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中國掉入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西方邏輯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個嚴肅的概念，深究下來，這一概念存在的「邏輯陷阱」非常之多，與此同時，中國早已吸收了拉美國家的發展教訓，走出了一條新型工業化道路。

作者：王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銀行一份主題為《東亞復興：關於經濟增長的觀點》的研究報告首次提出的概念。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西方國家經濟陷入持續低迷，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如擔心會不會長期社會不平等、增長乏力、發展止步不前等問題逐漸成了研究熱點。

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很容易被這個概念的邏輯陷阱所誤導，對國家未來產生不必要的悲觀情緒。其實，任何一個嚴謹的經濟學者經過客觀研究，都不難得出一個結論：「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個嚴肅的概念。中國肯定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跨過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時間而已。

橫軸：1960年人均GDP水平與美國之比的對數，豎軸：2008年人均GDP水平與美國之比的對數；數據來源：世界銀行(World Bank)2012年發表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1「中等收入陷阱」的「邏輯陷阱」

中國經濟已經成功地從聯合國劃分的「低收入經濟體」進入了「中高等收入經濟體」行列。然而，近年來，面臨增速放緩，一些人開始對中國將來能否成為高收入經濟體產生焦慮。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一些研究報告都從歷史經驗角度列舉了許多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失敗的案例，比如，從1960年算起，當時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只有13個在2008年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其餘88個國家或地區要麼降至低收入水平，或發展止步不前；二是目前中國發展要解決好創新問題、增長問題，也面臨來自國際秩序動蕩對中國發展的挑戰。

中國作為最有代表性的崛起大國，焦慮主要在於如何維持中高增長，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事實上，在2007年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世界銀行報告中，並沒有對這個概念進行重點深入闡釋。此後，鮮有研究報告對這一提法作出公認、統一的定義，背後也缺乏綜合、嚴謹的理論論證。按世界銀行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提出這一概念的語義，「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許多國家在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之後，將會進入經濟停滯期，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社會動蕩等現象，最終永遠徘徊在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之外。深究這個概念，存在的「邏輯陷阱」非常之多。

一是「統計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國民收入（GNI）這個單一指標來衡量發展水平，但GNI並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國民生活質量、精神狀態與發展全貌。從聯合國公布的各國國民幸福指數排名看，被視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排名顯著高於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法國、西班牙、義大利等。不丹多年來都屬於中低收入國家，卻被公認為「全球最幸福國家」之一。

皮尤中心2014年的調查顯示，在高收入的西方發達國家，對未來表示樂觀的國民比例普遍在30%以下；而像智利、孟加拉、巴西、越南、中國等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對未來持樂觀態度的國民比例一般都在80%以上。阿瑪蒂亞·森、羅伯特·巴羅等著名經濟學家都認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種統計現象，沒有經濟學理論中的方法論支撐，是一個相當片面的概念。

二是「對照陷阱」。「中等收入」的標準往往是在與美國、美元的對照中得出的。比如，按美國經濟學家胡永泰的說法，各國人均GDP為美國水平55%以上的國家為「高收入國家」；20％-55%的為「中等收入國家」；小於20%的為「低收入國家」。收入多少則按2015年可比美元計算，在4126至12735美元之間的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這樣的對照方法明顯是站在美國的角度評判世界發展，帶有「美國中心主義」色彩。

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PPP）法計算，中國、俄羅斯、巴西、墨西哥等人均國民收入均已超過1.3萬美元，早已跨過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可見，「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多少帶有「美國中心主義」式的傲慢與偏見色彩。

三是「歷史陷阱」。對於「中等收入陷阱」的觀察，局限在二戰後到21世紀初的時間段。在這個時間段，多數國家剛剛實現獨立，處於現代國家成長的初級階段與發展探索期，難免會有不少國家走一些彎路。過早對這些國家蓋棺定論，認定其會永遠處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恐怕為時尚早。

能否儘快跨過「中等收入」這道坎，關鍵在於能否保持持續發展的勢頭。成為高收入國家也並不代表未來發展就能高枕無憂，目前日本等高收入國家已經陷入了低增長的困境。有的歐洲高收入國家還因財政困局而陷入國家破產的境地，面臨淪為「第三世界國家」的風險。因此應該用動態的、發展的眼光來觀察「中等收入陷阱」。從這個角度看，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中的「陷阱」是永遠存在的概念，而永遠在許多時候代表著虛無。

四是「人口陷阱」。後發的、人口體量較少的國家很難獲得經濟獨立，很容易受外界的影響而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6年，全球人口總數達到了74億，其中27個人口超過5000萬的國家擁有全球75%以上的人口量。除去這27個國家，其餘經濟體的平均人口數只有850萬。人口相對較少的經濟體，尤其是後發的、人口規模較小的國家，受到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抑制、衝擊就會相對較大，甚至很難經濟自主，它是必須依賴國外，有時國家存續都存在問題。

1950年全球只有84個國家或地區，1970年也只有143個，現在則有200多個。這說明世界上多數經濟體的續存時間尚且相對短暫，在全球經濟體競爭激烈的常態下，能夠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小經濟體案例，天生就是小概率事件。像中國、印度、巴西等人口體量較大的國家，只要政策得當，社會穩定，國內市場消費能力得以培育，持續增長就是大概率事件。從這個角度看，不能在人口規模不同的國家之間對等地比較經濟現象。

當然，平常心看待增長陷阱，不意味要掉以輕心。畢竟，二戰後有過連續50年以上人均國民收入增長5%以上的國家總共只有五個，分別是中國（6.7%）、波札那（6.0%）、新加坡（5.6%）、韓國（5.5%）和赤道幾內亞（5.5%）。中國既要為過往的增長成績而感到自豪，也要為未來能否繼續增長而放平心態，不必過於焦慮，但也不必過於無視。畢竟，對於這個高難度的任務，中國需要從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出發，從長計議，轉換髮展動力，才能經受實現長期發展目標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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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增長陷阱的病灶在全球

所有經濟體都會因其中的全球化影響而面臨增長陷阱。在當前開放型經濟、價值鏈全球化的世界，增長動力與發展變數和外部環境更是分不開。國際金融、大國經濟變動、跨國基礎設施、地緣政治、國際規則、跨國公司以及國際組織等國際元素，都與每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密切相關。此時，分析增長因素時，不只是分析本身，還要從主權國家的世界觀去分析。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許多經濟體「增長陷阱」變得更加突出，深層化發展的動力更是貧乏。2016年後，發展狀況更為嚴峻。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增長陷阱」，性質堪稱全球經濟的「新增長陷阱」。造成「新增長陷阱」的原因主要來自「輸入型」經濟風險，比如國際金融危機、強國制裁、戰爭等國際因素，而非像過去那樣僅僅聚焦在內部原因。

當下的「新增長陷阱」源於2008年。西方經濟體無節制地「印鈔救市」，佔了全球貨幣發行量九成，給國際資產價格帶來巨大的泡沫，也導致了全球實體經濟通縮惡果。經過深層化發展，可以發現，當下全球「負利率」、西方「零增長」、各國金融市場頻頻波動、匯率震蕩、大宗商品長期低迷等全球經濟系統性問題，乃至難民潮、恐怖襲擊頻發等非傳統安全層面的「次生災害」，都源於2008年。2015年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當年的全球增速預期為3.1%。但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已被調低至2.9%，2017年的預期略有復甦，但世界經濟仍然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即使相比於2008年-2014年平均增速，全球經濟也沒有提升到當時的3.26%水平。

全球的諸多病灶如果不解決，很難讓人看到走出「新增長陷阱」的希望。這主要來自於五個問題：

一是主要經濟體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勞動力短缺、長期增長動力不足等難題。目前，中國人的年齡中位數為36歲，而發達經濟體卻已超過43歲。這就意味著發達經濟體不得不面臨社保與醫保的負擔過高、財政赤字、創新能力下降等社會難題。

二是全球財富分配不公「新鴻溝」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惡果。在《21世紀資本論》中，法國著名經濟學家皮凱蒂指出，資本投資的長期年均收益率大大高於勞動報酬的長期年均增長率，導致存量社會財富出現日益擴大。窮人越來越多，會使得社會消費動力不足，依靠社會消費而出現經濟新增長很難實現。

三是全球技術創新「中梗阻」使得新興經濟體無法完全享受到平等知識產權與創新的新成果。目前，知識產權為代表的創新獲利權產生巨額暴利，發達經濟體壟斷了暴利，進而通過各種壟斷性技術扼制了新技術創新，最終使得創新乏力，無法帶動全球經濟新一輪增長。

四是全球強勢貨幣「風暴潮」使得熱錢「全球漫遊」，潛在危害巨大，甚至會引起下一輪的「金融海嘯」。1997年，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像馬來西亞這樣的中等規模經濟體，在一夜之間幾乎失去一代人的財富。目前，遊資像是「風暴潮」，一旦襲來，後果難以想像。

五是地緣政治風險「正反饋」難題，導致了難民潮與恐怖主義等對經濟造成傷害的非傳統因素。當今世界面臨地緣政治風險日益上升，「負反饋」迅速放大，危害到各個經濟體的旅遊、生產以及各類消費，對各個經濟都形成巨大的新增長瓶頸，每個經濟體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價來應對。面對五大難題，只有找到合作應對的新框架，全球經濟才能共同跨越「增長陷阱」。

3中國已充分意識到「中等收入陷阱」危險

在「中等收入陷阱」討論中，拉美國家常常被視為典型案例。這些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後所暴露出的問題集中表現在，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資源開發，貧富差距懸殊，沒有技術進步的單純資本積累使得本國產業鏈既無法與低收入國家競爭，也無法與高收入國家抗衡。觀察中國不難發現，我們早已吸收了拉美國家的發展教訓，不僅沒有走上拉美老路，而且走出了新型工業化道路。

大力轉變發展方式，走綠色工業化之路。近年來蓬勃發展的綠色金融，是綠色工業化之路的最好體現。具體而言，綠色金融通過信貸、債券、基金、保險等工具和政策，將資金引導到環保、節能、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築等項目中。運用如貼息、擔保等方式，提高綠色項目的投資回報率和融資可獲得性，抑制污染性項目的投資。目前，中國的綠色金融已經對綠色投資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中國僅花了兩三年時間就發展成了全球最大的綠色債券市場。

大力振興實體經濟，打造世界製造強國。近年來，中國一直把振興實體經濟和推進產業轉型升級放在重要位置，從出台「中國製造2025」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都表現出中國要牢牢抓住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這一歷史機遇的決心。

近年來，中國的產業鏈向著高端化的方向加速邁進，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等重點領域，中國企業正在或有望走到世界前列。預計在2025年，我國將邁入製造強國行列。世界製造強國建設，無疑將為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下堅不可摧的經濟基礎和產業根基。

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更加註重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和幸福感。拉美國家在其城鎮化進程中，因為政府公共職能缺失，導致了城鎮化進程與工業化發展水平不相適應，大量人口湧入城市，而落後的工業無法提供充分的崗位，貧民數量不斷增加，出現了大量的貧民窟，引發了很多社會矛盾。同時，官員腐敗問題也激發了民眾不滿情緒，嚴重阻礙了經濟增長。

相比之下，我國的城鎮化進程有序、紮實地推進。我國大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優化城鎮布局，發展生態文明，提供充足就業崗位，提高城鎮化質量；大力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係，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平等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化、城鄉要素配置合理化、城鄉產業發展融合化；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採取切實措施提高城鄉居民衣、食、住、行水平，並且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承諾到2020年讓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中國的反腐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極大贏得了民心，社會和諧穩定程度進一步提高。

上述三大舉措，足以保證中國不會重蹈拉美國家覆轍，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來源：人大重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