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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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周魯霞　　1919年,馬克思·韋伯(1864-1920)在慕尼黑分別作的「以學術為業」和「以政治為業」兩次著名演講,目前有三個中文譯本:《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學術與政治》(錢永祥等譯)、《倫理之業》(王容芬譯)。　　對於「業」(Beruf)的翻譯,馮克利先生頗費斟酌,籠統使用時,僅譯作「業」；具體情形下,又酌情譯作「職業」或「天職」。「職業」較為中性,是謀生的手段；「天職」則具有情感乃至宗教的色彩,有奉獻、感召之意。錢永祥的譯本不用「天職」,以「志業」代之,也很有味道。　　正因為「業」的雙重意思,韋伯把以政治為業之人分為兩類:「為」政治而生存和「靠」政治而生存。「為」政治而生存的人,把政治作為自己的「天職」或「志業」,政治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因服務於這項事業而獲得意義。至於「靠」政治而生存的人,則把政治作為一種謀生的手段、一種「職業」。這種劃分有些純粹、絕對,但要把事情說清楚,卻是必要的。　　以政治為「天職」或「志業」的政治家,應該具備什麼樣的人格特徵呢?亦即: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把手放在歷史舵輪的握柄上呢?韋伯認為,「有三種前提性的素質」對於政治家——非政客和官僚——是決定性的,那就是「激情、責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斷力」。　　在理論上,把一項事業作為「天職」或「志業」的人,身上一定不缺激情,因為他是受到某種「神意」的感召並決意奉獻的人。政治是一項神聖的託付,但世界的祛魅由來已久,韋伯演講時的百年前的德國,是一個激情被利益所終結並黯然消失的年代——「人類的計算能力得到相當的培養,有了很大的發展,但人類深刻的力量卻被這種社會關係所吞噬了」。在此背景下,韋伯把激情放在政治家素質的首位並不為怪。比韋伯更早的托克維爾就已經對激情給予了極大的關注,托克維爾認為,冷漠是現代人心靈的巨大疾病,而「沒有激情什麼都做不了」,所以他終生呼喚激情,激情始終與之相伴。　　政治家並非激情本身,激情服務於責任,是政治家追逐和實現某種理想的手段或動力。因此,韋伯強調,他所說的激情與同時期著名社會學家席美爾所說的「無生育能力的亢奮」是不一樣的。「無生育能力的亢奮」通常體現在某種類型的文人身上,他們未曾涉足政治實踐,也沒有明確具體的責任指向,願意空談觀念、理論,屬於「徒具知識關懷的浪漫主義」一路。韋伯之所以用責任來平衡激情,還在於權力行使者容易陶醉於權力本身,忘卻自己的責任目標,這是權力行使過程中一個潛在的危險和陷阱。韋伯認為,「像暴發戶一樣炫耀權力,無聊地陶醉在權力感之中」是「對政治力量最有害的歪曲」,「不務實事和不負責任」是政治領域的兩大不赦之罪。　　政治家應具備的第三項前提性素質,是恰如其分的判斷力,這也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心理素質」。政治家既要用心,也要用腦,需要把火熱的激情、莊重的責任與冷靜的分析判斷熔為一爐,這是一個高難的動作。在韋伯看來,獲得恰如其分的判斷力,關鍵是「能夠在現實作用於自己的時候,保持內心的沉著冷靜」。對於政治家,沉著冷靜無疑是重要的,但也並非判斷力的全部。恰如其分的判斷力,其實是準確預判問題、處理問題的能力,是一項極高的實踐智慧。如何獲得這種能力,非三言兩語乃至語言能夠表達,韋伯也沒有對此做進一步的論述。　　韋伯擅長的還是理論。他關於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的劃分,至今堪稱經典。在韋伯看來,一切有倫理取向的行為(包括政治行為),或者受信念倫理支配,或者受責任倫理支配,而且,「誰也不能教導某個人,他是該按信念倫理行動呢,還是該按責任倫理行動,或者他何時該按此行動,何時該按彼行動」。鑒於責任倫理是實踐的原則,信念倫理為價值的目標,具體到政治領域,韋伯主張政治家應該尊奉責任倫理採取行動,時刻意識到對自己行為後果的責任,並「真正發自內心地感受著這一責任」,而不是僅僅盯住信念之火——「例如反對社會制度不公正的抗議之火」——不讓它熄滅,使其熊熊燃燒。欲把人間建成天堂者,常使之成為地獄。韋伯深諳此理,因此才對信念至上的政治家有著本能的警惕。　　在學理上,韋伯指出了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的本質不同和深刻對立；在政治領域,他突出了責任倫理的優先性,且對信念倫理多有貶損。但在演講即將結束時,韋伯出人意料地提出了兩者的結合,並認為,政治家唯有將兩者結合,才是一個真正的人、一個能夠擔當「政治使命」的人。兩種倫理的結合,其實也可看做三項前提性素質的結合。如何做好這一結合?我向馮克利先生請教。先生告:這種技藝,可能比只講明其一更為困難,因為它是場景的,無通則可尋。　　對政治家而言,具體場景下的、無通則的事情,無疑都是些難度極高的動作。但是,若不可能的事不去追求,可能的事也無法達成。畢竟,不是誰都有資格把手放在歷史舵輪的握柄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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