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裔限額與美國精英的構成

美國密蘇里州弗格森鎮黑人青年邁克爾·布朗遭白人警員槍殺案件，新近該州大陪審團裁定不起訴涉案警員，引起各地暴力示威，吸引了世界媒體關注，也是美國近年來最嚴重的種族衝突事 件。　　被這起種族矛盾案件掩蓋，是另一起有關種族的新案子：右翼民間組織「公平代表計劃（英語縮寫POFR）」屬下，11月17日在波士頓聯邦法院發起長達120頁的訴訟，控告哈佛大學在招生過程 中「採用了帶有種族和族群歧視的政策」，特別是校方實際引入了限制亞裔學生數目的限額，違反了美國最高法院禁止種族限額的有關裁決。　　種族限額被明令禁止，是它違反了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的「同等保護」條款。所以這一針對哈佛大學的訟案，完全可能會打到最高法院。　　弗格森鎮血案暴露的，是美國中下層階級的種族矛盾，彰顯美國民權運動半個多世紀來，黑人雖然獲得了相當的政治地位平等，儘管有許多優惠政策長期關照，可是除了少數上層精英，大部 分黑人卻在經濟地位上進展低微，甚至倒退下滑。這實在是無法通過法律手段解決的社會文化痼疾。　　但是針對哈佛大學的訴訟卻不然，案件勝敗會直接影響到美國精英群體和「上層建築」的構成，改變美國未來國家政策和社會發展的主流方向。無怪美國精英傳媒如《華爾街日報》和《紐約 時報》等，都連篇報道分析，甚至連倫敦《經濟學人》周刊，也在最新一期予以特別關注。　　這一訟案的焦點，是美國大學招生中所謂平權政策（Affirmative Action），專門照顧亞裔之外的少數民族，已經演變為針對亞裔的逆向歧視。這在佔美國大學生人數絕大多數的州立大學， 因為觸犯主流白人的利益，已經遭到極大抵制反對。我今年春天曾經在《聯合早報》撰文介紹。但是最新訟案，卻涉及到「少數民族加分」的最後堡壘——常春藤大學等頂尖私立名校。後者 是美國培養社會領袖和上層精英的主要通道。　　這重要的歷史過程，是從兩次世界大戰開始，由常春藤精英教育帶頭，美國原有的東北部精英「貴族統治」弱化，逐漸向「能人統治」或曰「惟才原則」（meritocracy）演變。半個多世紀來 在上層精英中，幾乎徹底置換了傳統的「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WASP）專政」。這在美國政界特別明顯，奧巴馬總統是最好的例子。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從1980年代開始，「惟 才原則」和新一代常春藤產品，也推進到華爾街和美國企業界，加劇了WASP群體的衰落。　　猶太族群佔領美國上層建築，是「惟才原則」的最明顯結果。傳媒界之外，猶太人在美國人口中不到2%，卻佔了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的三名（33%）！在華爾街金融業，各大投行、對沖基金 、私募基金，猶太老闆和主管比比皆是，包括高盛集團現任首席執行官，以及令人談虎色變的索羅斯。決定美國乃至全球財經大政的最近三屆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伯南克、耶倫，以及克林 頓政府的兩任財長魯賓和薩默斯，也全都是猶太人。上述所有猶太精英，全是終於克服幾十年前常春藤歧視排斥猶太人政策之後的名校產品。　　全球化和後工業化之下，美國史無前例地出現新一代人的平均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都低於上一代人的前景，大大加劇了社會競爭。猶太人之後最具競爭能力的族群，無過於以華裔為首的美 國亞裔，也是被常春藤名校逆向歧視限制的「新猶太人」。　　針對哈佛的新訟案，便是以大量證據和數據，顯示常春藤名校一如幾十年前對付猶太學生的同樣手段，通過淡化亞裔考生優異成績的「硬標準」，而操縱控制極不透明的所謂個人素質之類的 「軟標準」，來限制招收亞裔學生。　　一個明顯的對比證據，便是完全依照「硬標準」招生的加州理工學院和伯克萊大學，近年來亞裔學生的比率都達到了40%；但是哈佛大學和同在加州的斯坦福大學，亞裔比率仍然徘徊在20%。　　連《經濟學人》也承認，最新的訟案即便不能打到最高法院，只要原告能夠證明哈佛大學確實限制招收亞裔學生，那麼「精英大學招生眼看會出現顯著變化」。這對美國未來精英群體構成的 衝擊，不提華爾街，光是政界少數民族明星就足以展示。例如今天奧巴馬之外的兩位黑人政界大牌，也即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斯坦福本科、牛津政治博士），和11月連任新澤西聯邦參 議員的科里·布克（斯坦福本科、耶魯法學博士）。還有今年夏季進入奧巴馬內閣的拉美裔、前得州聖安東尼奧市長鬍里安·卡斯特羅（斯坦福本科、哈佛法學博士），近日被視為希拉莉· 柯林頓2016年的最佳副總統人選搭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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