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禮儀:君子風範大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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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禮儀:君子風範大全(一)目錄本書通過梳理中華禮樂文明的發展過程,介紹了中華禮樂文明的核心內容,參照近代中國的屈辱歷程和當代中國的現實需要,在結合作者自身數十年的禮學研究和教學活動的基礎上,力圖糾正當代人對傳統禮儀的傲慢與偏見,論述了正確繼承和創建中華禮儀規範對於喚醒民族文化自覺和重塑民族形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這是一部介紹中華禮樂文明的讀物,適合學校管理者、教師、學生及其家長、從事中外文化交流的人員以及關心中華禮樂文明傳承的廣大讀者閱讀。第一部分所謂人生禮儀,是指從成年、結婚,一直到喪葬、祭祀的許多禮儀。除此之外,還有某些國與國之間的外交禮儀以及一些貴族的禮儀。人的一生涵泳在禮樂之中,揖讓周旋,詩歌唱和,變化氣質,涵養德性,其樂融融。這是一個典雅的世界。第1節:前言第2節:禮樂原典與君子人生讓第1節:禮樂人生前言   禮樂人生前言中華是禮儀之邦,中華傳統是禮樂文化,這曾經作為一種常識,印入每一位華人的心田。中國古代禮學有三部經典:《周禮》《儀禮》和《禮記》,合稱「三禮」,它們是中華禮樂文化的理論形態,研究禮學不能不從這裡起步。我與傳統禮學結緣,始於做研究生的年代,業師趙奉生(諱光賢)先生指定我以《周禮》的成書年代為主題做博士論文。《周禮》是一部通過官制來表達治國方案的著作,自來以古奧難讀而著稱。但在三讀之後,發現它既有豐富的治國理念,也不乏周密的管理措施。清代著名學者孫詒讓讚美它是從黃帝、顓頊,直到周武王的八代典制精華之集粹,絕非溢美之詞。歷代學者每每用「體大思精」這四個字來評價它。這是一個博大的世界。畢業後,我開始研究《儀禮》,它是以人生禮儀為主的先秦儀軌的集錦,一共有十七篇。所謂人生禮儀,是指從成年、結婚,一直到喪葬、祭祀的許多禮儀。除此之外,還有某些國與國之間的外交禮儀以及一些貴族的禮儀。人的一生涵泳在禮樂之中,揖讓周旋,詩歌唱和,變化氣質,涵養德性,其樂融融。這是一個典雅的世界。之後,我又開始研究《禮記》,這是孔門七十子探討禮學思想的文集,一共有四十九篇。書中既有對禮義的闡發,又有對禮節的點評;既有對人生的感悟,又有對道的體味。說理雄辯,論道精微,而且多睿語與警句,美不勝收。書中有許多流傳千古的典故,撫今追昔,令人遐思萬端。這是一個深邃的世界。「三禮」之學,歷來以繁難著稱,研究者不絕如縷,寥若晨星。從我研究《周禮》開始,就進入了一種近乎孤寂的氛圍。我被周圍的師友告知:這是一門冷學問,而且註定不可能成為「顯學」。媒體也偶爾會出現關於「三禮」之學可能要成為「絕學」的感嘆。這對於我個人而言並沒有什麼關係。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讀書的慾望源於自身的精神需求,只要自己覺得心安理得,再寂寞的學問也是可以做得下去的。但是,「三禮」的妙旨奧蘊、儒家的高超智慧不能成為大眾的財富,則是全社會的莫大損失。我每每扼腕長嘆:這是何等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在長久的疏離之後,禮樂文化正在淡出人們的記憶,雖然耳熟能詳,卻是依稀彷彿,不知所云。禮樂文化是怎麼來的?它的學理又是怎樣的?禮樂文化對於人的成長能有什麼裨益?它與現代社會能否兼容?這些重要的問題,似乎很少有人理會。正在山窮水盡之時,2008年北京奧運申辦成功,使得禮學的境遇出現重大轉機。由於政府把「人文奧運」作為北京奧運的三大目標之一,於是,舉國上下都開始關注公眾的文明程度。人們似乎是在一夜之間發現:大眾層面禮儀文明的缺失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隨著北京奧運的日益臨近,人們無不為這一現狀感到焦慮,進而意識到要呼喚中華禮儀文明。這應了一句古話,叫做「天不滅斯文」!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之下,我應一些媒體和學校、機關之邀,就中華禮樂文化的主題做講演。聽眾的反應之熱烈令我深受感動。但我深知,這並不是我的演講有多高的水準,而是禮樂文化自身的魅力所致。我由此看到了禮學的強大生命力和巨大的社會需求。其實,我們無論是否舉辦北京奧運,中華禮儀文明都是要振興的,因為它既是我們的文化傳統,也是我們未來的文明標誌。北京奧運的歷史功績之一是給了全國人民回歸中華禮儀文明的契機,並且給了我們強大的動力。中華民族的崛起,是中華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同時崛起,是物質和精神的同時發皇,也是中華禮樂文明的偉大復興。而每一位有志於修身進德、勉為君子的公民,尤其是青年朋友,都可以從禮樂文化中得到智慧和啟迪。這就是本書試圖告訴讀者朋友的。第2節:禮樂原典與君子人生禮樂原典與君子人生禮樂人生禮樂原典與君子人生儒家的禮樂教化之道:文明的進步與禮樂的邊緣化這裡我想講三個問題,第一個是關於周公「制禮作樂」,第二個是儒家的禮樂教化之道,第三個是儒家禮學思想的邊緣化。關於周公「制禮作樂」我們說中國是一個禮儀之邦,那麼,這個禮儀之邦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司母戊大方鼎要回答這個問題,就一定要追溯到周公,就是西周的開國之初。周公對我們中華文明最大的一個貢獻,就是「制禮作樂」。商朝是我們中原地區一個以青銅文明著稱的強大王朝。我們在博物館裡看到的許許多多最精美、最雄偉的青銅器幾乎都是商朝四羊方尊的,最著名的如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等。但是,這個朝代是一個跛足的巨人,它的物質文明非常發達,但是它在精神上卻是一個侏儒。近百年以來,安陽殷墟出土的十幾萬片甲骨文大多是商王占卜的記錄。他事無大小都要占卜,真所謂是「不問蒼生問鬼神」。明天天氣好不好,昨天做了一個什麼夢,乃至他配偶要生孩子了等等,統統都要占卜。商王非常迷信鬼神,迷信天命,認為他執掌這個國家是出自天命,誰都奈何他不得。另外他還非常殘暴,商朝有一個最突出的現象,叫做「人殉」和「人祭」。所謂「人殉」,就是拿活人去殉葬,一個商王死了以後,要拿幾百人去殉葬,這種現象我們今天在殷墟可以清楚地見到。所謂「人祭」,就是拿活人做祭品,商王祭祀用的供品,不僅用牛羊,而且用活人,非常野蠻和殘忍。由於這樣一些原因,商朝統治者非常不得人心。到了商紂王的時候,民眾的不滿已經到了極點。當時的周不過是偏處於西北地區的一個小國,它的國力跟商是不能比的,但是周文王懂得要用「德」來收攬人心,所以許許多多小國都願意歸附它,希望跟隨它去跟商王朝做最後的決戰。大家知道,在「牧野之戰」的時候,商王調集了七十萬人上陣,結果是前途倒戈,士兵周公像在陣前起義了。這場戰爭,只用了一個早晨的時間就結束了。一個國力那麼強大的帝國,就像紙糊的房子一樣,說倒就倒了。這樣一個局面,讓武王和周公感到非常震驚,簡直不能相信。《史記?周本紀》上面記載,晚上兩個人都睡不著,就在一起討論這件事,研究怎樣才能避免重蹈殷人的覆轍,怎樣才能長治久安。由於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看到了民眾的偉大力量,所以意識到今後的統治政策不能再信什麼天命,而要重視民心的向背,要考慮到民眾的感受。周公在發表的一系列文誥中,反反覆復談到這一點,比如他在《酒誥》中引用先人的話,「人無於水鑒,當於民鑒」。古人把鏡子叫「鑒」,我們常說以人為鑒、以史為鑒、以銅為鑒,就是這個意思。他說不要拿水當鏡子,應該以民為鑒,要把老百姓的反應當作檢驗自己為政得失的一面鏡子。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後來成為我國古代民本主義思想的一個主旋律。我們看《左傳》《國語》《孟子》《荀子》以及後代的文獻,有關的論述非常之多,真可以說是「史不絕書」。殷人很相信天,認為天就是鬼神;周人也講天,但他們把鬼神置換成了「民」,他們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這樣一來,民心和天意就基本上畫了等號。孟子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說的「水則載舟,水則覆舟」,都是源於周公的這個思想。所以說,古代中國在殷周革命的過程當中,實現了一個非常偉大的轉變。這樣一個轉變,大家千萬不要小看。我們清華的前輩王國維先生有一個代表作叫《殷周制度論》。他在《殷周制度論》裡面一開頭就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他認為,周公改革政治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道德之團體」,要用道德把貴族、平民和其他的人維繫起來。為了保證這一目標的實現,周公制定了一整套禮樂制度,史稱「周公制禮作樂」。周公制禮作樂,使得我們中國實現了由鬼道向人道的偉大飛躍,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事件,不可等閑視之。經常有同學問我:「古希臘的神話非常燦爛、非常豐富,我們中國的神話卻是很貧乏、很單調,這是什麼原因?」我告訴他們說,這恰恰是我們值得自豪的地方。為什麼呢?因為古希臘一直到我們的戰國時代才走出神話時代,進入人本主義時代,在此之前,它還生活在神的陰影之下。也就是說,他們的神話時代要比我們長几個世紀,他們的神話當然要比我們的燦爛。可是,我們中國在西周的時候已經進入了「人本主義」的時代。所以,在全世界範圍,我們中國是最早出現民本主義思想的地區之一,而且有著非常成熟的思想體系。這是第一個問題,我把周公「制禮作樂」的來龍去脈給大家作了簡要的介紹,為的是說明我們這個禮儀之邦是從周公開始的。儒家的禮樂教化之道周公要求執政者懂得尊重人,哪怕是一個小民、是一個鰥寡之人,都不要欺侮他,身份更高的人當然就不用說了。那麼,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自身又應該如何處世,怎樣才能被他人所尊重呢?也就是說,人只有不斷提升自己的境界,才能成為受他人尊重的人,對不對?所以,作為一個政府來講,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要提升人民的道德水準,而不僅僅是要把經濟搞好。如果經濟上去了,而人的精神面貌非常之差,那這社會是不能進步的,甚至要滅亡的。商朝的滅亡就是一個教訓。大凡一個政治家或者一個思想家,在推出他改造社會的理論體系或者方案的時候,他一定要思考一個問題,就是我這套理論怎樣最大限度地切合人自身的特點。這個切合點找得越准,他那套理論的效果就越好。道家認為人都不希望別人約束,喜歡放任自流,所以主張「無為而治」。法家認為人都害怕刑法,所以主張一切問題都用「法」來解決。儒家認為,人是有豐富情感的動物,因此,所用的政策都要從順應人性出發。1995年,湖北荊門郭店鄉出土了一批戰國時期楚國的儒家文獻,由於是寫在竹簡上的,所以稱為「郭店楚簡」。大家知道,在早期儒學中,孔子的孫子子思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相傳今本《禮記》里的《中庸》《緇衣》《表記》《坊記》等四篇就是他作的。這四篇文章對思想界的影響非常之大,尤其是《中庸》。它們原本收錄在《子思子》一書中。大約在隋唐時期,《子思子》就亡佚了。因此,後世的學者大多不太相信子思作《中庸》的說法,認為是出於漢儒之手。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郭店楚簡中居然就有與今本幾乎相同的《緇衣》篇,此外,還有一篇《性自命出》,內容和文句與《中庸》頗多雷同,其他各篇與子思學派的思想也如出一轍,因此學者大多認為它們就是《子思子》的佚篇。郭店楚簡里有許多內容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儒家禮樂思想。例如,其中有一篇說到,聖人治理人民,就一定會順從「民之道」。為什麼呢?他說大禹治水為什麼能成功?是因為他遵循了「水之道」;秦人的祖先造父,非常善於養馬,這在《史記?秦本紀》里有明確的記載。造父為什麼能把馬養得很好呢?是因為他懂得「馬之道」;周人的祖先叫后稷,種地種得非常好,原因何在呢?是因為他熟知「地之道」。所以,郭店楚簡說「莫不有道」,就是說,你要想做好一件事情,首先要了解這個對象它有什麼特點、什麼規律。「水之道」、「馬之道」、「地之道」,都是自然賦予它們的一些規律和特點,屬於今人所說的「客觀規律」之類。這種東西你沒法拋棄它,而只能順應它。那麼,所謂的「人之道」又是什麼呢?郭店楚簡說,人之道就是人性。人性是什麼呢?就是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不學而能、不教而有的天性。具體來說,是指人的喜怒哀樂等情感。儒家認為,統治者要想長治久安,就一定要尊重、要順從人的這種「性」。人性原本深藏於我們的生命體內,無所偏頗。但是,當外物影響你的時候,你就會做出反應:是喜還是怒?是哀還是樂?等等。性一旦表露出來,就稱為「情」了。儒家主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不喜歡的東西就不要強加於他人,因為「四海之內,其性一也」,人性是通的。你不喜歡飢餓,就不要讓別人飢餓;你不喜歡戰爭,就不要把別人推入戰爭。你喜歡的東西老百姓也同樣喜歡,所以要「天下同樂」。從商朝的把人不當人,到周公提出要尊重人,再到儒家提出要尊重人性,這是人類文明的偉大進步。不僅要把人當人,而且要尊重他的喜怒哀樂,它在思想史上的意義非常不簡單。說到這裡,好像很簡單,儒家要求執政者懂得尊重人性,不是已經把問題解決了嗎?其實這僅僅是一個前提,只說了一半,而且是非本質的一半。為什麼?因為人性它有弱點。人跟動物一樣,是從動物界來的,動物性與人性,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許多從動物身上見到的那種不好的動物性,其實在人性上都有,比方說貪婪、殘暴、爭鬥、不守秩序等等,這些東西人身上也有。因此,如果過分地強調人性得自天命,過分地強調它的合理性,不許對它有半點限制,那就是將人性等同於動物性。道家就是這樣。儒家認為人性不能放縱,人是動物的靈長,人應該對自己的性情有所把握。有些人很欣賞「性情中人」,我說這要看什麼場合。如果過分強調個人的性情,不適當地張揚它,只要是我的真性情,我想怎麼做就可以怎麼做,那這個社會非亂套不可。舉個例子來說,拳王泰森,他跟人家爭論起來急了,就把對方的耳朵給咬了。類似的情況,《水滸傳》上也有,叫做「一時性起」。像馬加爵也是「一時性起」,好傢夥,拿榔頭一氣砸死了好幾個人。如果人人如此,這社會非大亂不可。所以儒家認為,人的性情是要用理智來把握的。那麼,人性要把握到什麼程度呢?有一句大家非常熟悉的話,叫做「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人的性情要有一個度,要達到「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這樣一種境界。子思的《中庸》,我想很多同學都讀過,《中庸》開頭有一句話叫「天命之謂性」,什麼叫「性」呢?天賦予你的就叫「性」。《中庸》接著說「率性之謂道」,「率」就是沿著,沿著人性去治理民眾,庶幾乎就是治民之道了,這一點我們在上面已經談到。《中庸》又說:「修道之謂教。」人性有天生的弱點,任何人不可能生下來的時候,他的人性就是不偏不倚,而且一輩子都不偏不倚,這不可能。所以要通過「教」來修正人性,這個教就是教育。而教育的手段就是「禮」和「樂」。《禮記》說「禮緣情而作」,意思是說禮是從人的情感出發來制定的。但禮又是以修正人的情感為目標的,《禮記》里有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個問題。孔子有一位高足叫做子游,想必大家都聽說過。孔子曾經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來讚揚他的十位最傑出的弟子,人稱孔門十哲,後世在孔廟裡受到配享,其中文學一科是子思和子夏。孔子還有一位學生叫做有子,「子」是那個時候對人的尊稱。有一天,子游和有子在街上閑步,看到一個小孩跟他父母走丟失了,這小孩就痛哭。這個時候有子就借題發揮了,他對子遊說:你看你看,孩子一旦見不到父母了,他那種悲傷,又是跺腳,又是哭,又是喊,人性就應該像這樣,不要約束他,讓他去發泄。可是在喪禮裡面,對於「踴」(就是跳腳)卻是有限制的,每次只能跳三次,稱為一踴;最多只能三踴。在你踴的時候,旁邊會有人告訴你:要節哀。有子說到這裡,就詰問子游:「為什麼要叫人家節哀呢?父母死了,傷心的程度要比這孩子與父母一時走失嚴重得多,應該由著孝子去盡性情發泄悲痛嘛,這才是正道。」有子覺得自己講得很有道理,他說準備要把喪禮裡面關於踴的規定都給去掉。子游是大儒,識見要比有子高深得多,他聽了微微一笑,說「此戎狄之道也」。「戎狄」,是指古代的少數民族,那時文化不太發達,所以還不大懂得禮的要旨。子游接著說:「禮道不然。」「禮道」教育大家不能以死傷身。假如是父母剛死,你不能節哀順變,悲傷過度,把你哀慟之情盡情地宣洩,結果呢,以死傷身,那邊剛死了一個,喪事還沒辦完,這裡又死了人了。這難道是死者願意看到的嗎?所以要節哀,這個「節」,就是節制,「禮」的作用,就是節制你的情感的。可是還有另外一種人,父母去世了,他毫無悲傷之心,不念父母之恩,那怎麼辦?古代為什麼死了人以後要穿喪服?這是禮的規定,你必須得穿,目的是要提升你內心的悲傷之情。你早晨起來一看,怎麼穿這衣服?一想,原來是自己有熱孝在身。每天看到這個喪服,你就會想起老人家生前對於你的種種慈愛,對於你的撫養。因為你對父母的情感達不到常人應有的程度,所以要以此來提升它。而對於悲傷過度的,則要把它降下去,不能以死傷生。悲痛達不到的,要把它提升起來。你父母死了,應該要有悲傷的,不能這樣無所謂。目的就是讓人的心情要達到合於禮的境界。《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就是說,在受到外物的影響之前,喜怒哀樂沒有偏向,處在中立的狀態。一旦受到外物的作用,喜怒哀樂被誘發出來時,都能恰到好處、合於道的要求,這就是「和」的境界了,和是天下最大的「道」。所以,人的情感不能大喜、大悲、暴怒,也不能怠惰、懦弱、無情,要力求進入「大中至正」之域,這樣才是一個有教養的人、一個文明時代的人、一個脫離了動物境界的人。所以說,這個「禮」是規範你的行為的。有同學問,你不是說「禮樂教化」嗎?你光講了禮,還有樂呢?好的,現在我就來談一談儒家的音樂思想。音樂是人類共有的文化現象,許多民族在新石器時代就掌握了音樂的原理,能夠演唱歌曲。對於絕大多數民族而言,音樂是娛樂的工具,自娛或者群娛;而中國卻將音樂作為教化的工具,而且是教化的最高形式,這是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要了解儒家的音樂思想,必須了解《禮記?樂記》闡述過的兩個基本問題,一是樂為心聲,二是聲、音、樂三分的理論。所謂「樂為心聲」,是說樂是人類發自內心的情感之聲。人的快樂,是「情動於中」的結果。某件事情感動我了,我就會情不自禁地說「好啊!」就會「形於言」。如果我覺得這樣還不足以表達我的情,「言之不足」,就要「嗟嘆之」,「好啊,唉呀!」如果嗟嘆之仍然不足,我就會「詠歌之」,想用唱歌來表達內心的興奮。如果覺得「詠歌之」還是不足以表達自己的心情,就會不知不覺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高興得手舞足蹈。所以說「樂」是表達人類感情的方式之一。那麼,什麼是聲、音、樂三分呢?自然界有各種各樣的自然聲響,颳風、打雷、物與物相互撞擊,都可以發出響聲,還有人的叫喊聲,只要是有感覺器官的動物,都能感知這種響聲。這種響聲沒有節奏,沒有審美價值,雜亂無章,儒家稱之為「聲」,實際上是一種雜訊。人比動物高明在哪裡呢?人能夠從自然界眾多的聲中找出規律,找到它的音階,1234567,而且發現這個音階可以組成旋律,這個旋律又可以配合成聲調,聲調和旋律的不同組合,可以變成風格各異的樂曲,用來表達不同的情感。儒家把這種有節奏、有旋律、有審美情趣的樂曲稱為「音」,它相當於今天人們所說的「音樂」。這是人比動物高明的地方,所以《禮記?樂記》上講「禽獸知聲而不知音」。人類創作的「音」豐富多彩,那麼大家知道,在我們當今這個世界上,音樂的風格是非常非常多的,「搖滾」、「重金屬」、抒情歌曲、古典音樂、流行歌曲等等,這些不同風格的樂曲給人的心靈帶來的感受是千差萬別的。有的歌曲能夠讓你瘋狂,你聽久了就要瘋狂;有的音樂聽久了能讓你消沉,讓你頹廢;也有的音樂能夠讓你向上,催你進取;等等。我想,這個道理不用我多說,大家一定都有過體驗。儒家覺得,人既然是情感的動物,而對情感影響最直接、最強烈的又是「音」,這樣就有必要對「音」進行審視。在「音」裡面,我們應該選擇一些什麼樣的東西來推薦給大眾呢?儒家認為要選擇對大眾身心健康有益的、對社會有益的、對人有道德教化作用的歌曲,儒家把這樣的歌曲稱為「樂」,並且明確地界定說「德音之謂樂」。《禮記?樂記》又說「眾庶」「知音而不知樂」,「唯君子能知樂」。君子比眾庶高明的地方是,君子懂得用「樂」作為教化大眾的工具。例如《詩經》裡面的詩篇,在古代是可以演唱的,它們主題純正,節奏平和,你在聽這種樂曲的時候,就會涵泳在它的氛圍之中,心靈和情感就會隨之變化,所以孔子的教育理論中有「詩教」之說。儒家喜歡講「教化」,你的情感在聽音樂的愉悅過程中自然而然地被改變了,好像一顆糖放在水裡,不知不覺地化了。這種教育方式一點也不生硬,不僅易於被大眾接受,而且好的樂曲「其感人也深」,能深入你的心田,可以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所以《孝經》上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儒家主張人應該「內外兼修」,禮樂文化的分工,是禮內、樂外。人的外在的言談舉止,要通過「禮」來加以規範;而內在的德性以及和諧的性情,則要通過「樂」來提升。內在德性的提升比較困難,可能需要一生的努力才能達到,而外在的行為舉止比較容易規範,對不對?為了便於大家修身,儒家制定了一套符合道德要求的行為規範,就是通常所說的「禮」,拿來教育大眾。《禮記》說:「禮者,理也。」就是這個意思。你每天踐行禮儀規範,不僅可以端正行為,而且可以反過來促進你內心的修養,使你的德行內化。我們知道,許多宗教都有儀式,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都有複雜的儀式和戒律,它們的目的也都是要讓人在踐行的過程中,強化內心的信念。形式雖然彼此不同,但道理是一樣的。儒家認為,涵養心性,最好的方法就是聽德音雅樂。古代的文人都喜歡撫琴,有的還要燃上一支香,它不是為了娛樂,而是為了陶冶心性。一個人沉浸在這種德音雅樂裡面,他的心態一定是非常平和的。古人講「禮樂教化」,是「寓教於禮」,就是把教育理念隱含在具體的禮儀形式之中。這種禮儀可以伴隨你的一生,所以有「人生禮儀」的說法,比方成年有成年禮,結婚有婚禮,人際交往有交際禮,鄉人聚會有鄉飲酒禮,人死了有喪禮和祭禮,國與國交往有聘禮等等,把這套東西變成一個社會規範,人人去做,家家去做,這個社會風氣就改變了。禮與樂,樂更加重要,是禮的內在動力。儒家特彆強調人內在的德性,《禮記》有一句話,叫做「德輝動於內」,「理(禮)發諸外」。你內心要有一個「德」字,這個「德」字在發著光輝,你的合於禮的行為就會自然流露於外,內外俱修,這才是一個君子。儒家禮樂思想的邊緣化有同學講了,照你這麼講,我們傳統的禮樂思想是非常講究互相尊重的,怎麼現在大家一提起古代的「禮」,腦子裡就會想到好像還有另外一些東西,就會想到電視連續劇裡面三跪九叩,口口聲聲喊「奴才」、「奴才不敢」、「奴才如何」之類的畫面,儘是一些尊卑分明的東西呢?那麼我要告訴大家,這就是歷史,歷史的發展有的時候是曲折的。在孔子和他的弟子在世的時期,他們把怎麼樣教化人、怎麼樣做可以最有成效這些問題,在理論上已經發揮到了盡善盡美的地步。可是,治國的權力卻是在統治者手上,統治者是否採用他們的理論,就很難說了,這要看各方面的情況。孔子生前,曾經周遊列國,希望能有君王採納他的治國方案,結果是到處碰壁,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史記?叔孫通傳》說了這樣一件事。漢高祖取得天下之後,有一天召開慶祝會,滿朝的大臣都是跟著他打仗的,很多人是草莽出身,沒有文化,沒有教養,結果在喝醉了之後互相爭功,胡喊亂叫,甚至拔劍擊柱。劉邦一看很生氣,但是拿他們沒辦法。這個時候,他下面有一位謀臣叫叔孫通,這個人很能揣摩劉邦的心思,他說別著急,我來給你想辦法。於是,他就找了他的學生,又找了朝廷裡面一幫人,著漢高祖祭孔圖手制定禮儀,然後教他們演習。演習完了讓劉邦看,劉邦一看很高興。後來,長樂宮建好了,要舉行朝會,所有的大臣走到宮殿門口就被攔住,不許隨便進去,要有「謁者」,就是禮儀官,一個一個把你引進去,文官站在什麼地方,武官站在什麼地方,都有規定。宮廷內外,到處是騎兵步卒,到處是各種旗幟,顯現出一種威嚴的氣象。等到人全部站齊了,好,這時候劉邦才坐在輦中,前呼後擁地被人抬著上殿。這個時候,所有的大臣都要在禮官的引導下,一個一個上來給他磕頭祝賀。滿朝文武,人人震悚肅敬。這樣一來,劉邦可高興壞了,說:我今天才知道,當皇帝有多快活,有多神氣。後來,這套東西叔孫通不斷地讓它完善,當然是投其所好,因為帝王很喜歡這套東西。儒家的禮儀本來是為了改造人性的,人跟人要互相尊重的,結果在朝廷裡面多出了這麼一塊,這一塊後來越來越發展、越來越重要。孔子和他的學生的那一套理論儘管一直有學者在研究,但在政府機構里,卻是慢慢地被邊緣化了。一講到「禮」就是朝廷的禮儀,天子的威儀。其實我們讀《左傳》《戰國策》等先秦文獻就可以知道,當時的朝儀,君臣是互相對坐的。可是,後來不許臣子坐著了,得要站著。最後是不能站著,得要跪著。這種儀式和思想跟孔子的禮樂教化的思想是大相徑庭的。我曾經把「二十四史」裡面所有《禮樂志》給翻了一遍,覺得孔子的禮樂思想一步一步被邊緣化的軌跡是非常清楚的。在《史記》裡面,有「八書」,「書」是記載典章制度的,後來的史書改叫「志」。《史記》里的八書,《禮書》是第一,《樂書》是第二,《禮書》、《樂書》是擺在最前面的,後面才是《平準書》《河渠書》等等。司馬遷把禮、樂看作是引導一個國家的人民的最重要的制度。到了《漢書》裡面就不同了,董仲舒天人感應的思想影響很大,就把《律曆志》放在最前面,首先要看天,天答應不答應,就把自然的天變成一個神靈的天,《禮志》《樂志》放到後面去了。再到《晉書》裡面,《天文志》下來是《地理志》,《地理志》下來是《律曆志》,《禮志》擺到第四去了。再到《隋書》裡面,它又把這個「禮」擺到前面,第一是《禮》,但是它改叫《禮儀》了。「禮」改稱「禮儀」,這是很大的變化。古人講「禮」,是包括形式和內涵的,是有思想的儀式;而「儀」主要是指儀式,兩者有很大的區別,所以古人批評某些形式主義的東西的時候,往往會說:「這是儀,不是禮。」這樣的批評是很嚴厲的,因為你丟掉了禮的靈魂,只剩下形式了。這時候的《禮儀志》包括一些什麼內容呢?不外乎是幾品官穿什麼衣服,戴什麼帽子,衣服是什麼樣子、什麼顏色等等,這哪裡還有孔子禮學思想的氣味?《隋書》里的《樂》,改叫《音樂》了,這個改變看似無關緊要,實際上是觸到了儒家禮樂思想的根本了。我們在前面已經談過了,在儒家音樂思想裡面,「音」和「樂」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怎麼可以混在一起呢?《樂記》里有魏文侯跟子夏的一個對話。魏文侯說,哎呀子夏,你很有學問,我向你請教一個問題,我「端冕而聽古樂」,把這帽子弄得端端正正,想恭恭敬敬地聽一段古樂,沒想到,我聽一會兒就想睡覺了,實在提不起興趣來。可是我聽那些新樂(拿我們今天的話叫流行音樂),哎呀,我一個晚上都不想睡覺,請問這是什麼道理?子夏聽了就笑了,說你問的是「樂」,實際上說的是「音」。你所說的新樂,是亂七八糟的音,靡靡之音,亡國之音,哪裡配稱「樂」!只有具有道德教化的音才可以稱為「樂」。歷史上的聖王,像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功成治定,國泰民安,都有當時的頌歌。這種頌歌有樂舞,你看了之後,可以知道他們怎麼除暴安良、如何安定社會。可是你喜歡聽的那種新樂呢,男女雜廁,一幫人在上面竄來竄去,看完以後不知所云,不知道它要表達什麼主題。我們從子夏的這段回答中可以清楚地知道,儒家是非常看重音和樂的區別的,這一點千萬不可小看,而《隋書》不僅犯了這個忌,而且《音樂》里記載的東西,開始偏重於樂器和技術方面了,各種各樣唱的東西都叫音樂,這就遠離了先秦儒家的「樂」的概念。到了《宋史》裡面,大家知道「二十四史」裡面《宋史》的篇幅是最大的。《宋史》裡面的「志」,首先是《天文》,接著是《五行》《律歷》《河渠》,下來才是《禮》。而這裡的《禮》記載的都是什麼呢?帽子上面有幾道梁,鞋子是什麼顏色的,袖子是什麼顏色的,等等,《禮》整個地趨向形式化了,而且這些形式是服從於皇權和特權等級的,已經異化了,和孔子所講的「禮樂教化」的理論是背道而馳的,同時也說明先秦儒家的禮樂思想已經被邊緣化了。今天我們往往拿這些東西來說我們古代是禮儀之邦,這就大錯特錯了。附:彭林答問曾子墨(主持人):聽了您的演講,我想在座的很多同學可能都會覺得是受了一場中華傳統文化的洗禮。其實在座很多同學,包括我自己在內,可能像我們這一代人很少有人真正地受過這種「禮樂教化」的熏陶,可能我們所接受的都是正統的西式的教育。那您認為這些接受了西式教育的人,是不是就是缺乏文化底蘊?彭林:是的,還不僅是文化底蘊。我先說一個這樣的事情吧,顧炎武曾經借用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叫做「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問過許許多多同學,發現沒有一個同學是把這話讀懂了的。其實顧炎武在《日知錄》裡面就說過,歷史上的改朝換代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換了一個皇帝,姓張的皇帝換成了姓李的皇帝,但是國家的文化並沒有變,還是中華文化,這叫「亡國」,這沒有關係。另一種情況,不僅皇帝換了姓,而且連你的整個的文化也被人家替換了,或者被人家消滅了,儘管你的人一個個都還在,可是你這個民族已經消亡了,這叫「亡天下」。每一個民族都要有自己的文化的,我們到雲南去,說這是傣族,那是苗族,因為它的文化不同,所以我們才可以區別她們。要是民族文化都沒有了,這民族怎麼會存在呢?我們中學歷史教科書上有一幅唐代地圖,顯示出北方有個民族國家叫契丹,後來到哪裡去了?今天我們五十六個民族裡面是沒有契丹的,但當時它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在俄文裡面「中國」這個詞的讀音就是「契丹」的音譯。契丹這個民族在跟人家交往的過程當中,不注意固守自己的傳統,被人家同化了,它的文化沒有了。今天我們如果做基因分析的話,社會上可以找到很多有契丹血統的人,他的祖先是契丹人,說不定在座的就有。可是你不是契丹民族,因為什麼?你的文化沒了。我們這個民族經過了五千年的發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化,這套文化的核心是「禮」。這話不是我說的,是國學大師錢穆先生說的。他說過中國文化的核心是「禮」。如果你把這些東西都丟光了,最後問題就來了:你們是什麼民族?我們今天已經沒有了民族服裝,我今天來做講演,只能穿著洋服,很慚愧啊。你看我們某些地方的房子,都是歐陸風情,已經沒有了文化個性。現在學生的節日也西化得很厲害。我去年在北京某高校上課,上一個學期課,有一天晚上,有一位同學來跟我請假說:「老師,這堂課我要請假。」我說:「為什麼?」他說:「我們班有個活動。」我說:「學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上課,什麼活動能讓你們不上課啊?」他說:「今天是平安夜。」我聽了特生氣,說:「平安夜,關你什麼事呀。」聖誕節是外國的宗教節日,你跟著起什麼哄啊?目前,大家普遍沒有文化自尊,也沒有文化自覺。小平同志有一句話,我覺得講得非常樸實,但是非常好,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愛著這片土地。我們都是中國人啊,我們血管里流淌的是中華民族的血,我們要珍愛自己的文化、珍愛自己的傳統。北京有一個禮儀學校,給了我一些教材,我一看前言,說我們是五千年禮儀之邦,我們如何如何好,前言完了,下面就是怎麼描眉、塗口紅、打領帶,怎麼拿刀拿叉,全是西方的那一套禮儀。這樣的禮儀學校辦得越多,我們民族的文化就消滅得越快。現在這個問題嚴重到什麼程度呢?2004年4月,我在北京大學做了一個講演,講完後,有一位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女同學站出來提了一個問題,把我深深地震動了!她說,國際關係學院的同學為了將來更好地從事外交工作,他們創辦了一個禮儀學校,學習阿拉伯禮儀、非洲禮儀、歐洲禮儀等等,最後發現居然沒有中國禮儀!五千年的禮儀之邦,我們已經拿不出一套屬於自己的民族禮儀了!有一句古話叫「入境問俗」,如果我們要到歐洲去,總是要先了解一下他們的文化是怎麼樣的,語言風俗是怎麼樣的,以免由於無知而做出不尊重對方的事情來。可是現在有個例外,外國人到中國來不需要「入境問俗」,你懂得歐美的風俗就行了,因為我們不需要別人尊重。這不是滑稽嗎?對不對?現在我們已經是沒有了文化表徵,人家怎麼對我們都可以。不知出於什麼考慮,有些人正在大力普及西方禮儀,急著要大家學拿刀、拿叉,你這麼著急幹什麼?外國人到中國來,筷子拿不好有什麼關係,我們會笑他嗎?不會的。學習拿刀拿叉對我們這個民族真有這麼重要嗎?我們還有尊嚴沒有?還有一個現象,深圳有一個「錦繡中華」,咱們北京有個「中華民族園」。裡面有中國境內所有的少數民族,但就是沒有漢族。沒有漢族能叫「錦繡中華」嗎?能叫「中華民族園」嗎?滑稽。可是話說回來了,我們退一萬步來講,裡面給你劃塊地方,讓你去展示漢族文化,你又能展示什麼?難道找一夥穿夾克衫的、穿西服的人在裡面,互相說「媽咪」、「爹地」、「拜拜」?近代以來,我們受到了列強的侵略,在這種很特殊的情況下,我們急於強國,所以不是想「全盤西化」,就是想「全盤蘇化」,自己的民族文化總是挺立不起來,沒有文化自信,也沒有文化自覺。我們五千年的文化,正以加速度的態勢在流失。長此以往,會出現什麼樣的結局?我曾經套用《紅樓夢》裡面的一句話來作比喻,形容我的擔心。林黛玉很愛哭,一年到頭,流不完的眼淚,所以有人擔心說:「怎禁得住秋流到冬,春流到夏?」我們的傳統文化也這麼流失下去,會不會有流失殆盡的一天?不好說啊!世界四大文明古國,有三個都已經中斷了,比如現在的埃及文化與古埃及的文化,所以有人把他們叫「失落了的文明」。我們中國是其中惟一一個沒有中斷的古文明,但是我不敢說它會不會最後流失殆盡。這個要看我們大家有沒有文化自信,有沒有文化自尊?現在西方人要佔領我們的市場和利用我國的廉價勞動力,還需要像一百多年前那樣用大炮嗎?用鴉片嗎?不必了,用文化就解決問題。現在我們很多人為什麼喜歡過洋節,不喜歡過中國節,我們的文化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被征服了。提問:彭老師、主持人,你們好,我是北京理工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的研究生,我曾經和一位外國朋友聊過天,談到關於中國文化的問題,我發現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甚至遠遠超過我,我就感到很奇怪了。一個外國人對中國的文化了解甚至超過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中國人,那麼我們對自己的文化又能了解多少,又能保存多少呢?我就反覆思考一個問題,就是中國人何以成為一個中國人?今天聽了您的講座,我深有體會,但同時又產生一個新的疑問,就是您提到中國文化的核心是禮,但是即便在孔子的著作中,他都要慨嘆「禮崩樂壞」,他要上西周,要上周公的那個時代去尋找真正的禮。那麼在我們這個時代,幾千年過去了,無數的災難,無數的重建,那麼我們該上哪兒去找真正的禮呢?謝謝。彭林:我想,這個禮它是一種文化,我們不能簡單地這麼做比較,說是孔子找不到,我們到哪裡去找?我們當然要到傳統文化裡面去找。古代的禮,在許多文獻里都有記載,不過比較難讀,只要找,還是可以找到的。我們不是要去全盤恢復古禮,而是要去尋找智慧和思想。近代以來,我們把這些東西全部拋棄了。近年有人說過一句這樣的話,是不是有助於回答你這個問題。我們這個國家怎麼強大呢?怎麼樣不失去自我呢?請大家牢記這樣一句話:「無科技不足以強國,無文化則足以亡種。」你們是理工大學的,發展科技的重任在你們身上,但是文化傳承的重任也在你們身上。不能認為我只是學理工專業的學生,文化問題與我無關,你們不能這麼想。我們剛才說了,這是匹夫都有責任的事情。我這裡要講到我們清華大學,清華大學辦學的理念在20世紀20年代就已經非常清楚。梁啟超先生曾經給清華的學生做過一次講演,題目叫《君子》。辦大學的理念是什麼?是不是給大家一個飯碗呢?我是學計算機的,我是學工程的,我是學化學的,不是的!大學是要為社會培養德才兼備的,有很強的專業技術,同時又有人文關懷的這樣一種人,這種人梁啟超稱之為「君子」,說清華大學就應該培養這樣的人。他說,將來清華的學生到了社會上以後,能夠挽既倒之狂瀾,社會就有希望了。那麼,怎麼樣成為一個君子呢?梁先生取了《易經》裡面的話,叫「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八個字後來成了我們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八個字,把要說的話全說了,比我們今天見到的許多口號式的廠訓、校訓深刻多了,這就是水平。曾子墨:最後也是按照我們的傳統,請您用一句話來簡單地概括一下您今天的演講。彭林:請善待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如何祭祀黃帝:恢復古禮與另制新儀黃帝乃五帝之首,中華人文始祖,司馬遷作《史記》,從黃帝開篇,其歷史地位可想而知。早在先秦,黃帝就因「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國語?魯語上》)的歷史功績而被列入祀典。西漢一統之初就「祀黃帝於沛庭」(《漢書?高祖本紀》),開帝王祭祀黃帝之先。此後,歷代對黃帝的祭祀,史不絕書。從隋唐起,黃帝牌位正式進入歷代帝王廟,列入政府祀典,萬世享食,綿延至近代。近年,政府決定將祭祀黃帝作為國家大典,於每年清明在黃陵舉行,這是傳承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重要舉措之一。海外華僑華人祭拜黃帝古代祭祀,乃是「所以追養繼孝」(《禮記?祭統》)的一種形式,所以,在設計上有許多的講究,儀節也非常之多。時移世易,今天我們祭祀黃帝的儀式應該如何制定?有人主張完全拋棄傳統的形式,另制新儀;也有人主張全部恢復古代的典禮,不得改易。這兩種意見都比較極端。傳統的形式是否可以完全拋棄呢?顯然不可以,祭祀黃帝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傳承,以黃帝為共同的祖先已經成為全球華人根深蒂固的理念,成為巨大的民族向心力。若將祭典改得面目全非,難以為華人世界所認同。而傳統的祭典不僅非常繁瑣,而且今人大多已經看不懂,若執意行之,勢必令人生厭煩之心,同樣收不到實效。2004年祭祀黃帝的儀式對傳統的祭典作了改革,成功與否?我想就此談一些淺見。祭祀的名與實2004年的祭典名稱是「社會各界公祭黃帝典禮」,祭典的儀仗隊中也有大寫「祭」字的旗幟,這是一場祭祀活動,主辦者的意識非常明確。什麼是「祭」?「祭」字至遲在甲骨文中就出現了,象以手持肉奉於神祇之形。可見,祭字的本義,是藉助於食物向神表達敬意的一種儀式。古代宗廟祭祀因祭品的不同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稱為「薦」,一類稱為「祭」。關於薦,屢見於文獻記載,其中《禮記?月令》最為系統:(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實」;(孟夏之月)「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之月)「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孟秋之月)「農乃登谷,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仲秋之月)「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可見,所謂薦,乃是按照時令向受祭者薦獻麥、谷、麻、魚等食品的儀式,即《中庸》所說「薦其時食」,旨在表達凡有時令鮮物出,必須首先請祖先嘗新,然後自己才敢食用之意。祭是較薦更為隆重的儀式,致祭的次數要比薦少,但級別更高,儀式更為複雜。祭的供品有酒、有牲。牲指牛、羊、豕三者或者羊與豕二者的組合,前者稱為太牢,後者稱為少牢。薦與祭二者,有同有異,渾言之均可稱祭;析言之,無牲者稱為薦,有牲者稱為祭。黃帝受祭,自然要有供品,漢代祭祀黃帝用怎樣的物品,文獻語焉不詳。最早提到祭祀黃帝用牲等級的,是《魏書?太宗本紀》,稱北魏神瑞二年(415)「以太牢祠黃帝廟」,其後歷代相沿,賡續不廢。黃帝陵舊照自古以來,祭祀一定要有供品,是祭之所以為祭的最基本的原則。韓國是舉國保留祭祀傳統的國度,漢城的朝鮮王室宗廟大祭沿襲古代儀式至今,受享諸王均有祭品。鄉間民家祭祀也是如此。我國今日民間的祭祀也無例外。2004年的祭祀黃帝大典,與祭代表除了敬獻花籃之外,自始至終沒有向黃帝奉獻任何祭品。因而我們完全可以說,這根本就不是祭祀。更為奇怪的是,主祭者宣讀祭文結束時,大聲念道「尚饗!」「尚饗」是傳統祭文中固有的詞令,其意思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敬請享用!」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供桌前有祭品。祭文的文稿,顯然是沿襲了傳統祭文的格式,所以才會有「尚饗」一詞。而這次祭典除了花籃,什麼祭品也沒有,卻還要對黃帝說「敬請享用」,真是莫名其妙,難道要請黃帝吃花籃?可見,無論是撰寫祭文者還是主祭者,都不清楚「尚饗」一詞是什麼意思,結果弄巧成拙。我們並不是要恢復繁瑣的古禮,恰恰相反,是主張在保留傳統祭典精神的原則下,刪繁就簡。禮儀並非形式越繁瑣越好,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八佾》)可見孔子主張形式要節儉,內心要誠敬。但孔子是說要「儉」,而不是說要「無」,最核心的形式必須保留,否則就不成其禮。《論語?八佾》說,子貢準備廢除告朔儀式中用的餼羊,孔子說:「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如果連餼羊也廢除了,那麼,告朔之禮就連起碼的形式也沒有了,可見孔子對於涉及到禮的存亡的儀式是堅守的。歷代帝王深明於此,據《冊府元龜》記載,開元十二年(724)十一月庚午,唐太宗幸東都,「敕有司,所經自古帝王陵,精意致祭,以酒脯時果,用代牲牢」。這顯然是一種簡化的方式,但「酒脯時果」依然有「告朔之餼羊」的意義。我們揣度,祭祀黃帝典禮的設計者之所以沒有安排敬獻供品的儀節,可能是覺得向黃帝獻牛、羊、豕太過時,或者是嫌麻煩,不如獻花籃來得時髦和簡便。如果真是這樣,也並非不可,只是儀式的名稱應該改作「追思會」或者「紀念會」。時下北京、廣州等地紀念孫中山、毛澤東的儀式都是採用敬獻花籃的方式,只是這些儀式都沒有一個是叫「祭祀」的。順便要說一句,獻花籃是西方的儀式,而祭祀黃帝對於我們中華民族有特殊的文化意義,用西式的花籃獻給黃帝是否合適,值得推敲。筆者認為,儀式的名稱至關重要,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既然是祭祖,就應該用符合其基本定義的形式,不要冒其名而無其實。前些年,四川某地利用國際會議之機舉行祭孔典禮,由於沒有文化底蘊作基礎,形同兒戲,引起海外學者反感,媒體多有譏評,損害了我國的文化形象,應該引為鑒戒。關於九鼎八簋2004年祭祀黃帝大典之前,媒體突出宣傳說,此次祭祀規格西周? 「師酉」銅簋是九鼎八簋(ɡuǐ),是天子的等級云云。將九鼎八簋作為天子等級的說法,始見於《公羊傳》。關於用鼎的數目,《儀禮?少牢饋食禮》明確說到用五鼎,少牢饋食禮是大夫之禮,《儀禮》沒有提到諸侯、大夫之禮,所以有人按照等差向上推測諸侯用七鼎、天子用九鼎。西周?「大盂」銅鼎簋是盛黍稷類主食的器皿,《說文》說是「黍稷方器」。其數目也是根據文獻推測出來的,《禮記?郊特牲》說「鼎俎奇而籩(biān)豆偶」,意思是鼎俎都是奇數,籩豆都是偶數,因此說天子是九鼎八簋、諸侯是七鼎六簋、大夫是五鼎四簋。九鼎八簋之類的器物組合,在先秦墓葬中曾經發現過。但它們在祭祀中的具體作用和位置,卻很少有人深究。鼎原本是炊器,後來演變為盛放牲體的器具。古人煮牲用鑊(相當於後世的鍋子),陳設在廟門之外。牲煮熟之後要取出來,盛在鼎中,然後和以五味。鼎也是陳設在廟門之外,而且是靠近鑊,例如《少牢饋食禮》說到五個鼎的位置是「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就是說為了取牲的方便,三個盛羊牲的鼎放在煮羊牲的鍋子旁邊,兩個盛豕牲的鼎放在煮豕牲的鍋子旁邊。接著,要用匕首將鼎中的牲肉取出來,放在俎之上,俎類似於長方形的案板,下面一般有腿。俎與鼎配套使用,所以兩者的數量總是相等的。將牲肉從鼎中取出放到俎上的地點有兩個:一是在廟門外的陳鼎處就近取放;二是先將鼎抬到門內的堂下,然後取放,決沒有將鼎抬到堂上去的。原因是,食用者是從俎上而不是從鼎中取用牲肉的。即使是祭天,也是用俎盛牛羊豕,決沒有將鼎供奉在神主前的。好比私家祭祀,絕不會把鍋子直接端到木主前面供奉,而是要將鍋子里的肉先盛到碗里,這是常識範圍內的事。因此,文獻記載提及祭祀歷代先王的禮器,都沒有涉及鼎,而只有具體的盛食器。例如《開元禮》的記載,每位先王的祭器為:「尊六、籩十、豆十、簠(fǔ)二、簋二、鉶(xínɡ)三、俎三。」尊是酒器,籩豆盛菜肴,簠簋為黍稷之器,鉶盛湯,俎陳牲肉。在這套祭器組合中沒有鼎,簋也只有兩個,證明古代祭祀黃帝並非用九鼎八簋。

古代祭祀的等級主要是看用牲的情況,而不是看祭器。古代天子用太牢,諸侯用少牢,士用特牲(豕),所以禮書才有《郊特牲》《少牢饋食禮》《特牲饋食禮》等等的名目。但也不是一律的以多為貴,天子南郊祭天就用特牲——一頭牛,《禮記?禮器》說:「祭天,特牲。」孔穎達疏:「特,一也。天神尊貴,故止一特也。」由於上述的理由,祭祀黃帝的儀式用九鼎八簋實際上是自己給自己出難題,放在哪裡都不是。如果把它當作祭器陳設在享殿正前,鼎內就必須盛牲體,但由於典禮沒有牲,就只好陳設空鼎空簋,實在是不成體統。如果按照禮書的記載,將鼎陳設在門外,也很困難,因為祭祀廣場根本就沒有門;退一步而言,即便有門可以放鼎,簋也無法處理,簋原本是放在堂上的,裡面必須有黍稷,現在將八個空簋放在堂上,其他什麼也沒有,顯得十分尷尬。不知出於怎樣的考慮,主辦者居然將九鼎八簋放在了祭祀廣場的兩側,實在是出人意料。不知究竟要表達什麼意思?我們由此得到的印象是:它們連正經的擺設都不是,而是如同戲台上的道具。我認為,禮器的安排一定要前後照應。如果決定不按照傳統的祭祀方式,就不必再陳設九鼎八簋,完全可以取消。與祭者的服裝古代祭祀,參與祭祀者必須身穿祭服;若是國家大祭,則有更為嚴格的著裝要求。《開元禮》規定:「諸享官以下,各服祭服。」不同級別的官員有不同的祭服。如今祭祀黃帝,當然沒有必要再去穿舊時的祭服,但毋庸置疑的是,作為祭祀民族之祖的國家級典禮,與祭者理應身穿民族服裝。韓國、日本等地祭祀孔子的儀式,主祭者或者穿祭服,或者穿民族服裝。奇怪的是,黃帝故鄉的祭祀大典中,站在主祭方隊中的所有成員居然一律都是西裝革履!有人或許會說:「這是順應時代潮流,有什麼不可以!」這是似是而非的說法。相傳嫘祖發明蠶桑,黃帝製作衣裳,民眾得以禦寒抗凍,遮羞蔽體,漸入文明之境。在世界上許多地區尚在披獸皮樹葉之時,我們的先民已經穿上麻和葛類,甚至是絲綢的衣服,這是人類歷史上何等驕人的大事。五千年來,中華民族的服飾文化不斷推陳出新,琳琅滿目,尤以漢、唐、宋、明最為絢麗多彩。《大明宮詞》等電視連續劇,根據各種資料製作的中華古代服裝,款式大方,色澤明快,曾經引起國內外觀眾的驚羨。因此,身穿民族服裝祭祀黃帝具有特殊的意義。滑稽的是,2004年清明節,中央電視台直播祭祀黃帝大典時,演播室里的主持人和嘉賓都身穿「唐裝」出現在觀眾面前,表明他們都知道今天的祭典有特殊意義;而黃陵的主祭者對此似乎渾然不知,一個個身穿「洋服」站立在祭殿之前,並且時不時在鏡頭前整一整西服、領帶。主祭者在祭文中還自稱黃帝子孫,侈談五千年文明,豈非絕大的諷刺?早期的中山裝眾所周知的原因,如今的中國事實上已經沒有統一的民族服裝,但並非沒有解決的辦法。依我之見,祭祀黃帝大典的服裝,至少可以有三種選擇:一是中山裝。辛亥革命之後,滿清服裝不受歡迎,孫中山發明了著名的「中山裝」。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中山裝被作為中華民族在新時代的服裝,受到社會各階層和海外華人的歡迎。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總是身穿中山裝接待外賓,出席各種盛大的典禮,顯示了中華民族的自尊和自信。20世紀80年代以後,西服取代了中山裝,成為中國官方活動的「正服」,民族服裝遂歸於虛無,令人扼腕長嘆。二是「唐裝」,這是在上一世紀中國民間服裝的基礎上改造而成的,海外華人中多有穿著者,由於在2001年上海的APEC會議上,各國領導人都穿著「唐裝」亮過相,大眾也可以認同,只是樣式、用料等還可以進一步改進,以便為更多的人接受。三是綜合各朝傳統服裝之長專門設計一套。我國服裝是一份寶貴的資源,應該充分利用。中國人穿西服祭祀黃帝,猛一想,似乎沒有什麼不可以。可是,如果我們做一個換位思考:假設美國人祭祀華盛頓都身穿中國旗袍,或者法國人祭祀拿破崙都穿伊斯蘭服裝,世人會有怎樣的感覺?我想一定是舉世驚愕!其中的道理不是完全一樣嗎?世界上的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服裝,它是民族的表徵。時下,阿拉伯國家經濟極度富裕,完全有條件「全盤西化」,但他們依然身穿自己的民族服裝。還有許多經濟非常落後的國家,人民也不以身穿民族服裝為恥。這些都反映了他們對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尊。而這種自信和自尊,正是一個民族得以凝聚的核心之所在。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歷史文化最為悠久的中華民族,無論如何不能沒有自己的民族服裝。我們希望,有關方面利用清明祭祀黃帝這一盛大典禮的影響,推出我國的民族服裝,喚起國人的文化自尊。關於樂舞古代祭祀堯、舜、禹、湯等聖王,一定要有樂舞。目前的祭祀黃帝大典安排了樂舞是對的,但存在如下三個問題。首先,古代的樂舞的時間安排。古代祭祀要想像神明接受邀請、降臨享殿。祭祀有酒、有牲,致祭者要向神明三次獻酒,分別稱為初獻、亞獻和終獻,合稱「三獻」。初獻時,祝官要誦讀祝文。三獻畢,致祭者要撤去饌席,最後送別神明。在上述的每一個儀節中,樂舞生都要奏樂、起舞。也就是說,禮與樂渾然一體,含有歌頌神明和歡娛神明的意思,整個祭祀過程中伴隨著樂曲。而現在的祭祀黃帝大典將樂舞安排在最後,此時神明已經遠遠離去,樂舞成了會議結束之後的餘興節目,是給場上的觀眾看的,因而有很濃重的表演氣息。應該說,這是違背祭祀樂舞本義的。第二,不同的古帝王有不同的樂舞,不得混用。祭祀黃帝大典的樂舞有四章,其中不乏張冠李戴之嫌,最典型的是「百獸率舞」一章。「百獸率舞」一詞出自《尚書?堯典》,原文大意是說,舜的樂官夔典掌音樂,由於他的高明領導,使得八音協諧,神人相和,乃至感及獸類,故敲擊石磬時,「百獸率舞」。可見,百獸率舞說的是舜的時代,把它用到黃帝身上,未免牽強附會。第三,音樂過於現代化。古代宗廟祭祀,一定要用節奏緩慢而莊嚴的雅樂,絕對不能用「新樂」。這在《樂記》等文獻中是反覆闡明的思想,切不可等閑視之。雅樂是歌頌先王創業的歷程和功烈,富有思想內涵;而新樂注重的是感官的享受。但是,祭祀黃帝大典的樂舞節奏過快,音樂風格也比較時髦,完全不像雅樂,有比較明顯的商業氣息。作者可能有把它做得「好看」或者有提高收視率的動機在內。但是,既然是一次傳統的祭典,就應該儘可能把它做得原汁原味,切不可在「貼近時代」的旗號下,錯將傳統做成了現代,其結果必然對大眾造成誤導,以為古代的宗廟雅樂就是這種風格。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用祭祀的方式來紀念對民族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的傑出人物,以表示崇德報功之意,使之流芳千古,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色,對於傳承和弘揚中華人文精神具有積極意義。早在先秦時代,人們就制定了萬世享祀的原則及其人物。《國語?魯語上》展禽云: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後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後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文中提及的「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御大災」、「能捍大患」等五種功烈,都足以造福萬民。這些民族英雄已經久別人世,為了讓後人世世代代記住他們,古人採用了祭祀這種方式來追思和歌頌之。人已不在,卻還要向他們獻酒,請他們觀看樂舞,豈不是多此一舉?我想,古人還不至於糊塗到連人死不能復生的道理都不懂的地步。祭祀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死者,毋寧說是為了生者。這是培養生者對民族英雄恭敬之心的一種方式。孔子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說要像神明就在眼前那樣恭恭敬敬地奉行敬養之禮,誠敬是禮之根本。因此,從迎神、三獻、撤饌到送神,無不如身臨其境。如今的祭祀黃帝大典當然不可能恢復到古昔,但是起碼的恭敬之心還是要有的,否則就沒有必要舉行如此的儀式。整個祭典中,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主祭者念祝文時居然背朝著黃帝的享殿,他此時的心態,大概是在向大眾作報告。在正式的禮儀場合中,用背對著長輩是不禮貌的,背對著致祭對象是尤其不能允許的,它表明致祭者根本沒有「祭神如神在」的意識,也沒有發自內心的敬意。祭祀黃帝是國家大典,它直接關係到中華文化的形象,因此,形式和內容的設計都應該慎之又慎,要有充分的學術依據,如果率爾操觚,流於形式,只能貽笑于海內外方家大雅。尤其是不要弄得不中不西,不知是哪國的儀式。為禮樂文化正名:「以禮殺人」與「以理殺人」1919年11月1日,吳虞在《新青年》第6卷第6號上發表了《吃人與禮教》一文,他說:「我們如今應該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新青年》禮教的就是吃人的呀!」把吃人和禮教這兩者直接畫了等號。在此後的近百年當中,「禮」不斷被人潑髒水,「積毀銷骨,眾口鑠金」,於是,禮教變成了上自黨政幹部、知識分子,下至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無人不曉的貶義詞。中國是舉世聞名的禮儀之邦,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禮樂文化——每每簡稱為禮。如果吳虞的說法得以成立,則中華歷史就是一部吃人的歷史,如此野蠻的國家,豈能加以「文明古國」的桂冠?因此,對於禮的認識事關對於中華文明的基本評價,不可等閑視之,我們不可不明辨之。什麼是禮教?為禮樂文化正名,就必須從「禮教」這個詞開始。古人將「禮教」與「樂教」並提,它們的本義,不過是以禮為教、以樂為教。清代學者凌廷堪說過:「上古聖王所以治民者,後世聖賢之所以教民者,一禮字而已。」意思是說,上古聖王治理民眾的方針,以及後世聖賢教育民眾的孔子像方法,都可以最終歸納為「禮」這一個字。聖王治世的目標是建立大同世界,這是見諸於《禮記》的。聖賢教民,是要讓百姓懂得禮、遵守禮。凌氏的見解,非常精到。太古時代,人與禽獸為伍,《禮記?曲禮》說,為了讓人們懂得「自別於禽獸」,有聖人起來「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為禮以教人」,就是制定了禮來教人。禮使人自覺地區別於禽獸,走向了文明。而聖人的歷史功績正是在於「為禮」和「教人」。那麼,禮又是什麼呢?回答這個問題,必須找出關於禮的解釋的源頭,這就需要從孔子及其弟子的相關論述中去尋求答案。在《論語》里,孔子談禮的地方在在多有,由於禮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概念,所以在不同的場合,孔子對禮的所指,有不同的側重,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主題:第一是指周禮,就是周公所制定的西周禮制。孔子特別推崇周公,他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他感嘆自己的年衰,居然許久沒有夢見周公了!程子說,由這句話可以知道,孔子盛年的時候,「寤寐長存周公之道」。孔子之所以崇拜周公,是因為周公手創的那套制度的文明和完美。他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意思是說,周禮是在借鑒了夏、商兩代為政得失的基礎上制定的,典制粲然大備,足以為萬世龜鑒,所以他表示了「從周」的立場。眾所周知,西周開國之初,周公制禮作樂,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調。這套制度之所以為後世所稱道,因為它是以道德為核心而建立起來的,由此確立了道德在治國理念中的主導地位,這對於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到了春秋時期,由於種種原因,這套制度瓦解了,世道大亂,史稱「禮崩樂壞」。貴族們為了權和利,彼此征戰不息,所以自古有「春秋無義戰」的說法。孔子嚮往周公之禮,既是他對春秋亂世的不滿,也是他對西周道德禮制的嚮往,這是非常正常的,有什麼可以非議的呢!如果孔子持了相反的態度,讚美春秋亂世,那就有點匪夷所思了。第二,禮是體現德治、仁政的途徑。周公最早提出「德治」的理念,孔子又提出了「仁」的思想,這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德和仁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無形、無色、無聲、無嗅,對於知識程度較低的人來說,甚至會覺得虛無縹緲。而禮就是把德和仁具體化的制度或者行為方式。先秦歷史上有儒法之爭,爭論的焦點,是實行禮治還是法治。法家認為,政令的推行要依靠法,凡是不從令者,就用刑罰加以懲處,這樣,老百姓就不敢作亂了。而儒家則主張以道德教育為主,通過禮來規範和整齊民眾的行為。孔子評價這兩種治國之道時,說過一段非常有名的話:「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他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的結果是「民免而無恥」,老百姓不去觸犯法律,是因為畏懼刑罰,他並沒有羞恥之心。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用禮來保證道德目標的實現,結果就不同了,老百姓因為有了羞恥之心,不僅不會去做壞事,而且還會「格」,就是有上進心。禮是體現德和仁的具體形式,離開了德和仁,禮就不成其為禮。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一個內心沒有仁愛之心的人,怎麼會去推行禮和樂呢?就是說,推行禮的人首先應該是一名仁者,一名富於愛心的人。可見,禮與仁是互為依存,相輔相成的。第三,禮是修身的手段。在人類社會中,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放縱自己的行為,那麼,人就和禽獸沒有了區別,社會也就沒有了起碼的秩序,也就沒有辦法再維持下去。所以,儒家和法家,儘管政見不同,但都認為人的行為是需要約束的,雙方的分歧在於,究竟用什麼來約束人。孔子主張用內在的道德力量來約束自己,他說:「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雍也》)作為一名君子,一方面要「博學於文」,廣博地學習文獻,積累深厚的知識,同時要「約之以禮」,用禮來約束自己的言行,因為禮是根據道德原則制定出來的。只要在這兩方面都做好了,就一定可以做到「弗畔」,也就是不悖離道了。人性都有天然的缺陷,每個人的性格都有弱點。因此,無論是哪種性格的人,如果不藉助於禮,都達不到理想的境界。孔子舉例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xǐ),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論語?泰伯》)意思是說,恭敬而不懂得禮的人,就會空自勞碌。謹慎而不懂得禮的人,就會顯得膽小。勇敢而不懂得禮的人,就會作亂。直率而不懂得禮的人,就會說出傷人的話。平心而論,恭、慎、勇、直這四種性格都不是什麼壞毛病,但只要離開了禮的指引,都不會結出「正果」。類似的意思還可以舉出不少。例如,《論語?憲問》記載,子路問孔子,什麼樣的人才是「成人」(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時,提到了臧武仲、公綽、卞莊子等三位魯國的大夫以及自己的學生冉求。臧武仲的智慧,公綽的沒有私慾,卞莊子的勇敢,冉求的學問,都是最為出色的。孔子說,要成為完美的人,僅僅把這四個人的優點集於一身是不夠的,還要「文之以禮樂」,將禮樂與上述四種優點完美結合。可見,禮樂是最重要的修身課目。我們不可能把孔子談禮的文字全部提到,但是主要的部分已經都談到了。我們由此可以知道,《論語》中的禮,沒有一處是號召大家去殺人或者吃人的。孔子所說的禮,是指以道德為內涵的國家典制,是德與仁的具體表現,也是修身的法則,這些與凌廷堪關於聖王以禮為治,聖賢以禮為教的說法是完全吻合的。孔子關於禮的見解,不僅在當時是正確的、健康的,代表了社會的理性思潮,而且在兩千多年之後的今天,對我們還有重要的啟示,值得我們借鑒。禮教殺人嗎?吳虞說禮教殺人,半個多世紀之後,江青大張其說,聲稱孔子主張「克己復禮」,克己復禮就是復辟奴隸制。將禮直接等同於奴隸制,這是江青為了打倒孔子而編造的謊言,不可不辯論清楚。「克己復禮」一詞,出自《論語》的《顏淵》篇。顏淵問孔子:什麼是仁?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說,剋制自己的行為,讓它回復到禮,這就是仁。只要有一天大家都這樣做了,天下的人就都歸於仁了。所以說,做一個仁者,是要靠自己的,與別人有什麼相干呢?顏淵聽後,希望孔子再說一說克己復禮的細目。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意思是說,不符合禮的事情,不要去看、去聽、去說、去做。孔子的這些話,我們今天平心靜氣地讀一讀,就會明白當年的批判是何等的不講道理。人人懂得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為不出格,難道不好嗎?這裡哪有復辟奴隸制的意思?難道是「瘌痢頭打傘,無法無天」才好嗎?按照當時通行的說法,奴隸制度的主要特徵之一是用活人殉葬。這種現象在商代很盛行,但西周以後,人本主義的思想已經出現,並且日益成為社會思潮的主流,所以殉葬的現象已經不多見了,即使出現了,也會遭到有識之士的反對。於是,有些貴族就改用木俑殉葬。相比於用活人殉葬,這種做法已經前進了一大步。即便如此,孔子也不能容忍,他憤憤批評那些「始作俑者」,也就是發明木俑的人,說:「其無後乎!」意思是說這傢伙應該斷子絕孫吧!孔子反對人殉,是「仁者愛人」的表現,代表了時代的進步和人類的良知,如此寬厚的仁者,怎麼會喜歡奴隸制?可以證明孔子的仁愛之心的,還有《禮記?檀弓下》里的「苛政猛於虎」的典故。孔子和他的學生子路路過泰山,一位婦人在墓旁哭泣,孔子在車上聽到了,便讓子路上前詢問。子路說:「聽到你的哭聲,好像是有特別傷心的事吧?」婦人回答說:「這裡有老虎出沒,先是我的公公被老虎吃了,後來丈夫也被老虎吃了。如今,兒子又被老虎吃了。」孔子感到奇怪,說:「你為什麼不搬走呢?」婦人回答說:「這裡沒有苛政。」一家人為了躲避苛政,寧可死於猛虎。孔子聽後,感慨地對子路說:「年輕人要記住啊,苛政猛於虎啊。」孔子對苛政都如此深惡痛絕,怎麼會去號召大家殺人呢?有學生對我說:「西周是奴隸制,孔子希望恢復西周的典制,這不就是復辟奴隸制嗎?」這位學生之所以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原因有兩個,一是不了解古史分期的情況。西周是什麼性質的社會,學術界是有爭議的,但是,大多數學者認為西周已經進入封建社會。因此,不能把西周制度等同於奴隸制度。二是沒有讀過儒家的文獻。所以,我回答他說:「建議你回去讀讀《禮記》,這是了解儒家禮學思想最重要的文獻,如果你能在這本書里找到儒家試圖復辟奴隸制的證據,請你告訴我。」《禮記》不僅不能為他找出一條證據,相反可以找出許許多多的反證。下面我們僅就《禮記?檀弓》所見舉一些例子。齊國的大夫陳子車客死於衛國,他的妻子和家宰商量後,準備用活人來殉葬。陳子車的弟弟陳子亢到衛國奔喪,聞訊後,堅決反對,認為:「以殉葬,非禮也!」為制止他的嫂子和家宰的計劃,陳子亢對他倆說:「如果必須要用活人為我兄殉葬的話,那麼,你們二位才是最合適的人選!」於是,子車之妻和家宰不得不罷休。此外,陳乾昔在臨終之前,要求他的兒子為他做一口大棺材,要求將來讓他的兩個婢子一左一右地在他身邊殉葬。陳乾昔死後,他的兒子沒有照他的要求辦,說:「以殉葬,非禮也!」上面兩個例子都是反對殉葬的,反對的理由完全一樣:「以殉葬,非禮也!」認為殉葬是不符合禮的,絕對不可以去做。禮學家反對殉葬的立場是如此的鮮明。吳虞這些人都是從舊學出來的,不會沒讀過《禮記》。因此,他們對禮的抨擊,讓人非常驚訝。不僅如此,凡是殘害無辜的不人道行為,也都在儒家的反對之列,《禮記》中相關的記載也相當之多。某年,魯國發生大旱,魯穆公準備將國中的尪(wānɡ)者抓來暴晒。所謂「尪者」,是指某些骨骼有毛病,面孔朝天的人。古代有人認為,天大旱的原因,是上天怕雨水會灌到他們的鼻子裡面,所以不忍心下雨。縣子聽說後堅決反對,說:「因天旱不雨而懲罰殘疾人,未免太過殘忍,斷然不能這樣做。」於是,魯穆公說:「那就不曬尪者了,改曬巫婆吧!」縣子認為這同樣是迂闊之舉,依然不可。魯穆公無奈,最後提出遷徙大的集市,縣子這才表示同意。某年,吳王夫差率領軍隊入侵陳國,他們砍伐神社的樹木,殺死患有傳染病的百姓,所到之處,表現非常惡劣。吳軍回國時,陳國的太宰嚭奉命前往送行。夫差自以為得勝而歸,聲名顯赫,要太宰嚭評價吳軍的「軍聲」。太宰嚭說:「自古以來,攻伐有罪之國的仁義之師,都不會去砍伐該國神社的樹木,不殺害病人,也不俘虜頭髮花白的老者,為的是體現人道。如今貴軍連病人都殺,所以,可以稱你們為"殺害病人之師』。」夫差說:「如果我們歸還你們土地,釋放俘虜,你又將如何稱呼我的軍隊?」太宰嚭說:「君王討伐敝國犯下的罪行,但又憐憫我們而赦免之,還愁沒有好的軍聲嗎?」《禮記?檀弓》里的這兩個例子,讓我們走進了仁者的視野,我們由此可以看到,古代禮家是把仁愛作為判斷是非的重要標準的。我們無法想像,這些人怎麼會去吃人,怎麼會去復辟奴隸制?古人把合於理的制度稱為「禮制」。《左傳》上有許多「君子曰」,都是一些思想家或者政治家品評歷史的話語。他們總是用「禮也」或者「非禮也」來做評定。所謂「禮也」,就是符合天理或者道德的做法;「非禮也」就是不符合天理或者道德的做法。以前,我們常常有一種成見,認為禮不過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但是,我們一條一條去查看這些評語前面的史事,就會發現恰恰相反,其中大量的評語是批評執政者的。例如,魯隱公五年,作為國君的隱公,居然要到棠這個地方去看人打魚,臧僖伯勸阻說,根據先祖相傳的制度,國君要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怎麼可以放下該做的事情不做,而去看打魚呢?隱公不聽,還是去了。結果史官就用「公矢魚於棠」這五個字記錄在案,作為警示。《左傳》用「非禮也」作為對這件事的評語。我們再舉一個例子。根據春秋時期的禮制,諸侯宮廟的楹柱不施油漆,椽子不加雕刻。可是魯庄公為了迎娶夫人哀姜,先是「丹桓宮之楹」,就是把桓公之廟的楹柱都刷成了紅色。接著又「刻桓宮桷」,就是要雕鏤桓公之廟的椽子。大夫御孫勸諫說:我聽說這樣一句話:「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魯國的先君都有「共德」,而您居然做這種大惡之事,這恐怕不妥吧?御孫這句話裡面的「共」,是「洪」的假借字,洪是大的意思。「德之共」,就是德之洪,是德裡面的大者。而庄公的奢侈之舉,正是「惡之大」者。所以,魯國的史官把這兩件事都記了下來。《左傳》評論說,庄公做的這兩件事「皆非禮也」。當時的政治家談到「禮」的時候,都是把道德作為它的註腳的,下面我們再來舉幾個例子。比如,《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趙衰說:「說(悅)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把禮樂看作是「德之則」。《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叔向說:「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把禮看作是推行政令的車子,而政令則是以身相守的道德原則,丟了就會出亂子。《左傳》昭公二年,叔向說:「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則禮與忠信、謙讓又是互為表裡的東西。禮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從某種意義來說,禮就是為了情感而製作的,所以《禮記》說「禮者,因人之人情為之節文」。例如,父母雙親去世,人雖然不在了,但是彼此的感情還在,所以子女每逢季節轉換,或者歲末的時候,應該通過祭祀的方式來追思自己的親人。祭祀的時候要誠敬,應該「事死如事生」,要像侍奉生者那樣侍奉死去的親人。所以《論語》上說,對待父母至親,要做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這是為了培養子女與父母之間的親情。君臣之間雖無血緣關係,但長期共事,彼此的情誼非同一般,所以當一方死亡時,另一方在情感上有所表現,才是符合於禮的。晉國大夫智悼子(荀盈)死,尚未埋葬,晉平公即開懷飲酒,並命樂師師曠、近臣李調陪飲,又鼓鍾助興。杜蕢聽說後,直接進入寢門、上堂,斟酒命師曠喝下,又斟酒命李調喝下,然後自飲一杯,下堂欲走。晉平公怪而問其故。杜蕢說:紂王死於甲子日,夏桀流放於乙卯日,後來的君王無不把甲子、乙卯作為忌日,不敢奏樂。此時,晉國大臣智悼子的靈柩尚停在堂上,悲痛遠比甲子、乙卯之日為大。師曠身為晉國樂師,居然沒有提醒國君,所以,我讓他喝罰酒。而李調是國君的近臣,竟然貪此酒食而忘記國君的過錯,所以也要喝罰酒。晉平公問:可你自己也喝了罰酒,這又為何?杜簣說:我不過是執掌膳食的宰夫,卻超越職權,過問起國君的過失,所以也要受罰。於是,杜簣洗過酒爵,斟上酒,高高舉起。晉平公慚愧極了,對左右侍者說:「將來我死後,一定不要廢去這個酒爵,要永遠記住杜簣的勸戒。」後來,人們把宴會結束前的最後一次獻酒稱為「杜舉」,即緣於此。儒家主張,父子之情為人間最為真摯的情感,應該超越政權、金錢等等。晉獻公死時,重耳(即晉文公)正在國外流亡。秦穆公派人前往弔唁,同時建議他利用獻公新亡,國中舉喪的機會,回國奪取政權。重耳聽從舅犯(即重耳的舅舅狐偃)的意見,拒絕了秦穆公的建議,對使者說:「我長久逃亡在外,父親去世而不能回國哭泣盡哀,哀慟無比,哪有心思去奪權?」說罷磕頭觸地,不敢拜客受吊,哭著起身,也不與使者說私話。使者回國向秦穆公報告出使經過。秦穆公稱讚重耳仁義,說:「重耳只磕頭觸地而不拜,說明他不敢以獻公的繼承人自居,所以也不敢拜客受吊。哭著起身,表明他對父親的真摯情感。不與使者說私話,說明他沒有趁喪奪權的念頭。」以上史事哪裡有半點擁護奴隸制的影子?「以理殺人」與「以禮殺人」從上面列舉的材料不難看出,自古以來,人們都把禮作正確的行為準則,人性化的國家制度,檢驗為政得失的標尺,這是先秦人本主義思潮確立以後的必然結果,是一種歷史的進步。那麼,這麼先進的理念怎麼會與「吃人」扯到一起去呢?其中的原因,除了吳虞等人的激進之外,還與另一場學術爭論有關,這中間的過程,大家很少去深究。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必須予以說明。宋明理學家主張「存天理,滅人慾」,這是一個至今為人詬病的口號。但它並不是宋人憑空獨創的東西,而是有其來源的。天理、人慾這一對概念,最早見於《禮記》的《樂記》篇:「人化物也者,存天理而滅人慾者也。」儒家認為,天理是公理,人慾是私念,兩者是對立的。程頤說:「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則與禽獸何異矣。」意思是說,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的內心有天理,所以人懂得禮義廉恥,能夠遵守社會道德規範,如果人心中沒有了天理,人和禽獸就沒有區別了。然而,只要不是聖人,任何人的內心都是天理與私慾並存的,只是何者佔據主導地位罷了。程子認為,造成天理不明的主要原因是人慾的存在,因而主張彰顯天道,用道德規範來節制私慾。但是,程子的態度比較偏激,認為天理與人慾形同水火、無法調和,「不是天理,便是私慾」,「無人慾,即皆天理」。他的本意是希望「損人慾以復天理」,警示人們加強道德修養,不斷排棄私慾,弘揚天理。遺憾的是,他把天理與人慾的對立推向了極端,並且把男女尊卑之序比作天理,把害怕飢餓寒冷比作人慾,要求人們禁絕私慾,尤其反對寡婦再嫁。按照這一理論,連人的生理欲求都成了私慾,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這種過於極端的理論,居然得到了包括朱熹在內的眾多理學家的認同。清初,學術界出現了一股反理學的思潮,一些學者把明朝滅亡的原因,歸根為宋明學者成天空談心性理氣。清代學者戴震在他的《孟子字義疏證》一書中,對宋明理學家的天理、人慾的理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認為天理就是自然,人慾是人的自然本性,天理和人慾不是對立的,而是一致的,天理就在人慾之中。「存天理,滅人慾」不僅在理論上是荒謬的,而且在社會生活層面上成了「忍而殘殺之具」。所以戴震認為宋明理學家是「以理殺人」。平心而論,宋明理學盛行於當時,主要是在學術界,在實際生活的層面上,它並沒有得到全面的貫徹,反對寡婦再嫁也沒有成為法律,只要讀一讀明清的小說和史料就可以知道,明代社會生活中的婦女並沒有因為宋明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的說法而受到特殊的壓抑,實際生活的現狀與宋明理學之間的距離是非常明顯的。與理學的境遇相反,禮學並沒有受到清代學者的責難。由於滿族在入關南下之初,曾經採用非常野蠻的手段強迫漢人剃髮,在文化上認同他們。清人的這些舉措,使得漢族知識分子痛心疾首,顧炎武一方面從事反清復明的鬥爭,一方面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來喚醒大眾。還有一些學者用學習和研究禮學,甚至在生活中按照漢人的禮儀行事的方式,暗中對抗清朝的文化。例如,山東濟陽學者張爾岐,其父為清軍所殺,所以終身不仕,而且抱定《儀禮》一書研究,母親去世後,葬禮完全按照《儀禮》中的喪禮儀軌來進行。所以,清代學者中,不僅沒有指責漢族傳統禮學的,而且傳統禮學的地位遠比宋明時代高,研究禮學成為熱潮,研究《周禮》《儀禮》《禮記》的學者,比以往任何一個朝代都要多。從清初的張爾岐開始,一直到清末的孫詒讓、黃以周,大家輩出,名著迭現。乾隆年間,清政府甚至出面羅致學者修《周禮義疏》《儀禮義疏》和《禮記義疏》,即所謂的「三禮義疏」。學術界對傳統禮學的評價都非常之高,從來沒有人說過「以禮殺人」的話。吳虞等人把「以理殺人」偷偷改成了「以禮殺人」,輕輕一字的改動,似乎漫不經心,卻把整個中華文明歷史顛覆了!當年戴震批評理學家「以理殺人」,問題的邊界是非常清楚的,主要集中在「存天理,滅人慾」的議題上,如果再擴大一點,也不過是宋明理學。戴震從來就沒有顛覆中國文化的企圖,他對宋明理學的批評是學術性的。吳虞等人把矛頭指向了禮,問題的性質就完全不同了。禮的概念要比理大得多。我們曾經多次談到過,它幾乎包含了古代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從國家典制到行為方式,都在它的範圍之內。禮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把禮否定了,就把儒家思想的體系徹底否定了,也就把整個中國文化否定了。我們讀吳虞的文章,沒有多少學術性,而是謾罵式的。在吳虞的筆下,幾千年來,中國不僅殺人如麻,而且手段卑劣,越是講仁義道德的人,就越是殺人狂。我們實在不知道,吳虞在放出如此重話的時候,是否認真地掂過它的分量,它的後果。五四運動時,北京大學學生在街頭演講金耀基先生指出:「五四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是批判傳統,只看到傳統中壞的或極壞的因素,認為非打倒傳統不足以開啟現代化。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批判精神是應該肯定的,在當代少有勇猛創新的氣象。但它對中國文化的評估是片面性,以此並未能提供一條現代化的路向,蓋在五四主流的思維架構下,導出"全盤西化』的結論是有必然性的。」(金耀基《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第250頁,台北時報出版社,1988)吳虞等人的言論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的思想界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之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固有信心已經崩潰。不管怎麼說,「五四」以來,知識界批判封建文化,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如果說吳虞等人把封建文化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罵倒,全部搞臭,他們的偏激,是矯枉過正,那還有可以讓人原諒的地方。在經歷一個世紀之後,他們拋棄傳統禮儀文化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已經充分顯露出來。如果今天有人還是停留在吳虞的那些話上,繼續謾罵,全盤否定中華禮樂文化,那我們就沒有一絲可以原諒他們的理由了。(2004年9月20日在中關村圖書大廈的講演)禮樂人生:君子風範與禮樂之道人的成長離不開學習。我們從小學開始,要讀十幾年甚至二十多年的書。時下,家長把孩子送進小學,企盼他考入重點中學,再考上名牌大學。把多少學生送進重點高中或者大學,成了社會評價這所學校的惟一標準。在許多家長、孩子的心目中,上大學就是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過上好日子。難道這就是我們辦學的目的?能夠升入大學的學生是少數,沒考上的怎麼辦?對於千千萬萬學生來說,讀書與人生究竟是什麼關係?作為他們立足於社會的人格教育,究竟由誰來培養?中國自古就崇尚教育,我想來回顧一下儒家的教育理念,看其中是否還有值得我們深思和借鑒的地方。讀書與修身儒家認為,兒童教育首先是人格教育,學習做一個合格的社會成員,然後才談得上其他。我們看古代的童蒙類書籍,幾乎都是從修身開始講起的。因此,人之所以要讀書,首先是為了解決自己的精神需求,是為了聞道明理,求得正確的人生坐標。孔子把學習的目的區分成兩種:為人之學和為己之學。他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意思是說,古人是為了自己修身的需要才讀書的,而今天的人是為了他人才讀書的。對孔子的這兩句話,朱熹做了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說:書好比是食物,因為肚子會餓,有內在的需要,所以才需要食物,這是「為己之學」。而有些人不然,他們的食物似乎不是為了自己食用的,而是放在門口給別人看的,炫耀自己家裡有多少食品,這就是「為人之學」。「為人之學」,不是為了修身,而是為了利祿,就是找份好工作,過個好日子。孔子非常鄙視這種「為人之學」,他對子夏說:「女(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君子儒」和「小人儒」同是讀書人,但讀書的起點和終極目標卻是判然有別的。君子儒努力修身進德,有兼濟天下的胸懷。小人儒則成天盤算一己之私,沒有對於大眾、社會的人文關懷。兩者可謂水火不容。那麼,「為己之學」應該如何措手呢?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孔子從十五歲就有志於學,經過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順等階段,最後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不管是顛沛流離,還是艱難困厄,始終不放棄學習和對真理的探求,他說自己的一生,都處在「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的狀態,為了做有道之人,無時無刻不是據德依仁,而游文於六藝之中。孔子讀書是為了淑世救民,所以他才會有常人所不及的堅毅。樂與人生如果說禮的作用是從外表來規範你的行為舉止的話,那麼樂的作用就是從內心來扶正你的性情,使得修身的功夫由外入內,進入更深的層次和更高的境界。人是性情的動物,也是最容易被情緒左右的動物。喜怒哀樂伴隨人的一生,可以帶來福,也可以帶來難。人之所以需要禮來規範自己的言行,根本的原因是在自己的情緒上,對某一事情好惡過甚,在行為上就容易偏頗,甚至失禮。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禮只解決「標」的問題,而沒有解決「本」的問題。俗話說「心病還要心藥醫」,所以,一方面要解決行為失范的問題,另一方面要解決導致行為失范的心性問題。戰國楚?銅編鐘大家都有一個體會,就是音樂對於人的情緒的影響最為直接、最為強烈。你要是聽了《黃河大合唱》,馬上就會熱血沸騰,恨不得馬上上前線;你聽了《高山流水》,立刻會心靜如鏡,意存高遠。如此之類,不勝枚舉。儒家非常看重音樂的這種妙用,孟子曾經感慨地說:「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孟子?盡心上》)《禮記?樂記》也注意到樂可以打動人心,使人心向善的作用:「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孝經》更是看到了好的音樂對於轉換社會風氣的重要作用,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可謂深得其旨。禮的幾個原則中華是禮儀之邦,禮之豐富,舉世罕見。古人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的說法,極言它的繁複。經禮就是重要的禮,人們常說「大經大法」,這裡的經和法,就是指最核心、最重要的東西;曲,是彎曲,一個東西把它弄彎曲了,它就變小了,所以把細小的禮節稱為曲禮。禮的內容那麼豐富,它的條目如此繁多,對於並不從事禮學研究的人來說,要記住它們,豈不是太過困難?又怎麼去踐行呢?其實,禮的形式雖然繁複,但它是有體系、有綱領的,只要會提綱挈領,就不難把握。比方說,一張漁網,上面有上萬個「目」,就是網眼,數目不可謂不多,可是它們都系聯在「綱」上,就是收網用的大繩子,只要把綱舉起來,萬目就自然張開了;一件裘衣,上面有數十萬根狐毛,看似錯綜複雜,但只要提起衣領,它們就自然地理順了。那麼,禮的綱領是什麼呢?是德。所有的禮,都是圍繞著德展開的,都是為了弘揚和表彰德而設計的。違背了德的任何儀式,都不能稱為禮。因此,抓住了德,就抓住了禮的根本。德是一個高度抽象的概念,看不見,摸不著,但卻是確實存在的。為了要把它顯現出來,就需要有具體的德目,比如忠孝、仁愛、誠信等等。而這些德目也是抽象的,還需要進一步顯現,於是就需要諸多的禮儀,而禮儀卻是可以觸摸和感知的。禮儀的制定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則,只有這樣,它才是有道德內涵的。貫穿於各種禮儀的原則很多,前人並沒有進行集中的歸納。因此,我們在教學的過程中,常常感到困難。為了方便讀者和聽眾,我本著簡明、便於記憶的願望,把禮儀的原則歸納為敬、凈、靜、雅四個字,不一定準確,但在目前尚沒學者來歸納的情況下,不妨先來試一下。敬 所有的禮儀,都包含「敬」的原則,以致可以說,沒有敬就沒有禮。許多前賢甚至用它來概括禮的精神。比如《孝經》用一言以蔽之的口氣說道:「禮者,敬而已矣。」《禮記》開卷的第一句話就是「毋不敬」,這是從反面來要求。東漢著名學者解釋「毋不敬」時說:「禮主敬。」我們古代所有的禮,都是試圖培養你內心的「敬」,對父母、對兄弟、對配偶、對長上、對事業,都不能有不敬之心。靜 一個修養很好的人,身上必有「靜氣」,神定氣閑,沉靜從容。《大學》開卷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於至善。」這段話的意思大家都很明白,就是人生追求的目標,是止於至善。《大學》緊接著又說:「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意思是說,知道止於至善的人,志就有定向,心就會寧靜,隨處而安,思慮精詳,就能得其所止。立大志者,懂得「寧靜而致遠」的道理。俗話說:「寬闊的大海平靜,淺窄的小溪喧囂。」所以說,靜是君子的氣象之一。凈 越是文明的民族,對居址、食品、衣服等等的衛生程度要求越高。中國人自古就講究衛生,甲骨文中的「若」字,是一個人洗完頭之後在梳理頭髮的樣子。頭髮梳理整齊後,還要挽成髮髻,插上用骨或者玉做的笄,把它固定住,髮髻外面要用一塊稱為「(shǐ)」的帛包好,然後再戴上冠,非常講究。至遲在唐代,政府工作人員有每旬沐浴一次的規定。中國人在傳統禮儀中,往往通過「凈」來體現尊敬之意。例如,北京的天壇是明清兩代天子祭天的地方,旁邊有一座齋宮,天子祭祀之前要在這裡沐浴齋戒,以表示對神的敬意。祭祀用的牲,宰殺前都要處理得很潔凈。祭器也有專門的人員負責擦洗,有些食品上面有專用的布覆蓋,以免沾上灰塵。祭祖也是如此,衛生方面的要求非常嚴格。古人尊奉「事死如事生」的原則,祭祀父祖的程序,要與他們生前受到的奉侍完全一樣。因此,我們從祭祀儀式可以推知,生者的生活是非常講究衛生的。雅 生活文明而又有教養的人,言談舉止必然都很文雅。有人覺得西方人吃東西很文明,他們那套規矩,中國人都沒有。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我們讀《禮記》就可以知道,古人就餐非常文雅:吃東西不能發出聲響;湯要小口喝,不要弄得滿嘴都是;不要當眾剔牙;吃肉骨頭時,不要啃出聲音來;不要把筷子當叉子去抄食物吃等等。此外,關於坐姿、站姿、服飾等都有嚴格的要求。這裡,我們尤其要提到古人豐富而典雅的禮儀辭令。漢語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語言之一,它的表現力非常豐富。比如對方贈給自己禮物,要回答說:「敬謝厚賜!」對方宴請自己了,要說「承蒙賜席!」稱對方的家,要用「尊府」、「潭府」、「府上」等詞。向對方贈送禮物,東西再好,也要說是「薄禮」,不過是「聊表寸心」、「聊為芹獻」、「區區微物,不成敬意」等等。這些優雅的語言,今天的年輕人聽了都覺得耳目一新,非常喜歡。可是,「文革」十年,以粗俗為美的習氣,至今存在於我們的生活當中。隨地吐痰、衣冠不整、行為懶散、滿嘴髒話之類的失禮行為,低頭不見抬頭就見。有人認為,言談舉止不雅,無礙大局。殊不知,一個民族的形象會就此受損。「文革」已經過去了三四十年,現在該是徹底清除它的粗俗文化的影響的時候了。有人認為,對別人介紹自己的妻子說「這是我老婆」和說「這是我內人」,意思是完全一樣的,幹嘛非要說那種文縐縐的話?確實,這兩種語言要表達的內容是相同的,但卻有雅和俗的區別,反映出你受教育的程度。一個中學生給父母寫信,說「爸爸媽媽身體好嗎」這樣的遣詞用句,與他的受教育程度是一致。但是,當這個孩子上了大學之後,還是用這樣的字句寫信,就有些奇怪了,因為你的文字表達方式沒有任何提高,它與你受教育的程度不相稱。你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難道你就寫不出更有文採的信來嗎?我們去讀讀曾國藩的家書,去讀讀著名史學家陳垣先生的書信集,你就會明白什麼叫「學養深厚」。把他們的書信和自己寫的書信放在一起,你就會明白什麼是高雅,什麼是低俗,你會汗顏的。以上,我簡略地談了禮的四條原則,如果大家時時用它來提示自己、衡量自己,那麼,你的德行就會與日俱增。曾經有學生問我:「古書上有沒有不許隨地吐痰的規定?」我告訴:「沒有。」難道古人允許這種現象?當然不是。古人以立德為本,只要心中有德,則言行自然會考慮是否妥當,隨地吐痰屬於非常低級的錯誤,古人自然不屑來討論它的合法性問題。還有同學問我:「時代在發展,新事物不斷出現,有些時候應該怎樣講禮,書上都沒有提到,那怎麼辦?」其實,類似的問題,古人也會碰到,從古到今,社會生活的變化每天都在出現,人當然不可以過分泥古,而要與時俱變。《禮記》上有「禮,時為大」的話,意思是說禮一定要跟上時代,所以,隋唐的禮與秦漢不完全相同,明清的禮與宋元不完全相同,這是很正常的現象。不過,這種不同主要體現在形式上,而禮的內核,也就是道德理念,則沒有太多的變化。如果連內核也變了,禮也就消亡了。那麼,禮變化或者創新的依據是什麼呢?《荀子?大略》說:「禮以順人心為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意思是說,禮一定是順應人心的。「亡」通「無」,就是沒有,「亡於禮經」,就是在禮的經書上找不到的,只要你的做法順乎人心,那就是禮。《禮記?禮運》也說:「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意思是說,禮是以「義」作為內涵的。用義來考量自己的做法,如果兩者是一致的,那麼即使先王從來沒有提到過,那也是符合禮的。「可以義起也」是一條制定新禮的原則。因此,我們不必處處泥古,而應該有「法古開新」的氣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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