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武士道的形成及其近代演變的原因
核心提示：從平安時代中期到江戶時代末期，武士在日本歷史舞台上活躍了1000餘年，武士道作為武士階層所遵循的道德規範，一直指導、制約著武士的思想和行為，並經歷了行動、制度到理論的發展階段。然而，到了近代，武士道不僅沒有隨著武士的解體而走向消亡，反倒演變成日本民族的信仰道德規範，並被軍國主義操縱和利用，成為典型的「殺人之道」、「侵略之道」。
所謂「武士道」乃武士的道德及行為準則。從八、九世紀武士的產生到明治初期武士的解體，武士這個群體在日本社會上活躍了1000餘年，而其在職業和生活中所必須遵守的道德規範——武士道也歷經了若干個發展階段，從最初平安時代的行動道德規範，經歷中世、近世的制度、理論道德規範，最後發展成近代的信仰道德規範。
明治維新宣告了日本封建時代的終結和資本主義時代的開始，作為封建政權的統治階級，武士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解體的終途。然而，令人費解的是，武士道這一約束、規範武士階層物質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道德倫理體系，並未隨著武士的解體而消逝，反倒煥發出前所未有的威力，影響甚至決定著日本之後的發展軌跡，這不得不令人深思。鑒於此，本文擬從武士道的產生和發展入手，探討武士道在近代的演變，並揭示其演變的歷史和社會原因。
武士道的產生和發展
(一)平安的「武者之習」
經濟領域，班田制的解體和莊園經濟的建立與發展，宣告了土地國有制的崩潰；政治領域，外戚政治、攝關政治、院廳政治的先後登場徹底瓦解了大化革新建立的中央集權制度。在這種經濟與政治的雙重背景下，武士作為日本社會武力爭奪土地資源和政治權力的產物，於八、九世紀的平安時代正式登上了歷史舞台。
最初以私人武裝形式出現的武士，在九世紀中葉以後已經發展成為社會各方公認的軍事力量，並在十世紀形成了以鄉領主為核心的地區性軍事集團——武士團。由於武士團內部是按宗族關係和主從關係結合在一起的，因此要求從者絕對服從主人，主人則保護從者的財產。這種建立在利益交換基礎上的主從關係在武士團內部所有的社會關係中佔據著支配地位，並成為維繫武士集團的重要思想支柱。由此而產生的主從道德便成了平安時代武士道的主要內容。正如中村吉治在其著作《日本封建制の源流下-身分と封建》中所說的：「作為武士道雛形的平安主從道德是從武家主從內部發展起來的新道德，是作為武士道而產生的」。[1]
其實，平安時代尚無「武士道」這一稱謂，武士道一詞產生於戰國時代末、江戶時代初，此時的武士道常被稱為「武者之習」、「弓矢之道」。
從「武者之習中，……以從者對主人的忘我獻身精神為中心」、[2]「驅使於矢石之間，出入於生死之門」[3]等大量對平安武士道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武士道作為尚未被制度化、理論化的行動道德規範，由於武士及其所屬武士團的分散、局限性，僅停留在具體的、非規範的小群體行動層次，其主要特點為：忠誠、尚武。
(二)中世的「重名輕死」
1192年，鎌倉幕府的建立標誌著武家政權在日本的確立。首代將軍源賴朝為了鞏固統治、有效地控制武士階層，實行了「御家人」制度。這樣，分散的武士團及其武士便都集中於幕府的統治之下，其行動也走上了公共化、規範化的道路。同時，隨著武士階級在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中主導地位的確立和強化，從其內部也產生了統一和規範武士行為、道德的要求。正如新渡戶稻造所言：「當武士階級具有崇高的榮譽和巨大的特權，以及伴之而來的重大責任時，他們很快就感覺到需要有一個共同的行為準則」。[4]於是，上自幕府下至各武士團，紛紛制定出一些「法典」、「家法」來規範、約束武士的思想和行為，如「貞永士目」、「武田信玄家法」等，使武士社會中的道德、習慣及先例以成文法規的形式被確定下來。
此外，當時由中國傳入日本、並在日本迅速普及的禪宗，以其對現世「無常」、「空無」及「死生如一」的主觀唯心主義認識，迎合了武士階層的生活狀態和心理需要，對武士道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這一時期的武士道又被稱為「死的覺悟」。而早期僅在貴族間傳播的儒學以及隨禪宗一起傳入日本的新儒學——宋學，隨著被武家政權的重視，也為武士道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它所提倡的「三綱五常」、「忠孝」的道德觀和「大義名分論」等觀點，不僅鞏固了武士階級內部的等級和秩序，也為武家政權提供了現世的世俗政治規範。
綜上所述，中世武士道不僅繼承和發展了平安主從道德中「忠誠」和「尚武」的觀念，還加入了「重名輕死」、「美化死亡」的內容，並將武士道從行動的道德規範發展成了制度的道德規範。
(三)近世的「道的自覺」
德川氏統一日本後，日本結束了長期戰亂的局面，進入了長達200多年的和平時期。幕藩統治者為鞏固統治，實行嚴格的「兵農分離」和「士農工商」四民等級制度。武士作為最高等級的「士」，其主要職能從戰鬥者轉變成了行政官僚，生活來源也由土地轉化為祿米。由於武士社會職能和生活方式的變化，以往在戰爭實踐中受禪宗影響而形成的「死的覺悟」的武士道已不適用。另一方面，在室町時代末期抬頭的新儒學，進入江戶時代後，徹底擺脫了對禪宗的依附，並以其富于思辯性的精緻理論形態和對現世封建秩序的合理論證博得了德川幕府的青睞，成為了江戶時代的「官學」。
武士職能的轉變以及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變化無不對武士的行為、思想及倫理道德提出了新的要求。為適應這一要求，幕府的首代將軍德川家康和中江藤村、熊澤蕃山等儒學家都曾致力於創立新的武士道理論，但在這方面貢獻最大的人還是古學派儒者山鹿素行。
「山鹿素行以儒家思想改造原有的武士道理論，提出了具有新體系與新內容的『士道』論，使儒家思想成為江戶時代武士的最主要的生活指導原理」，[5]武士道也由此從「死的覺悟」過渡到了「道的自覺」。在《山鹿語類》中的「士道篇」里，他指出武士要知己知職分，即一如既往地對主君盡忠、自覺地實踐「人倫之道」(即儒家的封建道德)並成為指導農工商三民實踐「人倫之道」的楷模。為完成武士的職分，山鹿素行還主張要「明心術」、「自省」、「詳威儀」、「慎日用」等，為武士制定了一系列行為準則和道德規範。此外，「士道篇」還提倡儒家的「五常」(仁、義、禮、智、信)，利用朱子學的道學原理，為武士階級注入了「安天命」、「報恩」、「克己」等新的觀念，並根據儒家為君主「死守善道」、「捨生取義」和「殺身成仁」的精神，鼓吹所謂全死節思想。
就這樣，德川時期的武士道在繼承、發展和改造平安、中世武士道的基礎上被進一步理論化、系統化、權威化，不僅成為武士階級的生活倫理和思想信仰，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開始廣泛地向其他社會階級滲透。自此，武士道作為一種理論的、系統的道德規範深深地植根於日本的國民性中。
近代的「獻身之道」、「侵略之道」
明治維新宣告了日本封建時代的終結和近代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武士作為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在經過明治維新的一系列改革後，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末路。然而，武士道這一原本為武士所必需遵守的道德倫理體系並未隨著武家政治的終止而終結，相反卻以全民信仰道德規範的形式進一步滲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之中，併產生了新的發展和變異。其具體表現可以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忠誠」的對象由多元轉為一元
「武士道」以「忠誠」為核心和靈魂，強調從者對主君的絕對忠誠。在任何一個時代的武士道中，「忠誠」都是武士所必需遵守的首要道德規範。近世及其以前的武士，由於經濟收入、政治權力直接掌握在各自的主君手中，武士各有其主，因此，效忠為多元效忠，「忠誠」也只意味著對各自主君的忠誠。然而，明治維新的一系列改革，使以天皇為頂點的中央集權製得到確立。手握神權並操縱政權的天皇，君臨萬民之上，成為國家的象徵和舉國上下唯一的效忠對象。
(二)適用的範圍由武士發展至全民
近代以前的武士作為社會的統治階層，在各個領域享有絕對的特權，其遵奉的行為道德規範武士道，雖然是其它社會階層競相模仿的對象，但只為武士所專有。然而到了近代，經過明治政府一系列法令法規的強制頒行，武士道迅速地滲透到全社會各個階層之中。武士的精神成為日本近代精神的主要特徵，並從初期的軍人精神信條上升為全民的道德。
(三)由「重義輕利」轉變為「義利兩全」
江戶時代，由於「兵農分離」和「士農工商」四民等級制的實行，武士被剝奪了土地和經濟領域的一切特權，只佔有政治和軍事領域。作為幕藩的各級行政官僚，武士被禁止從事一切生產經營活動，平時只能專心致志修文練武。此外，由於深受儒學「士大夫」觀念的影響，江戶時代的武士以「君子」自居，將「忠義乃武士道之根本」、「重義輕利」作為最高的精神信條。明治維新後，為謀求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明治政府在武士道精神中融入西方資本主義的功利觀念，強調「義利兩全」，制定了「士魂商才」的經濟發展方針。「士魂」指以「奉公效忠」、「忠君愛國」為核心的武士道精神，「商才」則指經營、管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能力和才幹。被譽為「日本近代企業之父」的澀澤榮一將這種「義利兩全」的主張概括為「論語加算盤」，強調在武士道「忠君愛國」的精神指導下，用經營管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才幹發展日本經濟。
(四)演變為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精神支柱和戰爭工具
江戶時代，由於長達200多年的長治久安，武士的職能已由前期的「戰鬥者」徹底轉換成了幕藩的行政官僚，其作為「文官」、「道德楷模」的側面也日益加強。當時的武士道與其說是指導武士在戰場上的行為規範，不如說是約束武士的思想、行為，即用於自誡內省的道學手段，其中並不包含「殺人之道」、「侵略之道」的觀念。然而進入近代，隨著明治政府走向侵略、掠奪其它國家的軍國主義發展道路，傳統武士道的戰爭之道被捲入叫囂著「國權擴張、國威高揚」的軍國主義狂瀾中，開始充滿強烈的侵略擴張性質，成為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和戰爭工具。
誠然，近代的武士道在諸多方面與先期武士道有相通之處，如：均尊崇五倫五常等儒學倫理綱常，以「忠孝」為本；倡導「文武」兩道，提倡「尚武」的精神；強調奉公效忠意識等等，但在經過明治政府的資本主義改造、尤其是遭遇軍國主義的惡性渲染、利用之後，已經發生了急劇的變異，成了日本對外侵略的「殺人之道」和「侵略之道」，這一巨大變異背後隱藏的原因令人深思，值得探討。近代武士道演變的原因
「道德的繼承性與共同性是客觀存在，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6]後世的道德總是對前期道德的繼承和發展。武士道作為武士階級1000多年間一直遵守的道德規範也充分地體現了這一點。江戶時代，武士階層處於社會的統治者地位，在政治、軍事及文化教育上擁有無與倫比的特權，這都決定著其道德性質的等級和價值。武士超凡脫俗的人生觀、價值觀和言行舉止無不對社會其他階層產生著深厚的影響，成為農、工、商三民學習、效仿的對象。因此，江戶時代尤其是江戶末期，武士道已不再局限於武士一個階層所有，而是廣泛地滲透到了社會的其它各個階層。這也是明治維新後武士雖然解體，但武士道得以保留的重要原因。
經過明治維新的一系列改革，武士解體，「四民平等」的身份制度得以確立。但解體後的武士並未真正地退出歷史舞台，又以「士族」的身份重新進入明治政府，並佔據了其中的重要位置。明治政府的核心領導人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伊藤博文等都是舊武士出身，大政時代的首相原敬、加藤高明以及昭和時代的軍部法西斯頭子東條英機、宇垣一成等均出身於士族。「結果，整個國家機關之中都滲透著武士的勢力」。[7]由這些人組成的明治政府把持國家政權，通過對武士道的精心改裝、大肆渲染牢牢地控制著民族思想，並使之惡性膨脹。
首先，為確立以天皇為頂點的中央集權制度，把天皇塑造成國家的象徵和全民效忠的唯一對象，以士族為核心的明治政府積極吸收西方的國家主義思想，將儒家傳統的「忠君」思想和從西方引進的「國家」觀念巧妙地集中在天皇一個人身上，把天皇塑造成「現人神」，並鼓吹天皇即國家、忠君即愛國，使近代武士道披著「愛國主義」的外衣，滲透著強烈的封建色彩和宗教意識。
從1871年和1878年山縣有朋發布軍人守則《讀法》七章、《軍人訓誡》開始，到1882年和1890年以天皇的名義頒布《軍人敕諭》、《教育敕語》，明治政府通過全民義務兵役制以及一系列法令、法規的強制頒行，首先在軍人精神的外衣下復活武士道，進而將其確定為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乃至家庭教育中必須嚴格貫徹的道德準則，使之成為日本近代居於絕對主導地位的核心價值理念。就這樣，經過1000多年歷史積澱的武士道，終於在明治政府的強制推行下，演變成了日本國民共同遵循的信仰道德規範。
為適應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明治政府在發展國民經濟時，將道德教化與經濟活動相結合，打破傳統武士道「重義輕利」、蔑視經濟活動的觀念，將資本主義的功利觀引入武士道，制定「和魂洋才、東西結合」的近代化發展方針，在經濟領域對武士道進行了新的發展和改造。
產生於武士階級，發展於武家統治下的武士道，從一誕生便帶著濃厚的軍事色彩，但在奉行儒學的江戶時代，其「尚武」、「以武勇為本」的精神被掩蓋在「士道」的封建倫理體系之中，並未顯現出「殺人」、「侵略」的一面。然而到了近代，由於以軍事立國的明治政府選擇了侵略、掠奪其它國家的近代化發展道路，武士道作為昔日武士的精神信仰和戰爭實踐之道，在近代首先成了軍人的精神信條，並憑藉其「好戰」、「尚武」的本性被納入軍國主義的軌道。從此，近代的武士道便循著「與萬國對峙」的路線，在軍國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的大肆渲染和極力鼓吹下，演變成嗜殺成性、窮兵黷武的「侵略之道」和「殺人之道」。
結語
綜上所述，武士道在進入近代以後之所以出現如此大的變異，除了其自身固有的道德傳承性和時代性因素之外，與明治政府的精心改造、強制推行和極力鼓吹渲染有著直接的、密不可分的關係。
可以說日本的近代武士道是明治政府吸收西方國家主義思想，用西方倫理道德巧妙改造日本傳統思想而形成的全民信仰道德規範。它具有強烈的兩面性，即對天皇和日本民族利益來說，是獻身之道；對被侵略國家和民族而言，卻是戰爭和災難之道。
參考文獻
[1]中村吉治.日本封建制の源流-身分と封建[M].東京：刀水書房，1984.226
[2]河合正治.中世武家社會の研究[M].東京：吉川弘文館，1973.26
[3]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M].東京：岩波書店，1992.89
[4]新渡戶稻造.武士道[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16
[5]王家驊.儒學思想與日本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301
[6][7]婁貴書.武士道嬗遞的歷史軌跡[J].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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