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善：必須著力倡導的價值觀

友善的本義是指像朋友一樣善良。友善既是高尚的個人美德，也是重要的公民道德規範，在維繫社會成員之間的和諧關係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市場經濟運轉過程之中，競爭壓力不可避免帶來人際關係的緊張，各種社會矛盾凸現，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友善價值觀，無疑能為緩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良序、促進社會和諧提供堅實的價值基礎。

友善是社會主義公民道德規範和品質的統一

「友善」源自人們對於善價值的追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把友愛分為善的友愛、有用的友愛和快樂的友愛三種，認為善的友愛才是穩定、持久，值得人們追求的。在這一意義上，「友善」意味著人們對於他人的自我道德投射，即發現他人與自我的道德相似性。對他人的「友善」本質上是對於他所具備的優秀品質的推崇。就此而言，「友善」的發生基於人們對於美德的追求。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友善」也表現出了與亞里士多德相似的內涵。孔子提出「仁者愛人」，孟子則強調與人為善，其內涵都在於以善為原則幫助成就他人。因此，「友善」不是建立人際關係的技巧，而是人際之間為了實現善價值的相互促進和幫助。作為公民道德規範的友善，本質上是指友好善良的公民倫理關係和公民秩序。

友善是處理公民關係的基本道德規範。友善作為處理公民關係的基本道德規範，是由公民關係所內在規定的。在宗族社會中，血緣關係是社會成員相互聯繫的主要依據。而在現代社會中，公民關係則成為社會成員共同生活的根本紐帶。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細化，作為公民基本道德規範的友善，意味著：公民之間必須建立公共意識，在社會生活中不能只關切自我利益的實現，必須將他人納入自己的視野。友善作為公共道德，要求人們能夠明晰自我權利與他人權利之間的邊界，在維護自我權利的同時也維護他人權利。

友善是每個公民應有的基本道德品質。公民身份決定了任何公民都不是一個單獨的存在，每一位公民都必須與其他公民交往，並且只有在相互交往中才能實現自身的價值。公民需要在共同生活中滿足自己的需求，但是個人利益之間卻存在矛盾、甚至衝突。如果缺乏友善的道德品質，公民之間就難以跨越差異和矛盾的溝壑，共同生活將變得非常艱難。作為公民基本道德品質的友善，既指向他人，也指向自己。懷一顆善良的心、成為善良的人是友善的前提。把善心傳遞給他人的過程就是「友善」。因此，友善也是公民進入社會生活的道德姿態。友善的品質促使人們在公共生活中尋求相互認同，積極、主動地履行彼此間義務，以善意拉近彼此間的距離。

友善是建立維護和諧社會的倫理秩序。友善是社會生活的潤滑劑，是建立維護和諧社會的倫理秩序。首先，友善維繫著公民之間的平等。亞里士多德曾指出，平等是友愛固有的特點。友善是建立在主體的平等地位之上的，友善的雙方都擁有共同的要求，彼此間有著同樣的願望。其次，友善維繫著公民間的真誠。友善不是一種偶然的情緒，而是一種穩定的道德聯繫。在這種聯繫之中，公民之間真誠相待，建立互愛互信的倫理秩序。再次，友善維繫著公民間的互助。友善雖然不以互利為前提，但是在友善的聯繫中，公民之間進一步鞏固了互助的關係。在公民互助中，大家都平等相待，沒有任何公民因為給與幫助或者接受幫助而處於人格的優先或者弱勢地位。

友善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礎性作用

「友善」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基礎性作用。在「友善」價值觀的引領下，能夠有效化解社會生活的張力、調解社會心態、創建良好的社會環境。

「友善」價值觀有助於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現代社會的人際關係緊張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社會的競爭壓力，二是多元價值觀所帶來的差異性。市場經濟中的競爭機制激發了公民的競爭意識，公民間的矛盾被放大、激化。「友善」價值觀則能改變公民看待他者的視角，引導人們把其他公民當作社會生活的夥伴，而不是僅僅強調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友善」價值觀也會引領人們以開放、包容的心態對待公民間在生活方式、文化、觀點等方面的差異，在社會生活中求同存異。「友善」價值觀有助於人們用更多的理解填充你我之間的溝壑，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友善」價值觀有助於改善不良社會風氣。「友善」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鼓勵人們更多地理解、包容、團結其他公民。但這種理解和包容不是沒有道德標準的縱容。近年來，公共權力的腐敗事件、食品安全問題、「中國式過馬路」等公共生活失序現象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這些問題都根源於對於公共利益的漠視、公私邊界的模糊和公民個體意識的過分膨脹。「友善」價值觀在增進公民情感、發揮社會凝聚力的同時，有助於人們劃分自我與他人、與社會的邊界，在行使公民權利的過程中意識到自我行為的社會意義和對於其他公民的影響。這無疑是消除不良社會現象、改善不良社會風氣的根本途徑。

「友善」價值觀有助於消解社會心理矛盾。社會發展所帶來的變化和問題也勢必導致社會心態的波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由於我國經濟機制以及各項制度尚在調整和完善之中，加之人們在天賦、能力、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別，客觀上造成了我國社會群體的分化。在這種背景下，社會心態在某些領域出現了失衡的現象。比如仇富心理、仇官心理以及在財富面前的浮躁情緒等。社會心態失衡的主要原因就是由於社會群體之間缺乏相互通達的橋樑。樹立「友善」價值觀，在個人層面，「友善」價值觀能夠幫助人們以陽光心態看待其他公民，從積極的角度肯定他人、尊重他人。在群體層面，「友善」價值觀能夠讓人們在群體之間傳遞友愛的訊息，並且在實質層面予以相互幫助。

「友善」價值觀有助於建設社會互信體系。「友善」價值觀內涵對於誠信的本質訴求。基於「友善」的誠信有兩個向度的倫理意義。第一個向度是「誠」。「誠」意味著公民要胸懷坦蕩，實事求是，不遮蔽自己的良知，按照德性生活，恰如孟子所言的「誠者自成」。誠信的第二個向度是「信」。「信」要求公民對他人信守承諾，不詐不欺，充分履行自己在承諾中的義務。需要指出的是，「信」還要求公民敢於信任他人，敢於在社會交往中走出自我防備的心理陰影。「友善」價值觀有助於人們秉持誠信之德參與公共事務，勇於擔當承諾所賦予的責任，消弭人們心中的隔閡。「友善」價值觀還能通過拉近人們的情感距離使人們對於承諾有更強的責任感。人們之間的信任程度通常與情感密切相關。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越密切，相互的信任程度就越深。公民之間的「友善」交往將為互信的深化創造有利條件。

著力在公民道德建設上培育社會主義友善觀

「友善」價值觀是公民美德和社會公德的統一，在消除社會矛盾、穩定社會秩序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必須在公民道德建設中培育社會主義友善觀，才能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堅實的倫理支持。

把友善當成一種社會需要。在公民道德層面培育「友善」價值觀，就必須將其融入社會生活之中，把「友善」當作社會的內在需要。首先，要培養公民的民族認同和社會認同。在社會層面培育友善觀，就必須樹立公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身份認同感。只有當公民認同所生活的社會體系，認同公民身份，才會主動地參與社會生活，積極地參與社會交往，與其他公民建立善意的情感聯繫。其次，要在社會制度建設之中彰顯友善觀念。要鼓勵公民的團結合作，通過制度建設在公民之間構築互利互惠的渠道，讓所有社會成員共享社會合作體系的成果。再次，要在社會生活各領域、各層面宣傳、提倡友善觀念，形成友善文化。要發揮社會教育體系和公共媒體的作用，圍繞友善價值觀開展公民互助活動，讓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感受、體驗相互友善的溫暖。

把友善當成一種個體自律。對於公民個人而言，培育「友善」價值觀，就要實現對於「友善」價值觀的內化，使之成道德自覺。首先，公民要加強對於「友善」價值觀的道德認知，明晰友善觀是成為一名合格公民的重要基礎，充分認識這一觀念對於開展社會生活的意義和作用。其次，要在與他人的交往中培育友善的道德意識，在社會生活中學會寬容、忍讓和友愛，在堅持道德原則的前提下理解他人、理性地處理人際關係。特別要自覺遵守社會規章、制度，在規範自我行為的同時磨礪道德意志，把他律轉化為自律。再次，在社會生活中要做到權利和責任、義務的平衡、對等，在維護和促進自我利益的同時，也要努力完成作為公民所應該承擔的職責，愛崗敬業、誠信待人。

把友善當成一種道德境界。作為核心價值觀的「友善」不能僅僅停留在道德約束的層面，而應該上升為道德境界。如果道德約束是一種消極的道德姿態，那麼道德境界則是一種開放的、積極的道德理想。追求友善道德境界的過程就是無私奉獻、追求崇高、升華人格的過程。幫助人們樹立友善的道德人格，有賴於在社會層面建立正義的道德回饋機制，為公民的道德實踐提供廣闊的平台。一要形成懲惡揚善的社會風尚，讓追求崇高的行為獲得社會的肯定和讚揚，樹立和宣傳道德典範。二要使善行得到善報。當人們見義勇為，無私幫助他人時，要為他們的善行提供有力支持，對於他們的奉獻和犧牲進行社會性的補償。比如建立見義勇為基金、成立道德銀行，充分保障道德主體的合理權利。

把友善當成一種公共秩序。要保障友善觀對於社會生活的有效引領，就必須在公共秩序層面培育友善價值觀。建立友善的公共秩序，首先要在公共文化中鞏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核心地位，通過在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框架內引導公民尋求共同的價值訴求，能夠加深公民認同，避免價值相對主義的危險，確保社會生活在正確的軌道展開。其次，要在公共生活中實現公民利益與公共利益的統一。公共秩序決定了公民實現自我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方式。友善的公共秩序強調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協調統一。友善的公共秩序毋寧是一種和諧的力量，在規範公共生活方式的同時，為公民權利和公益提供保護。再次，要在公共道德中塑造公共精神。從私人領域邁向公共領域意味著從熟人社會邁向陌生人社會。社會形態的轉變對於人們的道德要求也發生了變化。在這種轉變中，人們面臨的重要問題是：如何既成為一位好人，又成為一位好公民。友善的公共秩序中，人們不僅要必須遵守社會制度和法律規章，更應該積極地參與公共事務、在公共生活中扮演主體性角色。它本質上呼喚公共精神，期待人們在公共領域的道德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