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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和:西醫東漸90年

在動蕩不寧的中國20世紀上半葉,協和的崛起更像是一個傳說。正如洛克菲勒基金會官員雷蒙德·福斯迪克所言:激動人心的故事——人與命運搏鬥,失敗摧不毀的理想。。

「我們不應認為這將意味著,這所學校的用武之地提前終止了,其實不過是換了一種管理而已……讓我們希望、祈禱和相信,所有一切必將有最完美的結果。」

這是小洛克菲勒於1951年4月4日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表達了自己對北京協和醫學院被中國政府收歸國有的遺憾,並且意識到這是不可避免的結果。

恰恰在30年前,協和新校建築基本完成,新建的北京協和醫院業已於同年6月24日開始收治病人。1921年9月15日至22日,氣象一新的協和迎來了一個盛大的開幕典禮。小洛克菲勒親赴北京致賀,他意氣風發地邁上了協和的台階,並在典禮上發表了演說,敘述了籌辦協和的經過和目的,表示這個學校的主要任務,是培養有前途的男女學生成為高質量的、將來可以做領導者的醫師、教員和科學家。

小洛克菲勒認為,「顯而易見的是,無論西方醫學能為中國提供什麼援助,對中國人民來說用處不大,除非它被中國人接管,並成為中國國民生活的組成部分。讓我們攜手朝著這一目標向前邁進,這將使西方所能提供的最佳醫學永遠紮根於中國的土壤。」

雖然協和於1917年便開始招醫科預科學生,但直到1921年以這個盛大的開幕禮為標誌,協和醫學王國「醫、教、研」三足鼎立的架構,才初步搭建完成。

小洛克菲勒沒有預見到,「它被中國人接管」,是以30年後的那種方式。但無論如何,一個西醫東輸的傳奇時代由此開啟了。

「最大的單筆禮物」

近代西方醫學是由傳教士為先導傳入中國的,因為「肉體拯救是走向靈魂救治的第一步」。

最早來北京行醫的英國倫敦會的洛克哈特,1861年就開辦了診所。倫敦會另一名醫生科克倫則在義和團動亂中逃到北京,通過行醫博得了慈禧太后的好感,得其捐助白銀1萬兩。1906年,倫敦會與英國、美國其他五個教會合作開辦「協和醫學堂」,即協和醫學院的前身。

19世紀末期,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開始撥巨款興辦醫學事業。他對中國這個人口眾多、落後的大國發生了興趣,認為「中國正在發生巨大變化,出現了機會,空前絕後」。

1914年、1915年,洛克菲勒曾經三次派出考察團到中國,並於1914年末撥款成立了中華醫學基金會,負責在中國的事宜。

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會以20萬美金從倫敦會購得了協和醫學堂的全部產業,並用12.5萬美金購得原豫王府全部房地產。新的醫學院,名稱確定為北京協和醫學院,英文名字為PUMC(PekingUnionMedicalCollege)。

根據協和畢業生鄧家棟在《協和醫學院的創辦經過》一文中的回憶,「1921年全部建築完成。原預算為100萬至150萬美元,結果共耗資750萬美元。」《協和醫事》作者謳歌則在書中記錄,根據美國《時代》周刊記載,從1913年5月開始的十年內,洛克菲勒基金會花費了近八千萬美元,其中,超過一半的錢用於公共衛生和醫學教育。而「最大的單筆禮物是給了北京協和醫學院」。據1956年統計,實際上,加上後來的投入,基金會為打造北京協和醫學院總計投入4800萬美元。

曾長期在協和醫院營養部任職的周璇,在回憶文章里提及了一個細節,可以佐證協和的投入物有所值。營養部需要根據醫囑,及時供應有利於病人治療的膳食。醫院裡設有西餐廚房,其中一個值得一提的優點,是通往病房送飯的小電梯是直接安裝在廚房裡的,就在爐灶附近。一按電鈕,剛剛做好的飯菜就立即被送往病房的配餐室,食品因而能夠保持原有的溫度和很好的外觀,不至於因為周轉而損壞食物的營養。

耗費巨資的協和在育人事業上卻保持了驚人的耐心。協和1934屆畢業生、後來擔任浙江醫科大學校長的王季午在回憶文章中記載,當時協和醫學院每年在校的學生並不多,1924年畢業的第一班學生僅有三個人,從1924年到1943年的20年間,共畢業311人,平均每屆畢業15.5人。數量雖少,質量卻很高,並就此形成了協和「小、精、尖」的育人傳統。

光榮和夢想的征途

「1917-1942是協和歷史上的第一次黃金時代。設定高標準需要雄心,而堅持高標準,更需要勇氣和智慧。」這是協和畢業生謳歌的總結,她為此把文章起名為《光榮和夢想的征途》。

協和醫學院當初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與歐洲、美洲同樣好的醫學院,具有優秀的教師隊伍,裝備優良的實驗室,高水平的教師醫院和護士學校。」這個初衷,即使在中國連年軍閥混戰的跌宕時局中也未更改。

新生的協和群星薈萃,聚集了世界水平的師資。由協和第二任解剖學主任步達生倡議主持,新生代試驗室就設在協和醫學院解剖樓一層。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從這裡揭開的「北京人」頭蓋骨之謎,震驚了世界,把人類用火的歷史提前了幾十萬年。協和解剖系第一任系主任考德里,回美國後任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大學細胞系和解剖系主任;外科的韋伯斯特,回美國後擔任了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的成型外科主任;生理系主任林可勝,後來當選為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當選理由是「中國生理科學的先驅、把所領導的生理系保持於高水平、成功地吸引了非常有為的年輕人投身於科學事業、創辦了《中國生理學雜誌》並對之貢獻、建立了中國生理學會,以及把現代醫學和外科學應用於中國現實需要的傑出能力。」

以協和為軸心的「蘭安生模式」則發起了一場中國醫療的「空間革命」。1921年,蘭安生來到中國,成為協和的第一位公共衛生學教授。1925年,協和醫學院與京師警察廳合辦了「京師警察廳試辦公共衛生事務所」,後改名為「北平市衛生局第一衛生事務所」(簡稱「一所」),為整個示範區的十萬居民提供公共醫療服務。「一所」重視婦幼保健,還對垃圾、糞便、污水等處理制訂了監督辦法,減緩傳染疾病在社區內的傳播,這些努力使得「一所」居民死亡率從22.2%下降到了18.2%。

畢業於協和醫學堂的楊崇瑞,曾向蘭安生建議對接生婆進行培訓。1928年,楊崇瑞開辦了第一個接生婆培訓班,班上共有30位舊式接生婆,據說曾經給末代皇帝溥儀接生的產婆也在班裡。楊崇瑞教這些舊式接生婆如何消毒和進行臍帶處理,並給每個人發了一個接產包,裡面裝著科學接生的基本器械、敷料和藥品。後來,楊崇瑞就從衛生示範區起步,創辦了全國助產學校,培訓了更多的助產士,改變了中國民間接生的舊風俗。

亂世大醫

1941年12月8日,日本軍隊闖進了協和校長住宅,將正在和醫生們一起吃早餐的時任協和醫學院校長鬍恆德拘留,並同時拘捕了另外兩名在協和工作的美國人。他們將在日本人的監獄裡度過此後的四年。

因為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本侵略軍最終佔領了美國人辦的協和醫院。1942年1月18日,協和醫學院和護校的教學工作也被迫終止,各科病人被勒令強行遷出。

協和遭逢了校史上的黑暗年代。這場悲劇早就有徵兆。七七事變前,面對一觸即發的中國戰局,林可勝曾向協和校長鬍恆德提議,派遣協和醫療隊去南京待命,以便在戰爭爆發時為前線部隊服務。胡恆德當時考慮到美方及協和利益,不敢貿然得罪日本人,他拒絕了林可勝的提議,並建議林可勝去英國休假。

1937年6月,北平淪陷前,林可勝帶著向協和校方預支半年的工資和赴英往返旅費離開了協和,此前,林可勝已向胡恆德表明,他有可能去參加抗戰。林可勝曾經給洛氏駐華醫社格蘭特寫了一封信:「我必須說,我不能回到日本佔領區去工作。……我的初衷是為四萬萬人民服務,而不僅僅是華北的一萬萬人。駐華醫社對此持何態度?難道華北應當由日本控制?我相信,許多教職員是(或可能是)不願在這種情況下無動於衷的。」

在舉國罹難的時刻,協和人各自選擇了尊嚴的生存方式。

1937年底,林可勝出任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救護委員會總幹事,受命籌組救護總隊部,兼救護總隊部總隊長。

1940年,林可勝率隊親自深入到各戰區考察軍醫設施。抗戰期間,中國的公路交通遭受嚴重破壞,有些地方甚至不通公路,完全依靠步行。林可勝頂著盛夏的烈日,這位昔日風度翩翩,打扮洋派的協和教授,為避酷暑,時常光著上身,頭包白布,走在最前頭,累了就在小村子的長凳上躺一會。

1942年至1944年,林可勝親率醫療救護隊隨中國遠征軍入緬甸作戰,在戰爭失利,遠征軍損失慘重的情況下,穿越了堪稱絕地的野人山,經過艱苦跋涉,撤退到印度東北部的阿薩姆省,繼續擔任盟軍將領史迪威麾下衛生勤務部門的領導。由於戰事緊張,他每天工作16個小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已經成為中將的林可勝與抗戰名將孫立人一起,代表中國政府參加了在廣州舉行的日本受降儀式,親眼看到了日本侵略軍的全體高級軍官,嚴肅地向中國人鞠躬投降。

大多數協和人沒有親臨抗日沙場,但是仍然保持著協和人的卓絕毅力,從容應對亂世。除了協和護校校長聶毓禪跋涉千里,在西南重建協和教育的震撼經歷,在烽火中持續醫學教育事業的協和人還有李宗恩和張孝騫。李宗恩在貴陽籌建了貴陽醫學院,張孝騫則將湖南長沙的湘雅醫學院西遷到貴陽,形勢吃緊時又轉移到重慶。

更多的協和人則留在了淪陷區,繼續救死扶傷之業。林巧稚在北京東堂子衚衕開設了一家小小的診所,留下了8887位患者的完整病歷。儘管時世艱難,在抗戰八年間,協和教職工中幾乎沒有出漢奸,也沒有人為日本人當差,這是在日本侵略軍佔據北平八年,並將之改名為北京,扶植漢奸統治的背景下,堪稱是協和的奇蹟之一。

《協和醫事》一書的作者謳歌曾引用了一段評述:「他們在艱難竭蹶之中,為國家保存和培養了可貴的醫療衛生人才,使中國的醫學高等教育在殘酷血腥的戰爭期間也沒有中斷。」

協和1951

1947年5月,李宗恩赴北平,正式擔任協和復校後的第一任新校長,也是協和歷史上第一位有實權的中國籍校長。1948年5月,協和醫院復院後正式開始收治病人。

復校後的協和,吸引了協和人紛紛歸來。林巧稚於1948年5月回到協和婦產科。是年秋,張孝騫從湘雅重返協和,擔任協和醫院的內科主任。當時內科只剩下了15張病床,張孝騫到庫房裡尋覓,把已經拆散了的儀器拼湊起來繼續使用。

彼時的協和百廢待興,協和醫學院正式復校開課的時候,「人體解剖學是靠從北京大學『借來』的兩具屍體開課的,顯微解剖學幻燈片則是從散落在樓內各個地方的雜物堆中找回來的。」

不過,身處大時代的協和卻並不能夠置身內戰的硝煙之外。局勢已經漸漸明朗,解放前,胡適和傅斯年曾動員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學者去台灣,李宗恩也是其中的一員,但是他拒絕了,要留在國內辦醫學教育。

亦有少部分協和人遠走他鄉。1948年,協和有7人當選中研院院士,他們中的4人日後在異國終老,包括林可勝。林可勝對國民黨的貪腐失望,遠離政治,赴美國學界就職,重返醫學王國,晚年從事痛覺的神經生理和鎮痛葯作用機制的研究,他仍然備受國際學術界矚目,不過,因為曾經擔任過國民黨政府要職,除非被當成批判靶子攻擊,林可勝漸漸被祖國遺忘了。大陸出版的協和官方資料中,幾乎很少能看到林可勝的名字。

留下的協和人開始迎接新時代。協和依然有不問政治的傳統氛圍,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協和的美國高級職員回國述職。除此之外,協和似乎一切照舊。曾在協和醫學院辦公室任職的孫玉珊在《人民政府接管協和醫學院的前前後後》一文中記錄,當時學校的最高領導仍然是中華醫學基金會,直接掌管協和的經費、財產和人事權力。1949年至1950年度,該基金會年度撥款為60萬美元,其中協和醫院佔了12萬美元。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協和的命運轉折不可避免地到來了。包括中華醫學基金會駐協和代表婁克斯在內,在協和的美國人已經全部撤離。婁克斯寫給李宗恩的信上說:「美國人從你們中間銷聲匿跡,或許正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當時由校長李宗恩和該基金會聯繫,每周彙報一次情況。

協和的財政危機接踵而至。美國財政部正式凍結了所有與中國有關的金融業務以及銀行賬戶,婁克斯曾試圖尋找給協和匯款特別許可的機會,但是一無所獲。1951年1月15日,中國教育部召開會議,開始研究各個接受外國津貼的高等院校的處理辦法。

1951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衛生部正式決定接管協和醫學院,並由教育部副部長錢俊瑞、衛生部部長李德全來協和宣布。李宗恩給中華醫學基金會發去電報:「1月20日本院收歸國有。」這是來自協和與該基金會最後一次直接通話,三十多年的磨合努力就此曲終人散。

李宗恩仍然留任協和醫學院院長,反右時被打成「右派」,兩個月內,李宗恩受到了十幾次大小辯論會的批判,批鬥他的罪行包括別有用心地說協和今不如昔,企圖以資本主義醫學教育方向代替社會主義醫學教育方向等。李宗恩由協和調任到昆明醫學院,先是到門診部看診,爾後又轉到圖書館去整理外文雜誌。

1962年,與協和漸行漸遠的李宗恩去世。他在生命的終點掛記的,應該還是自己一手創建的貴陽醫學院。貴陽有一次上演美國電影《萬世師表》,主人公契普先生一生沒有什麼驚人之舉,只有獻身教育的決心及關懷學生的誠摯之情。散場時,學生們把他們的校長圍在影院前的廣場上,遲遲不肯散去,「再見吧,契普先生」的呼聲此起彼伏。平時理性冷靜的宗恩,此時卻很難平靜,他輕輕地重複說:「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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