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儒家學說對蒙古封建化的影響

文章選自《1990年紀念朱熹誕辰

86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論儒家學說對蒙古封建化的影響

段 文 明

朱熹集大成的比漢唐儒學更為縝密、精緻的理學超越了傳統經學，融儒釋道於一，上升到心性論的哲學高度。理學圍繞著社會最本質的方面，即社會、個人，以及二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展開其思想。自創立以來，對我國封建社會產生了極為深刻的政治思想影響。理學不僅對漢民族的政治、經濟、思維方式、價值取向、性格情操有著直接影響，而且在其逐步由南向北廣泛傳播，最後在全國範圍普及的過程中對蒙古社會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13世紀初，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奴隸制汗國在高度發達的漢地封建文明的影響下，經過了短短的一個世紀左右的時間便完成了漢族用幾個世紀才完成的封建化，這與儒學的影響有著密切關係，因此探究儒學與蒙元時期的社會影響，不僅有助於北方民族思想史、蒙古思想史的研究，而且也有益於對儒家思想、朱熹理學認識的進一步深化。

一、太祖成吉思汗時期。13世紀中期，蒙古草原的氏族制陷入瓦解，部落那顏為爭奪人口與牧場相互攻掠戳殺。蒙古社會的內部充滿混亂，同時金朝女真貴族對蒙古草原各部的民族奴役則日甚一日，人民迫切要求儘快結束這種局面。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來自蒙古乞顏部的鐵木真順應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用戰爭的方式統一了蒙古草原，建立了東起呼倫貝爾草原，西至阿爾泰山的蒙占汗國。1206年全蒙古的貴族聚集在鄂嫩河畔舉行了忽里勒台(大聚會)鐵木真被推舉為大汗，號成吉思汗。從此作為民族共同體的蒙古族便登上了世界歷史的大舞台。其社會內部原有的封建因素因受周邊先進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受以儒學為主的漢文化的影響，得到了迅速增長。由於蒙古奴隸制社會的性質所決定，成吉思汗及其所建立的蒙古汗國的對外政策必然是擴張和掠奪。他曾對幾個兒子說：「天下土地廣大，河水眾多，你們盡可以各自去擴大營盤，佔領國土。」①這種強烈的佔有慾，驅使著蒙古汗國的統治者對外進行連年不斷地征戰和擄掠，征服戰爭對中亞，波斯．欽察等經濟繁榮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地區，其中包括中原部分地區造成了嚴重的破壞。不論是南伐，還是西征，起初的成吉思汗在戰爭中所注重的是掠奪當地財富，以及能為其擴張戰爭服務的各民族的文武人才和各類工匠等技術人員，而對征服地區的先進思想文化和漢地的儒家思想卻不屑一顧，甚至對其身邊的中原著名儒士耶律楚材也未能給予應有的重視。耶律楚材出生於契丹族的士大夫家庭，是遼東丹王突歐八世孫，從小生長在金王朝的京城。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漢文化熏陶，「及長，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歷、術數及釋老、醫之說，下筆為文，若宿構者。」②1218年春，他應詔來到成吉思汗的行宮。翌年夏，隨蒙古大軍西征，深受成吉思汗信賴．成吉思汗曾說：「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③之所以信任他，是因為他善觀天象，會星象占卜之術，「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但其地位形同巫師，滿腹經世之學不能為世所用。楚材抑鬱不已，卻從不消極。他利用自己在汗國的別人不可取代的特殊身份與地位，一遇合適時機便向成吉思汗這位至高無上的大汗進講儒家的治世之道。有一次，成吉思汗身邊的一個善制弓的匠人說：「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④耶律楚材反駁道：「治弓尚須用弓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⑤成吉思汗聽後，大為所動。自成吉思汗親率大軍西征以來，用兵數年，蒙古軍鐵蹄所到之處無不生靈塗炭。這一切楚材都親眼目睹，因此早有勸歸之意。一次，據侍從說，發現了一個會說人話的怪獸，成吉思汗向楚材詢問原故，楚材答：「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6）於是成吉思汗隨即班師。這件事情充分說明楚材善於因勢利導，才使得儒家的仁愛思想在成吉思汗身上產生了效果。由於以上所講的原因，西征數年的蒙古軍隊返回了本土，即將被攻陷的城鎮幸免於難，無數軍民的性命得以保全。僅此一事，耶律楚材就應受到稱頌。

另一位對成吉思汗產生過重大思想影響的也是來自中原的著名人士，這就是道教新派全真教的掌教人「博物洽聞，於書無所不讀」的丘處機。1219年，成吉思汗遣使臣到山東萊州邀請丘處機西行議事。丘處機懷著「拳拳以止殺為勸」的心情，不顧年逾古稀的高齡與萬里鞍馬勞頓，於1222年4月抵達成吉思汗西征大帳。丘處機與成吉思汗在中亞大帳進行多次交談，1224年春返回燕京地，居住在天長觀．對於他倆談話的內容，《元史》有以下簡單的記載，「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為要。」⑦丘處機在行營期間，忽然有一天雷聲大作。成吉思汗問其故，丘處機趁勢借題發揮說：「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而警之，似聞境內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有眾。」⑧成吉思汗從其言。丘處機不遠萬里，歷盡艱辛，拜會成吉思汗的目的是什麼呢?他在一首詩中作了表述:

「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

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游。

不辭嶺北三千里，仍念山東二百州。

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

長春真人丘處機身為道士，可就其向成吉思汗宣傳的內容來看，沒超出儒家思想的範圍。至於丘處機中亞之行效果怎樣，史籍井無記載。儘管如此，他的中亞之行仍不失其重要作用。成吉思汗下詔免除了道士的課賦，命丘處機為天下道教總管。從政治上來看，這是蒙古統治者與漢地宗教達成的政治上的合作關係，儘管成吉思汗對漢文化的認識非常有限。

蒙古汗國在南下伐金的戰爭中控制了黃河以北的大部地區，這造成了蒙古族與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中原文化相互溝通的客觀條件。從這以後，在漢地封建文明的作用下，蒙古社會開始發生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蒙古社會原有的封建因素迅速增長；蒙古人學會了初步的農耕技術；有了一定規模的城鎮，手工業得到進一步發展；以儒學為主的漢文化日益多地滲透到了蒙古社會的各個階層。有一點需要強調指出，這就是蒙古民族在汲取、學習漢文化推進自身社會向封建社會形態轉化的過程中，有一鮮明的民族精神和特有的思維方法，即蒙古民族由於受游牧生產方式的影響，形成了以流動、發展的觀點認識周圍事物的思維方法和視野開闊、積極進取的精神，因此具有獨特的開放性、包容性與適應性。2000年，在全球甚有影響的《華盛頓郵報》把成吉思汗評為「千年風雲第一人」社會學家認為，就對世界歷史進程的影響程度來看，一千年來沒有人超過成吉思汗。這一結論是根據成吉思汗統一蒙古高原、締造了蒙古民族、為忽必烈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和西征，也是根據成吉思汗認識事物的方法做出的，結論得到了史學界的認可。

蒙古社會的迅速發展與這種良好的民族心理素質有很大關係。此外，蒙古的封建化與其它民族的封建化相比較，有幾個最明顯最重要的特徵：自上而下的特徵，無論是傳統儒學，還是朱子理學，均是最先作用於蒙古族的最高統治階層，然後逐步在社會推廣；經過了一個認識漢法、了解漢法，最後實施漢法的知行過程；漢法的推行與實施始終與傳統儒學與朱子理學的普及同步進行，緊密結合，這些特徵反映在蒙古封建化的不同歷史時期．

二 、 太宗窩闊台時期。如果說成吉思汗時期，是為蒙古封建化提供客觀條件時期的話，那麼，窩闊台統治時期蒙古統治者對先進的漢地封建文化已經有了初步的認識，中原地區的封建生產關係和封建思想開始逐步深入注入蒙古奴隸制生產關係，蒙古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變革更加深刻、急劇。金王朝覆滅後，具有高度封建文明的黃河以北的中原地區呈現在蒙古統治者面前，怎樣統治這個被征服的地區，建立長期穩固的統治，如果成吉思汗當初由於西征南伐，忙於開拓汗國疆域，無暇考慮這個問題的話，窩闊台卻不能不有所考慮了。因為此時的窩闊台迫切需要建立一個穩固而富庶的戰略基地作為開闢新疆域的支撐點，中原則是最為理想的蒙古汗國的戰略基地。因此窩闊台把恢複發展這裡的社會經濟視為要務，於是中原地區的儒士開始被蒙古統治任用。最早受到重用的中原儒士是耶律楚材，史稱窩闊台對楚材「事無巨細，皆先白之。」特定的歷史與政治背景使楚材有了施展才幹的平台，他畢生致力於用儒家思想改造現實社會。被窩鬧台委以重任後，在政冶、經濟、文化諸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旨在保護中原封建文明的措施．中原地區飽經戰亂而殘破的社會經濟因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楚材常常向窩闊台進講「聖人之道」，可以肯定地說，窩闊台是最早對儒家思想有一定認識的蒙古大汗，楚材是第一位使蒙古大汗思想發生深刻轉變的儒士。在儒家思想的浸染下，蒙古汗國的最高統治者於某些方面開始摒棄蒙古傳統舊制，採用中原的封建統治制度。

窩闊台即汗位不久，便制定游牧區的賦稅制度，規定「蒙古民有馬百者插牝馬一，牛百者輸字牛一，羊百者輸羊一，為永制。」⑨並對使用勞役作了明確規定。此前，蒙古地區的那顏對牧民實行的是隨意索取，並無限定。1230年窩闊台聽取了楚材建議，沒置十路課稅所。課稅所官員均由儒土充任，這是蒙元統治時期統治者第一次成批重用儒士。第一批任用的儒士依漢地征賦稅辦法達到了預期目的，窩闊台欣喜不已，當即將中書省印信授於楚材，命其總理漢地事務。為遏制蒙漢貴族，窩闊台又採納了楚材「凡州郡宜令長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凡所案課稅，權貴不得侵之」的建議，⑩還規定了「河北民以戶計，出賦調。」（11）同時在漢地置萬戶、千戶。這樣既安撫了漢人世族．又得到了漢地財力和漢人封建地主武裝。同時還建立了相應的政治制度，「始立中書省，改侍從官名，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粘合重山為左丞相，鎮海為右丞相。」（12）為進一步控制地方勢力，窩闊台在中原各要衝地區保留斷事官，向各州縣派出鎮守官。1236年8月，窩闊台遵循蒙古舊制「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竭力反對。他說「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然其計。」（13）這避免了蒙古在其興起的過程中將落後的「裂土分民」政策在中原實行，也避免了中原大量勞動力變為私人佔有的倒退現象的大規模出現。1236年，窩闊台對儒家學說經世治國的作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命耶律楚材主持制定中原賦稅制度。新賦稅制規定「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還對差役、地稅、商稅作了限定。「裂土分民」的廢止與賦稅制的頒行在歷史上有著重大意義。因為「裂土分民」的蒙古游牧社會的舊制一旦在中原實行，不僅具有高度文明的漢地會因之而出現歷史大倒退，同時也必然會延緩蒙古社會的發展，這是耶律楚材的重要貢獻。在儒家學說的影響下，蒙古統治者在戰爭中經常付諸實施的殘酷的屠城政策有所改變。汴京城被蒙古軍攻破之後，147萬軍民得以全命就是得益於楚材對蒙古最高統治者的勸導。楚材慷慨陳詞，「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14）這番話打動了窩闊台，於是「詔罪止完顏氏，余皆勿問。」（15）楚材經常向窩閱台講解儒家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社會作用，窩闊台認為確有道理，便延請名儒向蒙古貴族子弟釋講儒家經義，禮遇孔子後人；為保存儒家經籍,設置了編修所、經籍所。1237年，楚材對窩闊台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勸導，他說「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16）隨後不久，下詔中原諸路以論、經義、詞賦三科考試儒生，宣布「其中選儒生，若有種田者納地稅，買賣者出納商稅，開張門面營運者依例供差發除外，其餘差發並行蠲免。」（17）通過這次科考，「得士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18),儒者得到了與僧道相同的豁免差發的優待。此外,中選者還可以擔任議事官,參與當地政事。這即是有名的「戊戌試」。這次科考中選的儒者大多投靠中原世族,後來這些世族在忽必烈經營漠南時紛紛歸附忽必烈帳下。他們中的許多人,例如張文謙,趙良弼,董文用等人後來都成為元廷的重要謀臣。

為了使蒙古最高統治集團接受漢地文化,楚材堅持不懈地用孔孟之道影響統治者。由於楚材的推動,蒙古宮廷興起了講學之風,建起了國子學,教習蒙古貴族子弟。尤為重要的是中國北部於窩闊台統治期間,代表當時中國最高思想成就的朱子理學傳入北方。理學源起於北方,在1226年隨著宋氏王朝的南遷,才在南方得到廣泛流傳。後來朱熹在北方二程與南方一些理學家思想的基礎上,直抒胸臆,以心性論解釋經書,又融進了外來佛教文化,進而使理學的思想體系更為完備,更富有邏輯思辨性,所以更具有啟迪人心裨益教化的作用,因而也更適應已經進入漢地的蒙古統治者的需要。在朱子學形成時期,正直南宋與金相互對峙,南北往來被人為阻隔,因而其學說在北方影響甚微，思想方面影響社會政治的仍然是傳統儒家學說,這種局面於窩闊台時期開始得到了改變。據《元朝名臣事略》卷5記載,1235年楊惟中,姚樞隨太子伐宋,「得名士數十人,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都,立周子祠,建立太極書院,俾師儒趙復等講授。」自從「江漢到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茲始。」（19）以此為契機,北方理學趨於興盛，程朱的著述被北方儒者紛紛傳抄。一時間，姚樞、竇默、許衡等名儒的居處儼然成了討論研習程朱之學的場所。朱子集大成的理學一經傳入北方,就得到了蒙古統治者的承認和重視.漢地各民族儒者不僅自己刻苦研習朱子學說，並且還千方百計地利用各種形式傳講朱子理學，以影響社會風氣，影響蒙古統治者，同時也是為了保護和發展漢地的封建文明；而蒙古統治者在接受朱子理學的思想影響後，便逐步自覺地為理學的傳播創造條件。然而蒙古統治者尊崇理學，使理學逐漸上升為社會的統治思想，最終目的是將理學作為思想統治工具對待的。

三、元世祖忽必烈時期。元世祖忽必烈是我國歷史上有重要影響的封建帝王。他從政近半個世紀，為我國草原文化和農耕文化的交流與發展，為推進蒙古社會的封建化進程做出了巨大貢獻。忽必烈早在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政時就「思大有為於天下」。漢地各民族封建地主階級將其視為蒙古汗國宗王中的他們利益的代言人。忽必烈在他們的協助下，經過近十年的經營，終於使蒙古汗國發生了新的變化。他以漠南為基地，擴大自己的實力，依靠中原的力量奪取了汗位，向南深入滅了宋室王朝，建立了元朝。

蒙古汗國自1206年建國後，汗國的統治中心在漠北，封建文明高度發達的中原漢地只是汗國的一部分。包括窩闊台時期蒙古統治者對於漢地的掠奪多與經營，搜刮多於治理。窩闊台時期雖然對中原的經濟有所恢復，並為其後的蒙古統治者奠定了一定的治理漢地基礎，但漢地只是作為其對外征伐的基地而已。因此，忽必烈之前的蒙古大汗都沒有把政治、經濟、文化的重心放在漢地的建設上。在憲宗蒙哥即汗位不久，「大封同姓，敕世祖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樞曰：南京河徒無常，土薄水淺……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於是世祖願有關中。」（20）忽必烈因此而得到了地利。1251年6月，受命總管漠南軍國庶事，「遂南駐爪忽都之地。」（21）1252年，在金蓮川設幕府。在這裡他宴請各地名士求治世之道，於是儒士紛紛前來，其漢人幕僚勢力初步形成。在潛邸時，延請東平宋子貞、李昶訪問得失」。忽必烈請李薦可用之才，李冶隨即薦舉「今儒生有魏?、王鶚、趙復、郝經、王博文等，皆有用之才……舉而用之，何所不可。」（22）李所薦之人都是深得程朱學說要領的一代名士。這一時期，儒士為忽必烈奠定了堅實的政治思想基礎。忽必烈問治道「竇默首以三綱五常為對」，（23）使忽必烈對儒家綱常思想有了初步認識。他不無感嘆地說：「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失此，則無以立於世矣」。（24）忽必烈請王鶚，「及至，使者數輩迎勞，召對。進講《孝經》、《書》、《易》」。他聽後對王鶚說：「我隨未能即行汝言，安知異日不能行之耶！」（25）召姚樞至，問治道，姚樞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為育人才，厚風俗、奠教化之基，使士不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26）

忽必烈於潛邸時受劉秉忠影響甚大。曾在潛邸時召海雲禪師、秉忠與禪師同行，「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海雲南還，秉忠遂留藩詆。」（27）忽必烈之所以在潛邸時就注重在其封地沿襲中原傳統儀文制度，與劉秉忠有直接關係。劉秉忠對忽必烈指出儀文制度的重要性：「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之教，備於堯、舜，三王因之，五霸敗之，漢與以來，至於五代，一千三百餘年，由此道者，漢文、景、光武，唐太宗、玄宗五君，而玄宗不無疵也。然治亂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28）同時，向忽必烈講解了為君之道：「君之所任，在內莫大於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外莫大於將，將以統三軍，安西域。內外相濟，國之急務，必先之也。然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萬事之細，非一心之可察。擇開國功臣之子孫，分為京府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治者升，否者黜。天下不勞力而定也。」（29）並告之合諧的君民關係「相須如魚水」。治理漢地必須「宜從舊制，禁橫取，減稅法，以利百姓」，（30）才能改變中原地區地廣民微，賦斂繁重，民不聊生的現狀。為儘快恢復中原的社會經濟，劉秉忠建議忽必烈從長計議，興辦學校。「征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修之。」除此外，應「宜訪名儒，循守禮」這些均是「太平之基、王道之本」（31）。這一系列的愛民、安民、以禮教化人心的治世之道使忽必烈的思想頗受啟迪，並為之一振，深刻地認識到了治中原必用中原法，亦必用中原人的道理。

從1242年起，近十年的時間蒙古汗廷動蕩不安，蒙漢、西域權臣在中原任意征斂暴虐。當初由耶律楚材制定的政策大多廢棄，人民流散，土地荒蕪。面對殘破的社會現狀，忽必烈先後在中原漢地設置了邢州安撫司、汴京經略司、京兆宣撫司，選用熟悉漢地事務的儒士幕僚治理這些地區。儒士到任之後齊心合力，經過一個時期的治理，中原地區的經濟得到較快的恢復。例如，位於戰略要地的京兆之地，是一個政治情況複雜民族雜居地區。但廉希憲等人不畏艱難，毅然採取了剷除豪強，取消不合理賦稅差役，召集流民，鼓勵開荒等措施。同時，「首請用衡為提舉京兆學校，教育人才」（32），終於使廢令不行的京兆地區得到恢復。經過數年的精心治理。有力地抑制了蒙古游牧貴族的守舊勢力在中原的肆虐，使衰蔽的中原經濟基本好轉，陝西、河南的部分地區還有了發展。忽必烈本人從治理漢地數年經驗中，充分認識到了儒家學說治國平天下的社會作用。忽必烈的個人威望也隨著成功治理漢地日益提高，得到了「愛民之譽、好賢之名」。在其總管漠南漢地期間，中原地區的大小世族先後歸附於他。中原地區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儒士人才的聚集，以及世族的歸附，這些均為忽必烈在日後奪取汗位奠定了基礎，增強了實力。

1260年，忽必烈在中原儒士的全力支持下，繼承了汗位。他總結了蒙古汗國的歷史經驗與教訓，承認「文治多缺」。雖然先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然而「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因此，他決心「祖述變通」，參照中原封建王朝的格局，著手新王朝的建設，正如《立政儀》所說：「以國朝之成法，授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封職，立政安民，成一代王法。……蠲苛煩，立新政。」所謂「漢法」，就是適應中原地區封建基礎的政治、經濟體制以及治國方略。著名儒士許衡為了使忽必烈「心堅而確」地推行漢法，對忽必烈說：「為君者，從天學之道，以修身為本……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由於儒家思想的熏陶，忽必烈的思想比在潛邸時有了新的轉變，他雷厲風行地推行漢法。

建年、立號、遷都。1260年5月，忽必烈採納儒士謀臣建議，宣布建元「中統」。採用中原傳統的封建王朝的年號紀年，頒繼位詔、稱皇帝。而在蒙古社會是以十二生肖作紀年的，更沒有皇帝這一稱謂，也不頒繼位詔書。忽必烈建元「中統」詔曰：「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33）這表明他不僅是蒙古汗國的大汗，更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繼承人。

1264年8月，新政權的統治地位已經比較鞏固，於是下詔正式建國號為「大元」。取《易經》「大哉乾元」之意。這一重大政治舉措說明他建立的國家，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繼續，蒙古族只是這個國家的一個民族，蒙古汗國只是元王朝的一部分。從這時起，不在沿用蒙古汗國的稱謂。入主中原的蒙古統治階級所建立的「大元」國家，地域遼闊，《元史、地理志》謂：「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元朝封建國家的建立，是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奴隸制國家已經轉變為封建制國家的標誌，亦是蒙古封建化完成的標誌。這一歷史性的巨變，經過了近一個世紀的艱苦歷程，曾以強制遷徒，甚至戰爭流血等形式出現。但它使蒙古族從落後的社會形態中得以擺脫。蒙古封建化的完成，使蒙古民族進入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同時也使高度發達的中原封建文化圈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大。既然「大元」王朝是漢地封建王朝的繼續，那麼，蒙古汗國原來的都城和林，顯然不能繼續作為都城了。對此，忽必烈是有準備的。在建國號之前，他就分別在漠南和中原設了兩個都城，即開平與中都。1272年，中都新城的營建工程結束，遂更名為大都城。位於漠北的原來蒙古汗國的都城和林變成地方機構宣慰司的所在地。

仿漢制，建立政權機構。忽必烈於中統元年，向群臣求立國之道、養民良策。「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的開國元勛劉秉忠建議「采祖宗之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例以聞。」（35）忽必烈充分聽取眾儒臣的進策，於中統元年建中書省，負責政事。平李覃之亂後，於中統四年設樞密院，掌「天下兵甲機密之務」先朝儒臣高智耀建議置御使台，以糾察百官行為，於是，至元五年立御使台。至此，元政府最高行政機構的設置大體就緒。在地方政權建設方面，忽必烈繼位初，就設置了十路宣撫司。至元廿七年，又從做了調整，除腹里外，全國分置十個省，行省以下依次為路府州縣，並於偏遠地區設宣慰司，規定「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軍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統攝。」

重農、勸農、開發蒙地。重農事是漢法的重要內容。世祖即位初就詔告天下「國以民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因為「使百姓安業力農，蒙古人未知之也」，所以農業方面的事務多由熟悉農事的漢人儒臣負責。中統二年設置勸農司，以姚樞為大司農。從1264年起，規定了以「戶口增、田野辟」作為考核各級官員政績的標準，尤其重視對蒙古地區的開發。世祖時對蒙古地區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屯田。至元年間，和林屯田使軍儲「歲不乏用」，忽必烈將一大批具有先進農耕技術的漢人遷徒到漠北從事農耕，為蒙古地區發展農業提供了良好條件。至元二五年，疏竣怯烈河以灌溉口溫腦兒民田。至元二六年，侍衛軍數千人疏通蒙古地區河渠。當時漠北的鎮海、謙州、和林都有一定規模的農業。而且經常有許多漢族、西域商人到漠北進行民間貿易，和林便是重要的經濟交流中心之一。漠北還有一定規模的手工業，冶煉、制陶，紡織技術也達到相當水平。

重用儒士，重視理學。重用儒士是忽必烈統治時期最重要的特徵。各民族的儒士在元廷形成了強大的政治勢力。這些儒士對程朱理學有一定的造詣，他們為傳道學而為官。為官是手段，目的是傳道。理學家許衡曾說：「不如此，則道不行。」忽必烈時，被委以重任的著名儒士有：許衡、姚樞、竇默、劉秉忠、郝經、趙壁、趙良弼、廉希憲等。這些儒士在所有重大問題諸如建立開平基地、奪取漢位、平息西北守舊勢力和地方割據的反叛，建元、定都、定國名、立國本，恢復並發展社會經濟方面都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由於他們的政治地位和影響，理學受到重視，整個社會包括對蒙古地區的思想文化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自姚樞將程朱著述帶到北方，北方的儒士便紛紛傳抄講授。擔任國子祭酒的許衡把所抄的《四書集注》、《大學章句》等書編成教材，教授蒙古子弟，特別重視用「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的思想教育學子，「三綱為五倫之首」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人生之道。」1287年，元政府建立國子監，規定七品以上官員的子弟必須為學員，並在各地普通建立學校，至1290年時，全國已有學校二萬多所。蒙古統治者為鞏固自己的統治秩序，求助於程朱學說，這就是理學在元中後期被定為「國學」的原因。

元朝中後期是儒學地位逐漸上升，進而成為政治上的統治思想階段，同時是蒙古封建化程度逐步提高深化時期。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時期，蒙古封建統治者愈加尊崇理學。仁宗自幼從名儒研習儒家經籍，他被認為是「通達儒術」，善「妙語釋典」的封建帝王。他認為博通諸經者是「善人」，「善人乃可為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他深知儒家經典的經世治國作用，命儒臣節譯《大學衍義》，謂「治天下，此一書足矣。」他深知「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仁宗即位初。即任用對理學深有見解地而又諳知政務的程鵬飛、程鉅夫等人，用李孟為平章政事。於1313年11月頒《行科舉詔》，詔書說：「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並說明科舉是為了「經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不論是蒙古人、漢人，還是色目人，科舉均從《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亦用朱熹注，《周易》以程朱解釋為主。由北宋興起，南宋朱熹集其大成的理學於仁宗時被定為「國是」。科舉取仕用朱熹注，使理學成為官學。從此，理學在我國元朝中的統治地位得到了確立，直到明清兩代，始終被作為官學尊崇。仁宗時恢復了一度終止的科舉考試，使漢人地主階級在政治上得到了安慰，蒙漢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出現了嶄新局面。

於仁宗之後的英宗，生於漢地、長於漢地，自幼受其父影響，是一位對漢文化甚有修養的蒙古族帝王。英宗繼位始，就任命拜住為左丞相。拜住是蒙古汗國開國元勛木華黎之後。他與儒臣交往甚密，在蒙古上層有很高的威信。拜住與英宗密切配合，積極推行漢法、與反漢法的右丞相鐵木迭兒為代表的保守派做了堅決的鬥爭。英宗大批任用儒士，罷退冗官，為抑制權臣對百姓的巧取豪奪，減輕人民負擔，英宗下詔頒行《助役法》。元後期的文宗是一位通文墨的帝王，他於文治方面頗有建樹。文宗認為「莫大乎使民知義」為「使民知義」，他重視弘揚理學，1329年，立奎章閣學士院，「御制奎章閣記」，命儒臣進經史之書。奎章閣由名儒執掌，眾多的儒士在這裡潛心理學，奎章閣實際上成了討論治亂興廢的書院。由國家設立專門機構研究儒學，在元代歷史上還是第一次。理學在元代後期的政治地位不斷提高，與奎章閣的設置有直接關係。元王朝最後一個帝王元順帝統治期間，國子監得到空前發展，生員達到三千餘人，其中有相當多的蒙古子弟。元代許多卓有成就的蒙古人士都曾是國子監的生員。元後朝的統治者為了維護統治秩序，竭力擴大理學的社會影響，在這客觀上為蒙漢文化相互融合提供了社會條件，這就是元朝後期雖然其政權日趨沒落，但蒙古封建化程度卻有了明顯進展的原因。

入主中原的蒙古族統治者所建立的「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的元朝，結束了我國自唐末以來約四百年的封建割據局面，打破了此疆彼界各民族很少往來的狀況。空前發達的水陸交通，使農業、手工業以及城市得到了迅速的發展，這為我國農耕文化與北方游牧文化的相互吸收、借鑒、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客觀環境，這一時期各民族文化都有了新的發展，尤其是蒙古族文化事業的發展更為迅速。蒙元以來，越來越多的蒙古族入居漢地，與漢族錯處雜居，往來接觸日益頻繁。因而在政治、經濟、文化甚至生活習慣上彼此相互影響、逐步接近。正如列寧所說：「只要各個民族住在一個國家裡，他們在經濟上、法律上和生活習慣上便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由於蒙漢民族間在經濟、文化各個領域長期進行雙向交流，所以在蒙古族當中湧現出大批傑出的精通漢族傳統思想文化的文人學士。

元曲在我國古典文學中是一簇絢麗的花朵。蒙古族楊景賢，字景言，號汝齋。他多才多藝，善彈琵琶，善做謎語，並於散曲傳奇方面有所貢獻，是元代文壇中有影響的作家，所作雜劇十八種，有《西湖怨》、《東獄殿》、《海棠亭》、《西遊記》、《劉首行》、《為富不仁》、《盜紅綃》等，現只存《西遊記》、《劉首行》兩種。其雜劇《西遊記》長達六本,是現存元雜劇中少見的長作，對吳承恩的小說《西遊記》構思有明顯影響。阿魯威,字叔重,散曲作家.著有小令《蟾宮曲》十六首,《湘妃怨二曲》,《壽陽曲》一首。《太和正音譜》說「阿魯威之詞,如鶴唳青霄」，他還翻譯過《世祖聖訓》、《資治通鑒》。元代帝王中能以漢文作詞的有英宗、文宗、順帝等人。史稱元順帝「讀五經四書,寫大字,操琴彈古調,常御宣文閣用心前言往行,欣欣然有向慕之志焉。」文宗圖帖睦爾於詞賦也頗有造詣,流傳至今的有《自建康之京都途中偶吟》：

「穿了 衫便著鞭,一鉤殘月柳梢邊。。

兩三點露滴如雨,六七個星猶在天。

犬吠手籬人過語,雞聲茅店客驚眠。

須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

史籍有記載的元代通詩律的蒙古族詩人為數甚多，如泰不花,蒙古族伯牙吾台氏人，英宗時廷試進士第一,著有《顧北集》,流傳至今的詩有二十餘首,頗受後人好評。泰不花對《小學》甚有見解,「嘗重類復古篇十卷,考正訛字,於經史多有據。」幕顏鐵木,有詩五百餘首,家中藏書萬卷。聶鏞,善詩歌,以宮詞著稱。朵兒直班,詩書畫具佳,「喜為五言詩」，他用心於理學,「以扶持名教為己任,留心經術,凡伊洛諸儒之書,未嘗去手。」阿榮,蒙古怯烈氏人,能詩賦,通術數。阿鄰貼木兒,博聞強識,「歷事累朝,......英宗時,以舊學日侍左右,陳說家宗以來及古先哲王嘉言善行,翻譯諸經,紀錄故實。伯都,雖出身顯貴,但「不以家世自矜,長嗜書史」。他於延佑元年「上書陳古先聖王正心修身之道,帝嘉納之。」相威以理學綱常為言行總則,「喜延士大夫,聽讀經史,論古今治亂,至直臣盡忠,良將制勝,必為之擊節稱善。以故臨大事,決大義,言必中節。」阿魯渾薩理,通經史百家、陰陽、方技。出身低微的保八,刻意於儒學，著有《易原奧義》一卷,《周易原旨》六卷。脫脫,中書右丞相,對儒家諸經史所知甚多.他是《宋史》、《遼史》、《金史》的總監修官,三史纂修比較成功,於他有很大關係。以上元代蒙古族部分文人學士的著述,可以充分說明,經過近百年的文化交流,蒙古的封建化已經達到較高程度。

蒙古族以不到百年時間就完成了漢族五百多年才完成的奴隸制向封建制的社會形態轉變,並因之湧現出大批本民族的文化人士,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思想觀念來說,主要是受漢地儒家傳統思想文化尤其是理學的影響.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元代傑出的蒙古族儒士也與漢族儒士一樣,不但自己尊崇儒家學說,而且把傳播儒道視為應盡的社會責任.

儒學促進了蒙古的封建化,蒙古的封建化又使儒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產生了某些變異,為理學注入清新、平實的思想。蒙古的封建化過程是我國民族文化融合的又一高峰時期。這一時期,北方游牧文化對漢文化給予了有益的補充,為漢文化增加了新鮮血液,產生了新的活力,北方文化特有的剛健與質樸,豪放與樂觀以及積極進取精神便逐漸沉澱凝聚為全民族的精神-----中華民族精神。

注釋:

(1)《元朝秘史》第255節

(2)(3)(4)(5)(6)(10)(13)(14)(15)(16)(18)《元史》卷146《耶律楚材傳》

(7)(8)《元史》卷220《丘處機傳》

(9)(11)(12)《元史》卷2《太宗本紀》

(19)《選試儒人免差》,《廟學典禮》卷1

（20）（26）《元史》卷158《姚樞傳》

(21)（33）《元史》卷4《世祖本紀》

（22）《元史》卷160《李冶傳》

（23）（24）《元史》卷158《竇默傳》

（25）《元史》卷160《王鶚傳》

（27）（28）（29）（30）（31）《元史》卷157《劉秉忠傳》

（32）《元史》卷126《廉希憲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