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剝奪》：一個簡要總結與評論

第十五章　　

尾聲：一個簡要總結與評論　　

一、玉環縣供銷合作社的「改制」是中國企業改制的典型案例。　　

玉環縣供銷合作社的「改制」只是全國供銷合作社系統、甚至只是全國社有制和公有制²⁰⁴企業「改制」的一個縮影，是全國各地供銷合作社乃至全國所有社有制企業和公有制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的一個典型案例，其所反映出來的問題在全國都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因此，我們可以窺玉環縣供銷合作社「改制」中出現的嚴重問題之一斑而見全國社有制企業和公有制企業「改制」問題之全豹。　　

根據筆者的調查，在中國社有制和公有制企業的「改革」、尤其是公有制企業的「改制」中，從農村到城市，從農業到工業，類似於玉環縣供銷合作社的「改制」案例比比皆是。下面就是筆者所調查的除玉環縣供銷合作社之外的另外幾個企業「改制」的案例。從這些類似於玉環縣供銷合作社「改制」案例中可以發現其大體相同的剝奪公有資產的行為特徵。　　

（一）、D罐頭廠私有化案例　　

這是筆者所在的城市的一個曾經由　孫中山　先生題過詞的百年老字號企業，該企業自其建廠以來一直到現在都有很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但是，在「抓大放小」和「改制」中，它的當權者也沒有錯過將這個他們自己最能體會到其好處的公有制企業及其資產划到自己名下的機會。該企業的「改制」方法與玉環縣供銷合作社的「改制」方法如出一轍：「改制」者首先將這個實際資產超過三千萬元的企業「評估」為一百萬元；然後將一百萬元的「評估額」按照一百股股份在全部內部人²⁰⁵中進行分配：被「評估」為一百萬元的資產又被分為一百股，廠長先分掉50%²⁰⁶的股份，接著由書記、副廠長、副書記等廠級領導分25%的股份，餘下的25%的股份分給普通職工²⁰⁷。這樣，整個「改制」過程就是將資產分完「改制」就算完成了，公有企業連同它的資產²⁰⁸都「合法」地揣入了星級大盜的腰包。　　

（二）、Y集團公司私有化案例　　

筆者的一個朋友的家世講起來更加令人毛骨悚然：他的外祖父在解放前是筆者所在地區一家當年在全省名列前茅的大型企業的創辦人，他曾經是一個很有良知、支援抗日戰爭的民族企業家。解放時，這個可憐的民族資本家被「鎮壓」了，企業及其所有的資產甚至連生活資料都被沒收，重新建立了國有企業。而如今，這些資產經過解放前後若干代工人建設成一個實力雄厚的大型企業，「改制」卻使其成了當權者的囊中之物—如此從私有制到公有制再到私有制的復歸和循環過程無法不令人髮指，也無法不令人深感恐懼。任何具備正常思維的人都不難發現，這種結果不是更加違背了人間正義了嗎？如果五十年前就知道這樣的結果，那麼我們又何必剝奪民間那些有良知的資本家通過自己的智慧埋頭苦幹起來的企業？那些被鎮壓的資本家將他們的生命和財富祭獻給了社會主義又有何意義？難道19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僅僅只是為了幫助1990年代的私有化者剝奪財富？如果是這樣，那麼那些為社會主義理想流了汗水、灑了熱血甚至拋了頭顱而前赴後繼的英雄們又何必當初呢？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不都被徹底地否定了嗎？　　

（三）、Y縣瓷廠私有化案例　　

另外一個筆者身邊親眼所見的案例是筆者二姐所在的單位。這是一個曾經在明清時期就以生產和銷售青花瓷而名揚海內外的、具有數百年光輝歷史的老字號企業。在該企業數百年的發展中曾經業績輝煌：清朝向皇帝上貢的貢瓷和出口海外的青瓷的生產都是這個企業員工和我們祖祖輩輩引以自豪的歷史。在幾乎整個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二姐的辛勤勞動能換來十分可觀的收入²⁰⁹。而隨著公有制企業「改制」的「深入」，企業領導開始將精力集中到怎樣把企業財富裝入自己的腰包上面，企業效益日益下降，直至最後關門倒閉²¹⁰。從此，二姐失了業，她的整個家庭也日益陷入了貧困之中。　　

筆者家鄉的另一個更大的瓷器生產企業也在「改制」中被當權者廉價賤賣給了私人，在這些靠賣公有制企業大發國難財的貪官污吏們成為暴發戶的同時，工人們卻從「主人翁」淪落成了打工仔，他們的工資也迅速下降到原來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四）、Y縣食品公司私有化案例　　

筆者的二姐夫曾經在一個令人羨慕的食品公司里當技術工人，「改革者」將公司搞得日益混亂不甚，最後將職工以每人兩三萬元「買　　

斷工齡」後再將企業賣光、分光而散夥了事。二姐和二姐夫雙雙成為失業工人而被拋進了中國貧困人口隊伍之中。如今，他們在當地承包了一塊條件極差的山地，靠種樹賣水果和養殖度日，而多次養殖失敗已使他們負債纍纍，生活入不敷出。　　

（五）、Y縣糖廠私有化案例　　

筆者的三姐、三姐夫、哥、嫂所在的糖廠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企業「改制」之前，工人們都有一份非常不錯的收入而安居樂業，也是一個在當地令人羨慕的單位。而隨著「抓大放小」²¹¹政策的出台，政府官員和企業高管趁「放小」之機將企業經營搞亂，將資金轉移²¹²，最後讓工人永遠放了「長假」²¹³。包括從建廠開始就同時參加該廠工作的三姐、三姐夫、哥、嫂在內的1000多名工人全部被無情地逼進了失業大軍之中，而企業高管在搞垮企業的過程中卻成了「改革」製造的暴發富。這些踩著工人血汗和屍體過上了貴族生活的「改革者」們就是那些被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津津樂道的「對改革做出了重大貢獻的人」和「對社會做出了重大貢獻的人」，也正是那些鼓吹私有制和主張和平演變的「經濟學家」們要求善待的「對改革做出了貢獻的企業家」。然而，這些所謂的「企業家」在他們大發「改革」國難財的發家史的也正是中國千千萬萬工人階級被剝奪了權利和財產的血淚史。　　

（六）、Y縣信用社准私有化案例　　

筆者的父親在1950年代與家鄉廣大農民和農村工作者通過砸鍋賣鐵的方式共同入股建立起來的農村信用合作社這個龐大的農村金融組織，也在1990年代中期以後經歷了「改制」的衝擊。妹妹接父親的班後曾經也收入不菲。如今，當權者們主持下的「改制」使她的工資比「改制」前大幅度地降低了，工作量卻大幅度地增加了；而信用社的各級「領導」們²¹⁴的收入卻增加到幾萬、十幾萬甚至幾十萬元，是普通員工的幾十倍，而且他們吃喝嫖賭的錢全部公款報銷，而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侍奉好上司和抓「腐敗工程」。令人無法理解的是，在信用合作社史上，股東從來沒有分過紅，沒有任何投資收益，合作社的章程也從未得到有效執行，股東社員的財產所有權、民主管理權和其它一切正當權利在改革以來的幾十年沒有行使過。而在「改制」中，象玉環縣供銷合作社一樣，我家的股也被強行以1950年代入股時股金12元的兩倍的價格清即24元退了²¹⁵。被那些所謂的「經濟學家」們吹噓得神乎其神的激勵機制（股權激勵、高薪激勵、MBO）變成了高管擁有人間享受不盡的榮華富貴、更充裕的吃喝玩樂的時間、更大的霸王權力、更加墮落的紙醉金迷和普通員工更少的工資、更多的勞苦和更加深重的苦難。而當貪官污吏們剝奪了勞動者的財產並不勞而獲地過上了燈紅酒綠、夜夜歡歌的人間天堂生活之後，他們還要對著為他們創造了財富並正在不斷為他們創造著財富的工人們么喝著說，是他們給了這些當牛做馬的工人們工作的機會並養活了這些流著臭汗又不十分溫順的工人。他們甚至大有主人訓斥奴才的脾氣，隨時對著員工們聲嘶力竭地如禽獸般號叫：不願意干就滾蛋！　　

這就是中國公有制企業所經歷的「所有制改革」。這場所有制改革完全被中國社會中的反社會主義者所利用和操縱，從而形成了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全面倒退的私有化運動。在這場運動中，130多萬個公有制企業被賣光、吃光和分光，數百億公有資產²¹⁶變成了官僚資本和民間私有資本的原始積累，6000萬工人失業，1億多工人生活水平嚴重下降。因此，這場「所有制改革」是中國的公有制企業以及它們的工人所經歷的、被那些打著「改制」旗號進行的「改革者」對全中國人民、對公有制企業及其企業資產以及對企業員工進行的全面剝奪的運動。在這場由一些人間最邪惡的野心家發動並組織進行的剝奪廣大勞動人民、剝奪公有制企業和企業資產的沒有硝煙的戰爭中，公有制企業里的當權者肆意歪曲並利用「改革」而將企業搞亂，並大肆吞噬公有資產，而公有制企業和它的所有權人、甚至包括它的員工²¹⁷則經歷了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苦難。只不過，有的企業的當權者膽子小一些、殘忍度和貪慾心也小一些，從而使企業的工人們遭受的苦難小一些²¹⁸而已；而大量的企業「改制」造成的是「主人翁」權利和公有資產被大肆剝奪甚至形成工人們被拋棄的嚴重後果。除此之外，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伴隨著「改制」後的企業破產、倒閉，工人失去了他們賴以生存的權利、財產和工作；而那些「企業家」們不僅搞垮了企業，而且獲得了巨額財富，還成了大資本家和「改革功臣」。　　

從玉環縣供銷合作社和上述一系列的「改制」案例中，我們不難發現，玉環縣供銷合作社的典型案例和上述案例都共同反映了中國公有制企業改革面臨著極其嚴峻的挑戰，這種挑戰來自已經混入黨、人民政府和公有制企業內部、甚至已經成為大權在握的官僚統治者，他們在道德上人性墮落並專於吃喝玩樂，在政治上敵視人民並精於玩弄權術、在意識形態上踐踏憲法和法律並打著「改革」大旗大肆破壞改革—他們用盡了「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帶著「紅袖章」的跳樑小丑們慣用的種種伎倆，搶班奪權，瓜分財產，玩弄權術，吃喝嫖賭，過著野獸一樣的墮落生活，重演著「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悲劇。　　

觀察發現，中國曆時長達數十年之久的私有化運動正一天天地葬送了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革命成果，破壞了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建設大業，他們的行為使一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者、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者的汗白淌了，血白流了，生命白犧牲了。　　

二、改制者不具備社會主義覺悟。　　

由玉環縣委和玉環縣人民政府非法任命的玉環縣供銷合作社黨委書記、主任、董事長王志勇及其親信之流，他們根本不理解什麼是社會主義，更不懂得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企業制度的基本內涵、意義及其根本任務。因此，認為只要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就一定能夠堅信共產主義信仰或者認為那些混入社會主義陣營的反社會主義者或政治流氓會具有社會主義覺悟肯定只是幻想。　　

這些混入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隊伍中的政治流氓的共同特徵就是，他們只知道怎樣鑽中央政策的空子來玩弄權術於股掌之間、專營私利於權錢交易之中，弄到權力和金錢後只知道吃喝玩樂、賭博嫖娼。他們信奉醉生夢死的人生價值觀念，過著燈紅酒綠的動物生活；會上大講政治口號，台下猶如行屍走獸；表面上高舉改革大旗，實際上大肆破壞改革；而置國家法律、改革大業、企業存亡和百姓死活於不顧—這就是和平時期社會主義的政治敵人。　　

因此，我們認為，如果中國的改革不能最終取得成功、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能真正在人民群眾中得到具體體現，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王許集團之流的破壞。我相信，這就是真理。　　

三、改制的本質是利益鬥爭。　　

從玉環縣供銷合作社「改制」和上述若干「改制」案例可以發現，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決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制度變遷或經濟制度創新問題，在改革中存在著人民利益與政治流氓個人利益之間你死我活的敵我鬥爭—玉環縣供銷合作社的王許集團利用玉環縣委和縣人民政府個別領導的黨權和行政權篡奪玉環縣供銷合作社的政治權力、行政權力和經濟權力，瘋狂破壞中國共產黨組織和社會主義經濟組織，踐踏憲法和法律，歪曲中央政策，毀壞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肆意掠奪社有財產和用掠奪來的物質財富過著夜夜歡歌、花天酒地的糜爛生活，這一系列長達十餘年甚至其騎在社員職工頭上作威作福長達數十年之久而無法得以解決的問題不充分說明了鬥爭的存在及其尖銳性與複雜性。同時，他們的這些行為意味著，改革決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極其尖銳的政治問題，是關係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成敗和中華民族復興偉業的大事。　　

四、高度警惕腐敗深廣化問題。　　

玉環縣供銷合作社所屬基層單位動用公款對王志勇進行巨額賄賂的行為（「公款賄賂」）是對「一般賄賂」的「發展」。而王志勇利用其在位者權力要求其所屬基層單位向其「上貢」則是一種典型的索賄行為。我們認為，公款賄賂比私款賄賂、索取賄賂比一般受賄的性質更加惡劣。　　

另外，從中國社會近年來的賄賂手段和貪污手段看，合法化的財產贈送與財產轉移、公款賄賂、集體腐敗、性賄賂等等腐敗方式已經層出不窮，腐敗的這種「發展」說明，中國社會中的腐敗問題正在不斷地深化和廣化。　　

「改制」使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廣大勞動者的工作權利、社會保障權利和補償權利等基本權利遭到剝奪，使社會最廣大人民群眾蒙受了本不該蒙受的苦難。而「腐敗深廣化」則使真正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做出了貢獻的勞動者的境遇雪上加霜，不僅極大地降低了全體人民的整體生活質量，而且造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和經濟效率的下降，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嚴重破壞了社會正義，完全與社會主義和諧正義宗旨背道而馳。因此，「改制」造成的對社會主義事業和人民利益的破壞以及腐敗深廣化問題對中國社會的破壞性必須引起全中國人民他全中國社會的高度重視。　　

五、「改制」導致的階級分化和階級矛盾激化。　　

在玉環縣供銷合作社的「改制」中，因「改制」者剝奪了玉環縣供銷合作社社員、職工和退休人員的合法權利和利益，整個供銷合作社內部出現了嚴重的階級分化現象，企業內部階級對立及其矛盾急劇惡化。　　

調查發現，玉環縣供銷合作社「改制」過程實際上是王許集團剝奪農民社員的合法財產和合法權利的過程，也是社會主義倒向資本主義的和平演變過程。王許集團利用其控制的權力將玉環縣供銷合作社農民社員趕走，然後將玉環縣供銷合作社及其財產強行賣光、吃光、分光。從而形成玉環縣供銷合作社內部的階級分化：一邊是以王許集團為核心的無償佔有玉環縣供銷合作社資產而產生的新生官僚資產階級，另一邊則是被王許集團剝奪了合法權利及其財產而產生的下崗職工和農民社員這一新生無產階級。　　

王許集團對謀取私人利益幹勁十足，熱火朝天，而對侵害下崗職工的利益卻不斷變本加厲，使其雪上加霜─當玉環縣供銷合作社下崗職工失去了「鐵飯碗」的時候，王許集團卻撈到了「金飯碗」，甚至已經為其子孫後代奠定了財富基礎─這就是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轉型」。這種轉型所造成的影響在經濟學家那裡被輕描淡寫了，甚至被歌功頌德了。然而，事實上，在體制轉型現實中誕生的不僅是失去了權利、財產和工作的廣大勞動者的痛苦，而且使公有企業原高層管理者獲得了新生：他們一夜之間從一個被人民聘用的管理者變成了身價數千萬至數億甚至數十億資產的官僚資產階級，並且，這些利用經營公有企業的管理權實施犯罪的人也利用改制之機逃避了法律的制裁。　　

無數的歷史和事實說明，無論是從私有制到公有制、還是從公有制到私有制的產權制度變革，其實質就是剝奪：財富的創造者要就是面對黑洞洞的槍口，要就是面對沉甸甸的權力。因此，在交出財產的時候能夠保住性命就算是這些創建公有制企業的勞動者不幸中之萬幸了。　　

玉環縣供銷合作社的「改制」也表明，從公有制走向私有制不僅產生了階級分化，而且還不斷加劇了階級對立。因此，從公有制變遷到私有制的「改制」及其整個私有化運動本身就成為重大的歷史倒退。大規模的所有權制度變遷只會導致大規模的混亂、對正義的閹割、對真理埋葬和對是非的顛倒。　　

因此，我們可以用事實證明，時下流行的中國那些所謂的「經濟學家」和「新自由主義者」的邪教教義不是極端無知，就是極端無恥。而那些「改制」者的行動及其所掀起的私有化運動事實上就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建設乃至全部社會主義制度和人間正義最嚴重的破壞，也是對廣大勞動人民最殘酷的剝奪、最野蠻蹂躪和最無恥的侵害。　　

六、階級分析透視下的政治經濟學。　　

筆者在實際調查和歷史研究中驚異地發現，玉環縣供銷合作社的「改制」和全國範圍內的私有化運動與1966-197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存在著本質上驚人的一致性：爭奪利益是革命和運動的本質，「強權就是真理」成為「文化大革命」中各個派系和私有化運動中當權者共同的信仰，鬥爭成為「造反派」和「改制」者永恆的手段。在那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中，政治鬥爭²¹⁹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核心內容，而如今轟轟烈烈地進行著的私有化運動的鬥爭核心卻轉到了經濟權利和財產剝奪上。但是，無論是政治鬥爭還是經濟鬥爭，其本質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鬥爭，是社會中具有魔鬼本性的人群與具有人類本性的人群人類兩種不同類型的人群之間爭奪權力、財產和地位的鬥爭²²⁰。　　

從中國百年來的歷史中不難發現，過分誇大或過分無視階級鬥爭都會導致同樣的結果²²¹：惡人會在社會過度進行階級鬥爭的環境中成為勝利者，惡人也會在社會過度忽視階級鬥爭的環境中為成勝利者。過分重視階級鬥爭和過分忽視階級鬥爭者都會成為惡人破壞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溫床。　　

歷史事實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是過分誇大了階級鬥爭的作用，反而激化了人與人之間的鬥爭，而那些過度熱衷於階級鬥爭的惡人會利用階級鬥爭擴大化環境作惡；私有化運動卻過分無視了階級鬥爭，同樣使惡人在社會忽視的條件下作惡，從而激化了人與人之間的鬥爭。而過分無視鬥爭的存在，是無視人性之惡²²²，其結果必然導致對那些破壞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敵對分子²²³的縱容和保護。而當這些混入了黨和人民政府內部的社會主義建設和人民利益的破壞分子一旦得到權力並得到縱容或保護的時候，他們就會肆無忌憚地對社會主義建設大業和改革事業進行全面而野蠻的破壞、對人民進行瘋狂而殘酷的剝奪。因此，正視敵對階級尤其是反黨、反社會、反國家、反人民和反人類的政治與經濟同盟對改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問題具有極端重要的現實意義。　　

玉環縣供銷合作社的王許集團的流氓行徑和殘酷剝奪社有資產、在組織內部一手遮天、為所欲為的事實說明，問題並非僅僅出在玉環縣供銷合作社，而是整個玉環縣縣委和玉環縣人民政府出了十分嚴重的腐敗問題。如果不是玉環縣縣委和玉環縣人民政府出了問題，那麼，玉環縣供銷合作社的王許集團絕對不可能那麼氣焰囂張，玉環縣供銷合作社社員職工也不可能在長達十多年上訪和上級部門下達文件竟然無法解決王許集團剝奪社有資產的問題。　　

當然，在重視階級鬥爭問題時也必須採取正確的方式並保持適當的限度，而不能象文化大革命那樣過度將精力轉移到階級鬥爭上。　　

因此，我們認為，階級鬥爭不能不重視，但階級鬥爭也不能過度轉移人的精力。兩種極端都會給那些具有魔鬼性的人類創造吃人的可趁之機。我們主張，不能把階級鬥爭形式主義化或者將其作為整人的手段，不能象文化大革命那樣採用批判手段，更不能按照簡單的「物質標準」²²⁴或「思想標準」²²⁵判斷人的階級屬性；而要通過政治制度建設來防止那些在生活上品質惡劣、在政治上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人進入政府、企業和社會的權力體系²²⁶。例如，供銷合作社理事會、監事會等權力機構通過選舉產生就是這樣一種防止壞人進入企業權力階層的最恰當的制度安排，國家可以在所有的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中推行科舉制度與民選制度，「供銷社悲劇」就可以從歷史上和現實中避免。　　

七、保護和發展社會主義所有制及其財產是全中國人民的歷史責任。　　

中國的社有制和公有制不僅是中國人民從四億到十三億人世世　　

代代奮鬥的結果，而且也是中國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兩次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為了實現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有理想的仁人志士在二十世紀上半期為「民主」和「社會主義」前赴後繼、英勇奮鬥，數千萬滿懷著對「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希望和熱情歷經了千難萬苦，為社會主義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數十億中國人民用了整個二十世紀一百年的時間，經過幾代人艱苦卓絕的奮鬥才建設發展起來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　　

正如我們在前面的研究中所得到的結論那樣，社會主義所有制（社有制）企業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的制度設計遠遠比私有制甚至比國家所有制和一般的集體所有制更加富有效率、更加能夠體現正義原則和更加符合人類對生活質量的追求。而社會主義企業甚至包括社會主義建設所出現的問題僅僅只是因為過去受到政治影響²²⁷而無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而已。因此，恢復和完善社有制企業和公有制企業的政治制度而不是轉變其所有制才是社有制企業和公有制企業正確的改革方向。但是，隨著社有制和公有制的倒台，中國再恢復社有制和公有制恐怕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從社有制和公有制倒向私有制符合當權者的利益（建立權力資本並進行官僚資本的積累）而輕而易舉就能夠得以實現，而從私有制走向社有制和公有制正好傷及當權者的利益，既得利益者將會利用其手中的權力竭盡全力維護他們的利益，從而從私有制向社有制和公有制的轉變肯定還會象社會主義革命那樣付出巨大的甚至是無數條生命的代價。因此，歷史必將證明，中國在任何程度上放棄公有制都是一個歷史性的重大錯誤。　　

因此，筆者認為，為切實保障國家和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佔中國人口總數百分之八十的九億農民的基本權利和根本利益，及時糾正改革中出現的偏差和錯誤，全面扭轉日益嚴重的腐敗化問題²²⁸，嚴厲懲治改革中產生的腐敗分子。同時，應儘快依法恢復供銷合作社制度，依法恢復全國各地的供銷合作社組織和農民社員的股東社員權利，在完善供銷合作社制度的基礎上建立更多的象供銷合作社這樣的真正意義的社會主義企業，更好地去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和中華民族復興之宏圖大業。　　

八、對經濟學幼稚病和反社會主義思潮的批判。　　

1978年以來，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包括新自由主義者、新右派、西方主義者（主要是美國主義者）、資本主義者和平演變主義者在內的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以及為謀取非勞動報酬而甘願充當應聲蟲、製造學術垃圾的垃圾學者，他們就是為自己的蠅頭小利而反國家、反民族、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和反人類的知識分子的敗類。　　

在中國經濟學界，那些掌控著話語霸權的「主流經濟學家」（或稱「西方經濟學家」或「新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為了從社會主義企業那裡盜取利益而不惜丟掉自己的人格，肆意鼓吹私有化，為企業和政府機關中的當權者將公有資產化為己有而提供荒唐的「理論依據」，為血腥的權力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充當打手。更有甚者，一些在經濟學界混飯吃的高校教師或研究人員為了自己評職稱或者獲得那麼一點點所謂「學術權威」、「學術地位」、碩士生導師、博士生導師、學科帶頭人或學術帶頭人等等而發表應聲蟲式的文章，為權力資本原始積累的形成而極盡阿諛諂媚之能事。這些人不惜國家利益，不惜人民利益，甚至不惜個人的人格和名譽而甘當那些剝奪人民利益的當權者的御用文人。一些冠以「經濟學家」頭銜的經濟學投資商們為了得滿足自己私慾中的那一點點蠅頭小利而置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於不顧。一些還沒有混到「經濟學家」頭銜甚至還沒有撈到職稱的那些金錢的附屬物為了「評」到一個「教授」職稱和獲得那一點點少得可憐的獎金、薪水、學術帶著人、政府津貼之類的惡臭得令人作嘔的銅板而不斷發表不負責任的「論文」或言論，大肆為當權者剝奪人民利益鳴鑼開道、搖旗吶喊。正是這些不負責任的言論為陰謀奪取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的「改制」者提供了「理論依據」和輿論力量，甚至當權者也是在這些無恥的「經濟學家」們的鼓動下和啟發下完成了他們剝奪財富的私有化運動的。在主流經濟學家們具有淫威性的話語霸權和他們主子的鐵蹄下，那些作為社會主義建設者的勞動人民（工人、農民和其它普通勞動者）卻被一個個剝奪了工作、剝奪了最基本的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未失去工作者也只能在夾縫中忍辱負重、勉強度日。　　

在私有化運動這場政治鬧劇和政治鬥爭中，「改制」者們裝扮成救世主將財富的創造者打入了地獄，而勞動人民的財富卻隨著「改制」應聲裝入了「改革家」們及其走狗的腰包。為「改制」搬弄理論是非的那些所謂的西方經濟學家們當然也在此次充滿著資本主義自由色彩和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野蠻心地的私有化運動中獲得了利益─人民用勞動財富填飽了他們的酒囊飯袋，而他們卻跑到了人民的剝奪者那裡張著他們打著餿嗝的血盆大嘴為剝奪者吶喊助威。　　

在類似於玉環縣供銷合作社這樣的公有制企業的「改制」中，「改制」者和那些為他們鳴鑼開道的所謂的「經濟學家」們一起，利用具有百分之百的西方神秘主義色彩和崇洋媚外意識形態主導的西方經濟學這一可以實現「和平演變」目標的工具將公有制似是而非地假定為沒有效率的制度，而將私有制假定為高效率的制度。同時，「改制」者和那些所謂的「經濟學家」們也將企業管理者假定為完全的利他主義者甚至將「改制「者假定為上帝賦予其拯救企業、拯救人民的救世主。天底下任何一個智力正常的人都知道，他們所利用的西方經濟學、尤其是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理論只不過是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御用文人們利用建立在真空條件下推導出來用於從他們的主子（資產階級）那裡丐討食物和通過玩弄文字遊戲盜取名利的把戲而已。他們利用西方經濟學教科書里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及其倡導改革的言行是別有用心的，都只不過是為了剝奪勞動者的勞動果實而已。除此之外，絕不可能有別的諸如為企業效率或為人民利益這樣的用意。因為，那些所謂「為提高企業效率」之類的託詞只不過是這些御用經濟學家們與政府中的惡人和公有企業的當權者們狼狽為奸的遮羞布而已。　　

那些鼓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私有制的「經濟學家」們平時口口聲聲假定人都是「經濟人」（理性的和利己的人），而在談及企業家時他們彷彿忘掉了他們在西方經濟學裡所宣揚的「經濟人」假設。在那些充當「改制」吹鼓手的「經濟學家」們那裡，被鼓吹為「企業家」的國有企業的當權者成了企業的救世主，而不是有自利心的經濟人。那些在人民政府內部和公有企業內部打著「改制」旗幟、張著血盆大嘴吞噬公有財富的官僚權貴們被這些主流經濟學家們當成了神，而不是人。然而，正是這些人民的「救世主」們殘酷地剝奪了中國人民用汗水、鮮血和數千萬革命者和勞動者的生命奮鬥起來的數十萬億的財產。　　

因此，筆者在本書的最後還要用毛澤東的那句名言來結尾，這句名言值得所有的中國人謹記於心：「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這一名言的真理性也正好由毛澤東自己進行了實踐驗證：通過調查研究得來的打天下之策使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而毛澤東離開調查研究之後形成的治天下之策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遭受到巨大的挫折甚至失敗。可見，真正的治國之策永遠都來自調查研究。因此，真正能夠成為科學的經濟學應該是從調查研究中提煉出來的經濟學理論，改革的政策設計和制度安排也絕不能跟著那些所謂的「經濟學家」的教條主義指揮棒去做，而應該回到毛澤東設計的「三三制」原則那裡去：讓制度設計者和那些影響國家政策的真正的學者們也要三分之一的時間在「上面」工作，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基層」工作，三分之一的時間到「下面」去做實實在在的調查研究。　　

願中國的勞苦大眾早日擺脫因當權者對公有資產進行剝奪而造成的苦難！　　

願中國最終能夠建立起一個真正體現人類正義的民主、自由、平等和諧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　　

願中華民族復興大業在和諧正義的制度安排下早日得以實現！　　

注釋：　　

204、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典型形式為社員所有制、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社員所有制一般被認為是集體所有制，但筆者認為這不是簡單的集體所有制，而正是最接近於社會主義宗旨的所有制形式。嚴格意義上講，社有制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而集體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公有制。社會主義所有制既不應該是集體所有的，也不應該是私人所有的，更不應該是私有的。社有制從宏觀上看是社會所有的，從微觀上是社員所有的。　　

205、內部人是指組織內部從事管理工作的代理人。因為他們直接管理組織，從而能夠對組織及其資產具有比所有者更直接的權力。根據其對企業的控制權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是直接控制者（廠長、經理或書記），第二層次是附屬控制者（副廠長、副經理或副書記和中層管理人員），第三層次是外圍控制者（技術人員等），第四層次是追隨控制者（一般員工）。　　

206、即50萬元「買」到大約1500萬元的資產。他們的做法是：廠長以該廠資產作抵押向銀行貸到50萬元資金，從而不需付一分錢就「買」到了價值遠遠超過1500萬元的資產，實際上等於那些苦了一輩子的勞動者將他們辛辛苦苦奮鬥出來的企業白送了半個工廠給廠長。　　

207、比起玉環縣供銷合作社的「改制者」將資產全部賣光、吃光、分光的「三光政策」，職工也能佔到一點點股份還算「改制者」比較仁慈的了。　　

208、包括機器設備等有形資產和商標、品牌、商譽、土地使用權等無形資產。　　

209、筆者讀高中時一個月才七、八塊錢就可以維持很好的生活了（同樣的生活質量可能現在要花七、八百塊都難以達到），而當時二姐一個月的工資就有好幾百塊。記得二姐有一個月拿到四百多元的工資而讓我們全家人歡欣鼓舞。那時，不僅二姐生活得很幸福，而且我們全家人都因為每個人都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和有一份很好的收入而生活得很愉快。　　

210、二姐所在的單位只是通知她們「放長假」，而「長假」一放就是十年。從「放假」那天起，工人們就再也回不去了。從此，他們沒有了工作，沒有了工資，甚至沒有任何說法就不明不白地被推進了不知該到哪裡謀生、也不知如何謀生的失業隊伍之中。　　

211、中央「抓大放小」政策被地方和企業的部分陰謀奪取公有企業財產甚至政府部門資產（筆者調查到，某縣縣長竟然將剛剛由前任縣長建成的政府賓館和與其相連的土地私下賣給了對其進行巨額行賄的商人，此商人又將政府賓館拆除後將其處於商業中心地帶的土地分成幾小塊賣出，凈賺兩百多萬元。）的當權者扭曲成了「大型企業不能動，中小企業全部丟」。因此，在御用經濟學家所謂「所有制改革理論」（其政策核心就是具有神秘主義崇拜性質的「華盛頓共識」）的鼓動下，「企業家」瓜分公有制企業資產的「改制」成了企業改革的必然的、也是唯一的選擇。「放小」政策被陰謀者陰險地利用了，而「西方經濟學家」們也從陰險的「改革家」那裡分到了一杯罪惡之羮。　　

212、該廠一個經營副廠長將1200萬元資金提出並私分，而公開說是做白糖期貨並虧損。該副廠長在被該廠職工控告時還受到政府官員的保護。　　

213、筆者在調查中發現，大部分公有制企業的「改制」都被其當權者（廠長或經理）搞倒後並不直接宣告企業破產清算（實際上，幾乎沒有一個公有制企業真正是因為經營原因而破產倒閉的，一般都是象玉環縣供銷合作社那樣，由企業主要領導通過歪曲改革政策先將企業搞亂，然後進行財產轉移、核銷應收賬款、收入不入賬等手段將企業的財產瓜分掉）。為了減少對工人的安置、補償等費用，同時也為了減小工人對「改制者」的壓力，他們只是通知工人說暫時放假，讓工人回家休息。可是，即使工人們知道自己可能再也回不到企業里來了，但他們也只有忍氣吞聲，乖乖地去重新尋找自己的出路。　　

214、他們只不過是沒有入股的、由信用社聘請的員工，而我妹則是具有股東身份的—她是我家這個社員股東的代表。　　

215、「改制」者欺騙我的母親（她是一個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的文盲，更不用說會懂什麼所有權了。）說不去退就連那12元錢也退不著了，而我母親只好將社員證乖乖地交了出去。　　

216、目前中國的公有資產僅剩下29萬億，大約僅為一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和不到在「改制」中被「改制」者剝奪掉的全部公有資產的二分之一。　　

217、這些曾經一度被稱為國家主人翁的無產階級在「改制」之後真正地成為了一代新生的無產階級。同時，我們在不排隊例外，即在「改制」過程中，有些企業的員工也與企業當權者一起共同瓜分公有資產。　　

218、有些企業的工人得到了一些補償，而有些企業的工人幾乎沒有任何說法就被迫失業了。　　

219、「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主張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就必然使人們的注意力集中於人與人之間的鬥爭上，社會上的惡人趁機利用這一主張發泄情緒、公報私仇、趁亂搶班奪權或從中獲取不正當利益，甚至在本來沒有矛盾的人與人之間由於鬥爭而引發矛盾並使矛盾日益加劇。這就象在戰爭被發動起來後，兩個國家素不相識也從來沒有任何利益衝突的人們之間立即會成為敵人並因鬥爭（戰爭就是鬥爭最尖銳的表現形式）而不斷積累仇恨一樣-敵對雙方之間的戰爭使雙方進一步結下仇恨。　　

220、人類的慾望是無窮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滿足於他所得到的東西—這些東西正是他追求的，因而也正是他慾望中的東西。而要得到人所追求的東西就必須鬥爭—如果不鬥爭，即使他自己勞動創造的產物也會被別人以巧詐騙掉、用權力剝奪掉、在無備中被偷盜掉或被武力搶劫掉。因此，鬥爭就是人類甚至包括世間萬物之規律。一種良好的社會就是能夠建立制度來限制鬥爭，而不是激化鬥爭（如文化大革命）或無視鬥爭（如私有化運動）。　　

221、在私有化運動中，由於所有制改革基調的確定和「改制」大環境而使：（1）、國家和廣大人民群眾放鬆了對「改制」者可能存在的對國家和人民利益進行侵佔的警惕；（2）、國家對「改制」者的行為失去控制；（3）、「改制」者會利用「改制」大勢和「改制」政策環境，歪曲「改制」的價值取向，從而使「改制」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4）、「改制」者必然與政府主管部門的當權者勾結而共同瓜分公有資產。　　

222、我們認為，人性乃善惡兼之。人性之惡必須以制度約束，而人性之善亦必須以制度激勵。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就是通過建立有效的制度來限制人之惡和激揚人之善。而資本主義的問題就在於制度本身就在無休止地激發人類的一切生理慾望和心理慾望（物質慾望、性慾和諸如權力欲、視覺慾望、聽覺慾望等精神慾望），從而引發人對物質、性、權力等可資享受的東西的崇拜和追求（相反地，社會主義制度則是對此進行限制），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鬥爭（西方經濟學裡的競爭概念與此非常接近）也就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中人類生活的主題。　　

223、如王許集團的「黨委」—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的組織，而是由那些踐踏共產黨的綱領、通過陰謀手段奪取黨權的黨的敵對分子組成的「黨委」，是典型的黨內的黨和黨內的宗派組織。　　

224、「有田的就是土豪劣紳，有錢的就是黑資」這樣的判斷標準只會產生恐怖主義結果。　　

225、表示擁護黨、國家、社會主義和人民的口頭效忠標準是產生政治騙子和陰謀家的根源。　　

226、包括國家政治制度、縣域政治制度、企業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是中國目前最為緊迫的任務。　　

227、例如「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公有制企業內部黨政不分、公有制企業黨政領導的行政級別制度和委派制度、管理者和工人終身任職制度等。這些制度是公有制企業效率低下甚至也無法真正實現社會主義所追求的公平正義目標的根本性的甚至是致命性的原因。　　

228、中國改革在最初的幾年內形成了巨大的生產力釋放效應。然而，在1990年代下半期以來，改革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拜金主義思潮已經主導了人們尤其是當權者的主流意識形態，腐敗已經成為當權者甚至一般群眾的習慣。因此，近年來推出的改革甚至已經完成的改革的基本價值取向都會被這種改革環境歪曲。玉環縣供銷合作社的「改制」就是自改革一開台就被歪曲的一個典型案例，資本市場、註冊律師制度、註冊會計師制度等則是被腐敗環境歪曲了本來的價值的另一些典型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