謊言與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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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是什麼?對此，古今中外說法不一，無法一一列舉。但是，這個簡潔的定義還是說明了文學的基本特徵：「文學是以語言文字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觀現實、表現作家心靈世界的藝術。」反映現實、表達心靈，涵蓋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創作派別，與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中的表述也是一致的。

文學的定義，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解讀我們一直關注的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作品。今天，我希望理論層面的解讀能為更多的讀者帶來對莫言作品更深入的體會。無論您是否閱讀過莫言的作品，或者只是通過我的介紹，從引文中部分了解了他的作品，本文都希望給您帶來一些思索，一些感悟。

一、鏡子與品格

文學是現實的一面鏡子，應當記錄現實、反映現實，向讀者傳遞現實中讀者未能親身體驗過的人生經驗。然而，通過作家的創作來反映現實，必定是被作家的思想過濾過的現實，而不是原初狀態的現實。我們這個世界上存在的現實是有限的，而講述故事的方式則是無限的。因此，作家的態度和品格、胸懷，就決定了作品的品格。作品的「品格」，在於作品對於事實的反映是否忠實，對於歷史的再現有沒有說謊。它是現實主義文學所必備的基本要素。而作品所採用的藝術手法、具體的故事情節、用於描寫的辭藻是否足夠優美，都是作品「品格」之外的附庸——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在本文中，我將舉以下幾個例子來說一說莫言作品中對歷史事實的講述方式。莫言作品的時代跨度，大致從晚清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莫言的幾部主要的長篇小說中，《檀香刑》是民國初期題材，《豐乳肥臀》從抗戰時期寫到解放後，《紅高粱家族》重點在抗戰時期，《生死疲勞》是土改題材，《蛙》從解放後寫到改革開放時期，《天堂蒜薹之歌》、《紅樹林》、《酒國》、《四十一炮》都是改革開放時期的題材。莫言對於歷史和時代的看法秉持了前後的一致性：即對主流歷史觀的顛覆和反叛。

被當代大多數人所認可的歷史觀，在我們的時代中，是作為正能量存在的，也是我們的教育和宣傳所必須堅持的常識性觀點。少數的個人，以「私人敘事」的方式，試圖顛覆屬於我們時代的主流敘事，在當今允許言論自由的時代，當然無可厚非。但我們對其的批判一樣無可厚非。無論莫言的小說在「文學性」方面成就如何，我們依然可以對其作品的品格進行客觀評價。

莫言對主流歷史觀的顛覆和背叛，體現在他對各個時代歷史事件的的描寫當中。《檀香刑》是莫言長篇小說中所寫的年代最早的一篇，以1899年高密縣境內爆發的農民領袖孫文領導的大規模農民抗德阻路武裝鬥爭為背景，敷衍了一個情節荒誕不經、場面暴力血腥、結局慘絕人寰的故事。德國侵略者及其所僱傭的洋奴在修路過程中嚴重侵害了沿線群眾的利益，引發了高密人民的阻路抗德鬥爭，被莫言寫成個別殖民者調戲「孫丙」之妻引發的衝突，並編造了起義領導者投奔義和團，自稱岳飛附體，設立神壇，燒符喝香灰等荒誕不經的情節。時任山東巡撫袁世凱請出已經退休的資深劊子手趙甲，設計了無比殘忍 「檀香刑」處死孫丙。莫言的問題在於，他的立場始終站在對統治者尊重、服從的角度，對民間的反抗者保持了極大的心理距離。他是作為袁世凱、德國總督克洛德、儈子手趙甲的同盟者出現的敘事者，他的敘事重點，則放在酷刑實施的過程上。

抗日戰爭是莫言小說中濃墨重彩描繪的部分。莫言的成名作《紅高粱家族》便是以抗日戰爭為重點的作品。此外，《豐乳肥臀》中也有大量篇幅描寫抗日戰爭。可能是受到「普遍人性化」觀點的影響，莫言對侵華日軍屢屢出現美化傾向。在《豐乳肥臀》中，莫言借上官呂氏之口，說：「日本人不也是人嗎?日本人佔了東北鄉，還不是依靠咱老百姓給他們種地交租子?」「他們也不想想，日本人不是爹生娘養的?他們和咱這些老百姓無仇無怨，能怎麼樣咱?」莫言不僅混淆外族侵略和本國政府統治的區別，還設置了日本軍醫救活上官魯氏母嬰三人的情節，證明「中日親善」的存在。在《紅高粱家族》中，莫言多次將日本兵描寫為「年輕漂亮的小夥子」、「面孔清癯」、「善良」，甚至在一名日本兵要強姦余占鰲的情人「戀兒」時，還借戀兒之口這樣寫道：「他面孔清瘦，鼻樑挺拔，尖陡，眼睛黑亮，很像個口齒伶俐、見多識廣的讀書人。」

對抗日戰爭中浴血奮戰的共產黨人，莫言素無好感，也極少有正面描寫。《紅高粱家族》中的八路軍游擊隊被污衊為披著狗皮作戰、學狗叫的「一群狗」。《豐乳肥臀》中，魯立人領導的抗日隊伍「爆炸大隊」被寫成不打日本人、經常和其他抗日隊伍火拚、內部管理混亂的隊伍，還稱其「抗日抗日，抗得花天酒地」。在轉移行動中，莫言還描寫了軍隊幹部毆打農民，強佔運糧車的情節。在《紅樹林》中，莫言將打入敵人內部的共產黨員馬剛稱之為「叛徒」。這些都和對日本人的描寫形成了對照，讓人對於莫言的立場產生了疑問。

莫言對於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化的描寫集中於小說《生死疲勞》中。在這部小說里，地主西門鬧在土改時被槍斃，依次轉世投生為驢、牛、豬等動物，跟隨不願加入集體化的主人「藍臉」經歷了不少苦難。小說稱：「西門鬧在人世間三十年，熱愛勞動，勤儉持家，修橋補路，樂善好施。高密東北鄉的每座廟裡，都有我捐錢重塑的神像;高密東北鄉的每個窮人，都吃過我施捨的善糧。……我是靠勞動致富，用智慧發家。」眾所周知，我國的土地改革運動所希望達到目標是多方面的，但從肉體上消滅地主階級，卻從來都不是土改的目標。在各地的實際操作中，作惡較少的地主都沒有被傷害，甚至會得到不少村民的同情。如果西門鬧的行為真如他自己所說，樂善好施，那是不太可能被槍斃的。(方方的《軟埋》遭到鋪天蓋地的批評，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對於三年自然災害，莫言描寫過多次，幾乎每部涉及這段年代的小說中都有。在《豐乳肥臀》中，七姐喬其莎因為暴食生豆餅脹死。在《生死疲勞》中，西門驢被飢餓的村民打死吃掉。在短篇小說《吃相兇惡》里，莫言說村子裡幾乎天天死人，還有人從死去的老婆腿上割肉燒著吃。村民們吃過土，而莫言本人吃過煤塊。此外，莫言曾在香港公開大學演講時說過：「我們村裡一天之內餓死了18人。」 在廖增湖撰寫的《莫言傳》中，莫言又說1961年的春節村裡發放豆餅，飢餓已久的村民因為暴食脹死了十七個人。這樣算起來，僅僅兩次大的事件中，莫言村裡就已經死了35人了，除了這兩天，平時餓死的人應該也有吧?而莫言說的是「1955年春天，我出生在高密東北鄉一個偏僻落後的小村」，既然是小村，那人口肯定不多——莫言能不能明確說一下，你們村到底餓死了多少人?你們同村人對此說法如何評價?是不是真話?不久前網友爆出莫言1962年春天的一張照片，更是讓人有點疑惑：這分明是個小胖子嘛!難道自然災害過去後，莫言這麼快又長好了?

莫言並不善於寫改革開放之後的生活。這可能是因為他一直在軍隊工作，和社會接觸少有關係。對於什麼是奢華，莫言無法準確理解，因此他要把一個吃飯的包廂，描寫成隱藏在幾道暗門之後的秘密場所(《紅樹林》)。他描寫女副市長枕著珍珠巾、全身抹珍珠霜、口含珍珠睡覺，讓我時時刻刻擔心這樣做的舒適度和安全性——會不會被珍珠噎死。他描寫《酒國》的腐敗，誇張到了吃嬰兒的地步，起不到批評腐敗的正面作用，反而為外國人展現了一個虛假的、變態的中國，抹黑了中國的形象。對於窮人，莫言也並無多少感情。在《天堂蒜薹之歌》中，他寫了農民的貧窮和愚昧，金菊父母強迫金菊換親，絲毫看不出任何的親情。

文學作品一旦被創作出來，就在某種程度上脫離了作者的控制，獲得了獨立的生命。而典型性，是文學作品的一個重要特徵，它意味著所有被寫下的內容，都是作者所想要傳播的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在社會人生中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現象和觀念。這恰好和新聞事件相反——新聞是偶爾發生的有價值的事件，而文學則代表了事件在人類生活中的普遍意義。無論作家如何解釋，他所寫的某件事情在某個時刻曾經發生過一次或幾次，只要不是普遍存在的，就不應當在文學作品中出現。否則，形成的就是對人們的誤導——當然，人們有權選擇批評，或者更冷淡的：遺忘。

在《紅樹林》中，通往豪華包廂的門前有一面哈哈鏡。這就像是莫言小說的一個極佳隱喻——它沒能準確地反映現實，它反映的是經莫言的心靈過濾後的歪曲的現實。在這面鏡子里，我們彷彿看到了莫言的那張胖乎乎的臉。他不太象一個作家——在我心目中，作家總是目光如炬，能穿透心靈，而莫言卻讓人難以捉摸，尤其是在他穿上燕尾服的那一刻，我幾乎可以斷定，他從未屬於真正的文學。

二、明燈與風格

文學表達作家的心靈，這是浪漫主義的表達，是一盞照亮世界的燈。作家有怎樣的心靈，作品就就會發出怎樣的光芒。有的作家純凈，有的作家憂傷，有的作家博大，這些最終形成了不同作家的風格。莫言小說的風格與一般作家有所不同，他很有個性，並且，這些個性讓人感覺非常陌生。他將很少在文學作品中表達的內容在他的作品中表達出來，也許是為了追求陌生化的效果，也許是為了吸引眼球。

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文學作品，其存在的意義是為了審美，無論是普通大眾的審美還是知識階層的審美。哪怕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寫的也是愛和美的世代輪迴，以及對永恆愛情的追求。作家們為永恆的價值而寫作：愛情、人性、人類的記憶、現在與未來。人性中醜陋的部分很少成為寫作的主題，除非作家這麼寫是為了批判它們。然而，莫言所做的卻恰恰相反——他更多時候是在讚賞人性之惡。

莫言的創作興趣，集中在殘忍、噁心、低俗和冷酷等負面情感當中。他甚至將這些負面情感作為作品的主題，鋪敘出荒誕離奇的故事。這些作品最終得到了洋人的認可，而國人也曾將茅盾文學獎、大家·紅河文學獎慷慨地頒發給莫言。

殘忍，是莫言小說最令人難以接受的風格。這種風格最顯著地體現在《檀香刑》當中。檀香刑中三次酷刑的詳盡描寫，和「檀香刑」的構思、設計過程，將「殘忍」推到了人們可以忍受的頂峰。尤其是在《傑作》一章，莫言用冷靜的筆調，詳細描寫了劊子手趙甲對愛國壯士錢雄飛執行凌遲的全過程。更重要的是，莫言對於這種殘酷的態度，是欣賞，是讚歎，也是讚許的。他借劊子手趙甲之口說道：「起碼是在這一刻，自已是至高無上的，我不是我，我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我是大清朝的法律之手!」在《紅高粱家族》中，莫言寫了活剝人皮;在《酒國》當中，寫了活殺男嬰、放血過程;在《蛙》中寫了強制流產，並一貫地強調「冷靜」和「置身事外」。莫言對殘忍的態度，不是恐懼的、疏離的，而是肯定的。他通過對殘忍的變態欣賞，來迎合某些讀者的變態心理，將中國文化歪曲成一種殘忍文化。

噁心，是莫言小說的另一種熱衷描寫的內容。在他的每部小說中，幾乎都有撒尿、廁所、嘔吐、喝尿、大便之類的內容。例如，在《戰友重逢》中，戰士錢英豪與文藝女兵邂逅，就是在廁所附近。《紅高粱家族》向酒中撒尿的情節曾嚴重影響了中國白酒的海外銷量。《酒國》中多次寫到酒後嘔吐、尿褲子。最後寫偵查員丁鉤兒溺死在茅坑：

他卻跌進了一個露天的大茅坑，那裡邊稀湯薄水地發酵著酒國人嘔出來的酒肉和屙出來的肉酒，漂浮著一些鼓脹的避孕套等等一切可以想像的髒東西。那裡是各種病毒、細菌、微生物生長的沃土，是蒼蠅的天國，蛆蟲的樂園。偵察員感到這裡不應該是自己的歸宿，在溫暖的粥狀物即將淹至他的嘴巴時，他抓緊時間喊叫著：「我抗議!我抗……」，臟物毫不客氣地封了他的嘴。

這些描寫，並不是文學作品所必備的內容。雖說排泄是人類的生理現象，但是文學並不需要面面俱到，就好像沒有必要寫每天女主角的洗漱和化妝一樣。在文學史上，醉心於這類描寫的作家非常之少，相信有一定文學閱讀經驗的人都知道。

低俗，反映了一個作家的審美品位，並在作品中暴露無遺。莫言的低俗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紅高粱家族》、《檀香刑》中對「我奶奶」、「錢丁夫人」小腳的描寫;在《酒國》、《紅樹林》中對奢華宴席的描寫;《紅樹林》中的林嵐和「鴨子」的性描寫等。這些內容並非不可寫，而是應該怎樣寫，在文學界已有固定的成規。莫言不是在打破成規，而是在顛覆人類對美好事物的慣常認識。以小腳作為美和性慾的象徵，在現代社會只會被視為變態。宴席上坐在桌上的裸女，以及從裸女身上取食的描寫即使不是虛構，也是作者對「奢華」的極致想像。而與愛無關的性描寫，甚至加入變態內容，從上下文看並無多大必要——當然，《紅樹林》粗糙的文本讓人感覺其全書都沒有多大存在的必要，其中堆砌的「紅酒」、「別墅」、「豪車」令人感覺眼花繚亂，十分虛假。

莫言在《檀香刑》中描述了一位劊子手狀元:趙甲

出身農村的莫言對農民的感情並不深，這是莫言冷漠的一面。他筆下的農民多數是無情的，雖然他認為《豐乳肥臀》中的母親可以稱得上偉大，但是「母親」還是打死了自己的婆婆。《天堂蒜薹之歌》當中，金菊的父母為了給兒子換親，多次毆打自己的女兒，在金菊與高馬相處並懷孕之後，又要求高馬拿出一萬元的巨款，最終造成懷孕的金菊上吊自殺。《枯河》中的父親因小事打死了兒子，在打之前還剝掉褲子，以免褲子被打破。《罪過》中的哥哥因為妒忌母親偏愛弟弟，要包粽子給弟弟吃，而將五歲的弟弟推進河裡。莫言小說里的感情經常來去如風，毫無道理。《紅高粱家族》中余占鰲愛上「我奶奶」，主要原因是她的小腳，而余占鰲很快又和「我奶奶」的丫鬟戀兒通姦，而戀兒死後，還是進了祖墳，被敘事者稱之為「二奶奶」。

和那些公認品格高尚的作家——例如托爾斯泰——相比，莫言創造了一個陰暗晦澀的文學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光明影影綽綽，我們彷彿置身於貧民區的街角，隨時都會碰到滿地的垃圾。莫言的心靈不足以照亮讀者的世界，他無法提供足夠的光明和溫暖。他的文學世界在黑暗中野蠻生長。他嘗試過很多方式，超現實主義的、意識流的、魔幻現實主義的，最後結合和魔幻現實主義和中國文學的特點，但是，他依然沒有寫出多麼好的作品。在莫言的新作《我們的荊軻》當中，矮化英雄、以己度人的雜念充斥全文。

無論是品格與風格，莫言作為一名作家都是難以令人滿意的。在莫言的眼裡，從來沒有高尚的民族品格，從來沒有積極向上的大國風範。在改革開放之後，他仍能寫出農民「祖祖輩輩一茬人不都小的熬大大的熬老老的熬死」的句子。他號稱以自己母親為原型的《豐乳肥臀》中，上官魯氏竟然和九個不同的男人生育了十個孩子，這樣寫，莫言的母親真的沒意見嗎?對當代史的虛構和詆毀，對低級趣味的追逐——謊言與媚俗，構成了莫言寫作的主題。而一個不說真話的作家，遲早會被時代所拋棄。獲得諾貝爾獎真的證明不了什麼，近三十年來，自從卡爾維諾於1985年去世之後，世界範圍內的確沒有出現多少讓人眼前一亮的作家。而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越來越意識形態化的趨向，只能讓其自身被邊緣化。諾貝爾本人意圖將獎項頒發給「在文學領域裡創作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傑出作品之人士」，這個願望已經越來越難實現了。

【王小鈺，察網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