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3·書海悅讀】劉永紅丨族群及其未來：我們如何面對——讀哈羅德·伊羅生《群氓之族——群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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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哈羅德·伊羅生.群氓之族——群體認同與政治變遷[M].鄧伯宸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在20世紀的百年中，特別是50年代以後，族群意識、族群認同、族群衝突以及與之相關的政治變遷成為學術界的焦點，一方面，族群(民族)問題成為當代國家政治和社會的最為棘手的難題，另一方面，不同的族群在國際關係、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衝突加劇。如何正確處理這些難題，乃至於成為關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關鍵。族群意識可以建立一個國家，也可以撕裂一個國家。美國學者哈羅德·伊羅生的《群氓之族》對族群問題察幽探微，更令人驚異的是伊羅生30年前預言的族群衝突在世界範圍內已經一一爆發，預言成為確鑿無疑的事實，至於未來的趨勢如何發展，則足以引發世人深沉的擔憂。因此《群氓之族》是一本面對族群問題不可不讀的著作。

與大多數學者不同，伊羅生對族群意識和族群認同更多地賦予負價值色彩。作者從身體、名字、語言、歷史與起源、宗教等十個不同的方面對族群的本質作了全面的研究，把族群的最初形態——部落比擬為「姆庇之家」(House of Muumbi)。而「姆庇之家」是肯亞基庫尤族人的部落用語，「姆庇之家」即是孕育基庫尤人的子宮和養育基庫尤人的共同母親。在伊羅生看來，如今世界各地都有這樣的「姆庇之家」。在現代社會，更多的是無根的人。在現代生活的衝擊下，更多的人身上體現出文化的混合，他們的信仰、觀念和要求完全與先人脫鉤，留下來的或許只是一些祖宗牌位的散片，或是一點點起源的標誌，他們已經沒有自己的「姆庇之家」。但是他們又迫切跟那些有「姆庇之家」的人一樣，需要歸屬，需要安全。追尋的結果便是以一種幻想的方式來滿足原始的需求，再造一個屬於自己的「姆庇之家」。作者的這個比喻實際上洞穿了現代人的內心。現代人的孤獨感與日俱增，許多人找不到歸宿感，迷茫與彷徨充斥內心，所以「尋根」與「溯源」屢見不鮮，對某種血緣、語言、地域、宗教和部落淵源的認同就顯得尤為迫切，這些具有象徵色彩的文化認同成為現代人治療和慰藉孤獨靈魂的葯，不管其是否有效。這些尋找同一藥方的人聚集在一起，比過去更為緊密地靠在一起，也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建立起自己的「姆庇之家」，尋求保護和安全。伊羅生認為，人類社會的這種割裂，古已有之，現代更甚，從而形成一種諷刺、痛苦而又危險的弔詭:「人類的科技越來越現代化，政治卻越來越部落化;人類的傳播系統越來越普及化，對於該傳播的哪些東西卻知道得越來越少;人類離其他的行星越來越近，對自己這顆行星上的同類卻越來越不能容忍;活在分裂之中，人類越來越得不到尊嚴，卻越來越趨於分裂。面對世界資源與權利的前所未有的激烈爭奪，人類社會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來越小的碎片。」[①]因此人類處於裂解和再裂解的過程中。

在伊羅生看來，像「部落」(tribe)、「氏族」(clan)、「國家」(state)、「民族」(nation)、「種族」(race)、「族群」(ethnic group)、「族群性」(ethnicity)、「族群認同」(group identity)等詞的內涵和外延至今依然難以清楚界定，每一個學者所下的定義都是各適其意、各取所需，要麼基於各自的學科，要麼就是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與「姆庇之家」的關係。「民族」的出現，或許有不同的大小、樣式和顏色，其風格更是多變善變。「但是，正如科班所說，無論怎樣變，百變不離其宗，其基本成分仍然來自每個人的生活配方。」因此與此有關的學術研究就像在追尋「族群」的「雪人」。「雪人」在美國文化中則暗喻無法徹底弄明白的東西。大家都相信「雪人」的存在，但是沒人能確定它長得什麼樣子，因此族群研究把族群認同弄得面目全非，而沒有考慮到它的實質。大多數學者認為，族群意識和族群認同是一種本然的現象，其實是一種先入為主的認識。作者從身體(包括皮膚)、名字、語言到方言，從歷史、起源神話到宗教，最後涉及到民族主義的根本，發現不同的族群在形成的過程中，要麼語言起了重要的作用，要麼宗教維繫著認同，膚色、名字等因素都可能參與其中，但沒有一個範式可供參考，沒有任何定數。族群的建構和族群意識、族群認同都是人們刻意為之，並不存在必然性。族群意識一旦高漲到對歷史秩序的開展形成一種挑戰的時候，與權力的尋租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就給歷史帶來極大的浩劫，造成人類社會嚴重的衝突。1945年到1967年之間，這種「種族或文化的殺戮」一一數算下來，「重大的」共有34次，小規模的多達數百次，死亡人數估計有748萬。到了1974年，據保守估計，死亡總數確定已經超過1000萬人，這些衝突和死亡遍布世界的任何角落。在伊羅生給出的數字中，我們彷彿看到了血腥的殺戮。不同的族群在不斷地尋求自身神聖存在的依據，確立自己是上帝唯一的選民的幻想，把傳說當成聖經，在重寫神聖的過程中，展開對異族的排斥，對污染的清洗，對歷史的重鑄，對疆域的重劃與主張。至於未來如何，也絲毫不令人樂觀。「故未來的族群崇拜充滿了緊張和不安，四面楚歌，猶如身處一個內奸外敵的政治環境，對於現狀中的我族存在狀態充滿著自卑與怨懟。」[②]在作者看來，未來的族群問題就像是一個解不開的死結，「如果我們夠謙卑的話，就應該從人類長久的實際狀況著眼，而不是像那些精英學者和鬥士一廂情願地訴諸理想主義，以為人類部落分裂可以到此為止。除完全根絕，族群的差異永遠無法消除，關於這一點，任何新的、更偉大的人類秩序其實都無能為力。」[③]

當然，作者並沒有完全否決族群獨特性的正面功能，主張不僅要看族群認同過去發生的原因，它的來源，而且要看它演變的過程，看它今天在此時此地、在這些人、在這個環境中發生作用的原因。基本族群認同不是一個死的東西，它會生長、改變、茁壯乃至於枯萎、死亡，它有可能與其他的某個要素結合起來而再生。「觀察族群認同的現象時，它不像石頭那樣表面是靜止的，而像一條溪流，它的表面是變動的。更重要的是，我們都是通過稜鏡在觀察它，而每一個稜鏡不僅位置不同，而且從不靜止，始終在變動。」[④]但是我們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即如何避免它的毀滅性的力量。長久以來認為人類的族群最終將立足於理想和信念，共謀地球居民的和睦相處，共建和平幸福生活的觀點，可能會前途不明。

那麼我們是否就無能為力了?作者認為，或許新多元主義是解決這個問題的較好出路，目前是一個混亂而混沌的過渡時期。人類新的彼此滿意的生活秩序，仍然可能在新多元主義的權力體系中實現。儘管有些躊躇，語氣不太堅決，但作者還是認為雖然目前的景象是樂觀和悲觀兼而有之(實際上作者的行文中透露出比較強烈的悲觀情緒)，但無論如何，大家都應該堅持，相信這是一個新的世界。「即使百變不離其宗，但要相信，還是有許多事情會改變。」

伊羅生對20世紀60、70年代的美國黑人問題著墨甚多。幾個世紀以來，美國黑人一直在為自我尋求作為一個美國人的權利，從打破奴隸制到衝破種族隔離，再到爭取包括選舉權的各項權利，經歷了艱難曲折的歷程。但到70年代末，對美國黑人來說，作為一個美國黑人的意義仍不完全確定，至於用新的眼光去檢視做一個黑人的意義，至今只是剛剛開始而已。黑人的自我肯定與自我表現，如何認識他們在美國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如何處理他們與現代非洲以及與非洲人之間的關係，其後困難和痛苦仍然在所難免。許多美國黑人正在尋找答案，伊羅生希望美國黑人「在政治與文化的民族上，身為一個美國人的意義，終將有澄清的一天吧!」在21世紀的頭十年里，美國黑人的努力最終開花結果，美國非洲裔黑人奧巴馬當選為美國第44任總統，體現了歷史的進步。雖然美國黑人還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最終徹底實現作為一個美國人的價值還有一段路要走，但伊羅生關心的部分問題得到了答案。不過時至今日存在於世界範圍內的民族矛盾和民族衝突，也驗證了伊羅生上世紀的「讖言」。

哈羅德·伊羅生早年是一名傑出的新聞記者，後來又成為卓越的作家和學者。在早年的記者生涯中，他遊歷世界各地，曾經目睹了世界範圍內的許多族群衝突，對許多深陷其中的民族的命運非常擔憂。在亞洲採訪報道期間，他對於民族主義方興未艾終將改變世界的政治面貌發出警示。同時，他也看到，在民族主義煽風點火的言論後面，一場關於宗教、語言、種族與地域的風暴正在不斷擴大。[⑤]作者後期投身到族群和政治的學術研究領域。由於早期的記者背景，加上大量的實地調查和田野作業，他的論述雄辯而具有說服力，並不失學術的嚴謹，對族群問題的闡述新意頗多，彰顯出作者的與眾不同。《群氓之族——群體認同與政治變遷》初版於1975年，但一直刊印不斷，這部中譯本所根據的是1997年的英文第四版。在對世界族群的關注中，作者下力最多的是美國黑人群體、猶太人和印度的族群。伊羅生也和中國因緣頗深。30年代，他曾任職《大公報》，後主辦《中國論壇》雜誌。1933年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任執行委員，與魯迅等人關係密切。1980年，曾到中國訪問，拜訪宋慶齡、丁玲和矛盾等人。28歲即寫成探索中國革命的經典作品《中國革命的悲劇》，此外著有《亞洲殊無和平》、《心影錄——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和印度形象》、《以色列的美國猶太人》等。

到目前為止，世界範圍內的族群衝突不斷爆發，例如近幾年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利用族群意識和族群認同來製造恐怖主義，車臣的民族主義者利用「黑寡婦」在莫斯科製造血腥，連年不斷的巴以衝突等等，這些事件我們都能在這本著作中找到一部分原因。李亦園先生說，重讀此書，既像是在讀歷史，又像是在讀預言，可謂一言中的。同時他認為今天的台灣，同樣處於政治變遷的階段，在政治競爭的催化之下隱然形成區隔的標籤，埋下分離的種子。[⑥]不用諱言，這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非常迫切的問題，目前的民族關係最危險的係數恐是「禍起於蕭牆之內」而不在外，這個問題關係到整個國家的前途和未來。研究把握民族認同的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的臨界點，如何既能加強民族的凝聚力，提高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的競爭力，又能較好地避免民族意識盲目膨脹，減少民族衝突和分裂的危險因素，做到未雨綢繆，是我們以後要特別注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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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劉永紅,男,西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