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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婆羅米字母書寫的吐火羅文殘卷片段 此項關於人種變遷的回溯，擇取了烏孫和月氏這兩個已消逝於歷史文化版圖上的民族為研究切入點，搜集借鑒大量東西方史料，並對其進行考據與清理。其事實前提為公元前一千多年中亞地區的印歐白種人（雅利安人[Aryan]）的一個分支塞種人（Sake，亦作Shake）的大規模遷徙。根據考古發現，他們的一支經由土庫曼至裏海東南部，到達伊朗，因此被稱為伊蘭裔（Iranian）；與此同時，另一支抵達印度河上游，其後裔播遷印度河谷一帶，被稱為婆羅門（Brahman）。此外，中國西域地區亦落籍有伊蘭裔人族群，對此最早和最詳盡的書面記載分別留存於《史記·大宛傳》與《漢書·西域傳》，這兩處文字記載加諸後世文獻對此史實所著筆墨，便可勾勒烏孫和月氏的歷史沿革與變遷。從語言學角度分析，月氏語乃吐火羅語，與印度伊蘭語族同屬印歐語系，依據翔實史料可推斷，吐火羅語族群與印度伊蘭語族群擁有共同的遠祖——雅利安人。並且，考古發掘與人種學研究均可對此進行佐證。據此亦可得出結論，起源於印度的佛教並非純粹的東方宗教，佛教乃是藉由月氏並沿絲綢之路南北兩路傳播而進入中原。對西域人種沿革的勾勒過程，便是從人口遷徙、地域分化、人種混融、語言演變、宗教發展、文化傳播、經濟交流、軍事抗衡等多方面，回溯梳理出清晰的歷史脈絡的過程。 美國比較文學學者雷馬克在《比較文學的定義與功用》一文中將比較文學定義為一國與別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以及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比較，跨學科的交叉研究尤其被視為比較文學成立的重要標識。蘇其康教授擇取已消逝的民族和失落的文明作為研究客體，將它們剝離某一靜態時空的既成狀態，置放於流變的歷史進程中，彰顯巨大的學術張力與成熟的研究路數。他坦言，對西域史的研究興趣，肇始於對唐詩中伊蘭胡人相關內容的關注。漢語語境中的歷史、宗教、藝術等學科在文學的源頭曾與之共同呼吸吐納，磅礴向前。然而時至今天，各門學科間的邊界已然確立，研究者們在各自的學科場域中看視與反觀。但是，全球化語境下的多元文化與科際整合背景使得「去邊界化」成為突破某些學科瓶頸的有效手段。在比較視域中打破學科藩籬，進行有效的科際整合何以可能，或如多莫利爾所言：「歷史和哲學如何擺脫總被視為『背景』的地位，成為評論的內容本身和前景透析的一個部分。」近年來，眾多比較文學學者都在努力擺脫研究領域存在的以文學等單一學科統攝其他學科的舊有的普遍研究範式。此研究，以烏孫、月氏兩個民族為基點，以族群遷徙路線為脈絡，融匯文學、歷史學、人類學、語言學等多維度視角，構建起縱越數千年，橫跨亞歐大陸的時空坐標。
與此同時，學科之間的匯通性整合和多向度闡發，在凸顯各學科本位性的同時，規避了因學科邊界的模糊而可能導致的學科界限的消弭和學科主體性的喪失。近代考古發掘多藉助現代科技手段，王國維先生所謂「二重證據法」即結合紙上材料與地下新材料，陳寅恪先生將其闡發為：「其（王國維）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西域人種研究，亦多倚重該地區所發現人類頭骨的科學鑒定結果，以及尼雅出土的漢簡、吐火羅文殘卷等文物材料，與歷代書面史料記載相佐證，不啻為「二重論證法」理論在實踐層面出色的個案。 19世紀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爵士闡述了梵語與拉丁語、古希臘語和德語等印歐語系語言之間的可溯源流，歐洲歷史學家進而研究語音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演變，因此語言被視為一系列線性歷史的發展。他們認為，語言的豐富性與聲音的多樣性在增加的同時，其原始的基本成分依然可辨，即便語言以此方式置入動態的自由運動中，用於理解和尋找概念之間親緣關係的線索依舊存在。人類學家摩爾根在他的著作《古代社會》中多次使用同源詞的比較方法研究雅利安人（Aryan）的文化特徵。同樣，西域人種變遷歷史地圖的勾勒，亦可借鑒對突厥回紇文佛典、梵語文獻、古希臘語文獻、中文文獻中的相關詞語，以及吐火羅語方言等的考證，在比較視域下進行語言學維度的研究，建立堅實的學術支撐框架。 當我們審視那些背依厚重學術底蘊的研究，不難發現其中所凝聚的映射學科發展軌跡的力量。眾所周知，在比較文學界被稱為「影響研究學派」的法國學派便是以訴求充分的實際材料與嚴密的論證方法相結合的實證主義見長，此主張為比較文學注入了實證性與科學性的內涵。梵·第根曾將比較文學的特質定義為將來源不同的事實加以採納解釋以期獲得儘可能多的結果。後起的美國學派對文學本位意識和審美價值的提倡有效地規避了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使歷史語境中的關聯性與交互性成為研究關切點。繼而，以跨異質文化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中國學派又進一步擴大了學科視域。但是，法國學派紮實的研究路數依然是作為一位合格的比較文學學者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底。近年來，許多漢語學者便在關注現代理論與思潮的同時，凸顯著法國學派所重視的精於材料搜集梳理的學術能力。上述西域人種沿革之研究在跨文化環境的話語權力制衡中，在宏闊的比較視域下進行跨異質文化的探索，從方法論角度，遵循了注重實證研究和唯科學理論的法國比較文學學派，在學術視野上又具備了美國學派跨學科性的主張，同時，體現了俄國學派反對歐洲中心論的價值觀。 植根於自身文化傳統的西方理論對非西方文化不具備絕對的普適性，因而在後殖民文化的浪潮下，歐洲中心論的消解以及各文明主體性的凸顯便成為不可逆轉的必然趨勢。然而，直至上個世紀70年代，烏爾利希·韋斯坦因（L.Weistein）對比較文學跨異質文化性仍持保留態度，對「把文學的平行研究擴大到兩個包含不同文明的現象之間仍然遲疑不決。」他所收視的，僅僅是異質文化系統的不可通約性。而中國比較文學學者所進行的跨異質文化的理論追求與實踐努力，乃是在求同存異中找尋異質文化之間的可通約性。他們不僅把比較文學推向了世界性的新階段，更重要的是，打破了長久以來禁錮學科視域的「西方中心主義」的偏狹。
誠然，在異質文化的交流與互視中，闡發者將無可避免地帶入本文明的觀念進行看視，因而在不同的語境下堅持異質文化平等的對話立場的自覺性，是比較研究成立且有效的前提。西域地區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為其兼具東西方性的文化身份提供了必要前提，烏孫、月氏又是兩個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相當意義的文化群落，以此為研究落腳點，用遷徙路線連接歐亞大陸以及東西方文明，正如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指出的：「一方面，西方正處於權力的高峰。但與此同時，又可以看到非西方文化正出現回歸根源的現象。」 回望歷史，燦若星辰的文明已湮滅於蒼茫大漠，歷史的足跡如何能在時間的長河中續寫傳承與超越，文明失落的碎片如何能撣凈塵埃，重新置入歲月的拼圖，於我們而言，是一段永不放棄的征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