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為何興起於西方

當我們站在文化比較的立場上問「科學為何興起於西方」時，這裡的「科學」是指發軔於近代歐洲、以對自然的數學化與「動力因」因果解釋為概念框架的數理化自然科學。古希臘是近代科學之源與任何「非科學」的自然學說相比，科學的特性是將對自然的言說塑造為一種擁有普遍有效的對話邏輯，可以在某一「科學共同體」之內相互學習、彼此批判，並讓這個共同體朝著共同的目標開展漸進式累積性事業的「公共言說」。在「公共言說」中，每一參與者都具有自由思想、自由表達的權利，並且，他也須在清晰論證自己觀點的基礎上，接受來自共同體內其他成員的批判，藉此，對自然的認識才會逐漸接近真理。勞埃德在《早期希臘科學》中認為，古希臘自然學說中所表現出的「自然的發現」與「批判理性傳統的誕生」，使得古希臘可以當之無愧地算作近代科學的起源。實際上這兩個因素是相輔相成的。正是「批判理性」所塑造的科學言說之「公共性質」，才使得自然最終從神話、巫術、萬物有靈論等「神秘」言說中擺脫出來，成為獨立的領域。「公共言說」的諸般特點成為探索科學的古希臘起源的重要線索。古希臘語語法嚴謹而變化豐富。在城邦民主政體中，人們盡可以就公共問題自由表達思想，並因之意識到與公共秩序之營造緊密相關的「對話倫理」問題。奴隸制度也提供了經濟保障，一個擺脫了煩瑣的體力勞作，單單以智識活動為業，「為了知識而知識」的知識精英階層得以出現。此外，古希臘人之所以努力尋找一套理性的Logos（「邏各斯」）建構程序，與古希臘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商業文明的總體格調是分不開的。古希臘地處地中海北岸，北鄰游牧蠻族，東部與南部是歷史久遠的阿拉伯文明和埃及文明。在這個多文明交匯、多人種混雜之地，喜歡思考、熱愛自由且多以商業為業的古希臘人，尤其會感受到人類「意見」的偏差，以及由此導致的理智上的不健全對於個人自由的轄制。因此，古希臘人才孜孜以求「知識」，讓不斷接近真理成為知識共同體的「公共事業」。然而，僅僅考慮古希臘因素來解釋科學在西方的起源是不充足的。希臘人的自然學說儘管可以依照邏輯彼此批判，但它們仍然過於思辨，對實驗重視不足；「為了知識而知識」的精英態度也讓希臘諸賢對「技術」多有鄙夷，他們的知識多為對自然秩序之「沉思」，鮮有轉化為技術成果之效用。要全面理解科學在西方脫胎換骨之蛻變過程，還必須考慮中世紀基督教文明對歐洲的長期影響。希臘文化與基督教共同孕育新科學在漫長的中世紀，亞里士多德自然哲學與基督教義結合，成為統治歐洲千餘年的宇宙論「意蒂牢結」；如何在反對亞里士多德主義的基礎上維護髮展新科學，是伽利略、笛卡爾等近代科學先行者的重要任務。這讓人覺得基督教與科學是衝突的。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如果科學研究需要某種「形而上學」世界觀作為基礎，那麼《聖經》文本並沒有明確規定何種自然學說是唯一可與基督教義相融貫的具體科學，《聖經》教義及其所蘊涵的基督教自然秩序觀，更多地應當算作具體科學得以展開的「形而上學」前提，它可以在不同歷史際遇、不同觀念背景之下容納在自由學者思想內部所發生的自然學說範式的轉變。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霍伊卡在《宗教與現代科學的興起》中的如下觀點：是希臘文化與《聖經》宗教的相遇共同孕育了新的科學。從《聖經》啟示所獲得的基督教自然秩序觀認為：自然是擁有完美理智的上帝設計、創造及維繫的結果，因此自然是穩定、客觀而有秩序的，具有內在的和諧與普遍齊一的法則，這相當於強化了古希臘人所發現的獨立自足的「自然」概念。而由於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並且，上帝又賦予人「管理」宇宙萬物的權利與義務，因此，自然的秩序是能夠被人的理智所認識的，人也可以依照這種認識發展技術，獲得塵世的利益。這提高了「技術改造」在智識探索中的位置。自然及其秩序的被創造，又同時是上帝完全的意志自由的體現，因此，自然儘管具有秩序，但現存秩序卻是上帝眾多候選可能性中的一種，它從本質上說是偶然的，並不能由人類單純憑藉理智先天地推測與認知，人類對自然的理性認知也必須從尊重既定事實的「經驗態度」開始。這是對希臘科學重思辨、輕實驗的精神狀況的重要彌補。在這樣的觀念準備之下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近代科學的先行者們總是將自己的工作定位在基督教的宗教大背景之下，表明自身的科學探索與宗教信仰之間的密切關聯；為什麼即使在基督教神職團體內部，在舊的亞里士多德自然哲學變得不盡如人意的情況下，也存在著渴慕新知識的神父、修士們，他們會站在維護宗教正統的角度上踐行及推廣新科學。正是在古希臘理性精神與基督教宗教情懷的雙重熏陶之下，自從12世紀查理曼大帝以巴黎為中心「養士納賢」、創建大學開始，學者們便擁有了一個專門的學術機構得以集中而自由地推進自然研究。由此，經過二三百年的積累醞釀，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得以發表，「近代科學革命」也由此啟動。（作者：宋斌 單位：南開大學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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