libertarianism由「自由意志主義」改譯為「自由至上論」。

三

接下來討論一下二者的區別，或者說部分區別。這很重要，非常重要！當前很多細節都表明，保守主義與自由至上論的分歧越來越大，無論是極端保守主義還是新（neo-）保守主義、無政府自由至上論還是憲政自由至上論。我猜想，不久以後，「自由至上論—保守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自由至上論者」很可能變成自相矛盾的片語，就像「悲傷的樂觀主義者」和「殘酷的仁慈」。這裡我還是不談例證，只談原則和觀點。

首先，二者對族群（population）的看法截然不同。保守主義者自柏克開始，就傾向於以中世紀法學家和哲學唯實論者（與唯名論者相反）的方式看待這一問題：族群不是由個人直接組成的，而是由個人生長於斯的各種自然社群組成的，比如家庭、鄉土、教會、地域、社會階層、民族等等。個人當然存在，但離開社會身份就無法觀察或理解個人，而社會身份與群體和社團密不可分。現代保守主義實質上起源於柏克對法國大革命的抨擊，這恰恰是因為大革命通常以個人及其自然權利的名義，毀滅或削弱傳統的社群，包括行會、貴族、父權制家庭、教會、學校、省域等，在柏克看來，這些都是社會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早期的保守主義者如柏克、伯納德、哈勒和黑格爾（《法哲學原理》），以及保守自由主義者如思想成熟後的拉梅耐，當然也包括托克維爾，都認為個人主義（這裡是指絕對化的個人主義學說）跟國家主義一樣，都是對社會秩序和真正自由的威脅。他們認為，正是將社會解體為人人聲索自然權利的散沙化個體，才導致集體至上的國家主義的到來不可避免。

英國伊頓公學的一群學生通過社團的組織，成功安排與普京會面，普京好奇地問道：「What are societies?」(什麼是社團？)

自由至上論者並沒有對群體和社團視而不見，也沒有忽視傳統和習俗這類紐帶，將自由至上論者定性為不分青紅皂白反對一切社群是很荒謬的。他們並未建議回到啟蒙運動所鼓吹的自然狀態。很少有自由至上論者是施蒂納的翻版（Max Stirner，德國哲學家，無政府主義創始人之一，強調個人絕對自由，反對一切國家、組織和紀律。——譯註）。他們同任何保守主義者一樣，也支持自願結社原則。別忘了，就連蒲魯東或克魯泡特金的自由無政府主義也是基於群體的社會秩序，而不是基於葛德文那種抽象的個人。即便如此，通過閱讀過去幾年的自由至上論期刊和評論，我認為自由至上論者的自我中心主義荷爾蒙遠高於保守主義者。現在越來越讓人有一種印象：今天的自由至上論者就像17世紀的自然法學家，對他們來說，只有個人才是真實的，制度不過是個人的投影。我覺得，自由至上論者越來越認為，來自家庭、教會、本土社群和學校的約束，簡直與政府的約束一樣，都對自由不利。果真如此，這絕對會擴大自由至上論者和保守主義者之間的鴻溝。

這使我想起這兩個群體的第二個主要區別。保守主義的自由哲學來源於保守主義的「權威」哲學。正是「社會」秩序里權威的存在，抵禦了政治權力的侵犯。保守主義自柏克開始，就將社會看成一個多元權威的集合體，有父母對孩子的權威、牧師對會眾的權威、老師對學生的權威、師傅對學徒的權威，等等。正如我們觀察到的，社會其實是各種權威交織而成的網路或組織：這些權威數不勝數，再微小的人類群體和人際關係中也存在權威。這樣的權威可能較為鬆散、寬和、具有保護性並培養個性，但畢竟也是權威。對保守主義者來說，個人自由存在於社會和道德權威的夾縫中。只有基於這類權威所發揮的限制和指導作用，人類才有可能維持一個自由的政府，就像我們開國元勛所設計的，以及自17世紀晚期開始在英國繁榮發展的那種政府。然而自葛德文（William Godwin）起，自由意志個人主義者越來越狂熱而不知妥協，他們提出解除社會紐帶的主張，但解除社會紐帶，得到的不會是自由的人民而是一盤散沙的人民，不是創造力十足的個人而是無能的個人。巴爾扎克說得對，人性不能承受道德之真空。

葛德文，1756-1836，英國無政府主義者，代表作《政治正義論》，第一任妻子是號稱首位女權主義者的沃斯通克拉夫特，也是詩人雪萊的岳父。

某些自由至上論者主張，社會中堅實強大的權威團體與個人的創造力水火不容，這乃是對文化史的無知或誤讀。想想公元前5世紀文化全盛時期的雅典，1世紀奧古斯都治下的羅馬，13世紀的歐洲，路易十四的時代，以及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這些都是推崇社會秩序和道德秩序的時代，由道德規範和政令法規強力支撐的時代。即便如此，仍有埃斯庫羅斯、塞涅卡、羅吉爾·培根（Roger Bacons，英國13世紀方濟各會修士、哲學家、鍊金術士——譯註）、莫里哀、莎士比亞之流輩出。莎士比亞無疑是個性豐富之人，他卻並未感到身邊等級權威的壓迫，他在一個膾炙人口的段落開頭寫道：「沒有了紀律，就像琴弦綳斷，聽吧！刺耳的噪音隨之而來！一切都互相抵觸」。正如勞斯（A. L. Rowse）所強調並詳述的那樣，莎士比亞時代的英國不僅社會結構穩固，社會權威也空前強大，但人們最怕的仍然是權威變得鬆散脆弱，尤其是用來外抗強敵、內懲國賊的權威。當然，這種權威有時會變得太過嚴厲，但劇作家和散文家總能比政府及其審查者道高一丈。畢竟，這些創作家是生活在強大的社會權威和道德權威之下，而不是生活在20世紀那種壓抑的、官僚主義的、無孔不入的、極權主義的政府之下。

莎士比亞：「沒有了紀律，就像琴弦綳斷，聽吧！刺耳的噪音隨之而來！一切都互相抵觸」

我們最終可能會發現，到現在為止，20世紀西方文化中最優秀的作品幾乎全都來自傳統和文化權威的崇拜者。艾略特、龐德、喬伊斯和葉芝等，均曾以詩歌、散文、小說等形式為權威聲辯，但都無一例外地從以個人主義和自由之名對這類權威的消弭中，看到了西方文化的消亡。

的確，沒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任何有創新意義的作品都出不來，保守主義者對此完全贊同。達不到這種程度的自由，就沒有莎士比亞，沒有馬洛（Marlowe），也沒有牛頓。但保守主義者可能會說，很少有人意識到，自由超過一定程度，有創新意義的作品同樣出不來。20世紀晚期的作家所處的時代氛圍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他們卻自戀、自暴自棄、自我麻痹，對低俗污穢有著孩子氣的渴求，這一片狼藉表明，空氣已經稀薄得令人窒息。

總而言之，我不揣冒昧地猜想，對自由至上論者來說，在幾乎所有可以想見的領域，個人自由在諸多社會價值中都是至上的——不管這種自由在無意中會以何種形式、在何種程度上導致道德、審美和精神的墮落。而對保守主義者這邊來說，自由固然重要，卻也不過是維持公序良俗的社會所需的必要價值之一，當這種自由有弱化或危及國家安全、破壞道德秩序和社會結構的跡象時，就有必要加以限制。自由至上論者和保守主義者面臨共同的敵人，即柏克所謂的專制權力，但保守主義者認為，族群一旦墮落成以下情況中的族群，專制權力幾乎不可避免：公元前31年奧古斯都即位前幾十年的羅馬、清教統治之前以及後來克倫威爾統治時的英國、拿破崙問鼎之前的法國、魏瑪時期的柏林，有人可能會說還有1970年代的紐約。保守主義者會說，而且確實說過，這期間佔據主導的是混亂和放縱，而不是自由，因為來自家庭、鄰里、本土社群、工作和宗教的道德權威和社會權威已對人們失去吸引力。那麼有沒有一種可能，當今時代，比如過去的四十年以及我們所能預見的未來二十年，會被後世史家描述為一大文化盛世？難乎其難。難道有人當真認為，這個誕生了《裸體午餐》（The Naked Lunch）、《哦！加爾各答》（Oh! Calcutta）、《江湖浪子》（The Hustler）以及百老匯色情直播和露骨表演的時代，文化的頹廢平庸是由社會和道德權威過度所致嗎？

另一方面，自由至上論者似乎將社會和道德權威與專制政治權力看作單一光譜的不同色調，程度不同而已。他們認為，若在對付利維坦之餘尚有餘力，就應挑戰所有形式的權威，包括那些作為社會紐帶的權威。在我看來，自由至上論者愈發不認為，家庭、學校、本土社群的約束，與中央集權的官僚政府的約束有何實質差異。對我來說，歷史無數次證明了一個普遍命題：越是強大的政治軍事權力，越會以侵蝕消解作為社會紐帶的權威為前奏。這些社會紐帶給予個人以認同和安全，它們是多元的，不具有不受限制的權力，這使得無孔不入的壟斷不可能發生，它們合在一起，是抵禦中央集權的政治權力侵襲的不可或缺的堡壘，後者無疑是不受限制的。但我很少見到當今有哪位自由至上論者明確認同我的上述觀點。

還有最後一個領域，保守主義者和自由至上論者的分歧越來越大，那就是國家。我堅持我前面所說的一切——支持社會權威、社會多樣性和多元性，反對國家集權。不用給我數有多少場戰爭，告訴我戰爭動員和實際作戰會導致「暫時的」集權和國有化——唉，後來都成了永久性的。戰爭是社會經濟秩序集權化和集體化的基礎，這方面它勝過歷史上的任何力量。沒有哪個保守主義者喜歡甚至渴望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和民事領域的軍事化。

不幸的是，比起保守主義者和自由至上論者的理想世界，我們生活在一個並不仁慈的世界。這個世界上，像蘇聯和某國這樣體量巨大、實力強大的專制統治生存下來並且坐大，至少在政治和外交領域是這樣。對美國來說，忽視這些具有軍事侵略性的專制統治無異於自殺。就像孟德斯鳩在其他語境下提到的：唯有權力才能制約權力。只有裝備精良、枕戈待旦、佔據主動的強大美國，才有可能制約蘇聯、某國和古巴。

1979年聖誕，十萬蘇軍入侵阿富汗，成為時代節點。

據我說知，從未有保守主義者否定或貶斥被視為文化、精神和政治實體的國家。柏克熱愛國家。與同時代的雅各賓派截然不同的是，他只將國家看成諸多共同體的共同體，建立在對家庭和鄰里這類共同體的熱愛之上，他謂之「小號的愛國主義」（the smaller patriotisms）。此後的保守主義者，或者說大多數保守主義者，都持這種看法。但除此之外，當代保守主義者以自由至上論者所缺乏的洞察力發現，美國、英國和法國岌岌可危。國家主義有好有壞。但即便是好的國家主義，在這個時代也要麼變成緬懷的對象，要麼變成厭惡的對象。愛國主義本是國家的紐帶，如今卻簡直成了可恥的事情。美國政府在當今國際社會上表現出來的弱點，越來越引起我們希望與之合作的國家的蔑視和疑慮，而各個領域中領導力的缺乏都表徵著這個國家瀕臨崩潰。

自由至上論者——我指的是那些與保守主義者一樣忠誠愛國的人，據我判斷，並未看清我剛才描述的美國和世界的圖景。對他們來說，本質問題不是一個弱化、軟化和瀕危的國家正面臨蘇聯、某國及其衛星國的威脅，而是美國因國家主義、干預主義和軍事主義而膨脹，外界的威脅則沒什麼好怕的。保守主義者仍然信奉熱愛家庭、教堂、社區、工作和自願社團的「小號的愛國主義」，但認為除非他們所在的國家恢復1950年代以後便喪失的顯赫地位和國際權威，否則它們終將由枯萎而至毀滅。至於自由至上論者這邊，由他們的許多作品和演講可以判斷，他們認為，就對美國人及其自由的危害而言，恢復這種顯赫地位和國際權威的必要步驟，比世界上一切咄咄逼人的帝國極權主義要危險得多。

對於上述危險，在美國重拾其內外事務的領導力的過程中，保守主義者會警惕，當然也應該警惕，並應竭力降到最低。但對保守主義者來說，美國首當其衝的危險，仍是身處咄咄逼人的軍事專制統治環伺的世界卻萎靡不振。目前來看，上述考慮並非自由至上論者最為關心的。正是基於這一點，而非我所提到的其他分歧，保守主義者和自由至上論者起初就不和睦的關係，勢必徹底決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