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乃強的西南歷史地理研究

作者簡介：王開隊，安徽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歷史地理學。

文章來源：《史學史研究》，2015年第3期。

　摘要：任乃強是著名的康藏史專家，同時，亦是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其在歷史地理學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區，大體涉及康藏歷史地理、巴蜀及西南史地、歷史地圖及其他方面的歷史地理學領域；其治學特點注重實地考察與文獻記載相結合、注重地圖的大量運用，同時也注重語言學、民族學、考古學及自然科學等方法的綜合運用；在治學理念上強調經世致用。

　　關鍵詞：任乃強 西南地區 歷史地理學

　　任乃強(1894-1989)，字筱庄，四川南充縣人，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民族學家。早年考入北京農業專門學堂，攻讀農業經濟地理，並由地理學而及歷史學、民族學之研究。任乃強國學根底深厚，治學講究經世致用，在民族學、歷史地理學、「格學」等領域都頗有建樹，對我國的經濟建設、民族團結和學術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①任乃強一生之治學基本集中在西南地區，學界就任乃強的學術研究概況已多有論述，②然鮮有就其歷史地理學之研究做專門探討，本文茲就其在西南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方面略作梳理，疏漏之處尚祈指正。

　　一、西南歷史地理研究的主要領域

　　任乃強學識淵博，是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 民族學家，平生致力於西南及邊疆史地的研究，長年奔走於西康地區。③就歷史地理學而言，其一生治學大體涉及康藏歷史地理、巴蜀及西南史地、歷史地圖的繪製以及民族、物產等方面的歷史地理學研究領域。

　　(一)康藏歷史地理研究

　　1949年以前有關藏區地理的出版物計有十數種之多，在藏區人文地理方面的研究尤以任乃強為代表，他的《西康圖經》之《境域篇》、《地文篇》、《民俗篇》三卷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④他「棄安適之生活，赴康考察，於是得有長時間與土著各民族接觸，研究其語言、歷史、情俗以及生產消費、文化藝術、宗教信仰、社會結構各個方面。以歷史地理學之方法探究康藏民族之社會發展歷史，……六十年來，所有論著莫不圍繞康藏民族問題」。⑤「自來言康者，此為最矣」。⑥他勤於考察並時常案之於文獻，對康藏地區的歷史地理變遷多有考證界定。他認為「多康有廣義和狹義兩種概念，就『藏地三區』這一民族地理概念來說，『多康』指的是衛藏、阿里地區以東，包括青、甘、川、滇藏族地區的青藏高原東部地區，就狹義來說，它具體指的是衛藏和多麥之間的這一藏區」。⑦同時，除了對西康江河異名的疏證外，他對康藏名稱及其境域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變遷也有精闢的見解，針對近代以來中國人受西譯之書的混淆，以訛傳訛，以至於對康藏地區的境域和民族都認識模糊這一狀況，任先生都一一予以指正。⑧他認為藏人將藏區地形分為塘、捉、岡、隴四類不符合自然地理之原則，不能包舉地形之全部。隨著其閱歷增多，「漸得藏區異地相似之點，於是類別地形得其組織定型」。以三千米為準繩，將西康高原分為高原之部(三千米以上)和峽谷之部(三千米以下)，高原之部進一步劃分為雪嶺、草原(高原草場)、淺谷(高原農地)，峽谷之部進一步劃分為岡(三千米以下之山巔)和深谷，最後，再根據不同的地形下墊面狀況將其進一步劃分為十一種小類型。⑨任乃強對康藏地形的科學分類，為後進學者的康藏地理研究提供了借鑒。

(二)巴蜀及西南史地研究

　　任乃強對巴蜀及西南史地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對巴蜀州縣地名及建置沿革考釋、歷史史實的澄清和對巴蜀歷史地理文獻的研究上。

　　他對巴蜀地名的考釋主要是針對成都、重慶等大城市以及除大城市以外的溫江、綿陽地區、內江、樂山等地地名來歷和發展變遷做出疏證。⑩同時對西南地區的史實和交通也有深刻的論述，他認為「庄硚是頃襄王時入滇，則所取道為溯江溯沅」；(11)「蜀枸醬入番禺路，為剝隘、右江一路，不可能是其它三路，唐蒙所言之牂牁舸江即今之南盤江與西江之稱」。(12)在張獻忠屠蜀這一歷史事件上，任先生認為，明末蜀人大量死亡的原因及責任不能只歸咎於農民軍，「農民軍固恃人肉為糧，明兵實亦相掠而食」，蜀地人口大量損失的原因也有地理方面因素的存在，因為「四川號稱天府，歷來為人口稠密之區，然對外交通不便，每值長期兵燹，妨及農事，則常以饑荒成浩劫」，史學研究者沒有進行縝密的考察就憑主觀直覺妄下論斷，「徒欲褒揚所謂忠義，記載遂多失實競以浩劫全案，歸罪於獻忠一人」。(13)

　　《華陽國志》是一部關於西南地區歷史地理的重要文獻資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任乃強認為《華陽國志》是地方史一鴻篇巨製，又認為地方志幾百種莫不推《華陽國志》最為典型。(14)1960年以後，任乃強發憤撰寫《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他花了30多年的心血完成了這部150萬字的巨著。他參閱了30多種版本及大量的文獻典籍，拾遺補缺、詮釋註解並插圖30餘幅，由於其諳熟西南史地又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和自然科學知識，糾正了前人諸多訛誤，贏得學術界的廣泛讚譽，《華陽國志校補圖注》這部著作被稱為「西南古代史之百科全書」、「《華陽國志》之定本」。(15)

　　(三)西南歷史地圖的繪製

　　任乃強喜歡搜集關於川邊之圖書，而地圖尤備，「十年以來，頗有收穫，而地圖尤備……屬線路圖者十種……關於木雅貢嘎之地圖四種……市落部分地圖五種，地圖集兩種……單幅瀘定縣全圖三種，共得瀘定地圖四十四種」。(16)他搜集有川康地質圖、川邊新圖、川邊地圖、川邊土伯坦圖、川邊各縣輿地圖等44種有關川邊的地圖。他不但對這些地圖按照地質、交通等內容做出合理的分類，而且還對其底圖、著色、印製技術、圖紙材料等方面作出科學的評價，為以後的川邊地圖繪製提供參考。(17)在此基礎上，其對康藏地圖之繪製亦傾注了大量心血，所繪之地圖總是力求科學精確，「近編繪十六區地圖，用實測經緯度定點，再依據若干中西探險者與實測者之地圖、地記組織填繪，其各部落界線均經繪出，面積數字可按縮尺推求，因尚未借得測面積器，尚不能分別列出」。(18)而五十萬分之一的康藏全圖是用印度測量局繪製的十萬分之一地圖為藍本，參合前人繪製的地圖及自己考察繪製的各縣地圖纂合而成，收集很多處測高點，並繪有等高線等。(19)地圖的搜集、編纂成為任乃強有關邊疆民族史地著述的一個重要領域，實自有感於在西康考察中面臨的地圖匱乏之弊。自1928年起至1936年9月，其共收集相關地圖380餘種、920餘幅，為以後編繪地圖的需要，他分總圖、部分圖、縣區圖、鄰境圖四類編號造冊，為統一體例撰寫了《西康地圖譜》，成為其制《康藏標準地圖》的基礎。任乃強還結合當地政工人員的協助，繪製了縣鄉鎮村圖，最後繪成百萬分之一的《康藏標準地圖》和十萬分之一的《西藏分縣地圖》。(20)這張用現代圓錐投影法、經緯度定位，漢、藏、英三種文字對照繪製成的我國第一張百萬分之一《康藏標準地圖》和十萬分之一《西藏分縣地圖》填補了我國地圖學上的一項重大空白，也為我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起到重要作用。(21)

此外，任乃強於20世紀五十年代末幾乎憑一己之力完成的《四川州縣建置沿革圖書》是第一部以地圖形式記錄四川州縣建置變遷的專著，具有填補學術空白的重要意義，也是其在歷史地圖繪製方面成就的重要體現。

　　(四)其他方面的西南歷史地理成就

　　除上述以外，任乃強在西南歷史地理學的其它領域也都有自己的建樹。關於西南歷史民族地理研究，在傳統階段的前期主要以川康及青藏少數民族調查為主。在這方面，解放前任乃強即做出一定成績，發表許多考察報告與論著。(22)其中以對達布人的分布認識最具代表。他認為當時達布人分布的地面，恰好是在仇池以西、帶水以南的地方，他們是堅強保守自己風俗的民族，居住在深山窮谷，漢人足跡難到之地，既未被吐蕃所同化，又未融合於漢族及其他民族，可以估計其人就是宕昌二百餘落之一的後裔，這自然還只是他就歷史地理和文獻記載作的初步推斷。(23)正確解決民族族別，只能注重調查，調查工作又首當注重語言，並需探索各民族歷史階段的地理環境，校訂它所可能發生變化的方向，才能夠得出比較合理的結論。(24)探討一個民族的形成和發展，不能不研究其所處的地理環境。因為地理因素乃是影響民族形成、發展的重要因素，起著制約或促進民族發展的作用。(25)同時任先生也認為民族的分布受自然地理的影響極為深刻，因為海拔高度影響各地氣候，氣候又影響到生物的分布。由生物分布的限制影響各地住民的生業和一切有關生活的經濟與文化各情形。故如研究十六區的內容，最好是從地理下手，而研究十六區的地理，不必在一山一水上去苦用工夫，只需能明了他山水生成的原因與其結構的公式。(26)

　　任乃強對康藏地區的交通地理也多有研究，其中對文成公主入蕃路線較為典型，他以實地考察與文獻結合證明，「劉元鼎入蕃會盟全部路線、道路距離、沿途情形，皆與今日自西寧經玉樹入藏路線吻合，亦與藏史所傳文成公主入蕃路線及《唐書》所傳文成公主入蕃事皆合，更無可疑之義，世乃謂公主系自打箭爐入藏者，實屬荒謬」。(27)

　　我國金幣的使用只有戰國末年到東漢初年的三百餘年，史籍所載的黃金使用情況很多，但對黃金的產地卻沒能形成系統記載。任乃強認為，根據記載可以大致推斷金礦的地理分布，由於當時冶礦技術原始，大量金幣的使用可能需要從西、北兩方牧區輸入。(28)同時任乃強對四川的物產地理分布也有較為全面的研究，他將四川一百四十八縣依據地勢劃分為盆內、盆外、盆舷三大部分及若干小區，根據各區自然地形地貌的形成過程來論述礦產的地理分布及其分布原因，又根據土壤的性質類型來說明不同地區農業的發展狀況，及其各種農產品的地區分布差異。基於此，通過各區自然氣候條件、地形、交通狀況來描述四川省各地區間物產分布的差異及其今後經濟發展的方向。(29)任乃強根據對「臨」字的研究，發現秦漢之際的地名帶「臨」字者，則幾無不具食鹽之義，(30)以此為據勾勒出了四川地區的鹽礦地理分布，可謂見解獨到。

二、西南歷史地理研究的主要治學特點

　　任乃強學貫古今，將學術研究作為人生的不懈追求。自1928年撰著《四川史地》一書起直到其與世長辭，共有專著25部、論文300餘篇，學術成果豐碩。其關於西南歷史地理研究的主要治學特點，大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注重實地考察與文獻記載相結合

　　1946年，任乃強在多次實地調研的基礎上成立了康藏研究社。他的這一舉措在國內外都引起了廣泛讚譽。這也是他對當時注重實地調查風氣的積極響應。關於對瀘定地區的考察涉及到該區的邊界、名勝古迹、人物、風俗觀念、交通狀況、政區演變、經濟發展變遷、民間傳說、文化民族分布、宗教信仰、物產、自然氣候、金石碑刻、鄉土志書等。他對史志後學者諄諄教誨，說治史的經驗，總括起來一句話，就是要把歷史和地理綜合起來研究，這是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一條寶貴經驗……他向賀龍提供很詳細的西藏地圖，正是史地結合綜合研究的結果。(31)以實地考察和文獻結合也證明了文成公主入藏路線與自西寧經玉樹入藏路線吻合，糾正了以前的謬誤。任乃強以自身的經驗得出，從事民族研究需要將歷史與地理結合，通俗的理解為文獻與實地考察互為輔助，對於康藏民族的社會歷史研究更需與民族地區百姓接觸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32)對於古代遺物更應文獻與考察的緊密配合，如在民國三十年，任乃強因纂修《西康通志》特往尋訪與高頤闕同艷的蘆山樊敏碑，他「辨其石色與砌痕，判為漢魏時物，斥狐妻說荒謬」。又見周鳳山所著《蘆山縣誌稿》記載有月亮石，他自往姜維祠訪之，並未發現此石，只見到兩個石獸。他再查《蘆志·古墓門》，疑此石碑是楊巽墓遺物，後經進一步發掘，確實如此。(33)他通過實地勘察還發現「唐宋以來方誌書，則無不妄謂邛竹杖為蜀地邛崍山所產，即張騫大夏所見者。一言以蔽之，臨邛至邛都間，決不能生產高節實中之山行杖材。我既經踏勘，固未曾有；衡之物理，更不能有；參詳文史，自亦不得如此」。(34)

　　其二、注重地圖的大量運用

　　任乃強對地圖的使用相當重視。鑒於當時國內沒有關於康藏地區的精確地圖，就以自己實測為基礎參考古籍，歷時十餘載，得繪較為完備之康藏全圖，後為西藏解放事業也帶來了便利。對於邊區地圖繪製，他都經實地考察後做精確繪製。如對四川邊區十六區地圖的繪製即是如此，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區，也就是茂、理、松潘、汶川、懋功、靖化六縣地方，號為四川的邊區，與四川內部的一切情形不同。相對較高的海拔位置致使地表的生物分布較大差異，從而進一步影響了該區的經濟生活和文化情形，因此對該區的研究應先從自然條件入手。任乃強從地貌入手，將該區劃分為東南山谷區和西北草原區，進而劃分為若干小的流域，並將之繪入地圖作進一步的深入分析。任乃強「近編繪十六區地圖，用實測經緯度定點，再依據若干中西探測者與實測者之地圖、地記，組織填繪。其各部落界限均經繪出，面積數字，可按縮尺推求。大抵，草地面積可三倍于山谷區，而俄洛區面積又約佔草地面積三分之二。」(35)他以圖來闡釋地理、歷史，用傳統「左圖右史」的治史方法來描述地理問題，表現其精湛的製圖能力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對於古代文獻中的地理記載都要有一個審慎的態度，「郡治在首縣與否，都待經過把地名落實到地圖上來才分辨得清，望文生義，給地名沿革亂貼標籤就會貽誤後人」。(36)「舊籍沿革資料完備，但無今地可指，而縣誌又曲解妄指，與客觀條件不合，必須重新探索，就縣誌資料糾正縣誌，從地圖上的空白處另自找出正確位置來的」。(37)

其三、注重語言學、民族學、考古學以及自然科學等方法的綜合運用

　　任乃強接受了以科學實驗為依據的現代研究方法，注重實地考察，把藏語學習看作研究藏文化的入門工具，在康藏史地研究上打破傳統的描述藏區輿地建制沿革的傳統模式，根據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歷史語言學、宗教學等現代學科的基本理論，進行多學科、多層面、相互滲透、比較歸納研究。(38)他一系列著作論證了德格土司世系及其與薩爾王傳的關係。這些論著以中國歷史傳統研究法為基礎，借鑒外國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等研究方法研究德格土司世系，為後人研究德格土司奠定了基礎。(39)如他在1949年關於德格世系研究中，與李安宅同游德格，並隨身攜帶德格相關史料進行實地考察，詢問土司家臣，回程後與謝國安等先生共同考訂出德格土司世系。他運用語言學知識解釋了「贊」、「祿」、「阿尼」等藏語的意思，為理清德格世系做稱謂的解釋工作，用宗教學的視角解釋土司與藏傳佛教的關係，以民俗學的手段來解釋土婦轉房事件，以歷史材料為基礎指出康藏行政區劃的劃分不重地形而在歷史之傳統，德格境內之飛地與世系關係密切。(40)任乃強用跨學科視角，從多方面論證和梳理了德格世系，為德格土司相關之研究提供依據。因此，可以說，任乃強作為一個胸懷學以致用理念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他的邊疆民族研究中博採眾家之長，經濟地理、歷史學、地理學、民族學、語言學、考古學均在其視野之中，是一位跨越學科邊界、非學科化的學者典範。(41)而自1939年起任乃強撰成《辨王暉石棺浮雕》、《樊敏碑文義集解》等文，對這些文物及其涉及的漢代青衣江流域民族與漢文化的關係詳加考證，引起了國內外考古界的轟動。(42)「三年來，數過蘆山，屢審原石，更參諸家，詳稽群史，私撰為樊敏墓石圖考，樊碑集釋樊敏年譜等」。(43)參用了文獻與實地考察結合方法，並用金石學的方法，與文獻配合解釋漢墓及其隨葬物品的真相。此外，任乃強早年專治農學，有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對植物、礦物的文化分析尤為精闢，這是許多文史學者所不具備的。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他首次運用現代西方地學知識，描述和分析康藏高原的地質、地理、氣象和水文。(44)此外，他還對四川省的物產分布作出了科學的研究，為四川經濟的發展提供借鑒。

　　三、經世致用的治學理念

　　任乃強並非純粹的書齋學者，其治學始終以經世致用為基本理念。他這種治學理念不僅取決於自身的學術視角，也得益於時代環境的推動。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遷往重慶，西南由此成為抗戰的重心，然當時西南的現實狀況遠遠不能完成這一偉大任務，因此國民政府不得不全方位的開發西南，從各方面進行考察，為制定方針政策提供依據。而西南民族眾多，歷史上政權林立，地理狀況複雜，從歷史地理角度對西南進行研究有重要意義。此時，大批史地學者和教學科研機構雲集西南，他們應西南開發的需求，積極開展西南歷史地理的教學、科研工作，對西南的歷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45)任乃強在抗戰時期的地方志《康藏史地大綱》即為該時的經世之作。

　任乃強經世致用的治學理念的形成也受到其自身所處學術研究的小環境的影響，特別是四川大學的學術研究氛圍對其研究理念影響頗為突出。上世紀30-40年代，四川宗教界、學術界興起了一股了解西藏研究藏文化的熱潮，因其「溝通漢藏文化、聯絡漢藏感情、增加漢藏團結、不為外人所用」的鮮明目標。緊扣時代主題，從而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支持。1941年李安宅、任乃強等成立華西邊疆研究所，以邊疆少數民族為研究對象，主要研究藏族的文化、歷史和宗教。重點對藏傳佛教各派做實地考察，收集大量的藏文資料文物，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論文，得出漢藏互補，相互依存的重要觀點。(46)40年代以後，巴蜀研究逐漸成為川大史學系的區域研究課題。在實地調查風氣的影響下，一批新的學術領域如人類學、民族學也日益受到重視。1946年任乃強在多次實地調研的基礎上在川大發起組織第一個專門從事藏學研究的民間學術團體康藏研究社。在此前蜀地學者鄉邦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巴蜀史研究迅速完成了向現代史學的轉化，明確區域研究意識成為川大史學的一大特色。(47)到了80年代以後，川大歷史地理學繼續發揮歷史地理文獻研究傳統，但主要是對歷史地理志進行研究，如劉琳、任乃強對巴蜀現存最早的地方志《華陽國志》的研究。關於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傳統階段以巴蜀文化地理研究為主，在現代階段主要轉為巴蜀城市地理及地理環境的研究，如劉琳、任乃強、郭聲波等。關於歷史民族地理研究，在傳統階段，其前期主要進行川康及青藏等少數民族，尤其是藏族調查為主，在這方面，民國時期的華西邊疆學會等一大批外籍教師及謝國安、任乃強等做出很大成績，發表了許多考察報告及論著。(48)

　　任乃強的經世致用理念也來源於自身所飽含的民族大義。到了近代，隨著川邊開發——改土歸流和川邊史地之學的興起，一些民族學家、歷史地理學家開始了對德格土司的調查研究，研究論著紛紛問世，任乃強用的一系列論著論證了德格土司及其與薩爾王傳的關係。(49)用不同的視角來解釋土司，了解土司。針對西藏地圖的繪製問題，任乃強認為「在解放前很少有人對西藏的地理、社會情況做全面的調查研究，英國人為了侵佔西藏公然到西藏甚至到川藏邊勘察資源，測繪地圖，搞社會調查，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感到羞恥，我為什麼不能自己搞調查研究，我才下定決心，利用修志的機會想搞出一份像樣的地圖來」。(50)為早日實現祖國統一，解放西藏，賀龍曾徵求任乃強對西藏問題處理的意見，任乃強的傾向是攻心為上，攻城次之，他還談了藏軍的軍制、優勢和通常的布局，以及進軍西藏要注意的一些問題。(51)任乃強在關乎民生的川康交通問題上的態度是「顧國人之為川康交通設計者……皆井蛙之見也，真欲解決川康交通問題，應從川康間地理上實施調查著手，考究所有大小路線，比較文化優劣，相其所宜，因宜設計，從事開發」。(52)

　　任乃強治學具有強烈的時代感與責任感，「以為地學當為各科學之基礎，蓋萬事萬物莫不變時空之影響也。因是，由經濟地理而沿革地理，而民族地理，轉而躋於歷史地理學之研究，民族研究亦因此始」。(53)他早年欲實現以農興國的理想因而從事農業地理研究，畢業後又積極從事教育改革，以圖實現教育興國的理想，當邊疆出現民族危機時又投身於康藏地區的史地研究意在喚醒國人的危機意識，引起世人對康藏地區的重視。任乃強對關乎人類生存的人地關係也極為重視，1928年編寫《四川史地》一書，發覺四川盆地曾於兩晉間、宋元間、明清間發生人煙滅絕之劫三次。而究其原因，皆與人口極度膨脹，地不足以養民有關。以為預防之計，首當開發川邊民族地區，消除邊腹民族之扦隔及經濟發展之差異。(54)在他對四川地名的考釋過程中，發現鹽亭縣「縣不產煤，煎鹽用木材，殘毀山林後，鹽業漸衰，成為川北貧困小縣」。(55)在對該縣地名考釋的同時闡明了歷史時期以來該縣經濟衰退的原因，為後來推進經濟發展提供借鑒。此實皆為當前歷史地理學十分重視的人地關係研究之典範。任乃強六十年來，所有論著，莫不圍繞康藏民族問題。在邊疆多事之秋，從事民族問題探討和地圖繪製足見其憂國之心。

任乃強在治學上始終堅持經世致用的理念，主張歷史書寫與社會現實的融通，歷史過程與現實格局的關聯，要從整體角度上分析社會經濟、文化制度與區域時空的互動關係。(56)基於此，對康滇間各民族歷史宗教、政治、族群源流做出精深探討，探求其區域歷史發展的動力，以達最終推動民族地區發展進步的目的。顧頡剛在《禹貢》「發刊詞」中言創刊主旨，「這數十年中，我們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真夠受了，因此，民族意識激發得非常高……民族與地理是不可分割的兩件事，我們的地理學既不發達，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樣可以取得根據呢？不必說別的，試看我們的東鄰蓄意侵略我們，造了『本部』一名來稱呼我們的十八省，暗示我們邊陲之地不是原有的……而一般學歷史的人，往往不知《禹貢》九州、漢十三部為何物，唐十道、宋十五路又是什麼。這真是我們現代中國人的極端的恥辱!在這種現象之下，我們還配講什麼文化史、宗教史；又配講什麼經濟史、社會史；更配講什麼唯心史觀、唯物史觀？」任乃強的治學可以說很好地踐行了這一主旨。長期以來，歷史地理學界對顧頡剛及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等前輩學者的關注較多，對任乃強的歷史地理貢獻則多強調其《華陽國志校補圖注》是一部歷史地理古籍文獻精品，是研究西南史地的潛心之作，(57)顯然，就任乃強在歷史地理學領域的實際研究而言，這一認識是遠遠不夠的。如果說顧頡剛及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開創了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那麼將任乃強定位為中國現代西南地區特別是康藏歷史地理研究的奠基人應是不為過的。隨著現代歷史地理學的不斷發展和完善，相信任乃強的歷史地理學研究會逐漸被學界所認識，其治學思想和理念實亦當為當前及後世史學研究所借鑒。

　　注釋：

　　①任新建：《川大史學·任乃強卷》(序二)，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②具體可參見王雨巧《任乃強1894-1989學術及其治學特點之研究》(四川師範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徐振燕《任乃強的西南圖景》(中央民族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任新建《川大史學·任乃強卷》(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等。此外，楊鴻儒《辛勤耕耘一生的任乃強教授》(《西藏研究》2010年第10期)、劉冠群《賀龍與藏學專家(二)》(《民族團結》1997年第2期)、木仕華《試論任乃強先生「開闢康滇間地之四大動力」說》(《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2期)等文章對任乃強的經歷和作品都有一定程度的論述：2009年8月成都舉行的紀念任乃強專題會議「任乃強與康藏研究學術研討會」，亦有眾多專家就任乃強及康藏史研究相關論題進行了討論。

　　③劉冠群：《賀龍與藏學專家(二)》，《民族團結》1997年第2期。

　　④王啟龍、鄧小詠：《二十世紀上半葉藏區地理研究綜述》，《西藏研究》2001年第2期。

⑤任新建：《任乃強民族研究文集·序》，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⑥任乃強：《西康圖經·民俗篇·序》，見《中國藏學文集》上冊，中國藏學出版社2009年版。

　　⑦任乃強、澤旺多吉：《朵甘思考略》，《中國藏學》1989年第1期。

　　⑧任乃強：《康藏名稱及境域之變遷》，《川大史學·任乃強卷》，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17頁。

　　⑨任乃強：《西康圖經·地文篇》，見《中國藏學文集》上冊。

　　⑩任乃強：《四川地名考釋》，《川大史學·任乃強卷》，第170-269頁。

　　(11)任乃強：《庄硚入滇考》，《川大史學·任乃強卷》，第121頁。

　　(12)任乃強：《蜀枸醬入番禺考》，《川大史學·任乃強卷》，第134頁。

　　(13)任乃強：《張獻忠屠蜀辯》，《川大史學·任乃強卷》，第86-88頁。

　　(14)卜艷軍、李新偉：《華陽國志淺論》，《中國地方志》2003年第1期。

　　(15)楊鴻儒：《辛勤耕耘一生的任乃強教授》，《西藏研究》2010年第10期。

(16)任乃強：《瀘定考察記》，《川大史學·任乃強卷》，第498-505頁。

　　(17)任乃強：《瀘定考察記》，《川大史學·任乃強卷》，第498-505頁。

　　(18)任乃強：《四川第十六區民族之分布》，《任乃強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88頁。

　　(19)任乃強：《回憶賀老總召談解放西藏》(遺稿)，《中國藏學》2001年第4期。

　　(20)王建民：《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與邊疆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0期。

　　(21)王雨巧：《任乃強1894-1989學術及其治學特點之研究》，四川師範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第25頁。

　　(22)王小紅：《川大史學·歷史地理卷》(序)，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8頁。

　　(23)任乃強：《達布人的族源問題》，《川大史學·任乃強卷》，第589頁。

　　(24)任乃強：《達布人的族源問題》，《川大史學·任乃強卷》，第600頁。

　　(25)任乃強：《羌族源流探索》，《川大史學·任乃強卷》，第602頁。

　　(26)任乃強：《四川第十六區民族之分布》，《任乃強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88頁。

　　(27)任乃強：《文成公主下嫁考》，《川大史學·任乃強卷》，第517頁。

(28)任乃強：《我國黃金鑄幣的歷史考察》，《社會科學研究》1980年第3期。

　　(29)任乃強：《四川省之自然區劃與天產配布》，《地理學報》1925年第4期。

　　(30)任乃強：《四川地名考釋》，《川大史學·任乃強卷》，第196頁。

　　(31)劉冠群：《康藏情況報告和幾位藏學專家》，《文史雜誌》1997年第5期。

　　(32)王雨巧：《任乃強1894-1989學術及其治學特點之研究》，四川師範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第41頁。

　　(33)任乃強：《蘆山新出漢石圖考》，《川大史學·任乃強卷》，第33頁。

　　(34)任乃強：《蜀布、邛竹杖入大夏考》，《川大史學·任乃強卷》，第148頁。

　　(35)任乃強：《四川第十六區民族之分布》，《任乃強民族研究文集》，第287頁。

　　(36)任乃強：《四川地名考釋》，《川大史學·任乃強卷》，第207頁。

　　(37)任乃強：《四川州縣建置沿革考》，《川大史學·任乃強卷》，第348頁。

　　(38)羅潤蒼：《抗戰期間四川藏學研究概述》，《中國藏學》1996年第3期。

　　(39)杜永彬：《德格土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西南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3期。

(40)任乃強：《德格土司世譜》，《任乃強民族研究文集》，第250-270頁。

　　(41)王建民：《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與邊疆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0期。

　　(42)魏學峰：《任乃強先生的治學生涯》，《文史雜誌》1989年第5期。

　　(43)任乃強：《蘆山新出漢石圖考》，《川大史學·任乃強卷》，第71頁。

　　(44)徐振燕：《任乃強的西南圖景》，中央民族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2頁。

　　(45)肖向龍、袁韻：《抗戰時期對西南歷史地理的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第4期。

　　(46)羅潤蒼：《抗戰期間四川藏學研究概述》，《中國藏學》1996年第3期。

　　(47)王小紅：《川大史學·歷史地理卷·序》，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48)王小紅：《川大史學·歷史地理卷》(序)，第7-8頁。

　　(49)杜永彬：《德格土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西南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3期。

　　(50)鄧壽明：《賀龍為解放西藏請教藏學專家》，《四川黨史》2002年第2期。

　　(51)劉冠群：《賀龍與藏學專家(二)》，《民族團結》1997年第2期。

　　(52)任乃強：《川康交通考》，《任乃強藏學文集》，中國藏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頁。

　　(53)任新建：《任乃強民族研究文集·序》，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頁。

　　(54)任新建：《任乃強民族研究文集·序》，第2頁。

　　(55)任乃強：《四川地名考釋》，《川大史學·任乃強卷》，第226頁。

　　(56)木仕華：《試論任乃強先生「開闢康滇間地之四大動力」說》，《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2期。

　　(57)林頫：《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