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中國傳播學，掠影三十年

　　 【內容摘要】本文對傳播學在中國研究與教學的歷史進行細緻的梳理和回顧，總結三代傳播學學者的群體特徵、理論貢獻與利弊得失，並從一線研究者的切身經驗出發，提出中國傳播學在新時期發展亟待解決的兩個問題：如何確立、形成並完善中國本色的傳播理論，以及如何破解方法論拜物教的思想桎梏。

　　 【關鍵詞】傳播學 新聞教育 文化自覺 本土化

　　 傳播學的研究與教學，在中國已有三十餘年歷史了。其間，隨著現代化進程，立足當代面向未來的傳播學也獲得長足發展。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將傳播學列入研究生培養目錄，使之成為新聞傳播學一級學科所屬兩個二級學科之一，更為傳播學躍進開闢通途。此後十餘年，傳播學博士點就從原來三家--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和北京廣播學院（中國傳媒大學），增加了差不多十倍，包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四川大學、浙江大學、廈門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上海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等。撫今追昔，不無孫髯翁登臨昆明大觀樓之慨：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

　　 一

　　 迄今為止，傳播學在中國經歷了三代人的辛勤耕耘，每一代人都為這門新興學科盡了自己的心力，在尋尋覓覓、孜孜矻矻的探求中，留下頗堪回味的經驗和可資借鑒的成果。201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王怡紅主編的《中國傳播學30年（1978-2008）》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付梓，對此進行了系統詳盡的梳理與論述。

　　 第一代開山人物，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張隆棟先生和復旦大學新聞系鄭北渭先生為代表。早年曾經任教燕京大學新聞系的張隆棟先生（1917-2009），1950年代創辦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系刊《國際新聞界》時，就開始追蹤傳播研究。1960年代，翻譯了內部發行的施拉姆等《報刊的四種理論》。1982年第2期，《國際新聞界》開始連載他的長文《美國大眾傳播學簡述》。這組文章內容廣博，材料詳實，脈絡清晰，新人耳目，可謂第一代研究者給人印象最深的力作。同時，鄭北渭先生（1921-2012）也在復旦大學新聞系的內刊《外國新聞事業資料》上接連撰文，評述傳播學，與張隆棟先生儼然形成南北呼應之勢。除此之外，原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苑子熙教授（1918-1992）、新華社新聞研究所副所長李啟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世界新聞研究室主任張黎研究員等，均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第一代中國傳播學者，為傳播研究的起步做出首屈一指的貢獻。如張黎研究員參與翻譯的埃默里父子《美國新聞史》（新華出版社，1982年）名重一時，突破了既有的"新聞史"觀念，提供了媒介與社會的開闊思路；李啟教授參與翻譯的施拉姆等《傳播學概論》（新華出版社，1984年），作為中國出版的第一部傳播學譯著，一度幾被奉為傳播學的"聖經"。

　　 在第一代傳播開天闢地的探求中，最具里程碑意義的當數1982年在京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發起組織，由此形成以後歷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均由該所主辦的傳統。此次會議開了三天，與會代表三十餘人，來自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廈門大學、暨南大學、北京廣播學院、新華社和《新聞戰線》等教學、研究和實踐部門，中宣部新聞局也派代表參加。會議的主要成果，是明確了對待傳播學的基本態度，即後來廣為流傳的十六字方針--"系統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造"。另外，還就一些具體事宜提出建議：

　　 翻譯介紹幾本有權威性、代表性和比較科學的傳播學著作，以便對西方傳播學的全貌能有比較全面的準確的了解；可在我國有關報刊上發表一些有分析性的文章；有關院校在有充分準備的條件下，可開設傳播學的選修課。[1]

　　 可以說，第一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的召開，標誌著傳播學正式引入中國。此後，傳播學的研究與教學就逐步展開，而第二代傳播學者也脫穎而出。

　　 二

　　 第二代多屬第一代的學生，如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范東升（范長江之子）、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陳韻昭和居延安（後赴美留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副所長徐耀魁研究員和傳播研究室主任明安香研究員、暨南大學新聞系系主任吳文虎教授、《現代傳播》雜誌首任主編朱光烈教授、蘭州大學新聞系戴元光教授（現為上海大學教授）和淮陰師專邵培仁教授（現為浙江大學教授）等。

　　 相比第一代的"火力偵察"，第二代更像是"全線出擊"，同時也更注重學科知識的系統性和完整性。他們或著書立說，或登台執教，顯示了指點江山議論風生的探索勇氣，有些成果令人難忘。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世界新聞研究室編寫的《傳播學（簡介）》（人民日報出版社，1983年）作為第一部傳播學著述，收錄了10篇文章和3篇附錄，對國人了解這門學科及其來龍去脈厥功至偉。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師陳韻昭最先開設了傳播學選修課，引起學界廣泛興趣和普遍反響，她的講稿深入淺出，活潑生動，1981年《新聞大學》從創刊號開始，分七次連載這一"傳學講座"，一時洛陽紙貴。另外，她翻譯的《傳播學的起源、研究與應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作為美國的通用教科書，內容通俗，講解清楚，作者之一的坦卡德（James W. Tankard）是施拉姆的博士弟子。這部較《傳播學概論》更加淺顯的譯著，出版後頗受讀者青睞，對普及傳播學知識，推動傳播學研究作用顯著。21世紀以來，郭鎮之教授又組織翻譯了此書第4版與第5版《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年），暢銷不衰。

　　 如果說1982年第一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是第一代的里程碑，那麼1986年第二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就是第二代的等高線了。這是一次名副其實的全國性會議，不僅代表廣泛，人數眾多，而且議題豐富，討論熱烈，從中既折射了傳播學如火如荼的盛況，又展現了第二代學者頭角崢嶸的聲勢。這次會議有兩點突出之處：其一，與會專家圍繞吳文虎教授提出的一個傳播學框架體系展開熱議，由此顯示了對系統理論的共同旨趣；其二，開始關注歐洲批判學派的研究，當時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研究生王志興（後赴英留學），提交了一篇會議論文《歐洲批判學派與美國傳統學派的分析》，引起大家普遍興趣。

　　 第二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後，傳播學的星星之火便在全國形成燎原之勢，主要表現有三。一是大學相繼開設傳播學課程。二是一批傳播學譯著接連問世。其中，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研究生祝建華（後赴美留學，現為香港城市大學教授）等譯的《大眾傳播模式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顏建軍等譯的《大眾傳播通論》（華夏出版社，1989年）、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張國良譯的《大眾傳播社會學》（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研究生黃煜（後赴英留學，現為香港浸會大學教授）等譯的批判學派力作《權力的媒介》（華夏出版社，1989年）等，至今仍為研習傳播學的範本。三是國人的傳播研究及其著述全面興起。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研究員陳崇山及其《中國傳播效果透視》（瀋陽出版社，1989年），開實證研究之先河，一向為人所稱道。第二代學者的成果中，有兩部理論著作常被提及，一是居延安的第一部傳播學專著《信息·溝通·傳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一是戴元光、邵培仁、龔煒三位復旦出身的學者集體編撰的第一部傳播學教材《傳播學原理與應用》（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如果說兩書現在多在學術史意義上談論的話，那麼另外兩部著述當時似乎默默無聞而如今越來越值得關注了，一是吳予敏的《無形的網路--從傳播學的角度看中國的傳統文化》（國際文化出版公司），一是段連城的《對外傳播學初探》（中國建設出版社）。巧合的是，兩書同年問世，即1988年。

　　 傳播學方興未艾的1980年代，是個思想解放狂飆突進的時代，對現代化與現代性的熱望與想像催生了知識界的"文化熱"。當此時，多部叢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掀起一陣陣思想熱潮，如"走向未來"、"文化：中國與世界"、"驀然回首"等。《無形的網路--從傳播學的角度看中國的傳統文化》，就屬於"驀然回首"叢書。1988年，正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美學博士學位的青年學子吳予敏（現任深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將傳播學方法引入文化史研究"，出版了這部今天看來依然頗有啟發的處女作。在這部傳播學中國化著作里，他論述了古代中國的傳播媒介、社會組織及其傳播方式、政治傳播、傳播觀念等，角度新穎，別開生面。在他看來："從communication的角度來研究中國文化，我認為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它可能切入到中國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微妙至深之處。"[2]

　　 相對於吳予敏對古代傳播的學理闡發，段連城的《對外傳播學初探》則針對現代中國的傳播實踐展開探討，體現了同樣鮮明的中國問題、中國意識、中國主張，在整個學界似乎重回晚清"視西人若帝天"之際彌足珍貴，不同凡響。段連城（1926-1998），1948年畢業於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西行漫記》作者斯諾的校友，回國後一直活躍在對外傳播領域，才華出眾，卓有建樹，其代表作《陽光·陰影·希望--南國百日游》為對外傳播的經典。抗美援朝期間，在中方談判代表團新聞處工作，處長是新華社對外部主任沈建圖，段連城是他的助手，同事還有後來翻譯《傳播學概論》的新華社記者李啟。1982年，段連城出任中國外文局局長，退休後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開講"對外傳播學"，並在此基礎上撰寫了《對外傳播學初探》。這本書不僅成為對外傳播學的開山之作，而且也為中國傳播學提供了極富啟發性的文本。隨著傳播研究日益深化，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文化自覺以及學術自覺的日益凸顯，《對外傳播學初探》所蘊含的學術意味與研究旨趣也越來越引人深思了。2004年，《對外傳播學初探（修訂本）》在五洲傳播出版社再版，主持修訂工作的是同為對外傳播先驅的沈蘇儒（1919-2009）。

　　 三

　　 不言而喻，1980年代的政治風波對學界也造成波涌浪翻的激蕩，新聞傳播學更不例外。塵埃落定後，學界開始冷靜反思，學風由此發生明顯變化。如果說1980年代的學風堪稱"熱風吹雨灑江天"的話，那麼1990年代的學風則轉向"冷眼向洋看世界"了。在這意義重大而悄然發生的轉型中，傳播學第三代學者逐漸浮出水面。

　　 第三代基本上都是"文革"後進入大學的，經過系統的學術培養，大多獲得碩士或博士學位，有的曾在海外留學或訪學，熟悉當代學術的狀況及其趨勢，更傾向於純粹的學術探討與理論建樹。從積極方面看，這種姿態有助於傳播學的學科化建設，加速走向世界的步伐；從消極方面看，弄不好也容易墮入象牙塔，從而與氣象萬千的社會生活與傳播實踐相隔膜。無論如何，隨著新世紀來臨，第三代傳播學人已經歷史性地肩負起承前啟後的學術使命。

　　 總體看來，第一代傳播學人的貢獻在於線上--開啟一道門縫，第二代傳播學人的成就在於面上--使傳播研究全面鋪開，第三代傳播學人的作為在於點上--針對不同的側重點深鑽細研。舉例來說，北京大學留英博士趙斌教授對傳播政治經濟學頗有造詣，並結合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實踐揭示了當代傳播的深刻命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喻國明教授，在實證研究方法以及輿論調查領域建樹頗豐；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卜衛研究員，以媒介與青少年問題的研究著稱；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留日博士崔保國教授，對信息與信息社會的研究獨樹一幟；中國傳媒大學留法博士陳衛星教授，在批判性的歐陸傳播領域多有創穫，他的長文《西方當代傳播學學術思想的回顧和展望》1998年在《國外社會科學》刊發並被《新華文摘》收錄，等等。

　　 總體看來，這些"點"上的進展兵分兩路，一是基礎理論建設，一是實際問題研究。前者成果舉要如下：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陳力丹（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的《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開明出版社，1993年），以十年磨一劍的精深研究和筆觸對馬克思主義傳播觀進行了系統闡發，為把握傳播及傳播學提供了唯物論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龔文庠教授（後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的《說服學》（東方出版社，1993年），從多學科角度探討人心與傳播，獨闢蹊徑，立論新穎。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孫旭培研究員主編的《華夏傳播論》（人民出版社，1998年），以傳播視角對中國歷史與社會文化展開全面探究，揭示了一系列植根中國的命題。陸揚、王毅的《大眾文化與傳媒》（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對文化研究以及批判性傳播研究做了細緻入微的探究。陳衛星的《傳播的觀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體大思深，視野宏闊，辨析了傳播學知識譜系的思想邏輯，並從馬克思社會再生產理論出發，闡述了中國現代化的傳播戰略。

　　 這方面"新世紀傳播學叢書"尤為系統詳備，不僅在理論上向縱深推進，而且也在總體上折射第三代學人的學術旨趣及其水平。這套叢書得到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資助，列入"九五"規劃重點項目。按照計劃，叢書一共五部，分別針對拉斯韋爾勾勒的五大研究進行窮根究底的"深描"，以期為既往研究進行系統總結，並為未來研究提供堅實基礎。五部專著由五位學者承擔，計劃實施之初包括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張國良（現為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創意學院院長、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長郭慶光（現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杭州大學新聞傳播系系主任黃旦（現為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與傳播系系主任李彬（現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和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系教授張詠華（現為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教授）。截至目前，這套叢書已有四部問世：張詠華《媒介分析：傳播技術神話的解讀》（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李彬《符號透視：傳播內容的本體詮釋》（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2012年清華大學出版社再版，更名《傳播符號論》；黃旦《傳者圖像：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周葆華《效果研究：人類傳受觀念與行為的變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

　　 除了"點"上突進，第三代學者在一般理論上也多有建樹。如下著述各有千秋，各擅勝場，成為通行的傳播學教科書或參考書：李彬《傳播學引論》（新華出版社，1993年）、段京肅等《基礎傳播學》（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胡正榮《傳播學總論》（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7年）、張國良《現代大眾傳播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等。如《傳播學教程》，體系完備，內容豐富，材料翔實，論述精當，問世以來一直深得學界與學子嘉許，2012年又出版了"第二版"。

　　 與基礎理論建設形成雙峰並峙之勢的，是大量實際問題以及分門別類的專業探討。媒介批評、政治傳播、國際傳播、全球傳播、廣告傳播、公關傳播、網路傳播、手機傳播、商業傳播、文化傳播、農業傳播、科技傳播、體育傳播、危機傳播、跨文化傳播、健康傳播、公共傳播……一派"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的紅火景象。特別是在市場經濟和傳播科技的強力推動下，媒介經濟學和新媒體研究更成為兩大學科"熱點"。透過層層灼人熱浪，一批切合中國問題的研究及著述格外引人注目：王君超博士的學位論文《媒介批評--起源·標準·方法》（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年）、方曉紅教授的專著《大眾傳媒與農村》（中華書局，2002年）、張昆教授的博士論文《大眾媒介的政治社會化功能》（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郭建斌教授的博士論文《獨鄉電視：現代傳媒與少數民族鄉村日常生活》（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吳飛教授的專著《火塘·教堂·電視：一個少數民族社區的社會傳播網路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2008年）、張國良教授主編的"中國發展傳播學叢書"（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王維佳博士的學位論文《作為勞動的傳播--中國新聞記者勞動狀況研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年）、何威博士的學位論文《網眾傳播：一種關於數字媒體、網路化用戶和中國社會的新範式》（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等。

　　 如果說第一代的標誌是1982年第一次傳播學研討會，第二代的象徵為1986年第二次傳播學研討會，那麼第三代的崛起不妨以1993年第三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為契機。這次會議與上一次相隔七年，傳播學者再次匯聚一堂時，發現"火炬已經傳到新一代手中"（the torch has been passed to a new generation）。這次會議後，全國傳播學研討會就定為兩年一次，而每開一次，新人就多出一批，1999年第六次傳播學研討會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召開時，面臨新世紀的傳播學已經新桃換舊符了。

　　 隨著第三代崛起，國際間學術交流日益頻繁，更加密集，南來北往、東進西出的"高僧"絡繹於途，進一步促進了中國傳播研究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其中，有兩項進展尤為突出，影響廣泛。一是西方傳播學經典的系統引進。新華出版社、清華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華夏出版社、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等，都推出各自"譯叢"以及"原版"系列。如今，傳播學名家名作，大都登陸中國。二是潘忠黨、趙月枝、祝建華、趙心樹等出身中國而留學海外的學者，以橫跨中外、熔鑄東西的社會經歷與學術背景，為中國傳播學走自己的路提供了切實的路線圖與推動力。1990年代後，他們紛紛參與國內的學科建設、學術研究、人才培養等，留下獨特的思想印記與學術足跡。如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加拿大國家特聘教授、西門菲莎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趙月枝，以中文版《維繫民主？西方政治與新聞客觀性》（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以及英文版Communication in China、Global Communications等著述，不僅提供了國際水準的學術思想、理論視野以及研究方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中國傳播學"唯人馬首是瞻"的取向。

　　 四

　　 追尋幾代傳播學者的探索歷程，總結中國傳播研究的利弊得失，下一步進展日漸面臨兩個全局性的偏差或瓶頸，需要冷靜反思並著力扭轉或突破。

　　 其一，在繼續引進、吸收、消化種種舶來理論之際，突破學科壁壘與知識藩籬，以學術自覺和問題意識為導向，探究中國社會與傳播的演化狀況，揭示信息系統及其運行機制的自身規律，由此確立、形成並完善中國本色的傳播理論。借用韓少功的話說：

　　 知識只屬於實踐者，只能在豐繁複雜的人民實踐中不斷汲取新的內涵--這是唯一有效和可靠的內涵，包括真情實感在概念中的暗流漲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獻索引是必要的，卻是遠遠不夠的。正如科技知識需要大量第一手的實驗作為依據，人文知識也許更需要作者的切身經驗，確保言說的原生性和有效信息含量，確保這本書是作者對這個世界真實的體會，而不是來自其他人的大腦，來自其他人大腦中其他人的大腦。[3]

　　 不待多言，在"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的五千年文明歷程中，包括費正清所言"偉大的中國革命"中，中國的傳播實踐創造了別開生面的格局，社會的信息系統呈現了獨領風騷的狀貌，從而形成了一整套異常豐富而複雜費解的思想、體制、傳統等，包括民本意識與天下歸心、政黨政治與黨性原則、人民主體與群眾辦報、輿論導向與市場取向等。畢業於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一代新聞人馬星野，抗戰後期曾經針對《大公報》"中國文化從沒有過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說法，著文分析《詩經》《春秋》等諷諫政治、伸張民意等歷史，將"自由與獨立"視為中國傳播中最可寶貴的傳統：

　　 值得我們重視的，是中國四千年來一貫的民本主義精神，一貫的反對暴君，一貫的尊重清議，一貫的有是非善惡，如果我們一筆抹殺，以為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都是舶來品，這種荒漠如何能培育出新的花朵？[4]

　　 中國傳播學是否具有想像力、創造力、生命力，歸根結底就在於能否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對此作出自己的思想建樹，將如此豐厚的專業遺產化解為歷史與邏輯有機統一的學理與學統，並在世界確立自己的地位與影響，為人類學術共同體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而不是局限於、滿足於國際接軌與理論旅行，乃至等而下之的張冠李戴、指鹿為馬、邯鄲學步、東施效顰。正如北京大學法學院朱蘇力教授在2011年中國文化論壇上就政體問題而談的觀點：前人創造的歷史功勛既是我們學術來源的根本所在，也給我們留下了如何解說它、化解它的學術命題。[5]倘能如此，則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傳播與傳播學都將具有重大意義，正如中國道路為人類發展開闢的願景。相藍欣教授在《理不屈而詞窮--國際關係學的一種困境》一文中的如下提醒，只需將"國際關係"替換為"傳播"，對我們也不啻為一種"三言二拍"：

　　 作為學科的"國際關係學"，在我國同經濟學一樣，原是無源之水，既無基礎理論，更無自身特色，一向是在新聞學和文史哲的夾縫中苟且偷生的，但近年來時來運轉，卻突然成了顯學，究其原因，不過是靠了"國際"兩個字罷了。實際上，國際關係學的處境很是尷尬，專家們的信息來源不如在第一線的新聞記者，在象牙塔中又缺乏其他學科認可的學術規範，學理上很難站住腳，國際上也缺少影響力，只是在炒西方的學術冷飯而已。

　　 在中國大國地位上升的歷史時刻，這個極其重要的領域卻停留在只是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貨棧的水平上；一門在概念系統和話語系統上全盤西化的學科，其前景著實令人擔憂。[6]

　　 其二，在重視研究方法包括計量統計方法之際，突破方法論拜物教的思想桎梏，尤其是對"科學"的頂禮膜拜，一方面破解"兵馬未動，方法先行"、"悠悠萬世，科學唯大"、"何以研究，唯有量化"等教條，一方面打通社會科學的各路方法，如哲學、史學、文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針對不同問題，選取不同方法。既然條條大道通羅馬，何必一條小路走到黑。

　　 作為工具，研究方法本應結合各種研究對象因地制宜，旨在探究問題，揭示規律，創造新知。而時下新潮似將方法抽離於研究對象並置於社會歷史之上，"科學"更成為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彷彿"芝麻開門"的神奇咒語，輕輕一念，就能打開金山銀山的傳播寶庫。更莫名其妙的是，還人為劃分了一個質化量化的南北朝，並有意無意地將質化視若南下牧馬、五胡亂華的匈奴，而量化才屬於文明開化的正統，求學問道只有統計、問卷、量表才叫"科學"，否則就不科學，至少是前科學、淺科學云云。如此說來，戈公振、徐寶璜、甘惜分、王中、拉斯韋爾、麥克盧漢、鮑德里亞等傳播大家不知該當何論，且不說老子、莊子、釋迦摩尼、穆罕默德、柏拉圖、康德、黑格爾、馬克思等名山之作。西諺說得好，如果唯一的工具是鎚子，那麼就會把所有的問題看作釘子。

　　 在2008年的中國文化論壇上，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學者王紹光教授針對中國政治學的批評，對中國傳播學上述兩大問題也頗有啟發：

　　 我感覺現在年輕學者，他們最大的問題是老想用中國的數據來印證、檢驗某一個外來的理念。我經常跟他們說，先把理論忘掉，先看你的實際材料，然後再去抽象化，找出概念，想辦法解釋它。理論是次要的，理論是晦澀的，理論是灰色的。但你要說服他們已經很困難了，他腦子裡已經形成這些東西。

　　 另外，現在的年輕學者裡邊也有一種傾向，就是要學那種最時髦的東西。我經常碰到有同學問我：哪個理論是現在最流行的？哪一個方法是現在最流行的？我都可以給他們指出來，但我告訴他，這個方法就好像是做木工活的刨子，你能說刨子是最好的嗎？其他東西比如斧頭你都不用，你能做好木工活嗎？現在有些年輕人很聰明，我有個研究生，以前是學檔案學的，來中大三年，統計玩得非常好，他已經非常棒了。但我擔心的是他為了玩這個數據，就把他今後的研究變成data driven，這個就變成雕蟲小技了。

　　 就研究方法而言，切忌為方法而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是重要的，但方法畢竟是工具。不能本末倒置，為了運用所謂"最新"、"最先進"、"最科學"的方法而捨棄更有價值的研究課題。

　　 既然方法是工具，它便沒有絕對最好的，只有最適用的。……[7]

　　 長江後浪推前浪，流水前波讓後波。回顧歷史，展望未來，中國傳播學的新生代已如地火奔突，熱流旋轉。如果不避簡略的話，那麼他們的共同特徵可以概括如下：更具有文化自覺與學術自覺；更具有歷史意識與批判意識；更兼顧新聞與傳播、理論與實踐、中國與世界的會通。隨著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相信中國傳播學終將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立於世界學術之林並做出自己的貢獻。

　　 【參考文獻】

　　 [1]《新聞戰線》編輯部1982年12月5日編髮《報紙動態》第三十四期，《怎樣認識和研究西方傳播學--西方傳播學座談會在京舉行》(社科院新聞所世界新聞研究室供稿)。

　　 [2]吳予敏：《無形的網路--從傳播學的角度看中國的傳統文化》[M]，"後記"，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3]韓少功：《暗示》(修訂版)，"附錄二：索引"，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第381頁。

　　 [4]馬星野：《中國言論界的自由傳統》[N]，《中央日報》1945年3月31日。

　　 [5]圓桌會議《中國現代政治體制的演變》[N]，《中華讀書報》2011年10月26日13版。另見王紹光主編《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北京：三聯書店，2012。

　　 [6]相藍欣：《理不屈而詞窮--國際關係學的一種困境》[J]，《讀書》，2007年第12期。

　　 [7]蘇力、陳春聲主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C]，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第325頁、第6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