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詮釋《局外人》——這是加繆生命的一頁

本文節選自《薩特文集·文論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施康強選譯。

加繆先生的《局外人》一出版就大享鴻運，眾囗交譽說這是「停戰」以來最好的書。這部小說本身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間也是一名局外人。它來自分界線的另一邊，來自大海彼岸；在這個沒有煤火取暖的寒冬，它對我們談論陽光，而且不是把陽光當作異國情調，而是懷著對陽光享受過度因而產生厭倦的人的那種狎昵態度來談論。它無意再一次親手埋葬舊制度，也不想讓我們對自己的恥辱生切膚之痛；我們在讀這部小說的時候會想起從前也有一些作品企圖僅因它們自身的價值而存在，不想證明什麼道理。不過，與這一無所為而為的態度相對應的，是這部小說的含義不甚分明：這個人物在他母親去世的第二天「就去游泳，就開始搞不正當的關係，就去看滑稽影片開懷大笑」，他「由於陽光」就殺死一個阿拉伯人，在被處死的前夕聲稱自己「過去曾是幸福的，現在仍是幸福的」，還希望在斷頭台四周有很多觀眾對他「報以仇恨的喊叫聲」。應該怎樣理解這個人才好呢？有人說:「這是個傻蛋，是條可憐蟲」；另一些人更有見地說「這是個無辜者」。不過還需要弄清這一無辜的意義。

加繆先生在幾個月後問世的《西緒福斯神話》里為我們提供了他對自己的作品的確切評價：他的主人公不好不壞，既不道德也不傷風敗俗。這些範疇對他都不適用：他屬於一種特殊類型的人，作者名之曰「荒誕」。但是這個詞在加繆筆下有兩個大不相同的含義：荒誕既是一種事實狀態，也是某些人對這一狀態的清醒意識。一個人從根本上的荒誕性毫不留情地引出必然導致的結論，這個人便是荒誕的。這裡發生與人們把跳搖擺舞的年輕人叫做「搖擺舞」一樣的詞義轉移。荒誕作為事實狀態，作為原始依據到底是什麼東西呢？無非是人與世界的關係。最初的荒誕首先顯示一種脫節現象：人對統一性的渴望與精神和自然不可克服的兩元性相脫節；人對永生的憧憬與他的生命的有限性相脫節；人的本質是「關注」，但他的努力全屬徒勞，這又是脫節。死亡，真理與萬匯不可消除的多元性，現實世界的不可理解性，偶然性：凡此種種都是荒誕的集中體現。老實說，這些主題並不新鮮，加繆先生也沒有把它們照搬過來。從十七世紀起，某種地道法國式的乾巴巴的、短淺的、靜思默想的理性已把這些主題列舉無遺；它們成為古典悲觀主義的老生常談。帕斯卡爾曾強調:「我們好生想想，便能感到我們作為人的軟弱、必有一死和如此可憐的狀況乃是天生的不幸。」他不是給理性劃定了它的位置嗎？他一定會毫無保留地贊同加繆這句話：「世界既不（完全）是合理的，也不至於如此不合理。」他不是對我們指出「習慣」和「娛樂」為人們掩蓋了「他們的虛無、無依無靠、不足、無能和空虛＂嗎？加繆先生以《西緒福斯神話》的冷峭風格及其論說文的題材，已躋身於法國道德家的偉大傳統之中，安德勒中稱這些道德家為尼採的先驅是有道理的。至於加繆先生對於我們的理性的能力所及範圍表示的懷疑，則與時代更近的法國認識論傳統脈相承，人們只要想到科學唯名論、龐加萊、迪昂、邁耶松，就能更好地理解我們這位作者對於現代科學的責難：「你們跟我談到一個看不見的行星般的系統，其中電子環繞一個核運動。你們用一種形象對我解釋這個世界，我於是承認你們達到了詩的高度 ……」幾乎同時，另一位作者援引同樣的依據寫下這段話：「(物理學)不加區分地使用機械、力學乃至心理學模式，好像它已不再有本體論的抱負，對機械論或動力論的經典性的二律背反無動於衷，而這些二律背反卻假定一種自在的本性」。加繆先生不無賣弄地引證雅斯貝斯、海德格爾、克爾愷郭爾，雖說他似乎並不每次都對他們理解得很透，但是他真正的導師另有其人：他的推理方式，他的思想的明晰性，他作為論說文作家的文體以及某種類型的在陽光照耀下井井有條、鄭重其事的憂傷悲涼之情，這一切都預告一位古典主義者，一位地中海人。甚至他的方法（「惟有事實和抒情之間的平衡才能使我們同時得到感動和明晰。」）也使人想起帕斯卡爾和盧梭古老的「情緒幾何學」，也聯想到例如莫拉斯，這另一位地中海人，雖說他與後者在許多方面的區別大於與一位德國現象學家或丹麥存在主義者的區別。

但是加繆先生想必樂於聽任我們這麼說。他以為他的獨特之處在於把自己的思想發揮到極點：確實如此，他的志向不是收集悲觀主義的格言。如果人們把人和世界分開來看，荒誕既不在人身上，也不在世界上；然而，因為人的本質特性是他「存在於世界上」，荒誕到頭來就與人的狀況結為一體，所以荒誕首先不是某一簡單概念的對象：是一種令人黯然神傷的頓悟作用向人披露了荒誕。「起床，電車，四小時辦公室或工廠里的工作，吃飯，電車。四小時的工作，吃飯，睡覺，星期一二三四五六，總是一個節奏……」中然後突然間「布景倒塌了」，我們達到一種不抱任何希望的清醒感。這個時候，如果我們能拒絕宗教或者人生哲學的欺騙性援助，我們就掌握了幾項明顯事實；世界是一片混亂，一種「從渾沌產生的絕妙的一體同仁＂；——既然人必有死，所以沒有明天。「在一個突然被剝奪了幻覺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個局外人。這种放逐無可挽救，因為人被剝奪了了對故鄉的回憶和對樂土的希望。」因為人確實不就是世界：「假如我是樹中的一棵樹……這人生可能會有一種意義，或者更確切地說，這個問題可能沒有意義，因為這樣的話我就成了這個世界的一部分，我就成了這個世界，而現在我卻以我的全部意識來和這個世界相對立……正是這個如此可笑的理性使我和全部創造相對立。」我們這部小說的標題已在此得到部分說明：局外人就是面對著世界的人；加繆先生滿可以把喬治·吉辛一本書的標題《生於流放中》移做自己的書名。局外人，這也是人中間的人，「人們會把自己……以前愛過的女人當作陌生人，＂——最後，我自己對我自己而言也是局外人，即自然的人對於精神而言是局外人：「某些時候在鏡子里朝我們走來的陌生人。」

不僅如此：對於荒誕也有一種激情。荒誕的人不會去自殺：他要活下去，但不放棄自己的任何信念，他沒有明天，不抱希望，不存幻想，也不逆來順受。荒誕的人在反抗中確立自身。他滿懷激情地注視著死亡，死亡的眩惑使他得到解脫：他體驗到死囚的「奇妙的不負責任感」一切都是允許的，既然上帝不存在而人正在死去。一切經驗都是等值的，需要做的僅是取得儘可能多的經驗。「現時與一連串相互遞嬗的現時面對一個始終覺醒的靈魂，這就是荒誕的人的理想」面對這一「數量倫理學」，一切價值都倒塌了；荒誕的人被拋到這個世界上，他反抗，他不負責任，用不著「作任何辯解」。他是無邪的，如毛姆談到的那些原始人種一樣無邪，後來牧師來到他們中間，教會他們區分善與惡，允許做的事情和禁止做的事情：對於荒誕的人，一切都是允許的。他像「永遠生活在現時，有時微笑有時漠不關心＂的梅什金公爵還一樣無邪。他的無邪包括這個詞的全部涵義，你說他是「白痴」也可以。現在我們就能充分理解加繆這部小說的標題了。他要描繪的那個局外人是這樣一個愛捅漏子的天真無邪者，他之所以引起社會的公憤正是因為他不遵守遊戲規則，他生活在與他不相干的人們中間，對於他們他同樣置身局外。正因為這一點，有些人才愛他。如他的情婦瑪麗喜歡他是「因為他古怪」；另一些人由於這一點而討厭他，如法庭上的旁聽者，他突然感到他們的仇恨向他襲來。我們自己，當我們打開這本書的時候也還不習：慣荒誕感，我們徒然設法根據我們習慣的標準去評判他，對於我們他也是一個局外人。

你打開書本後讀到這一段；「我想好歹又過了一個星期天，媽媽已經安葬了，我又該上班了，總之，沒有任何的變化。」你會感到一陣反感，其原因正在於此。這一效果是有意追求的；這是你與荒誕初次相遇的結果。但是你想必希望，只要繼續讀下去，你的不安就會消失，一切都會逐漸明朗，有理可循，得到解釋。然而你失望了，《局外人》不是一本提供解釋的書，因為荒誕的，人不作解釋，他只是描寫。這也不是一本提供證明的書。加繆先生僅作提示，他無心去證實本質上無法證實的東西。《西緒福斯神話》將告訴我們應該以什麼方式看待作者的這部小說。我們果真在《西緒福斯神話》里找到荒誕小說的理論。雖然人的狀況的荒誕性是荒誕小說的惟一主題，它卻不是一種宣傳主張的小說，它並非產生於一種「心滿意足」、有意出示證明文件的思想；相反，它是一種「受局限的、必有一死的、反抗的」思想的產物。這種小說本身就證明了有推理能力的理性毫無用處：「他們［偉大的小說家］選擇了用形象而不是用推理來寫作，這種選擇恰恰揭示了他們的某個共同思想，即深信一切解釋原則統歸無用，堅信可感知的表象傳遞的教育信息」。所以，光是用小說形式發布信息這一事實足以顯示加繆先生既謙卑又驕傲，不是逆來順受，而是既承認人的思想的局限又要反抗誠然，他以為有必要用哲學語言翻譯他用小說形式表達的信息，這個譯本就是《西緒福斯神話》，而且我們將在下文看到應該怎樣看待這個複製品，但是，無論如何，這個譯本的存在無損於小說的無所為而為性質。荒誕的創造者丟失了一切幻想，甚至不幻想自己的作品是必要的。相反他要求我們無時無刻不想到他的作品純屬偶然。他希望人們能在作品上寫下一行題詞：「本可不作」，就像紀德願意人們在《偽幣製造者》結尾寫下「本可繼續」一樣。這部作品本來可以不存在：如同這塊石頭，這條河流，這張臉；這不過是呈現在眼前的現時，如同世界上所有的現時一樣，藝術家們樂意聲稱，自己的作品在主觀上有必要性，他們常說：「我不能不寫，我必須寫出來才能得到解脫。」可是《局外人》甚至沒有這種主觀必要性。我們在這部作品裡重遇經過古典主義陽光篩選的一個超現實恐怖主義主題：藝術品不過是生命中撕下來的一頁。這部小說確實表達了這一想法但它本可以不去表達。何況一切都是等價的，寫《群魔》與喝一杯奶油咖啡的意義相同。因此加繆先生與那些「把生命奉獻給藝術」的作家們不同，他不要求讀者關注他的作品，《局外人》是他生命的一頁。因為最荒誕的生命應該是最貧瘠的，他的小說願意達到一種高妙的貧瘠性藝術是無益的豪情。我們且莫驚慌：在加繆先生的悖論底下我找到康德關於美「沒有明確目的卻有符合目的性」的某些言之成理的見解。不管怎麼說《局外人》已擺在那裡，它從一個人的生命中撕下來，沒有得到辯解也無從辯解，不能生育，它只是一個瞬間，已被作者拋棄，因為作者已去追逐別的現時。我們應該這樣看待這部作品；把它當作兩個人，作者和讀者，在荒誕中，在理性達不到的地方突然相視莫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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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 20:00 第二講：示眾的權力悖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