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主義的興起：美國真的衰落到了嗎？
不幸的是，認識到美國即將踏進專制主義深淵的邊緣還不夠。我們還需要明白造成美國社會中法西斯主義成為目標的時代背景---歷史的、文化的、政治的、和經濟的背景。特朗普不過是問題的癥狀，僅僅譴責他根本解決不了任何問題。而且，這種論調往往忽略了下面這個事實：即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是新自由主義寡頭政治的背面，雖然她觸及某些進步議題，但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受益於金融、種族主義和戰爭的犯罪基因文化。換句話說，她很難說是替代特朗普的可靠選擇，因為她代表的專制主義只是不那麼下流不那麼放肆而已。
資本主義、種族主義、消費主義和父權制相互支持，往往通過常識概念而被動員起來。
在企業控制下的新自由主義社會，這或許是可以理解的。這種社會使用新交際技術生產一種時間觀念而消除歷史，這種時間觀念被嵌入在崇尚瞬間性、同時性、高速度和破碎知識不停流動的文化中。正如曼紐爾·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在《交際力量》中所寫，這是一切只發生在現在的「數字時間」的形式，是「沒有過去和將來」的時間段。在這種充斥新信息的文化中，時間過得越來越快，「體驗、能力、知識」和做出知情判斷的潛力也被拉平了。因此，時間已被徹底改造，變成了為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和生存所要求的快餐式臨時勞工經濟辯護的意識形態支持。
遺忘與謊言文化
語言也被改造成用來生產熱衷於逃避責任的遺忘文化並為遺忘文化辯護的工具。資本主義、種族主義、消費主義和父權制相互支持，往往通過常識概念被動員起來。作為意識形態鬥爭的場所雖然受到挑戰，卻沒有顯出失去教學法威力的任何跡象。結果，我們生活在持續不斷的民主危機之中，在咄咄逼人的資本主義大規模攻擊面前，維持社會秩序所需要的代理人和機構被越來越快速地拆解，雖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抗拒即將到來的專制主義。情況變得越來越糟糕。
我們生活在政治變革時刻，眼睜睜地看著民主的公共空間逐漸消失，語言變成了武器，意識形態變成了仇恨、恐懼、種族主義和破壞行為---所有這些都是在政治不寬容和種族清洗的黑暗歷史指導下出現的。反對民主的戰爭已經帶來廣泛的痛苦和苦難，並在已經正常化的殘酷性文化中找到意識形態的對應物。
銀行家、對沖基金經理、金融精英和統治美國的指揮機構的老總已經成為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中的庫茨先生(Mr. Kurtz)的現代版。正如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描述的那樣，引用康拉德的話，「這些人內心空虛，膽大妄為卻不堅定，貪婪無度，厚顏無恥，殘酷無情卻無勇氣。在他們空蕩蕩的靈魂中唯一可能存在的天賦是其迷人的魅力，這讓極端的政黨產生一位了不起的領袖。」
在特朗普時代，對未來的預言不再設想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而是陷入反烏托邦的恐懼中，那是對在沒有辦法處理恐懼和處於可怕災難邊緣的歷史時刻之前的動蕩、混亂和不確定性的模仿。我們如今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主流政治沒有理想，落入一堆類似撲克牌的選擇陷阱中，竭力模仿專制社會的價值觀。與此同時，政治的內核被抽空，只剩下無法無天和被誤導的憤怒情緒，民眾喪失對選舉民主的信仰導致迫不及待要破壞民主本身的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
因為與特朗普相比，希拉里·柯林頓是不那麼邪惡的領袖，支持她的要求其實是拒絕承認這種命令將維持現有權力關係不變。這樣的行為不僅僅代表了政治的空洞化，而且代表了對政治鬥爭的維持現狀本質的拒絕。他們也代表了一種投降，不再希望超越或擺脫專制主義迷霧或破壞當前的政治制度。這些有限的選擇也破壞了一種必要性，即開發一種更寬廣的鬥爭視野和更全面的政治，並且在新自由主義未來觀之外重新思考政治領域的探索中參與多樣的公共運動。這裡的議題是美國普遍存在的道德腐敗問題：這是一種包含最低期待的政治，是充斥謊言、欺騙和口是心非行為的政治。[page]
歷史記憶中充斥著主流政客的謊言。這個清單太長無法展開論述，僅舉數例即可：導致越南戰爭的《東京灣決議案》(Gulf of Tonkin)造假、造成130萬人死亡的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戰爭的謊言等。正如伊麗莎白·辛頓(Elizabeth Hinton)在《從貧困戰爭到犯罪戰爭：美國大規模監禁的形成》中記錄的那樣，政客和知識分子幫凶的謊言政治促成了針對貧困和犯罪的壓迫性新自由主義戰爭，它已經演變成為反對窮人的種族主義戰爭，幫助製造了尼克松、里根、布希和柯林頓時期的監獄國家。
我們現在正接近美國歷史上的時刻，真理要麼被視為負擔，要麼被徹底忽略。
而且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希望政治很快變成為逃避社會責任辯護並加快逃避進程的無希望政治，正是這種逃避給奧巴馬空頭支票用以拒絕懲罰那些政府官員，他們參與公然虐囚行為、進行不道德的無人機攻擊、擴大核武庫、以及對華爾街犯罪環境漠不關心。所有這些加起來構成一種政治觀，那是超越歷史上任何時期的無知和謊言文化推動的政治觀，以《多倫多星報》記者奧利維亞·沃德(Olivia Ward)所說的「後真理宇宙」條目為標誌。在此意義上，表演政治貶低語言，無恥地沉溺於這樣一種文化，真理被犧牲掉，剩下的只有聲嘶力竭的吆喝、骯髒的花招和意識形態宣傳吹鼓手。
我們現在正接近美國歷史上的時刻，真理要麼被視為負擔，要麼被徹底忽略;與此同時，謊言變得似乎有道理了，因為正如漢娜·阿倫特在《共和國的危機》中論證的那樣，「撒謊的騙子有很大優勢，因為他們事先知道觀眾喜歡聽什麼或期待聽什麼。」謊言成為當今主流政客的交流中介，出現在電台脫口秀、有線電視網和主流媒體的蠻荒西部。在此情況下，參照系和真理伴隨著上下文、原因、證據、和知情判斷的消失而消失。人為製造的無知、嚇人的權力和金錢對政治和社會的侵入已經使得民主原則和公民生活徹底腐敗。金融精英中無知、權力和欺騙的結合就體現在唐納德·特朗普身上，曾經在其企業交易、從前在媒體上的不良行為、支持他的拉丁裔美國人數量、和宣稱自己是特朗普大學被聘任的教師等問題上一再撒謊。
美國公共領域的很多部分的絕望情緒已經帶有個人色彩，這進一步強化了普遍化的憤怒，對右翼民粹主義甚至更糟糕的東西的產生十分有利。後果之一是外國人恐懼症和經濟上的不安全感，加上無知和集體憤怒促成了產生象徵性暴力和真實暴力的條件，我們在特朗普的許多集會上已經看到。當語言中的實質內容被騰空，當政治失去了問責當權者的能力，為社會秩序而設的舞台就會放任貧窮的黑人青年和棕色青年繼續成為國內恐怖主義的攻擊對象，並為企業和政治罪犯蹂躪地球掠奪公共財富提供了幌子。在特朗普時代，真理成為管理的敵人，政治扭曲成致命的惡性腫瘤。
美國公眾面臨的政治僵局之一是他們發現自己處於一個歷史時刻，其中語言喪失了想像不可思議之事的潛力，遭遇服務於暴力、仇恨和種族主義的辭彙、形象和權力關係----在這個時刻，意義變成了口號，思想缺乏實質內容，觀點墮落為陳詞濫調和時髦用語。此時，唯一的選擇是在代表專制主義硬版本和軟版本的政治敘述之間---一邊擁抱新法西斯主義，另一邊擁抱煽動戰爭的新自由主義世界觀。
這是野蠻資本主義時代，是導演肯·洛奇(Ken Loach)所說的產生「有意識的殘酷性」。證據無處不在，不僅在唐納德·特朗普和福克斯新聞台的庸俗吵鬧中，而且體現在受公司控制的媒體機構的語言中。這些機構妖魔化和掠奪弱勢群體，宣稱自我利益凌駕於公共利益之上，強化病態的個人主義，以永遠沒有終結的暴力場景為基礎的分級電影豐富自己，為陷入私有化和原子化浩劫中的自由觀提供合理性論證。
新的解放語言
左派和其他進步人士需要新的語言以便能讓我們重新思考政治，培養敢於戰鬥的希望意識，擁抱給人以力量的團結意識，願意在為全球金融精英服務的現有政治正統思想之外進行思考。我們需要拒絕被商品化拒絕看別處的新辭彙，正如非洲著名女作家馬扎·門吉斯特(Maaza Mengiste)所說，一種將我們從震驚和目瞪口呆的沉默中轉移開，轉向發自內心的連貫言論的語言，這種語言就像攻擊我們的力量那樣強大。
在特朗普時代，真理成為管理的敵人，政治扭曲為致命的惡性腫瘤。
進步人士需要一種能感動人的語言，讓人們感受到對他人的關愛，給他們反駁和回擊的勇氣。我們需要一種辭彙，它能讓我們在面臨不可說之事時遭遇責任意識，為了激進民主行動，不失尊嚴意識、自我反思和大無畏的勇氣。我們需要一種辭彙，它允許我們認識到自己是激進民主政治事業中是行動者而非受害者。當然，這裡有比意義爭論更重要得多的內容;還有關於權力的爭奪，關於創造一種構成性文化的必要性的爭論，這種文化能產生新的批判模式，並為更廣泛的社會運動做貢獻，這種社會運動將把意義轉變成為爭奪經濟正義、政治正義和社會正義的激烈鬥爭。
語言若被簡化為暴力工具會發生什麼呢?一個社會若要剝奪語言的解放威力需要什麼呢?也就是將其貶低為門吉斯特(Mengiste)所說的「變成無法理解之事的絕望和破壞的修辭，然後吐出我雖然嘗試卻無法忽略的形象和話語」。把語言定義為服務經濟正義和政治正義的工具而不是支配武器意味著什麼?我們需要維持和創造什麼樣的機構以確保在面臨不可言說之事時，能夠抗拒當權者並問責權力?語言是公共記憶的一部分，它部分受到允許受壓迫者自我描述作為更廣泛集體鬥爭組成部分的「跡象」的指導，正如我們在其他新社會運動如「黑人的命也重要」運動中看到的情況。在這樣的故事中，被壓抑的暴力歷史變得清晰可見，成為觀察當今暴力行為的譜系學的組成部分。比如，死刑的討論就被置於奴隸制、私刑處決和新出現的警察國家暴力的歷史背景下。[page]
特朗普時代的支配性
特朗普時代炮製的語言、形象和故事中充滿仇恨的、排外的、種族主義辯證法成為最邪惡的支配形式之一，因為它把主觀性本身當作對象。這種辯證法騰空了主觀性中的任何批判意識潛能，把人變成旁觀者、客戶和消費者。身份認同變成商品，能動性被廣告和企業精英變成鬥爭對象。經過50年熱衷攫取、不受約束的個人主義、軍國主義暴力、和對公共利益自以為是冷漠無情的新自由主義文化侵襲，公民素質的要求不僅遭到削弱，而且在實際上被消滅掉了。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和埃奇奧·馬洛(Ezio Mauro)在《巴別塔》書中談到普遍化的憤怒和右翼民粹主義崛起時代的政治墮落和公民權問題。他們寫到：
「攫取文化」擺脫了從積極角度看待付出和貢獻的權利義務關係，不僅僅將公民關係貶低為最少程度的付出：它實際上完全成為民粹主義的魅力型政治和領導力簡單化的工具，或者成為對右翼傳統的後現代解釋，其中領袖是能夠靠自己解決公共議題的造物主，他將公民從普遍的公民義務負擔中解放出來，讓他們獨自擁有處理私有事務的主權，鼓勵他們不要參加國家政治事件而是單獨釋放集體情感反應，而這種反應恰恰是民粹主義滋養的過分簡單化的愛與恨煽動起來的。
文化、權力和政治的融合已經造就了以逃避政治和社會責任為典型特徵的社會。在五六家公司主導媒體生態並炮製出塑造我們生活的報道的時代，民主的信任機制失靈，公共美德讓位於掠奪成性的賭場資本主義形式，思想被局限在瞬間性文化之中。政治如今成為一種表演，一種鑲嵌在迷人景觀中的反政治。
正如馬克·丹納(Mark Danner)在《紐約書評》中指出的那樣，特朗普的成功和形象主要歸功於他在《學徒》(The Apprentice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出品的一檔職場創業型真人秀節目---譯註)中非常成功的角色，他「是企業法師(magus)，資本主義的大祭司(grand vizier)，董事會中的聰明人，會走路的蜜餞，他走的每一步和他說的每一句話都表達出莊嚴、經驗、權力、權威和金錢。數不清的金錢。」不僅《學徒》在2004年的高峰期擁有2070萬觀眾，特朗普因此踏足現實電視領域，而且特朗普的名人效應在吸引2400萬民眾收聽或收看他與名不見經傳的共和黨政客的辯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企業媒體喜歡唐納德·特朗普。他是推高收視率的迷人景觀的最完美體現。丹納注意到特朗普是「收視率王牌」，能夠吸引「受眾的眼球，這是其他任何候選人都沒有能力做到的」。考慮到「新聞網已經在他身上投入了價值20億美元的廣播時間」，此言不虛。按照丹納的說法，特朗普願意擁抱無知而非批判性推理為他提供了機會，不「讓政治正確阻礙他發表性別歧視和偏執狂言論。。。同時陶醉在追隨者的熱情和狂喜中並使這種情緒進一步強化，他們的英雄在享受言論自由的快樂，」他對撒謊的痴迷其實是表演和作秀技巧的反政治傳統的組成部分。
超越原有的政治框架
如果不能想像一種超越兩黨政治死胡同的新語言，如果不能探索如何建立範圍廣泛的社會運動來挑戰它，美國左派和進步人士就沒有未來。一個有成效的開端將是直面這個事實，即我們的社會不僅被新自由主義暴力壓迫而且承受將資本主義與民主視為一回事的神話的負擔。資本主義不能解決如下困境：大部分人工資增長停滯，生態系統越來越惡化，公立教育和高等教育資金缺乏，窮人和中產階級的壽命縮短，警察針對黑人青年的暴力，懲罰性國家的崛起，金錢腐化政治，富豪與其他人的收入和財富差距越來越大等。
如果要轉變影響美國政治的辯論的術語，左派和進步人士的某些人還必須挑戰很多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常識的東西。這意味著挑戰反政府話語，以及公民只是消費者，自由基本通過自我利益界定和市場應該管理社會生活的一切等話語。它意味著挑戰對熱衷物質財富的個人和原子化自我的吹捧，駁斥不平等是任何社會的天然本質等。這都是剛剛開始。
政治如今成為一種表演，一種鑲嵌在迷人景觀中的反政治。
當政治話語等同於唐納德·特朗普和希拉里·柯林頓之間的選擇時，我們進入根本性的、激進的、民主的、社會的、經濟的變革語言將消失殆盡的世界。陷入兩害相權取其輕政治陷阱中的自由派和其他人忘記的是，這場選舉不再能夠抓住民眾的想像力，因為選舉被金融精英的財富裝配和驅動。選舉與真正的變革沒有任何關係，相反提供的是真正選擇的幻影和詐騙。而且，如果說到權力的集中和公共利益和公民福利的毀滅，政府換屆的結果很少帶來真正的變化。與此同時，現實電視時代的政客體現了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在《娛樂至死》中提出的觀點「化妝品取代了意識形態」，幫助催生了專制主義時代。權力隱藏在常識的命令下，通過「無辜的犯罪分子」實施破壞，造成苦難，他們出台緊縮政策，熱衷於動蕩不定、恐懼、焦慮和孤獨等支配下的全球社會秩序。
當政治變成沖刷掉所有重要事情的娛樂之後，會發生什麼呢?當支配性的和更加明顯的交際渠道鼓勵一種幼稚主義並為其辯護時，主流社會將發生什麼呢?這種幼稚主義已經成為新聞播音員的慣技(modus operandi)，熱衷細枝末節的瑣碎性成為唯一可以接受的敘述方式。當激情被當作病態，殘酷性文化變成幽默之源和敬重崇拜的對象時，會發生什麼呢?當民主喪失了公共記憶的外表，放棄福利國家和社會契約以便填充銀行家、對沖基金經理和企業精英的金庫時，民主會發生什麼呢?把高等教育變成「債務交換制度的資產」的後果是什麼?在很多情況下，學生支付貸款的負擔將一直持續到他們40多歲50多歲的年紀。當可拋棄的民眾被我們從集體良心中一筆勾銷，成為金融精英放肆地羞辱和嘲弄的對象時，會發生什麼?齊格蒙特·鮑曼在《巴別塔》中指出，「民主能夠容忍多少資本主義」?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語言和公共空間以便讓希望變得具有現實性，讓新政治成為可能?進步人士需要做什麼才能超越政治迷茫意識的深淵?在即將到來的專制主義面前，政治意味著什麼?在許多自由派和某些保守派之間的對話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一種呼籲，即避免選舉最靠前的蠱惑民心的政客而是投票支持希拉里·柯林頓，但希拉里是戰爭販子和新自由主義鷹派人物，她雖然譴責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卻支持金融獨裁政權。當抵抗被貶低為呼籲參加被操縱的選舉，這種選舉再生產金融寡頭的升級版的後代，令百萬人陷入痛苦和沒有未來的困境中，同時卻掏空了政治的所有實質內容時，抵抗意味著什麼?
不是把民主的前景綁在被操縱的選舉中，我們需要非暴力的、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形式。我們需要再次閱讀霍華德·辛恩(Howard Zinn)等人的著作以提醒我們變化來自哪裡，弄清楚變革並非自上而下而是源於組織起來的社會機構和集體鬥爭。它產生於組織起來的、集體的、激烈的、戰鬥性的憤怒，願意去為從來也不夠公平的社會而奮鬥。控制兩黨的既得利益者金融精英已經被暴露出來，美國人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思想觀念的危機遭遇知情的政治，這種政治拒絕從前的正統思想，在既有框架之外思考，學會採取個人的和集體的行動，他們採用的方式是對付不可思議的、不大可能出現的、或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即新的未來。
因為政治被貶低為不受約束的自戀、欺騙、奇觀和過載的聳人聽聞等狂歡，隨之出現了一種反政治，這種政治解除人們的任何責任，不再要求他們挑戰已經陷入腐敗、不平等、種族主義和暴力的社會基本戒律。這種反政治也割斷了很多個人最具相關性的社會紐帶、道德紐帶和政治紐帶。這個歷史時刻的標誌是沒完沒了的恐怖事件和破壞所有基礎並製造空前規模的不確定性的無根性，在此時刻，反政治讓人覺得特別悲哀。如今，恐懼、不安全性和動蕩不定控制了我們的生活，造成更廣泛傳播的孤獨感、無力感和存在恐懼。
不是把民主的前景綁在被操縱的選舉中，我們需要非暴力的、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形式。
在此情況下，如果不是嚴重漠視對有助團結的所有可靠紐帶的破壞以及伴隨著這種破壞而帶來的痛苦，現有政治除了讓人嘲諷，再也沒有其他。齊格蒙特·鮑曼和埃奇奧·馬洛在《巴別塔》中正確指出，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感覺不到責任意味著拒絕任何批判意識，拒絕承認我們與他人之間的紐帶。時間已經耗盡，更多的進步人士和左派需要驚醒沉溺於拒絕話語中的人，參加到鼓吹激進社會改革和結構轉型的人的行列。這不僅僅是空洞的抽象，因為它意味著與年輕人一起重新思考政治，參與工會、教育者、環保積極分子和其他關心人類命運的人非多樣社會運動等。
我們生活在一個歷史關鍵點上，其中當前抹掉了過去，我們只能用反烏托邦的術語思考未來。承認這一點非常重要。現在到了拆開維持資本主義戰爭機器運行的意識形態和結構制度的時候了。現在也到了承認在對付給美國社會帶來災難的反民主勢力時沒有捷徑可走的時刻。支配性的意識形態、語法和結構只能作為長期集體鬥爭的組成部分來處理。
好消息是賭場資本主義的矛盾和殘酷性不再是看不見的，有關不平等的新語言已經得到普及，可憐的黑人青年和棕色青年正在反抗國家暴力，人們開始意識到生態破壞和核武器造成世界毀滅的風險等越來越大的危險。現在需要做的是新民主前景、激進的想像力、短期和長期戰略、以及根據這些前景而開啟的基礎廣泛的社會運動。
這樣的視野已經以眾多不同的形式表達出來：邁克爾·勒納(Michael Lerner)呼籲新的馬歇爾計劃;斯坦利·阿羅諾維茨(Stanley Aronowitz)呼籲復興激進勞工雲動;筆者呼籲讓教育成為政治的核心，並開發基礎廣泛的社會運動;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呼籲廢除死刑和大規模監禁制度;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和溫迪·布朗(Wendy Brown)有駁斥新自由主義的重要著作;艾麗西亞·加爾薩(Alicia Garza)、帕特希·庫拉斯(Patrisse Cullors)、歐帕爾·托米提(Opal Tometi)在「黑人的命也重要運動」中開啟全面政治的工作，這種政治將警察暴力與其他形式的國家暴力聯繫起來;薩爾瓦多·巴邦尼斯(Salvatore Babones)為激進民主提出的進步人士議題等。所有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理論和實踐資源，有助於強烈刺激人們對政治和集體抵抗產生新的理解。
考慮到政治地平線上越來越明顯的恐怖場景，讓我們希望激進思想和行動將發揮最大潛力，不至於被貶低為有關選舉政治的既有壓迫性又顯蒼白的辯論。希望意味著沒有幻覺的生活，在爭取真正變革的有意義鬥爭中充分意識到涉及的現實困難和風險，與此同時保持強烈的樂觀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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