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山水審美形成原因初探

　　自人類誕生之日起，自然界的山山水水就與人類結下了不解之緣。人類最初對自然山水的認識，既不是出於審美動機，也不是出於實用動機，而是出於一種深刻的宗教原因。在遠古時期，由於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先民們又缺乏科學的認識，所以，他們對山川河流、風雲雨雪等自然景物或自然現象產生了畏懼感和神秘感，因而他們對這些自然物加以神化並進行崇拜和祭祀。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在生產發展和哲學進步的基礎上，人們對自然山水的認識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山水自然不再是可怖可懼的了，而是被廣泛觀賞、認識。不過這個時期的山水觀又與社會的社會背景、宗教信仰、經濟條件密切相關，人們對大自然生命力更多的是感到一種敬畏。在這種山水觀支配下，人們對山川河谷更多的是感到它的崇高和威力。同時，由於自然山水與民生經濟的密切關係，人們對於自然山川更多地看到其有利於民生的一面。 　　總之，作為客觀存在的自然山水，人們較早地從它身上發現的只是實際功利方面的「用」和道德倫理方面的「善」的價值。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自然山水獨立的美學價值才得到人們充分的認識。魏晉士大夫對自然美的欣賞，已經突破了比附的框框而獨立出來。他們不是把自己的觀念加到自然山水身上，而是欣賞自然山水本身的蓬勃生機。山水由自然崇拜、祭祀的對象轉變為審美對象是有深刻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潮及宗教、地理環境等多方面的原因的。 　　 　　一、政治上，社會動蕩不安，士人為保全性命或抗議社會而隱遁田野，為自然美的發現提供了可能 　　 　　「漢末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漢末大亂，門閥士族們經常生活在既富貴又滿懷憂患的氛圍中，處在身不由已的政治鬥爭中。在這種政治環境下，名士們均以保全性命、嚮往山林為旨趣。正如《文心雕龍·時序》中所說：「是以世極違遭，而辭意夷泰。」《晉書·阮籍傳》說：「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這說明名士們身處紛亂政局，或言避政治、或飲酒、或游山水以避禍。《晉書·嵇康傳》亦說：「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為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與之游。」竹林之遊，自與躲避政治風險相關。 　　同時，由於「九品中正制」的實行，門閥士族擁有社會特權，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不公平現象。寒門之士不但在仕途上受門第的限制，在社交中也同樣如此，處處受到排斥、歧視。《晉書·光逸傳》載：「輔之(胡母輔之)為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于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日：『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晉書·霍原傳》：「貴遊子弟聞而重之(霍原)。欲於相交，以名微，不欲晝往，乃夜造焉。」為了反抗門閥士族的排擠，為了不與門閥士族的貪污腐化同流合污，為了從人生志向不得伸展的心理壓抑中解脫出來，寒門之士多投身山林，與自然為伍。 　　不管是為了躲避政治迫害還是為了表示對現實黑暗社會不滿，文人會走向山野、棲息園林，以談玄、遊玩等為其生活方式。這樣，山水美有可能在其遊覽山水的過程中被發現。 　　 　　二、經濟上，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莊園制度的盛行，為門閥士族的存在提供了經濟基礎。也為山水美的發現提供了條件 　　 　　三國時期，在江南立國的東吳就有許多士族大家，他們的經濟勢力非常強大，其莊園多已成為從事農業、畜牧和園林等多種經營的經濟組織。西晉時期，士族莊園在北方也有了非常快的發展，如石崇「有別廬在河南縣金谷澗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金田十頃、羊二百口，雞豬鵝鴨之類，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石崇在《思歸引》中談到他的這所「河陽別業」時說：「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卻阻長堤，前臨清渠，百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可見他的這一莊園的規模是相當大的。石崇的好友潘岳在洛水邊上也建有莊園別墅，他「築室穿池」，精心營造。西晉滅亡後，北方來的士族憑藉他們的政治優勢，以及從北方帶來的大量佃戶、部曲、奴童和財富，四處「求田問舍」，不擇手段地掠取土地，建立自己的莊園。士族們獲得土地的方式，或者通過購買，或者通過巧取豪奪，或者從皇帝那裡得到賜田，但是主要還是通過佔山固澤手段來橫暴地、大規模地掠取。東晉名將謝玄在會稽始寧(今浙江上虞縣西南)建造的山墅，經幾代人的經營，到了他的孫子謝靈運時又進一步修建，就更是非常不同凡響了。謝靈運在《山居賦》中對這一莊園「傍山帶水，盡幽居之美」的種種特點作了細緻的描寫，詳細記述了始寧一帶的山嶺溪澗、亭台樓宇、花草竹木、鳥獸蟲魚，盛讚故鄉山水之美。 　　由此可見，士族莊園不僅僅為士人提供了生產生活的必需品，在很大程度上還為遊覽提供了方便的場所。這一時期的士族文人，全都過著優遊自在、奢華放縱的生活。他們與山水的關係已經不是單純的生產關係，而是觀照與被觀照的關係。士人以欣賞審美的態度遊覽山水，這樣，山水之美便被發現了。因此，在這一時期，山水之美普遍為士人所認識。 　　 　　三、思想上，在熾熱的老莊玄風的吹熏下，魏晉南北朝士人追求心神的超然無累而沉浸於玄遠的追慕之中。使山水自然成為人們的審美對象 　　 　　在魏晉士人的理解中，自然山水是通達老莊玄境的媒介，故而登山臨水，唱詠玄虛，以自然山水作為轉移情緒之手段和得「道」之所，而所要達到之精神境界則是一個「忘我」，也就是在寄身山水之際達到「體閑心虛，害馬已去，世事都捐」的境界。因此，當時受老莊思想影響的文人士大夫們紛紛投向山林草澤或莊園中的岩穴丘壑，去尋找他們超脫的生活，表現他們體玄適性的高遠韻致與風流。 　　《晉書-羊祜傳》記：「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晉書·郭文傳》記：「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遁。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反。」還有王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遍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嘆日：『我卒當以樂死。』」他們以追懷玄遠的心境，逍遙自適於自然山水之間，對遊覽山水這一時代風氣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以王羲之為首的蘭亭之游，是東晉中期一次著名的山水群游活動，對其後晉宋之際的「山水熱」起到了扇熾的作用。西晉的金谷之宴集以及後來的廬山之會也都是著名的集體遊覽山水活動。不管是個人還是群體的游山覽水活動，都「是以 超越於世俗之上的虛靜之心對山水；此時的山水，乃能以其純靜之姿，進入於虛靜之心的裡面，而與人的生命融為一體……而成為美的對象」。所以說，玄學中的庄學向魏晉士人生活中的滲透，不僅使人的自身成為美的對象，更使山水松竹等自然景物成為人們審美的對象。 　　 　　四、宗教對山水審美的形成起到了促進作用 　　 　　在山水自然美被發現的過程中，道教和佛教起了重要作用。 　　道教以崇尚自然、返璞歸真為主旨，認為高山是神仙之所居，於是上山採藥、煉丹、修身養性，以求得道成仙。道教理想的成仙修道環境，應該是白雲繚繞、拔地通天、幽深僻靜、脫俗超塵的名山大川。在道教思想的影響下，魏晉以來的文士們醉心於求仙採藥服食，而這些須深入名山大川，其結果必然是走向自然山水，發現山水自然美。深入名山荒野求仙、採藥，有時持續時間很長，在與人事隔絕、與俗世遠離的環境中，求仙採藥者無異於棲逸山林的逸士，在登山越嶺、東張西望、瞻前顧後之際，遊覽山水即成為過程的一部分，如嵇康的《遊仙詩》中說：「採藥鐘山隅，服食改姿容。」郭璞的《遊仙詩》：「採藥游名山，將以救年頹。」足以證明求仙採藥實際上成為對山水佳境的尋訪。 　　佛教從東漢開始傳入，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已十分興盛。深入到整個社會。大多數寺院選址在自然景觀優美、清幽寂靜的山林之中。處於這樣的環境之中，有利於眾僧超脫「紅塵」，潛心修鍊，以達到涅槃境界。尤其是禪宗僧徒，多住在山林之中。名山大川，成為僧人修行的理想去處。對於名士們而言，拜訪名僧，與他們一起清談老莊之學和佛理義諦，以及結伴造訪名山勝水，也是一種優遊賞玩的樂趣。這樣，山水自然美便在名士們的遊玩中被發現了。 　　 　　五、優越的地理條件也是山水審美形成的原因之一 　　 　　東晉王朝是從北方遷徙到南方的，其轄區主要在長江中下游以南，所謂「半壁江山」。那裡山重水複，氣象萬千，是山水詩創作的無比豐富的源泉。永嘉喪亂，以王謝大族為首的北方士族，被迫南遷，他們為了穩定局勢，避免在太湖流域與江南土著貴族爭奪土地的矛盾，轉而經營東土，以會稽為中心的浙東濱海地區，成了他們理想的棲身之地。那裡山靈水秀，引起越來越多人的興趣，正如謝靈運所說：「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孫綽「居於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童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岩障千里，莫不備盡。……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這些世家大族，由於失去了北方的大好河山，眼看無力挽回，精神上十分苦悶；而江南明媚的山水，正好成了他們寄託情志的理想之地。這些人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在與大自然朝夕相處之中，很自然地被江南山水那多姿多彩的無限豐富之美所迷醉，因而，也就在欣賞自然山水的過程中發現了山水自然美。 原載：《河南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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