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上的中國與世界_yihua4994

考古學上的中國與世界 2010-08-03 19:05閱讀： 考古學上的中國與世界——考古所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側記一、 引 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繼承或恢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優良傳統，開拓新的研究領域，部分成果達到或接近國際水平，可喜可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實事求是，有一說一，是考古所的風格。大家各就各位，絕少旁觀他顧；越位犯規之事，基本上沒有。《考古》和《考古學報》，值得珍藏。中國考古學是安德森和李濟等開創的，與世界考古學密不可分。夏鼐等通過改訂齊家文化年代確立了自主地位，解放後中國考古學進入中國人考古中國的時代，外國人乃至海外華人都難以插足染指。二十一世紀中國考古學重新國際化，與外國學者或海外華人合作日趨密切。此次論壇邀請日本、韓國、越南、蒙古、俄羅斯、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亞、英國、芬蘭等多國學者參加，以「中國與世界」為主題，至少包括三重含義：中國考古學，世界考古學，考古學上中國與世界之關係。二、 中國特徵中國的獨特是顯而易見的，可以從考古學角度歸納和總結。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豐富多彩，南北東西早晚各具特色，未有統一名稱；可概稱之為定居農業文化，兼營漁獵採集，具有明顯的共同性。相對於西亞而言，東亞新石器時代文化具有如下特徵：陶器出現較早，沒有前陶新石器時代，率先發明瓷器；以粟和稻為主要作物；以豬和狗為特色家畜；居住單間半地穴或干欄房屋；較早利用桑蠶、苧麻、樹皮布、桐油、山漆等；以土坑或瓮棺為主要埋葬方式；崇尚玉器；重視禮樂。陶器是多個地區獨立起源的，中國、韓國、日本、俄羅斯遠東地區均發現了一萬年以前的陶器，中國或東亞無疑最早進入陶器時代的地區，與西亞前陶新石器時代形成了鮮明對照。傅憲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西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及人類生業形態》探尋華南地區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及新石器時代文化特徵，發現了不晚於距今12000年的陶容器。甑皮岩人的食物結構中包括有塊莖類植物，生業形態屬於漁獵採集經濟，陶器起源與稻作農業無關。

載入中...內容載入失敗，點擊此處重試載入全文 王幼平（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新密李家溝遺址的發現及初步認識》論證了中原地區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連續性：黑壚土層壓印紋夾砂陶器與板狀無支腳石磨盤等文化遺存填補了從裴李崗文化到舊石器晚期文化之間的空白。 林留根（南京博物院）《張家港東山村遺址與長江下游社會複雜化進程》揭示出一處崧澤文化聚落。Ⅱ區是建築區，共發現5座，F1為地面建築，發現33個柱洞，總面積約85平方米，有陶豆、罐、釜和玉玦、石斧等10多件器物。I區是小型墓，清理27座，長約2.2、寬約0.8米，隨葬品較豐富，多在10件以上，少數隨葬一件玉飾品。III區發現9座大墓，M90墓口長3.05、寬約1.7-1.8、深0.4米，隨葬品有陶鼎、豆、罐、鬶、壺、盤、缸，石錛、鉞、錐，以及玉鐲、璜、玦、耳璫、管、飾件等共67件。大墓與小墓分區埋葬，說明距今5800年前後已有貧富分化，出現了社會分層。良渚古城是東方水城，標誌著中國新石器時代定居農業文化發展到了頂峰。劉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考古新發現與研究新進展》指出約300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中國同時代面積最大的古城，城內莫角山遺址是宮殿區；反山貴族墓地位於西北角。城外有瑤山、匯觀山祭壇和墓地；城北有長約5公里的土垣遺址，城南有卞家山遺址，可能是具有外郭城性質的防護工程；古城外圍約8平方公里的範圍還發現了6座城門，均為水路通道；良渚古城東邊發現了大面積的稻田遺迹。建築規模、營建方式以及城內外遺址內涵反映良渚古城是中華5千年文明的重要標誌。陶器是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標誌性器物，其次是水稻、粟等作物和豬、狗等家畜，以及東亞文化的特色標誌玉器；可分別與西亞的小麥、大麥和牛、羊以及黃金崇拜對照。趙志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農業起源研究的新資料和新思考》指出浮選法普及後在中國各地百餘考古遺址中出土了數量驚人的古代植物遺存：水稻、粟、黍、大豆、蕎麥等，這些起源於中國的農作物為研究農業起源提供了證據，其中包括起源於長江中下游地區稻作農業、起源於北方地區以粟和黍為主的旱作農業，以及起源於嶺南地區以芋頭等塊根莖類作物為特點的熱帶地區農業。袁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古代家養動物的動物考古學研究》按照出土動物骨骼資料排列中國主要家養動物出現的時間依次為距今10000年左右河北徐水南庄頭遺址狗，距今9000年左右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豬，距今5000多年在甘肅天水師造村和青海民和核桃庄遺址綿羊，距今4000多年在河南柘城山台寺和淮陽平糧台遺址黃牛，距今約3700年左右在甘肅永靖大何庄和秦魏家遺址及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分別發現馬和山羊，距今約3600年左右內蒙古赤峰大甸子遺址發現雞。玉器是中國文化特徵標誌。鄧聰（香港中文大學）《玉器開片技術三部曲》指出東亞有上萬年玉器工藝，中國閃玉（軟玉）開片工藝砂繩切割、片切割及砣切割技術先後流行，可謂三部曲。興隆窪文化出土最早使用砂繩切割技術的玉器，在當地延續數千年之久。砂繩切割技術北上橫渡黑龍江到達濱海地區，跨越日本海在日本北陸一帶相當流行；向南傳播到長江下遊河姆渡和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的砂繩切割技術登峰造極，亦隨該文化的衰落而銷聲匿跡。新石器時代晚期遼河紅山文化和黃河中下游龍山文化片切割工藝悄然興起，可分割長數十公分、厚僅數毫米的大型玉片，取代了砂繩切割的地位，估計三代玉器開料技術主要是承襲龍山文化傳統，青銅器時代擴散進入東南亞。砣切割開片技術使用的開始年代迄今仍未清楚，明代《天工開物》所載雙足踏動高凳式砣機裝置可上溯到什麼時代有待考究，探索砣機在中國玉器開片技術上使用的情況是正在進行的課題。中國考古學家大體發現和闡明了中國文化的根源。發現和研究甑皮岩遺址、良渚古城等中國乃至世界獨一無二的遺址是幸運的，將其中包含的中國特徵研究清楚讓舉世公認是可敬的。傅獻國、劉斌等的研究不可取代，趙志軍關於水稻和粟、袁靖關於家豬馴化的研究世界領先，鄧聰玉器技術研究水平就是世界水平。三、 世界潮流 雅森常說俄羅斯有兩個學科世界領先：航天科技和考古學。三位俄羅斯考古學家的報告讓我們領略了俄羅斯考古學，也可以說世界考古學的風采。俄羅斯（蘇聯）地跨歐亞大陸，考古學研究絕不局限於俄羅斯。葉甫蓋尼·尼古拉耶維奇·車爾尼克（EvgenyNikolaevichChernykh）（俄羅斯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歐亞草原地帶：溝通東西方的橋樑》用精彩的圖表生動地展示金屬文化在舊大陸的起源與擴展過程：萬年前西亞就有人利用天然黃金，八千前有人利用自然銅，七年前就開始了冶金實踐，六千年前部分地區率先進入青銅時代，五千年前西亞包括埃及進入了青銅時代，四千年前青銅文化大擴張整個歐亞大陸進入了青銅時代。他強調草原不是東西方的障礙或分界線，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堅守傳統的東西方分界信條是不合邏輯的。實際上近東和中東都是歐亞大陸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中國和鄰近地區的文化則是東方世界的組成部分。石器時代這兩個世界似乎彼此隔絕，而草原地帶就成為連接這兩個世界的橋樑。歐亞草原地帶（SteppeBelt）平均長度約8000公里，總面積達到8百萬平方公里，大體上被分割為基本相等的東西兩半。歐亞草原地帶是非定居（游牧或半游牧）的畜牧文化的領域。騎馬的最早證據可以早到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3千年紀黑海以北庫爾甘畜牧文化遷移到了西伯利亞，公元前3千年紀和2千年紀之交畜牧和騎馬文化遍及歐亞草原地帶開始扮演東西方世界之間的「橋樑」角色。東西傳播最引人注目的證據是賽伊馬-圖賓諾（Seima-Turbino）跨文化遺址，從此東西方世界文化互動和滲透就以波浪和潮汐式進行。公元前2千年紀末期阿爾泰山以東地區出現了西方文化的蹤跡。在公元前1千年紀，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斯基泰-薩爾馬提亞和塞種人的大規模文化群在歐亞草原興起，這些文化的遺址在蒙古地區已有發現。庫茲緬科（Sergey Vladimirovich Kuz"minykh）（俄羅斯科學院考古研究所）《ShaitanskoyeOzero第二地點：中烏拉爾地區第一批冶金者的禮儀性遺址》發掘不到240平方米，有160多件青銅遺物出土：日常用具、武器、紅銅裝飾品，以及大量的冶鑄遺棄物。除了賽伊馬-圖賓諾式樣的器物和歐亞大陸風格的器物外，一些金屬器物帶有薩姆斯-基日洛沃（Samus-Kizhirovo）傳統的風格。歐亞大陸風格體現在雙刃短劍、各種刀、鑿、矛、手鐲和戒指等，還有帶銎琢錘式戰斧（chekan）。這些合金、金屬部件和工具都是從安德羅諾沃文化的製造中心獲取的，由於賽伊馬-圖賓諾文化人的迅速遷入而沒有中斷，可能也與中烏拉爾的大型金屬工業中心有關。 阿列克謝·科瓦列夫（AlexeyKovalev）（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公元前3千年紀早期切木爾切克人從法國到阿爾泰的大遷徙》既無提要也未分節，引用中文、俄文、英文、德文、法文研究成果，結合自己的田野考古，如行雲流水，瀟洒自得。切木爾切克(Qiemuerqieke,Chemurchek)文化是以石板墓或支石基為特點的青銅時代文化，（雖然己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國還沒有發表過14C數據。他根據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的測驗結果2004年在北京舉行的考古學國際會議上宣讀過《中國最古老的青銅時代文化：起源於西歐及其對蒙古、俄國、哈薩克文化的影響》：切木爾切克文化可以早到公元前2500-2200年，其居民可能與阿凡娜羨文化居民共存。他發現切木爾切克文化與周圍文化明顯不同，但與法國布列塔尼半島上的支石墓、石板墓文化驚人相似，石板墓道（Adry stone corridor (passage) made of small flat slabs）、器物裝飾、石雕等源於公元前三、四千年的法國。他大膽推斷距今4－5000之間從法國到中亞有大規模的民族遷徙。切木爾切克肯定不是民族遷徙的終點站，韓半島與布列塔尼半島遙相呼應，有大量類似的石板墓和支石墓，其他文化現象也在不斷傳播。趙志軍在肯定稻、粟本地起源的同時承認起源於其他地區的小麥和大麥傳入了中國。艾莉森·貝茲（澳大利亞悉尼大學考古系）《關於小麥和大麥傳入中國的一個假說》探討史前農業傳播過程：世界上的兩種最重要的糧食作物小麥和大麥首先在西亞被人工種植，逐步向東蔓延，最終被以水稻和小米為主的史前中國農業系統所引入。這些新穀物的加入使種植農業更加多樣化，從而為國家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現有14C年代表明小麥和大麥在中國的傳播應該不遲於公元前4000紀中葉，其傳播路線應是通過新疆及河西走廊到達黃河流域的。袁靖認為中國古代家養動物出現的模式可以分為當地馴化和引進兩種，前者包括豬、狗、雞，後來指牛、馬、羊。鄧聰肯定線切割技術是東亞獨特工藝的同時暗示片切割技術是舊大陸共有的：埃及在距今四至五千年以後流行以紅銅及青銅鋸加砂切割大型石磚，作為建造金字塔的建築材料；東西方在距今5,000年前後玉石加工上均使用片切割技術，兩者間異同值得深入探究。日本的繩文文化、韓國的有紋陶器文化和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都沒有孕育青銅和游牧文化的跡象。日本學者早就明確承認日本的青銅與游牧文化源於中國或韓國，韓國學者也承認其青銅或游牧文化來源於中國或中亞。現在該是中國學者坦率承認青銅與游牧文化是東亞新文化，青銅、黃牛、家馬、山羊、綿羊、金崇拜、石板墓、支石墓、火葬以及小麥和大麥等形成青銅時代世界體系的要素來源於中亞或西亞。四、上古世界體系中的中國中國的青銅時代是東亞文化特徵與世界文化潮流相結合的時代。上古世界七大奇蹟與中國無關，東亞是歐亞大陸（僅早於北亞）最晚進入青銅時代的地區，處於青銅時代世界體系的邊緣。從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作物、居住和埋葬方式來看顯然是東亞新石器時代定居農業文化的繼續，但是新出現的青銅器、金器、牛、羊、馬錶明受到了中亞青銅游牧文化的明顯影響。考古學家已經揭示東亞新石器時代定居農業文化是本土起源，且連續進化；但仍然找不到青銅及游收文化的源頭。東亞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沒有發現早於青銅的紅銅或黃金製品，即沒有中石器時代，因而不能自發完成新石器時代向青銅時代的過渡。常見的家養動物是豬和狗，可能還有雞，都不適合擠奶，因而不太可能孕育游牧生活方式。從四千年前左右東亞出現的一些新的文化因素，可概稱為青銅時代游牧文化；其東傳與吐火羅人、羌或戎、狄有關，正是夏人或戎、狄引進了青銅時代游牧文化。中國引進青銅技術後不僅能生產與中亞同樣的武器、工具和裝飾品，還生產容器作禮器。牛、馬、羊及其相關技術被選擇性地吸收，尚武之風和黃金崇拜風靡東亞。夏鼐認為夏文化應該是夏王朝時期夏民族的文化；古墓溝文化、齊家文化、朱開溝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二里頭文化基本上包含了上述新的文化因素，很可能是中國境內的夏文化。新石器時代以定居農業文化為特徵，玉帛古國林立，有祀無戎；青銅時代以游牧文化為特徵，戰爭頻繁，東亞從此進入了歷史時期。陶寺城址是黃河流域定居農業文化的絕響，標誌著堯天舜日的終結。何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陶寺遺址早期國家特徵的考古探索》指出陶寺城址位於山西襄汾陶寺鎮，面積約300萬平方米，發掘墓葬一千餘座，其中大墓9座，出土了陶龍盤、陶鼓、鼉鼓、大石磬、彩繪木器、玉器等精美文物。陶寺文化中期城址東西長1800米，南北寬1500米。近來又發掘4000平方米，確定了56萬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小城、下層貴族居住區、宮殿區、東部大型倉儲區、王族墓地以及祭祀區觀象台基址。觀象授時祭壇標誌著曆法作為王權一部分在陶寺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圭表技術的存在證明陶寺遺址擁有圭表測影制定曆法的天文知識。大型窖穴倉儲區是國家社會儲藏貢賦、備戰備荒不可或缺的設施。陶寺晚期凸顯暴力行為，伴隨扒城牆、毀宮殿、搗王陵，政治報復行為特徵顯著。陶寺是具備城牆、宮殿、王陵、觀象台、祭祀建築要素的先秦城址，國家社會所應具備的基本要素如王權、都城、階級、地緣政治、官營手工業、貢賦制度、國家意識形態等都已初具，唯缺乏中央集權，大約具有邦國的性質。陶寺晚期或末期才進入青銅時代，「凸顯暴力行為」，進入「政治報復」的戰爭旋渦。二里頭文化外來文化因素明顯，已進入青銅時代，祀與戎已是大事。許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的位置：王朝初興的聚落形態觀察》指出「夏商周斷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定為公元前2070年左右，其後200多年中原地區仍邦國林立，看不到「王朝氣象」。公元前1800年前後以嵩山為中心的二里頭文化吸收各地文明因素形成了超大型的都邑——二里頭遺址，其控制範圍首次突破了地理單元的制約，幾乎遍布整個黃河中游地區。二里頭遺址現存面積約300萬平方米，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最早的宮城，最早的中軸線布局的宮殿建築群，最早的封閉式官營手工業作坊區，最早的青銅禮樂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銅器鑄造作坊、最早的綠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雙輪車的證據。這是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最早的具有明確城市規劃的大型都邑。二里頭文化與二里頭都邑的出現表明當時的社會由若干相互競爭的政治實體並存的局面進入到廣域王權國家階段。黃河和長江流域這一東亞文明的腹心地區開始由「多元化」的邦國文明走向「一體化」的王朝文明。二里岡和殷墟商文明正是建基於二里頭文明的基礎上。唐際根（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考古的新發現與新進展》指出近年沿洹河流域調查了百餘處遺址，發現了中商時期洹北商城，並發掘了其中的兩處大型建築；在殷墟範圍內確認了至少一處制陶作坊，一處制骨作坊，發掘了多處商代居民點。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安陽殷墟的考古工作除發掘和學術研究外，在遺址保護、考古成果展示方面也做了有益嘗試。他和JamesH. Burton、BrianChisholm等橫向合作拓展了研究領域。Burton《用骨骼同位素分析研究中國商代的人口遷移》採用了3種同位素系統鍶87/鍶86、碳13和氧18來研究殷墟54號商代墓主人的牙齒琺琅質，每個系統都給出有利的證據來區別外來的個體，表明其來源於東南沿海地區。Chisholm《安陽的同位素和古代食譜》通過利用碳和氮的穩定同位素分析來檢測安陽地區古代人類食譜各個側面，C4作物特別是粟在晚商時代該地區居民食譜中占重要地位，食譜可以反映社會地位和性別差別，個體的食譜差異還可能與人口遷入有關。荊志淳（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商代玉的使用和社會關係的物質化》通過商代用玉物質性的分析，力圖討論人、物、社會相互交織的關係。殷墟出土玉器絕大多數出自墓葬，不能簡單將墓葬中隨葬品視為死者生前生命的鏡子，實際許多隨葬品很可能是送葬人饋贈的喪葬禮物、還有可能是專門為死者喪葬製造的器物。饋贈和交換的禮物不是用來聚斂財富，其實質功能除了重新釐定死者的社會身份外，主要是為了建立、調整、改變群體、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個人之間、各群體之間、以及各區域之間的禮物交換應該是商代社會中物質交換和流通的主要方式之一。中國學者掌握了中國考古發掘和研究的主動權，外國或海外學者只能旁敲側擊。宮本一夫（日本國立九州大學）《中國早期青銅器文化與銅鈴》指出黃河中下游新石器時代陶鈴是祭典器具；銅鈴是中原最古老的青銅樂器和裝飾品，和西北青銅器文化有很大的差異。二里頭文化樂器代表祭祀權，也標示身分地位，銅鈴作為威信財具有社會意義。銅鈴顯示中原為中心的青銅器文化特徵後來形成商周文化的基礎。艾蘭（美國達特摩斯學院）《巫師與商周玉器、青銅器紋飾——從一塊早商時期陶片談起》討論了一塊發現於鄭州早商時期陶片，從中發現一個一首兩身人物形象，為將商代和西周早期玉器、青銅器上一些帶有曲折手腿的人物形象界定為巫師提供了關鍵證據。這種傳統在商代雕刻玉器上的鳥類生物和商代的虎食人型以及周代的青銅配件和玉器上也有所發現。具有這種圖案的工藝品數量有限，但地理分布很廣，並且至少從早商持續到了西周。傑西卡·羅森（牛津大學）《小型銅器在芮、晉、虢國墓中的作用》注意到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時期一些墓葬中小型青銅容器與原尺寸的青銅器放置在一起：這些器物缺乏實際功能，鑄造質量不佳；大部分器型特殊。小型銅器被製成兩種類別：禮制改革以前流行的器型，或是鄰近周人的非定居人群所使用的一些特殊器型。第二種小型銅器格外流行於芮國及晉國，模仿早期青銅器的小型銅器出現在虢國。芮國墓葬M26的墓主為一女性，墓中隨葬的非常完整的一組六件青銅器，表現了與北方邊境人群間的關係。五、 中國天下體系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史記》是天下史，也就是他所知道的世界史。兵馬俑或長城被稱為第八大奇蹟，意味著秦漢時代中國成為了中古世界體系的中心。李約瑟指出漢、唐、宋千餘年是中國的黃金時代，許多方面領先世界。焦南峰（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漢帝陵大遺址考古的新收穫》先後完成西漢茂陵、康陵、渭陵、安陵、義陵及「周陵」的考古調查與勘探，探明了茂陵陵園、茂陵邑、陪葬墓、修陵人墓地等。西漢帝陵田野考古工作為中國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錢國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故城的考古勘察現狀》洛陽漢魏故城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都城遺址之一，始建於西周，是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和北魏等朝代的都城，沿用長達1600餘年，最大時總面積約100平方公里。近五十年來洛陽漢魏故城的考古勘察工作涵蓋了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的主要因素——城垣、宮室建築、禮儀建築、佛教寺院、手工業作坊、市場、河道水系、墓葬等等，多角度、多層次的探討和揭示了洛陽漢魏故城的外部形態和功能內涵，詮釋了洛陽漢魏故城在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為未來進一步發掘和保護研究提供了科學、客觀的基礎資料。朱岩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鄴城考古回顧、思考與展望》鄴城是三國至南北朝時期都城，包括南北相連的兩城，北城即曹魏鄴城，南城即東魏、北齊鄴城。曹魏鄴城是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單一宮城制度、全城中軸對稱布局、整齊明確的都城分區功能等對歷代都城產生重大影響。龔國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長安城遺址考古發現與研究》唐朝是中國古代史上的興盛時期，長安城不但是全國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國際大都市和絲綢之路最重要的站點。通過對城垣、城門、宮殿、市場以及棋盤狀劃分的里坊街道等遺存進行的大規模考古勘探和發掘，究明該城平面呈長方形，面積達84平方公里，由外郭城、宮城和皇城三部分構成，是嚴格按照中軸對稱原則規劃的封閉式里坊制都城，對當時日本京都、奈良以及朝鮮半島新羅王京城等都城產生了重要影響。董新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課題與視角：以遼代祖陵陵園為中心》從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整體觀來研究遼金考古學，通過調查和發掘初步釐清了祖陵陵園主要的形制布局，與《遼史·地理志》所載基本相合。祖陵陵園布局承襲了漢唐陵寢制度的部分精髓，也具有自己的特色，代表了遼代陵園布局的模式。絲綢和瓷器是中古中國標誌性器物。權奎山(北京大學)《近年中國陶瓷考古發現與探索》總結了近10年出土陶瓷遺迹、遺物新資料和研究新進展。張威（國家博物館）《中國水下考古的新發現》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起步，發現、發掘了一批五代以來的沉船遺迹或水下遺物點，出水了一大批品種豐富的五代至清代外銷瓷器。這些發現為探討五代以來的海外貿易史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李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早期現代世界的中國考古學：以漳州為視點》認為考古學給考察全球性接觸帶來的深遠影響提供了一個有力的手段：隨著傳統的亞洲貿易網路從16世紀起逐步融入全球性的市場，中國陶瓷作為持續的全球性文化接觸的實物證據，提供了地區性社會延續和變化的線索。佛教是中古中國吸收的主流外來文化，佛教考古也就成了中國中古考古學的主要內容之一。李裕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吐峪溝石窟2010年春季發掘收穫》新疆吐魯番東部吐峪溝是絲綢之路上一處重要的佛教石窟遺址，俄、德、日、英等多國探險隊曾對該石窟做過考察。作為吐魯番盆地最早開鑿的石窟寺在佛教東傳過程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此次共清理出56個洞窟，新發現壁畫面積約200平方米，出土了漢文及其他語言文字的文書殘片數千片，以及其他各類文物，初步判斷溝東區石窟可能始鑿於公元五世紀前後，約沿用至公元十三世紀，經歷過數次擴建、改建、封閉和維修加固。王安國（JeffreyRiegel，悉尼大學）《佛教傳來前後的山東》青州龍興寺發現的一個200餘件佛教雕塑的窖藏和諸城發現的佛教雕塑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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